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寺方丈出任少林住持：一个种地的僧人，能撑起这座千年古刹吗

释印乐法师接任少林寺住持的消息公布后，白马寺一位负责种地的僧人接受了电话采访。他说自己那天并没有太意外，“方丈平时就管着200亩地”。

洛阳白马寺位于洛阳老城以东12公里处。寺内西侧有一片僧寮，住着印乐法师，他的房间陈设简单，没有字画，没有纪念品，墙上也没挂锦旗。

他每周至少下地三次。从寺里到麦田，走路十分钟，他从不绕路，抄最近的小道穿过去。

2024年夏收，印乐扛着80多斤一袋的麦子入库，当天他扛了十多袋，晚上腰疼得厉害。

次年5月，有游客在寺院西墙外的田埂上拍到印乐。他穿着灰色僧衣，草帽扣在头上，正蹲在地边拔草。

游客描述，他是“自己搬了把木椅坐到田埂上”，歇了一会儿继续下地。

白马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距今将近两千年，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营造的第一座寺院，也是中国佛寺的祖庭。印乐在这里当了20年方丈，做了两件事：种地，和拒绝商业化。

印乐1966年7月出生在河南桐柏县一个农民家庭，俗名尹清全。

1982年，他16岁时在桐柏山象鼻子礼海勃法师剃度出家。剃度那天，海勃法师赠了他一把锄头，说了一句话：“修行不在经卷里，在汗水中。”

印乐后来极少提起这段往事，但据说那把锄头他用了很多年。

出家一年后，印乐赴南京栖霞寺受具足戒，随后进入中国佛学院栖霞寺僧伽培训班学习。1986年，他考入中国佛学院，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接受现代僧伽教育的僧人之一。

1990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河南省佛教协会工作，历任副秘书长、副会长。

在省佛协的几年里，他协助落实宗教政策，做基层调研，也做佛教徒的思想工作。

这段经历让他对寺庙管理有了系统性的了解。

用他的话说，“当时正是拨乱反正，落实党和国家宗教政策之关键时期”，他在基层调研中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印乐的身世不算稀奇，1966年河南桐柏，农村，穷。

那一代农村孩子的出路不多。他的父母都是农民，母亲常年扎着一条旧围裙，手上总有洗不掉的泥。

印乐后来很少公开谈及家庭，只在一次极少见的媒体采访中提过一句：“小时候家里穷，父母很辛苦。”

可正是这个穷出身的和尚，后来在中国佛学院读了四年书，又赴斯里兰卡深造。

在当时出家人大多靠口传心授修行的年代，他拿到了学院派的学历，也见到了国外佛教的不同形态。

他在河南省佛协工作多年，从副秘书长一直做到副会长。

2003年10月，受省佛协委派，印乐到白马寺主持工作。

那时候白马寺刚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方丈缺位。

印乐去的时候，寺院建筑需要修缮，僧团风纪需要整饬，很多事等着他。

两年后的2005年11月1日，白马寺举行方丈升座庆典法会，印乐正式荣膺方丈。

这之后的20年，他几乎没离开过洛阳。

白马寺方丈印乐法师接任少林住持的消息，在寺庙内部流传已久。

2025年7月29日，少林寺管理处正式发布情况通报，依据《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办法》，经少林寺两序大众民主评议赞成，并履行有关程序，礼请印乐法师任少林寺住持。

请外寺方丈兼任名寺主持，在汉传佛教寺院极其少见，也能看出印乐的分量非同一般。

这时距离前任住持释永信被查，只过去两天。

更早的两天前，7月27日，少林寺管理处通报：

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项目资金和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

一天后，中国佛教协会注销了释永信的戒牒。

一场风暴已经落地。印乐在风暴的第二日被推向台前。

印乐和释永信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释永信行走在聚光灯下，有过豪车，住过宽大的方丈室，接待过各国政要和企业主，把少林品牌做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版图。

印乐几乎没有开通任何社交账号，也很少主动接受媒体采访。

他不是拒绝面对公众，他只是没有把“公开表达”这件事放在心上。

社交平台上关于印乐的影像，几乎全是游客偶然拍下的。

最出圈的一张是2024年他被拍到驾驶挖掘机挖土，画面里他坐在驾驶座上，灰色的僧衣外面套了一件橙色马甲，操作颇为熟练。

游客把照片发到网上，配文是“这位方丈不一般”。

还有一张更早的照片拍于麦收时节，印乐戴着草帽在田里收麦子，僧人围在四周，远处是白马寺的山门。网友评价他“像个农民多过像个方丈”。

对于这些评价，印乐大概不会在意。他自己说过：“白马寺种了200亩麦子，6月初我们全部收割完了。今年大丰收，又收了20万斤。”

我查了当年的采访记录。印乐说这话时，正盘腿打坐在椅子上，乐呵呵地，像一个刚收完庄稼的老农。

白马寺种地的传统不是印乐起的头，“农禅并重”在汉传佛教中有着深厚根基，可真正把它当成硬规矩去执行的，在当代名寺中并不多见。唐代怀海禅师制定的《百丈清规》中有一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句话被印乐刻在了心里。

印乐认为，僧人不能只念经不干活。白马寺的200亩耕地由僧众轮流耕作，麦子、黄豆、蔬菜都种。农忙时节，全寺上阵，从方丈到沙弥，每人都有自己的分工。收割、晾晒、入库，一步不落。

每年收豆子时，寺里会给周边村民和游客免费发放。一位白马寺村长大的村民王女士说：“寺院里面有一片空地，印乐方丈带着弟子们亲自耕作，每年收豆子的时候都会免费给村民、游客发放，我自己也领到过。”

另一位村民何女士补充说，腊八节时寺院免费发粥，“是印乐方丈亲自盛的”。

游客也听说寺里有“免费领茶水”的环节。因为寺内商业化程度低，没有店铺卖水和食物，寺里专门开了一个免费茶舍供游客纳凉喝茶，人多时需要排队。

有一位商人曾找上门，想高价收购白马寺自产的黄豆，印乐拒绝了。 他把那些黄豆送去了附近的敬老院和孤儿院。

搞这些事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费人。印乐做这些事，不是图名声，他只是在执行一个朴素的想法：寺庙的粮食该给人吃，不该拿去赚钱。

这件事听起来没什么，可在国内名寺纷纷把“素斋”“佛茶”“法物流通”做成生意的这个时代，白马寺的做法就显得很“不入流”。

曾有游客游览白马寺后感叹：“除了门票，寺里一瓶水也买不到。”

这句话传到印乐耳朵里，他很满足。他曾说，能听到游客那句“白马寺才像个寺庙样”的简单评语，便已足够快乐，足够心安。

想象一下，一个把“寺里买不到一瓶水”当作成就的方丈，和把“少林寺”做成了一个国际品牌的方丈，坐在一起聊佛教的未来，那个画面会是怎样？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至少可以推断：这两种人对佛教的理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印乐对待佛教的态度，从他对待商业化的态度里可以看得最清楚。

2006年，他刚当上方丈不久，有媒体问他白马寺会不会注册商业商标，他明确表示：“白马寺到现在还没有申请一个商标，也没有申请的打算。”

他后来在全国两会上提交过一份提案，建议国家商标局杜绝对佛教名寺的各种类型的商标注册。

他在提案里写道：

佛教名称、名号、知名寺院名称不断被人作为商标注册，不但侵犯佛教的知识产权，而且有些商标对佛教声誉造成亵渎和不敬，损坏了佛教的庄严、神圣与清净。

不过，“白马寺”曾被注册为商标，先后有15家机构抢注。

面对这些，印乐的选择是不注册、不反击、不跟风。他不去告那些抢注者，也不去学少林寺那样把自己的品牌保护起来。他只做一件事：把自己的寺庙管好。

2003年到2005年，印乐用了两年时间让白马寺重新运转起来。他主持修缮了古建筑，整顿了僧团戒律，把香火钱和功德箱全部纳入了透明管理。他还引入数字化系统管理寺院财务，这在当时的佛教界是相当大胆的举动。

在僧人培养上，他定了一个规矩：每周一、三、五集中学习，每月都请高校专家教授来讲课，内容涵盖佛教宗派知识、文学、历史等。河南科技大学的教授常被请到寺里，给僧人讲那些在一般寺庙里很少被系统讲授的内容。

他说：“很多寺院成了风景区，僧人要服务游客、来访的佛教徒和贵宾，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每天有那么多时间学习。”

他不想让白马寺变成那样。

印乐的佛学修为和外交能力也得到了认可。

2013年，由于在中泰、中缅佛教交流中的突出贡献，他被授予泰国摩诃朱拉隆功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和缅甸政府年度宗教勋章。

他还曾27次出访海外，足迹遍布五大洲，在新加坡促成当地佛教团体与河南省慈善总会合作，设立“中原助学基金”，十年间资助河南贫困学生135名，累计31.8万元。

印乐有一个独特的两重身份：他既是临济宗第四十五代、曹洞宗第五十二代传人，也是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这身份不多见，一种代表传承，一种代表参与，两种角色在他身上并行不悖。

白马寺的僧人对印乐的看法，其实就一个意思：他不说废话，只管做事。

一位曾随他下田的僧人回忆：“方丈下地不会提前通知，锄头拿起来就走。我们跟在后面，有时候都撵不上他。”

一个方丈亲自下地、开挖掘机、扛80斤麦子，你在其他寺庙很难见到。

不是其他方丈不勤劳，而是因为方丈这个位置本身就承载了太多行政性事务——接待、开会、签字、应酬——这些事会把一个人牢牢摁在办公室椅子上。

但印乐显然找到了另一种平衡方式：把开会的时间压到最少，把下地的时间留到最多。

印乐有两个身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他当过全国政协委员，后来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这两个政治身份意味着他每年要到北京开会，要开会前调研、写建议、审议报告。他的建议没什么出格的，也不怎么高调，内容集中在寺庙知识产权保护之类的事务性议题上。他是一位履职合格的委员和代表，但没有变成电视上的“明星代表”。

然而，当印乐站在少林寺山门前时，他面对的不再是游客常说的“清净古刹”，而是一座被商业浪潮冲刷了三十年的禅宗祖庭。

少林寺商业化最直接的表现，是寺里那些明码标价的收费项目。

“平安香”“全家福香”，每套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 游客一进寺门就被推销，扫码付款，点香许愿，流程标准化得像一个旅游景点。还有举着二维码收钱的“武僧”，游客拍照就要扫码；方丈室常年接待外宾、明星、企业家，偶尔传出合影收费的风声。

印乐接任少林住持后，这些变化几乎是肉眼可见的。

媒体实地探访发现，“平安香”等高价收费项目已不见踪影，带二维码的武僧消失了，以前需要扫码获取的少林寺资料如今随处可取，方丈室被铁皮围住，不再对外开放。

有游客在少林寺附近闲逛时无意中发现，往年挤满商铺的天王殿前两侧空地被清理干净，摊位已撤。

一位当地导游向走访的记者描述：“两三天内全变了样，像换了一个朝代。”

印乐到少林寺的入职演讲没有被媒体记录，少林寺管理处发布的通报只有一句话：

礼请印乐法师任少林寺住持。

没有记者会，没有合影，没有铺红地毯。他走进山门的样子，没人拍下来。

但他在白马寺推行的“五条规矩”很快在网上流传：关停商业演出，禁止高价开光，清理寺院商铺，推行农耕自养，改革收入分配。

网上还流传更细的版本：清晨诵经，早上耕田，下午修行，手机由库房统一保管，禁止娱乐活动。更猛的传闻是，有30多名僧人因此离开了少林寺。

虽无正规媒体报道，“少林寺离职潮”却登上了热搜。网友调侃出那句流传甚广的梗：“假和尚遇上真方丈”。不过后来少林官方辟谣此传闻不属实。

如果把印乐的白马寺和释永信的少林寺放在一起看，反差感立刻浮现。

一方是“寺里一瓶水也买不到”，一方是“少林寺”三个字值多少钱很难估算。

释永信任上把少林功夫推向了世界，做了无数的商业授权、演出、影视合作。

印乐则关停了白马寺武僧团的商业演出，要求僧众回归禅堂和农田。

两座千年古刹，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

白马寺以苦行持戒著称，僧众自耕自食，被誉为“中原第一清修样板”。少林寺则以禅武和商业化闻名，在1999年释永信升任方丈后迅速扩张。

释永信的扩张有一个关键节点：1999年。

那一年他升任第三十代方丈，立了一座纪念碑。

二十多年后，释永信落马，碑已不见，石板路面只留下几处坑洼。

印乐上任的使命很简单，但也极难：把少林寺变回一座寺庙。

问题是，少林寺每年数百万游客的期待是什么？是看到武僧表演，是买到少林寺纪念品，是看一场功夫秀，还是找一个能安静上香的地方？

印乐的答案显然倾向于后者。

他的问题不在少林寺，而在整个中国寺庙的发展方向。

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姚树洁在《联合早报》的分析中提出一个看法：官方启动调查释永信一案，不仅是惩戒个人，可能也会研究中国寺庙的经营问题。寺庙日常运转需要资金，收取门票、香油钱用于修缮设施无可厚非，但资金来源应该非营利，关键在于财务透明。

印乐在白马寺交出了一个样本：财务透明、农耕自养、商业为零。可他很快就要面对下一个棘手的问题：

这套“白马寺模式”，能不能塞进少林寺这具庞大的躯体里？

两座寺的体量完全不同。白马寺是“祖庭”，但游客量和影响力远不及少林寺；少林寺是“禅宗祖庭”也是“武术圣地”，每年数百万游客，要养活数百僧人，还要维持庞大建筑群的修缮费用。不收商业赞助，不搞演出，不打品牌授权，少林寺怎么活？

印乐没在公开场合谈过少林寺的财务方案。或许他有自己的打算，或许他觉得先把商业清理干净再考虑钱的事。

但一个事实是：2025年，中国现存的3.26万座寺庙中，据佛教协会2020年底的数据，有两成以上已不同程度商业化。一座寺庙完全不碰商业，在这个时代反而像是一种异类。

从一个白马寺方丈的角度看，商业不算大问题，商业腐蚀僧格才是。他拒绝商业化不是为了省钱，是为了不让僧人变味。他在白马寺的20年里，僧人每天早起诵经、种地、学习，寺里没有小卖部，没有功德箱扫码，没有大师开光收费。那些在别的寺庙里让香客避之不及的商业套路，在白马寺一概没有。

问题来了：这种做法能撑多久？

短期可以，长期呢？

白马寺有200亩地，种出来的粮食够全寺吃，还能送一些给村民。

少林寺呢？少林寺地处嵩山，周边的耕地远没有白马寺多，僧众人数却多得多。依赖农耕自养，难度很大。

印乐曾在提案中写道：要立法保护佛教名寺名称不被抢注商标。他认为商业开发不能以牺牲佛教的清净为代价。可他或许没想过一个问题：当“少林寺”这三个字本身已经被做成了一门大生意，那些已经习惯了这门生意的人，会不会静悄悄离开？

网上流传“跑了30多个僧人”的说法，至今没被核实，但已经说明了一件事：有人不愿意过“手机上交、天天种地、不准娱乐”的生活。

印乐1966年出生，已届花甲之年，这个年龄的人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已经很低了。他把手机交到库房不会难受，因为他本来就不怎么看手机。他下地干一天活不会觉得累，因为他干了20年。他拒绝了一个又一个商家递过来的钱，因为他从来没觉得那些钱是应该拿的。

但这个道理不是所有人都听得进去。

有些新闻写印乐，把他写成一个新时代的苦行僧，一个反商业化的斗士。我觉得不是。他并不“反对”什么，他只是按照自己理解的佛教去生活。他理解中的佛教就是该种地种地，该念经念经，不该卖的东西绝对不卖。

这和释永信“把少林做成品牌”的思路，根本上就是两条路。两条路之间，其实没有谁对谁错，只有选择不同。

但问题是，当一条路走到尽头，发现尽头是一个被调查、被注销戒牒的结果，另一条路上的那个人就被推了出来。印乐不是自己走过去的，他是被推过去的。

写完这句话，我有个困惑。

印乐的“农禅并重”，本质上是把出家人的生活还原到最简单的模式：吃饭，种地，念经，睡觉。这个模式在白马寺能行通，是因为白马寺的“容量”有限——游客不算太多，僧人数量也有限，200亩地足够维持。

少林寺完全不一样。 少林寺的“容量”远远超出农耕能支撑的范畴。少林寺不只是个寺庙，它还是一个旅游目的地、一个武术文化品牌、一个对外交流的窗口。这些功能在过去三十年里是靠商业来维系的。现在要把商业全部撤掉，那些功能还能不能维持？

更深的困惑在于：如果真的把少林寺的所有商业活动砍掉，只靠农耕和功德箱，少林寺真的能活下去吗？还是说，印乐的白马寺模式本身就有一种极强的特殊性——白马寺作为“释源”，其历史地位和资金来源本就不完全依赖商业，而少林寺没有这个条件？

这些事，印乐心里应该很清楚。但他没有公开回应过。

或许他觉得，事是要做的，不是要说的。

印乐这个人，他的日常劳作，他的沉默寡言，他拒绝商业化的决绝，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他在用一种最朴素的方式，去回应一个最复杂的问题——寺庙可以商业化到什么程度，不可以到什么程度。

释永信的做法是把商业化推到极致，印乐的做法是把商业化拉到最低。两者之间没有中间地带。但中国3.26万座寺庙，绝大多数既没有释永信那种商业头脑，也没有印乐那种种地条件。它们怎么办？

这个案子让我感兴趣的地方，不是印乐本身，而是“为什么是印乐被选中”。

他被选中，不是因为他是最能说会道的，也不是因为他最懂管理，而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少见的“可信任感”——公众信任他不会把少林寺变成另一个商业帝国，僧众信任他不会再用另一个版本的商业套路替代前一个。

可信任感这个东西，在佛门里叫“戒行”，在企业里叫“信用”。释永信用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信任，被两天内的调查通报全部抹去。印乐则用了二十年，在白马寺种地、修寺、送黄豆，不知不觉攒下了同样的东西。

所以这篇稿子到这儿，我想问的是：

你去少林寺，是想看到武僧表演，还是想看到一个安安静静的寺庙？

如果你是少林寺的游客，进门发现没有表演可看，没有纪念品可买，只有一群和尚在地里干活，你是觉得挺好的，还是扭头就走？

欢迎在评论区聊聊，我很好奇你的答案。

信源：

少林寺管理处官方通报，2025年7月29日

中国佛教协会，关于注销释永信戒牒的公告，2025年7月28日

澎湃新闻《少林寺这一新变化，引起外媒关注！》，2025年8月2日

星岛日报《中国观察︱少林寺爆离职潮？》，2025年8月6日

联合早报《少林寺取消部分收费项目 或开启中国寺庙转非营利》，2025年7月31日

极目新闻《少林寺新住持印乐法师会开挖掘机，80斤的麦子自己扛》，2025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