63岁大爷与保姆同居17年，每月给她转账5860，分手时大爷却冷笑

63岁大爷与保姆同居17年，每月给她转账5860，分手时大爷却冷笑

我叫王建国，今年八十岁整。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坐在养老院的花园里晒太阳，膝盖上盖着一条薄毯。隔壁床的老李头说我命不好，老了没人管。我笑了笑没说话，心里却在想：命好不好，得看跟谁比。

十七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六十三岁，刚从单位退休不到三年，老伴走了两年。日子过得浑浑噩噩，儿子王浩在深圳安了家，一年到头回不来几次。一百二十平的房子里就我一个人，冰箱里永远是剩菜，洗衣机坏了也没人修，衣服堆在盆里能泡三天。

“爸，我给你找个保姆吧。”王浩在电话里说。

我说不用，我还年轻，自己能照顾自己。但王浩不由分说，托老家亲戚介绍了一个人。说是隔壁县的，叫刘梅香，五十一岁，丈夫早年得病去世了，儿子刚考上大学，正缺钱。

刘梅香来的那天，穿着一件碎花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提着一个红色行李袋。她站在门口，先环顾了一圈屋子，然后冲我笑了笑：“王大哥，以后就麻烦你了。”

我让她别叫大哥，叫老王就行。她摇摇头说不行，你是雇主，得叫大哥。

开始的几个月，日子过得相安无事。她做饭洗衣打扫卫生，我下棋遛弯看电视。她话不多，做事也利索，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我每个月给她开两千八的工资，她总是省着花，买菜都要跑三条街去更便宜的菜市场。

转折发生在半年后的一个雨夜。

我那天晚上突发高烧，浑身发抖，烧得意识都不太清楚了。刘梅香听到动静过来看我，伸手一摸我额头，吓了一跳。她二话没说，叫了120，又翻箱倒柜找出医保卡和身份证。在医院急诊室待了一整晚，她忙前忙后办手续、取药、跟医生沟通，等烧退下来已经凌晨四点了。

我醒来的时候，看到她趴在床边睡着了，手里还攥着我的病历本。

从那天起，有些东西就不太一样了。

她开始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不是那种保姆对雇主的关心，而是更私人的、更细致的。我血压高，她每天早晚准时量血压；我喜欢吃面食，她就学着蒸馒头包饺子；我晚上睡不着，她就泡好茶陪我看电视。

有一天晚上，她突然说：“王大哥，我今晚能不能不回去了？”

我当时愣了一下。她的房间在次卧，我的房间在主卧，中间隔着一个客厅。但那天晚上，她说的“回去”，指的是她的房间。

我没有拒绝。

那年我六十四岁，她五十二岁。说出去可能有人会觉得荒唐，但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日子还长，彼此做个伴也没什么不好。她儿子在省城读大学，我儿子在深圳忙事业，两个被家人“剩下”的人凑在一起，好歹能暖和些。

后来我们商量好，工资照发，每月两千八。但她提出一个条件：“王大哥，我儿子大学毕业后要买房，我想每个月多攒点钱。你能不能每个月多给我转三千块钱，就当是——”

她顿了顿，没说下去。

我明白她的意思。就当是同居的费用，或者说，一个不扯证的“老伴”该出的那份。

每月五千八百六十块，加起来。这个数字她算得很清楚，两千八是保姆工资，三千零六十是“陪床费”。我不傻，我知道她为什么精确到六十块——她想让这笔钱看起来像是一笔正经的、有来由的转账，而不是随随便便的施舍。

我答应了。

接下来的十五年，是我们俩最太平的日子。她儿子大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每个环节我都“随”了份子钱，不多不少，每次一万。我儿子偶尔带着老婆孩子回来看我，看到刘梅香在，脸色总是不太好看，但也没说什么。他大概觉得，只要他爸有人照顾，不出事就行，至于花多少钱，那是我的退休金，他管不着。

刘梅香对我也确实不错。我的衣柜里永远有干净衣服，茶几上永远有泡好的茶。冬天她会提前把电热毯打开，夏天会切好西瓜放在冰箱里。我痛风发作的时候，她整宿整宿不睡觉，给我揉脚擦药酒。

我对她也算仁至义尽。她儿子结婚缺十万，我从存款里取出来借给她，她说三年还，后来也没还，我也没再提。她孙子满月，我封了五千的红包。她腿摔伤那次，我每天推着轮椅带她去换药，跑前跑后两个月。

我们像所有普通的老年夫妻一样过日子，只是从来没有领过那张证。

直到三年前，我七十七岁那年，一切开始变味。

先是我的身体出了问题。前列腺增生，加上早年留下的老毛病，腿脚越来越不利索。去年更糟糕，脑梗住了两个月院，出来后人就废了大半，走路要扶墙，说话有时候含混不清，吃饭筷子都拿不稳。

刘梅香的态度，就是在这一年发生变化的。

她开始不耐烦了。我吃饭慢，她会叹气，然后收拾碗筷自己去客厅看电视。我夜里起夜多，她嫌我吵，搬回了次卧。我忘了吃药，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提醒我，而是说一句“药在桌上，你自己吃”就出门买菜去了。

有一次我摔倒在卫生间，喊了她五六声，她在客厅一直没应。后来邻居按门铃她才听到，帮忙把我扶起来。那天晚上我跟她说：“梅香，你以后能不能多注意一下我的动静？我要是摔了没人知道，出事怎么办？”

她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王大哥，我是保姆，不是你的贴身护士。你要是觉得我照顾得不好，可以换人。”

那句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我突然意识到，这十七年来，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以为是老伴，是伴侣，是搭伙过日子的两个人。但她说她是保姆。她用这个词，精确地、冷静地、不留余地地给自己定了位。

保姆。

那五千八百六十块钱，让这个定位变得无可辩驳。

我沉默了三天，想了很多事情。我想起她每个月准时催我转账，从不耽搁一天。我想起她儿子买房、结婚、生子，每一次都要我“表示表示”。我想起她的银行账户、她的存款、她给自己儿子攒下的首付——那些钱里，有多少是我的？

第四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把刘梅香叫到客厅，平静地说：“梅香，这几年谢谢你。但我现在身体不好，需要更专业的护理。我打算去养老院，你也不用再照顾我了。”

她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好，那我这几天收拾收拾就走。”

她走的那天，没有回头。

她不知道的是，在她收拾行李的那个下午，我关着门打了一个电话。打给我早年在厂里关系最好的老伙计，老张头的儿子，是个律师。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给我前保姆转账十七年，这些钱，能不能算工资？能不能通过法律途径要回来一部分？”

他听完我的情况，沉吟了一下：“很难。但如果你说这十七年你们是事实婚姻关系，而她存在转移财产的行为——有证据吗？”

我有。

十七年来，每一笔转账记录我都留着。她儿子买房时从我这里拿走的十万块，我还让她写了借条。她把她名下的存款分批转给她儿子的银行流水，我一个在银行工作的老同事帮忙查过。

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证据：当年她刚来我家不到一年，我带她去办了居住证。后来有一次去社区办手续，我在“与户主关系”一栏鬼使神差地写了“同居”。那张表格的复印件，至今还锁在我书房的抽屉里。

这些证据，能证明我们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同居伴侣关系，而不仅仅是雇佣关系。在这个前提下，她在这十七年间对我财产的安排和处置，尤其是那些明显超出正常保姆报酬的大额转账，就有了另一种解释的可能。

刘梅香走后第三天，我的律师正式向她发出了律师函。

那天下午，我在养老院接到了王浩的电话。他的语气很复杂，有愧疚，有愤怒，还有一点我说不上来的东西。

“爸，我都不知道你这些年——”

“你不知道的事多了。”我打断他。

“但你转给她那些钱，真要打官司，能要回来多少？她早就把钱转给她儿子了，就算赢了官司，她能拿出钱来？”

我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

“我根本不在乎那些钱能不能要回来。”

电话那头安静了。

“浩子，爸今年八十了。我的人生已经快走到头了，没有多少日子了。我最后剩下的，不是钱，是理。我要的就是一个说法，要法庭来判定这十七年她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让所有人知道，她不是保姆，她不是什么受委屈的可怜人。”

王浩在电话那头哭了。

我七十三岁那年，王浩的妈妈——我的前妻，在深圳病重。王浩打电话让我去看看她，我没去。不是我不想，是刘梅香拦着我。她说：“你去看你前妻，你把我当什么？”

我当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现在回过头来看，大概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已经不是自己的主人了。

至于刘梅香会怎么回应这份律师函，我不知道。但那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事情只剩下最后一件。

王浩已经订了后天的机票，要从深圳飞回来。

我挂了他的电话之后，在养老院的卫生间里对着镜子站了很久。镜子里的老头白发苍苍，满脸皱纹，背也驼了。

但我看着自己的眼睛，那双眼睛里还有光。

那是属于王建国的、还没熄灭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