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神话。我们家的那一个是：有位祖先绘制了爱尔兰的第一张地图。
从小到大，我一直想象着一个身影——某位穿着不知什么年代的礼服、或许系着领结的人，手里拿笔，在山野间大步流星，若有所思。暑假时我总趴在红色汽车窗边，看着多尼戈尔或戈尔韦的风景往后退，心想：一个人到底怎么画得出一整个国家，画出所有的城镇、海滩、森林和河流？
这个地图绘制者一直占据着我的想象。念中学最后一年，地理考试的卷子上出现了一小块陌生地图，要我分析它。那时我想的却是他——我想知道更多关于他的事。他的人生，他的工作，他是谁，又是怎么绘制地图的。
找到他花了我很长时间。事情的转机发生在一个亲戚去世之后：父母收到了一些家庭旧物。其中有一张手绘地图，面积不过一本精装书那么大，用彩色墨水精细渲染，画的却是一个想象中的地方。还有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个男人坐在门廊里，膝盖上坐着一个孩子。他穿的既不是燕尾服也没有领结，而是一件旧夹克，戴着低檐帽。身后的石砌小屋装着一扇半截门，门闩紧扣。那孩子的眼睛警觉又好奇，直直盯着镜头。
就是他们了。那位绘制地图的祖先，还有他的儿子——我的曾曾祖父和曾祖父。我举起放大镜回头看那张地图，在左上角一个极小的圆形装饰里，看到了用最细的笔触绘出的画面：一个穿红外套的英国士兵，正俯身去看架在三脚架上的经纬仪；士兵身后站着一个人，手里拉着一条测量链。那个人，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和照片里是同一个人。同样的旧夹克，同样的卷边帽，同样的大胡子，同样僵硬的站姿。他在那里藏了一百五十多年，肉眼根本看不见。但那组画面所承载的政治意味，却让人无法移开视线：英国士兵自信而占有性的姿态，我的曾曾祖父站在他身后，距离很近，却透着一种几乎能触摸到的焦虑。所以，我开始寻找。
从书面档案里找他很困难——那时候爱尔兰籍的测量人员不被允许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所有测量笔记和草稿地图，都必须由一名英国军官签字认证。我在都柏林翻阅了浩如烟海的军械测量局档案，发现了很多让人着迷的东西，比如字形设计的指导手册，还有一封来自卡文郡某位女房东的信，抱怨说军队工兵把她的房子弄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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