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阿嬷”的沉默，那是几代海外华人的“移居”之痛

编者按：

最近你大概已经被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刷屏了。一封封泛黄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守望，也揭开了华人下南洋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感动之余，你是否也困惑：阿嬷那一代人“为什么走”“为什么留”“为什么回不去”？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正好可以回答电影留下的问题——海外华人研究的奠基人之一王赓武教授的名作 《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 。王赓武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曾任香港大学校长，他出身马来亚华人家庭，一生追问“华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书中，王教授指出，早期的海外华人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移民”，而是一种特殊的“移居者”（Sojourner）。他们“被土地束缚”，出海只是权宜之计，灵魂深处仍信奉“父母在，不远游”。读过这本书，你或许会明白阿嬷那一代人“落叶归根”与“客居”心态的历史根源。

“出海”曾经被视为一种“罪”

在我们的想象中，出海闯荡是豪情万丈的。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对于中国人来说，离开故土往往不是荣耀，而是流亡。

移居一词起源于中国，可以说伴随着华人移民的经历发展演变。华人用一套规范来解释和理解移居的含义，它们基于从国内环境中推导出的原则。当我们在近现代语境下以之检验向外移民的现象，描述海外华人的所作所为时，这些规范同现代民族国家的“移民”的概念全然不同。这不仅是个术语问题。在历史上，中国人对向内移民(immigration)和向外移民(emigration)这类观念漠不关心。贯穿历史始终的是，总有外国人暂住中国。如果他们住得够久，定居下来，其本人和社区最终便会汉化。早年间，为数不多的华人移居者也理应如此，但是在近现代之前，实际上却寥寥无几，所以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现象。

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政府甚至否认存在任何向外移民。在那之后清廷注意到，从10世纪以来，就有数量不多、各不相同的人离开中国，从16世纪后期开始，人数已经在增加，到19世纪，远走他乡者汇聚成名副其实的人潮，因此政府必须考虑如何解释这现象，并着手应对。由于诸多限制，妇女儿童流动不易，移民绝大多数是男人。直到那时，用来形容这些男人的用语，大多强调他们是流浪汉、逃犯和强盗，或者说他们不过是移居者、客居人、访客，只是暂居异邦。因此官方文献对他们少有记载。无论如何，从15世纪70年代到1893年，针对离开本国的中国人，帝国法律的惩戒条款一目了然。如果官府没有批准他们离境的理由，当他们返国时会被当成罪犯，受到处罚。

在19世纪末，清廷终于意识到，居住国外并非叛国，也不是犯罪。那些在异国他乡功成名就的华人，实际上是帝国的财富。清朝官员们喜欢强调海外华人的财富和专业技能，作为改变政策的理由。但是在争论的同时，他们并没有否定正统儒学对移民海外的看法。这种看法适用于第一章中所讨论的，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对数个世纪的移民做出的评价：在宋朝(10世纪以来)之后，渡过南中国海前往海外港口的华人，不应该去国不返。如果他们是孝顺恋家的好子孙，就会心心念念盘算返回故国。因此即使他们身在异国，却仍旧是华人。如果他们终身寓居他国，在当地结婚成家，去世时也未能落叶归根，绝大多数也会尽量设法确保子孙后代仍旧认为自己是华人。

这种规范化的说法，显然代表一种来自上层的表述，基于士绅的观点，描述理想的模式。在当时，存在着足够的证据，表明这种模式并不总是贴切，且常常言过其实。在华人自己的叙述中，便提到个人与其他华人隔绝的案例，他们全部是男性，因为没有家庭相伴，也没有社区支持，便被当地人同化。其他材料则记载说，有很多人获得了财富和权力，实现了出人头地。这往往意味着他们娶当地女性为妻，有意识地背弃华人传统，完全认同他们选择定居的港口城市或是王国的利益。他们背离了中国好臣民应有的生活，这并不让人惊讶，但是在他们国内父老的眼中，却仍然令人遗憾。

一个词拯救了千万人的身份

1893年，一道禁令废除了，一个词诞生了。这个词叫“华侨”。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的改变，它是阿嬷那一代人从“流浪汉”变成“座上宾”的关键转折。

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加入了“国际大家庭”后，清朝官员开始讨论，是时候关注被征募的苦力了，他们在遥远地方的恶劣环境下做工；同时也是时候对生活在外国统治下的华人命运表示关心了。尤其当朝廷发现，主要在爪哇和马来群岛的其他地区，明确存在的华人社区，已经延续了超过两个世纪之久。官员们意识到，应该对这些英勇的社区给予官方认可。通过同欧洲列强签订的条约，那些位高权重的朝臣们已经了解到，欧洲人是如何重视保护自己的海外侨民。在准备设立领事馆这类代表帝国的驻外机构时，官员们建议，在中国的事务规划中，应给予海外华人值得尊敬的地位。在19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官员理直气壮地阐明了这一点，1893年禁止出国的律令最终废止了。所有人都明白，自从18世纪以来，禁令是如何形同虚设，如何被屡屡修正并重新解释，在19世纪的两次中英战争之后，假装将禁令仍旧视作律法是如何自欺欺人，要在南方沿海的国人中实施这些禁令，是如何不现实。

当然，终止海禁主要是取消了一个已不再存在的象征物。但是却没有改变支持海禁法的观念，没有对海外华人进行重新诠释，将他们视为现代移民，而非长期以来的寓居者。相反地，民众庆祝解除禁令，呼吁承认海外华人在过去和现在所作的贡献，提高他们在官方眼中的地位，鼓励他们不仅认同自己在沿海省份的故乡，更进一步认同中国和中华文明。为表达类似诉求，需要为这些人提供一个普遍性的称谓。一方面，用于取代以前那些使用了数个世纪之久、不太恭敬的名称。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这些人中激发出一种统一的身份认同意识，他们一直用自己的故乡省份或是县来区分彼此，或是被称为华商、华工和苦力。这类称谓也是一种赞许，表达中国文化希望良民所具有的精神。

于是逐渐形成了对这些中国人的新称谓——华侨，即华人移居者。“侨”(暂时居住)这个概念词源古老高贵。4—6世纪，在中国历史上称为南北朝，或是大分裂时期，用“侨”这个字对那些来自北方的士绅家族给予官方承认。由于外敌入侵，这些家族被迫跟随晋朝南迁，他们背井离乡，迁到南京和长江以南其他地方。此后这个词仍旧高雅，在辞赋中用于反映官绅文人们常常需要背井离乡，不定期地远走他地这一事实。这个词从来不被用来描述寻常的离家缘由，比如养家糊口、经商、发财或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居住地而移居他乡。与此相反，它具有一种意味，指去做必须做的事情，履行一种责任，强调高贵而有尊严的行为，利人亦利己。

清朝官员们用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海外华人的成就。即使当西方称霸这片海域的报告不断传到朝廷，也没有动摇被土地束缚的思维方式，仍旧否认海外华人的合法性。在整个18世纪，福建和广东省的官员们记载了省内不同方言群体(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和海南话)从事的一系列活动。这个时期撰写的一些著作也提到这些百姓的作为，其中包括17世纪的重要著作，即张燮所著《东西洋考》,以及陈伦炯在18世纪所著、材料同样丰富的《海国闻见录》。其他还有王大海著《海岛逸志》和谢清高著《海录》。谢清高在18世纪末游历海外，但是到19世纪初才将见闻付诸文字。这些著作表明，越来越多的华人涉足东南亚贸易，这些人往往同当地官府或是欧洲贸易公司合作，仰仗他们的支持庇护。类似叙事证明了很多移居华人社区的重要性，它们位于会安(Faifo,今天的HoiAn,越南中部)和泰国大城府(Ayutthaya)后来也在曼谷、大泥以及马来半岛的地峡，西属菲律宾的马尼拉和其他岛上出现。在巴达维亚、马六甲和马来群岛上荷兰人控制的地区也有。但是直到19世纪下半叶，当中华帝国遭到欧洲列强的数次致命打击之后，才为这些海外华人以及他们的不幸和成就发明了一个名称。

传统上的移居成为同中国通商的条件，由于东南亚各国政权的支持而延续下来。但这也是一种思想状态，一种不完整的论断，即认为移居者最终认同中国。尽管这一发展姗姗来迟，却终于被承认移居有利于国家，是对中国的另一类忠诚。官方的认可在移居者中大受欢迎，很久以来他们的移居生活无人听闻，甚至没有名称用以描述。之所以对移居现象予以明确承认，原因在于对民族意识的挑战，需要呼吁一种新的爱国主义来帮助积贫积弱的中国奋起自卫，抵制咄咄逼人的西方。所以创造了华侨这个词，用来描述移居的经历。这个词并没有创造移居的事实，不过是用一个文雅高尚的词汇来形容这种现象，便使逗留他乡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新的目的性，使移居变成20世纪的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

移居这一客观事实，可以代表中国人进行实验性移民的一种方法。对移居的主观信奉，却正描绘出中国人对故土魂牵梦绕的程度。

没有女人的土地，只有“暂居”的男人

早期的南洋，是一个“男人的世界”。正是因为没有家眷，他们才只能是“移居者”（Sojourner），而不是“移民”（Immigrant）。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存在三种移居形式。在第一阶段，整个社区全部为男性；在第二阶段，所有那些在当地娶妻生子的男人们聚在一起，建起家庭社区；在第三阶段，当新的男性移民到来，他们娶当地女性为妻，融入社区，带来新鲜的中国观念，提醒所有人移居的规范。这与同一时期向各国移民的犹太人的做法截然不同，也与在美洲以及后来在澳大利西亚(Australasia)定居的西欧殖民者们不同。

最重要的是第一种形式。移居者全部是成年男性，大部分将妻子儿女留在国内。不允许女人离家远行，是由于官方禁令，使得全家人不可能一同离开中国。对于那些决定居留海外，建立华人社区的男子们，他们使用的主要策略是信奉民间宗教。在东南亚各地盛行的一种例行办法，是为群体共同信奉的神明设立第一个(通常为道教)香案。这有助于加强社会联系，增进信心。第二步是着手建立诸如三合会一类非宗教防御组织，然后修建同中国沿海著名寺庙有关的庙宇，祭拜佛教和其他道教神祇。最终，成长中的社区建立了较大的社会组织，当地政府愿意予以承认。虽然各地存在微小的差异，但是男性社区需要这样的开端，以便开创他们的事业，支持范围不断扩展的各种活动，进而从祖国的家庭和村庄招募增援力量，便形成了从国内连锁移民的现象。这成为移居者最初的行动惯例，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期。到1893年，当禁止出国的律令最终废除，男人们在20世纪初可以将家眷带去团聚之后，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

无论如何，在1893年之前，停留在这些初创阶段组织中超过一代的人相对较少。大多数男人最终要么返回故乡，要么迎娶当地土著。于是那些留在海外，娶当地人为妻的男人们开创了第二阶段的移居模式——家庭社区。经典例证是爪哇和马六甲的“帕拉纳坎”(peranakan)或“峇峇”(baba)人社区，即土生华人社区，它们在18世纪崛起，成为马来语世界的华人聚居主要模式。男人们(其中很多在国内已经娶妻)生下子嗣，他们希望自己的男性后裔能够保持对于社会和商业利益至关重要的中式美德，便建起这类社区。由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们的方法是延续宗教信仰和其他社会风俗，主要是同出生、嫁娶、死亡和最著名节庆相关的一切活动。然而，也要求男孩学习基本的中国语言，尤其是父辈的方言口语，以便在日益增长的对华贸易中维系重要的联系环节。这促使男人们不时返回故里，于是便为他们维持一种或多或少中国式的生活及加强移居传统，提供了关键因素。因此，要始终做中国人，便需要保持同中国的联系。那些在国内有家眷的男人，可能也将儿子接出来帮忙，甚至可能最终将海外生意交到他们手上。这些子嗣在离开中国前已经学会读写中文，对于保持当地家庭成员同中国的文化联系来说，他们也大有用武之地。

第三种形式取决于来自中国的男性新移民，仅仅发生在当地政权——不论土著还是欧洲人——允许持续移民的地区。直到18世纪，这类人的数目不大。新移民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年长的中国男人们需要他们打理生意，其中一些也为“帕拉纳坎”或是混血女儿提供了候选的夫婿。他们也是活生生的证物，提醒人们在中国发展变迁的社会宗教实践，传播交流一种意识，指明必须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应该如何行事。在移居生活中，他们帮助社区抵制同化的压力。但是直到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叶，当中国南方的经济形势开始恶化，而东南亚的状况大为改观之前，不能指望新客(或者sinkeh)持续定期来临。在此之后，对于日益基于华人血统而建立的社区来说，新客影响很大。其后的努力包括确保在一定程度上正式学习中国传统，以及加强华人自豪感——这个过程被描述为再度中国化(re-sinicization)。

本文节选自《海外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追寻自我》（王赓武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第二章《华人移居的方式》，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新书预告

（以最终出版为准）

《孝道之后：文化中国与新加坡华人的传统节日》

关于作者

蔡志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硕士、东京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的节庆与民众信仰、现代中国的家庭与家族、中国商业史、东南亚华人社会及人类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打醮：香港的节日与地域社会》等。

关于本书

海外华人和祖国、家乡的研究经常强调汇款和投资等经济联系或宗族建构和慈善活动等社会联系如何在大的环境脉络下的建立或割裂。这些研究也时常延伸到“中国性”(Chineseness)的议题。他们强调文化认同是通过特定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实践和展演而强化。本书希望进一步的提出传统中国文化，尤其是那些在华人小区里无间断地庆祝的小区节日，不仅可以用以建立华人身份认同、建立与祖籍故乡的联系；而且这些节日是一种文化工具，让海外华人在在地化过程中，建立“显要的他者”的身份。“中华文化”是一种生存策略，一方面考验地方当局对异文化的容忍度，另一方面通过标准化的仪式消融海外华人方言群之间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