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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和高中时关系最好的两个朋友有一个群,群名叫“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今年距离她们毕业已经过去了11年,但遗憾的是,三人都没能像早先想象的那样,从事“高大上”的职业。
如今勉强和群名搭边的,是她们三个的就业现状:各自迥异,继续挣扎。倒也有点贴合“联合国”多样性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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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某所985高校的李美,学的是新闻传媒专业。毕业前夕,她也和同学们一样,焦头烂额地为找工作而奔波。尽管没上学前,对于做新闻她还有过想象,但真的读书后,便放弃了从事相关行业的想法,而听见张雪峰关于“读新闻,除非家里有矿”的论调时,她更是深以为然。
那时,她便决定,把心思放在“考银行”上。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她考入了一座二线城市的商业银行。当然,她也发现,同班同学毕业后从事新闻专业相关工作的也寥寥无几。
在银行工作几年后,李美跟随彼时的男友,跳槽到了男友所在的某一线城市的一家银行。但没想到,谈婚论嫁前夕,对方还在和前女友藕断丝连。无奈之下,她选择了及时止损。尽管爱情没有了,但好在工作不会背叛她。思前想后,她还是选择继续待在这座城市,总不能为了个渣男连饭碗都不要了。毕竟以资源和收入来说,还是一线城市潜力更大。
而阔别男友后,一转眼,又过去了八年。她也在这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但回头看,当时给了她足够安全感的工作,不知不觉中却变得没有那么“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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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在这家银行的工作经历,以“生娃”为分水岭。
在同龄人中,她算是生孩子比较晚的。28岁结婚,32岁怀孕,33岁生孩子。她所在的移动金融部,部门有5个员工,两男三女。平时加班很多,但部门同事年龄相仿,彼此无直接业绩竞争,工作氛围还算融洽。
李美很有事业心。工作日、周末加班,她从不推脱。下班后,领导和同事遇到问题,总能第一时间通过微信联系到她。除此之外,每位员工还需承担相应KPI。朋友聚会时,提前征得对方的同意后,她总不忘带着银行的理财和信用卡宣传册,前来参加聚会。不管朋友最终有没有支持她的业务,她都会抢着买单,所以大家只是戏称她为“行长”,对她的销售行为有任何不满。
在单位里,情商高的李美也很有人缘。她和直系领导以“姐妹”互称,和几位部门同事,也超越了办公室格子间的距离,成了可以在办公时间外,约饭、约运动的朋友。
不过,在李美被提拔为部门经理后,办公室里的氛围变得微妙了起来。表面看上去一如往常,但她还是捕捉到了一些异常。茶水间的议论声,总会在她到来的瞬间戛然而止。她给原先平起平坐的同事布置任务时,对方会故意拖延。有时,她也会和不经意间投向她的眼神相遇,细看起来,那些眼神里总带着玩味和隐秘的不满。而有次一起吃饭时,另一位同事不小心说漏嘴,提到他们有个没有她的小群更是让她有点不适。
面对这些变化,李美当然很在意。但她知道,要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这都是必经之路。为了能在“当打之年”,继续往上爬,她和老公达成了一致,30岁以后再考虑生娃的问题。
但没想,等真正开始备孕后,她才发现,怀孕这件事,可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般轻松。辛苦备孕两年后,她才终于成功受孕。而考虑到产后复出后的工作发展,孕期的她也比之前更努力。比如,孕检都预约在周末,该加班时加班,绝不掉链子。就连孕后期双腿水肿、耻骨疼,她也没动过提前休产假的念头。
休产假时,李美也是手机不离手,只要收到工作信息,她都会第一时间解答。但就在她即将返回岗位的前夕,那个以往将她称为“妹妹”的女领导来电话了。“李美啊,复工后你先去某某中心办公,这算是给产后妈妈的特殊福利。那里朝九晚五,很适合你们这些还要照顾幼儿的妈妈。”
李美的心瞬间沉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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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领导所说,新岗位比起行里来说,的确要清闲不少。但工资待遇远远不如之前,也有被边缘化的趋向,她去本部的机会,除了隔段时间去参加一趟培训之外,和其他员工再没更多交集。她急于返回本部,但打听了一番后才知道,在下一位生育完的女同事接替她之前,几乎没有回岗的可能。
几天前,李美看到一段鲁豫采访苏芒的视频切片。苏芒说她提前半个月返回职场后,发现自己连工位都没有了。她被安排在办公室门口一张大家吃盒饭的桌子上办公,一坐就是一周。后来她才通过实力慢慢逆袭。但李美听完并没得到多少安慰。孩子一岁多了,她还在这个中心,与各个银行的外派员工联合办公。
而她原先的部门职位,早已被同期的一位男性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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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知名的教育改革实践家藤原和博在《35岁不焦虑手册》中写道:“在你20多岁的时候,当你决定要做一件事,你必须全身心投入。这是一个学习技能的独特时期。30多岁,是个迷茫的好时机——你在20多岁时通过努力工作获得了某些技能。现在,你要用它做什么?30多岁是认真思考的时候了。”
与毕业后就一心扑在金融业上的李美不同,群里的粟子无论在20岁还是30岁,一直处于迷茫期。她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就业市场上,往好的一面说,算是万金油,不好的一面是,也可以说没有核心专长。
粟子本身对文学没有多大兴趣,但父母多方打听后,认定这个专业在考编市场上极具优势。所以硬是安排她报了该专业。但毕业后的粟子年轻气盛,不想走被父母再安排规划的路,因此她毅然留在了北京,过上了父母口中“流浪汉”生活。
粟子的起点是一家传统企业,她的岗位是行政助理。和她的专业一样,这个岗位的要求也是没有特定专长,但要面面俱到。日常要处理文件、考勤、团建、财务报销等各类琐事,薪资不及技术岗位,工作量却一点不少。
一年多后,随着短视频时代的到来,27岁的粟子也果断辞职,去了一家互联网大厂。比起宽敞舒适的工区、免费三餐零食、远高于前一家公司的待遇,最让她在意的,是这家大厂的名头足够体面。这次对父母提起自己的公司时,他们终于不再是一脸的茫然和怀疑了。他们对亲戚朋友提起“我那个北京的闺女”时,也不再感到尴尬和不安了。
“这次你可得好好干下去,不能再胡乱折腾了。现在也算安定下来了,得开始考虑找对象的事了。”父母的人生是完全按照社会时钟来走每一步的,他们也要求粟子,复刻自己安稳的人生轨迹。
可父母不知道的是,大厂绝不是用来休养生息的地方。入职当天,粟子就接手了具体工作,第一周几乎天天加班。她工作踏实,但不够八面玲珑。带她的领导有时会装出一脸诧异地说:“你真的有过工作经验吗?带你比带实习生还难。”她不知该如何回复,只能连连道歉。
三年多过去了,粟子依然只是一位普通员工。而临近30时,她的工作也没有大起色,生活上也是,没有北京户口,也没有遇到合适的伴侣,加之工作压力又大,年龄渐长,她的焦虑也与日俱增。有天深夜加完班后,她站在公司玻璃窗前俯身向外看去,脚下的城市灯火通明,昼夜界限早已模糊。看着看着,她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在不久后的公司体检中,粟子被检查出了甲状腺问题。她觉得自己不只有身体问题,心理也出现了异常。公司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室,承诺对来访者的信息绝对保密,但她还是选择去了一家三甲医院,被确诊为轻度抑郁。
粟子想起了当初给自己计划的退路。如果无法在北京扎根,就回老家考编。她无数次预想过,自己以大龄未婚的状态,向父母坦白真实处境的画面。“你吃什么苦了,就抑郁了?要想我们当年……再看看你王阿姨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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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子最终还是回了老家。不过,和她想象中的方式完全不同。父亲没有再唠叨她一句,母亲因为突发心梗抢救无效走了之后,父亲就陷入了漫长的沉默。得知粟子打算辞职回家后,父亲也没有过多表示。她开始专心备考,国考、省考、事业编考试,一个不落地全部参加。最好的成绩是以笔试第五的身份进入面试,最终又名落孙山。
早些年工作积攒的钱从五位数减到了四位数时,粟子再次陷入了焦虑。她决定去找一份零工,边打工边复习。好消息是,在最近的一次事业单位考试中,她以笔试第一的成绩进入了面试。但接下来的路依旧全是变数——单位只招1个人,她和第二名仅差1.5分。如果这次再无法成功上岸,即将迈入36岁的她,就会超出大部分岗位的年龄限制,失去考试资格。
粟子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亲朋好友了。35岁的无业未婚女性,在她所在的小县城里,绝对算得上“另类”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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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李美和粟子分享到群里的困境,刚过完36岁生日的自由职业者贝贝,更是有点不知从何安慰。
原本,她是三个人中过得最顺风顺水的那个。研究生毕业后,她就到大学任职。2015年正值高校编制改革关键期,国内多所高校新进教职工不再核定事业编制,统一实行企业化聘用合同制。尽管如此,应聘的难度依旧很高。
贝贝专业是小语种,同时雅思成绩6分,有海外留学经历。也许是双语背景为她加了分,让她最终在十进三的面试考核中成功脱颖而出。
贝贝的岗位是教学秘书,从日常的排课,到学期中、学期末的考务,还有学籍管理等,凡是和学生学业有关的事,都要负责。工作虽然繁杂,但贝贝认真负责,几乎从来没有出过纰漏。她的感情也很顺利,和大学同学一路并肩走入了婚姻,婚后感情一直不错,又顺理成章地怀孕生子。婆婆一直帮他们把孩子带到幼儿园,才回老家继续帮丈夫弟弟带孩子。
贝贝原以为,即便没有老人帮衬,她和老公也能应付得了。没想到,首先是孩子的接送就成了难题。她的办公室与幼儿园虽然不远,但每次往返就要耗费半小时,孩子也无法在办公室安分待着,导致她的工作总是没法继续完成。而刚上小班的孩子又三天两头地生病,也让她不知如何是好。
想让丈夫搭把手,但丈夫的工作比贝贝更忙,天天加班,出差不断。很多时候,她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忙孩子的事。时间长了,领导也不情愿了。她从原先的“年度优秀职工”逐渐沦落为垫底职工。
“当了妈妈更要努力呀,得为孩子做榜样。”贝贝的男领导时常恨铁不成钢地激励她。他40多岁了,不用管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他很费解,贝贝为什么总是平衡不好事业和家庭。
和丈夫商量了很久后,贝贝决定辞职去照顾孩子。她一边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接一些翻译工作,一边捡起了当年的文学爱好。在周边人的眼里,她告别了“牛马”生涯,过上了养花带娃顺手赚钱的理想生活。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现实有多么骨感。近年来,翻译行业受到AI的巨大冲击,单子变少了、要求提高了、薪酬变低了。而新手写文章投稿的收入,更是无法和旱涝保收的高校工资相提并论。她在网上不停搜索在家也能做的兼职,但很快便发现,大多都是些引流帖,先让人付费报班学习。而到了不得不向丈夫伸手要钱的时候,还不待他说什么,她便像为自己解释似地碎碎念:“孩子幼儿园学费700多,买菜买肉花了500多,还有……”
自由职业者像是一件玫瑰色的外衣,里面是贝贝在做好全职宝妈之余,试图不放弃自己社会身份的努力。孩子班级还有几位全职宝妈,大家一起攀谈时,贝贝则会刻意不提自己的业余创业,生怕遭到当前最主要线下社交圈的排斥。
其实刚辞职时,贝贝曾和原单位的同事们聚过几次餐。起初她还饶有兴趣地听着大家谈工作的事,慢慢地,她开始兴味索然,加上自己现在是无业人员,总要被热心地关切一番。眼看着彼此间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她便自觉退出了这个圈子。
她感受到了一种奇特的孤立无援:在妈妈圈子里,她有事业是异类,而在过去的同事圈里,无业是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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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36岁生日时,贝贝破例把“事业发展”的愿望放到了第一位。那天,婆婆也给她发了个红包,还祝福她“早日生二胎”。她收下了红包,但自动忽略了祝福。
“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约。”贝贝读王小波的书时,将这段书摘发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群里。
正在读《庄子》的李美回复:“得不到乐趣也没关系,工作本无用,凡人自扰之。”
粟子已经很久没回复过了,她报了线下面试辅导班,正在全力做最后的冲刺。
▲应受访者要求,文内人物为化名
▲本文系投稿作品▲
撰文 | 晓萧
编辑 | 汤加
图片| 影视剧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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