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我高考差两分，校长骑三十里山路来我家：我帮你争取到一名额

校长骑了三十里山路，来到我家门口时，天已经快黑了。

我正蹲在院子里劈柴，听到有人喊我名字，抬头一看，愣住了。李校长满头大汗，裤腿上全是泥，自行车靠在土墙上，后座绑着个鼓鼓囊囊的军绿色帆布包。他平时在镇上都穿中山装，扣子系得整整齐齐，那天却把外套脱了搭在车把上，白衬衣领子都湿透了，腋下两大片汗渍。

我爹从屋里迎出来，手里还端着半碗红薯稀饭，嘴巴张了张，半天才憋出一句：“李校长，您咋来了？”

李校长没接话，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里面有心疼，有可惜，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愧疚。

我那年高考差了两分。

不是差两分上中专，是差两分上省城的师范学院。那时候中专和师范是两条路，中专出来进工厂当技术员，师范出来当老师拿铁饭碗。我们全县那年参加高考的农村学生有四百多个，能考上大中专的不到三十个人。我考了全校第三，理科成绩全县能排进前二十，可师范学院的录取线是四百七十三，我四百七十一。

那两分像一把钝刀子，从我拿到成绩单那天起，就一直在割。

成绩是村支书从镇上带回来的。他骑摩托车路过我家门口，把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给我，说了句“考上了就好”，就突突突地开走了。我展开纸条，上面是教导主任的字迹，写着我的各科分数，最后用红笔圈了总分。我盯着那个“471”看了很久，把纸条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我又翻回去，那三个数字还是在那里，没有多一分，也没有少一分。

我妈当时正在灶房里煮猪食，听到动静探出头来问多少分。我说四百七十一。她说那是考上没？我说差两分。她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走过来拿过纸条看了看，又还给我，转身回灶房了。我听见她在里面小声说了句“两分……两分算个啥”，然后就不说话了。

那天晚饭谁都没怎么吃。我爹把一根烟分成三截抽，抽完最后一截的时候说：“复读一年？”

我摇了摇头。

不是我不想复读，是我开不了那个口。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大妹那年上高一，学习成绩比我还好，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小妹上初中，正是花钱的时候。我爹在砖瓦厂搬砖，一天挣两块五，有时候活不凑巧，一个月只能干二十天。我妈种地喂猪，一年到头攒不下两百块钱。我读高中这三年，家里已经欠了一屁股债，连大妹的学费都是跟二叔家借的。我再复读一年，大妹怎么办？她成绩那么好，不能耽误她。而且我当初填志愿的时候太自信了，只报了那个师范学院，连中专都没填，觉得考师院十拿九稳，谁知道差了两分。现在想报别的学校也晚了，招生都结束了。

我妈说：“要不你去问问杨老师？他在县里认识人，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杨老师是我班主任，教物理的，对我一直很好。高考前他还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塞给我两个煮鸡蛋，说好好考，考上了师范当老师，以后回来接他的班。他是民办教师转正的，知道农村孩子考上师范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我去了趟镇上。杨老师看到我的成绩单，沉默了好久，最后叹了口气：“两分……就差了两道选择题。”他摘掉眼镜擦了擦，说县招生办那边他帮我去问问，看有没有补录的可能，让我先在家等消息。

我等了七天。

那七天里我没闲着。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先挑两担水，再把院子扫一遍，然后跟我妈下地。玉米地里的草长得比玉米还高，我蹲在垄沟里一把一把地薅，手被草叶割得全是口子。晚上回来还要劈柴、喂猪、修屋顶上漏雨的那几片瓦。我把这些活干得格外卖力，好像干得越多，心里那个窟窿就能填上一点。

我妈看在眼里，什么都没说。有天晚上我在灶房喝粥，她坐在灶台边纳鞋底，忽然开口：“你爹年轻的时候也想考学，后来你爷爷说家里缺劳力，他就没考。你爹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这事。”

我说：“妈，我不后悔。”

我妈没接话，针线在鞋底上穿来穿去，发出沙沙的声响。过了好一会儿，她说：“你嘴上说不后悔，你心里头那道坎过不去。”

我没反驳，因为她说得对。

第七天傍晚，杨老师托人带口信过来，说县里打听过了，没有补录的可能，差一分都不行，让我赶紧做下一步打算。那个人还特意补了一句：“杨老师说让你别灰心，实在不行就复读一年，他帮你去跟学校说减免学费的事。”

我坐在门槛上，把那张成绩单又拿出来看了一遍。月光照在纸上，那三个数字模模糊糊的。大妹从屋里出来，递给我一块红薯，说：“哥，要不我退学供你复读？”

我把红薯掰成两半，一半递给她，说：“你要是敢退学，我打断你的腿。”

我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的，但大妹看了我一眼，眼圈就红了。她知道我没在开玩笑。

之后那几天，我开始盘算出路。县化肥厂每年都招工，农村户口也能进，就是干最苦的装卸活，一个月三十二块钱，加班另算。我初中同学张建国去年进了化肥厂，晒得跟黑炭似的，上个月回来相亲，姑娘嫌他手上有老茧，没成。要么就去学木匠，隔壁村的刘木匠手艺好，收徒弟不要钱，就是头两年没工钱，只管吃饭。我想来想去，觉得去化肥厂更划算，起码每个月有现钱，能帮家里还债，还能供两个妹妹念书。

我爹知道我打听化肥厂的事后，蹲在院子里抽了半天烟，最后说了句：“你要是去了化肥厂，你这辈子就是个背化肥的了。”

我说：“背化肥咋了？又不丢人。”

他把烟头摁灭在地上，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明天我去找二叔借点钱，你回学校复读。”

我说我不去。他说你非去不可。我说你要逼我我就不回来了。他扬起手想打我，举到半空中又放下了，转身进屋去了。

我听见他在屋里跟我妈吵，声音压得很低，但隔着一堵土墙还是能听见。我妈说孩子不想复读就别逼他了。我爹说你知道个屁，他这辈子就这一次机会，错过了就没了。我妈说那大妹咋办？家里拿不出两份钱。我爹沉默了很久，说先紧着老大，大妹的事再说。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床上把屋顶的椽子数了好几遍。我想起高一刚开学那天，我爹挑着扁担送我去镇上的中学，前面筐里是我的被褥和书本，后面筐里是三十斤大米和一小罐咸菜。他把东西搬进宿舍，在床板上铺好席子，临走时从兜里掏出二十块钱塞给我，说省着点花，月底他再来送粮票。他的手粗糙得跟砂纸一样，指甲缝里全是黑泥。他转过身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了一句：“好好念，念出来了就不用跟你爹一样搬砖了。”

我把被子蒙在头上，没让自己哭出声来。

然后李校长就来了。

他是骑自行车来的。从镇中学到我们村，三十里山路，上坡下坡，砂石路面坑坑洼洼，骑车比走路还费劲。他把自行车靠在我家土墙上，接过我爹递来的蒲扇扇了两下，说：“老周，我今天是来送好消息的。”

我爹赶紧搬了条板凳让他坐，我妈去灶房倒了碗凉茶端过来。李校长喝了两口，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我：“你拆开看看。”

信封上盖着县教育局的红章。我的手有点抖，拆了几次才把信封撕开。里面是一张纸，抬头写着“关于推荐优秀农村学生参加中师代培计划的函”。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看，看了两遍才看明白——省里今年搞了个试点，从高考落榜生里选拔一批人，到县师范学校代培，毕业后分配到乡村小学任教。代培期间不转户口，不转粮食关系，学费全免，每个月还有十五块钱的生活补贴。条件是高考成绩不低于师范学院录取线五分以内，而且是农村户口，家里确实困难。

我的分数刚好够。

李校长说：“这个名额全县只有五个，我费了好大劲才给你争取到一个。杨老师把你们班的情况跟学校汇报了，学校讨论了一下，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说着又掏出一张表格，“你看，报名表我都给你带来了。你填好了，明天让杨老师捎给我就行。”

我捧着那张纸，手心全是汗。

我爹问：“这个代培……出来算不算正式老师？”

李校长说：“算。毕业后县教育局统一分配，去村小任教，三年转正，转正之后就是公办教师，跟正规师范毕业的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代培期间不转户口，但这个对农村孩子来说反而是好事，将来回村小教书，离家近，方便照顾家里。”

我妈在旁边小声问：“一个月十五块钱的补贴，是每个月都给？”

“每个月都给，寒暑假也有。”

我妈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的意思我懂——一个月十五块，自己省着点花，多少能剩点寄回来，大妹的学费就有着落了。

可我脑子里想的是另一件事。去年冬天，学校组织我们去县师范参观。那所学校在县城西边，三栋楼房，一个标准的操场，食堂里顿顿有肉。带我们参观的师兄说，师范毕业包分配，运气好的分到镇上的中心小学，运气不好的分到村小。我问他村小什么样，他笑了笑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后来我打听到，我们乡的村小，最远的那个教学点在山上，只有一间教室，一个老师教三个年级的复式班。老师没有宿舍，住在村部的杂物间里，下雨天屋顶漏水，冬天窗户糊报纸。每个月工资四十八块，有时候还发不出来。前任老师坚持了两年多，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卷铺盖走了，那个教学点已经停了快一年，山上的孩子要么走二十里路到乡里上学，要么干脆就不上了。

我知道这些事，是因为我们村就有好几个孩子不去上学了。隔壁老王家的小儿子，今年十三岁，在乡里念到五年级，上学期死活不去了，说走路走得脚疼，而且同学都笑话他穿的鞋露脚趾头。老王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没用，最后随他去了，让他跟着去砖瓦厂搬砖，一天给一块钱。

我爹看我半天没说话，急了：“你到底去不去？给个痛快话。”

我说：“我考虑考虑。”

我爹气得把蒲扇摔在桌上：“考虑啥？天上掉馅饼的事你还考虑？你以为你是啥？你是状元还是咋的？”

李校长拦住我爹，说让孩子自己想清楚，毕竟是大事。他又从包里掏出一个馒头，说是路上带的，还没吃，问我妈能不能热一下。我妈说馒头都凉了，我给你下碗面吧。李校长说不麻烦了，馒头就凉茶就行，他吃完还得赶回去，明天一早还要开会。

他啃馒头的时候，我坐在旁边看他。李校长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他在镇中学当了十二年校长，把一个破烂不堪的乡村中学办成了全县升学率最高的农村学校。他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第一个到学校，晚上最后一个走，周末还骑着自行车去各村劝那些辍学的孩子回来上学。有一年冬天，他去隔壁乡的一个村子劝一个女生回来念书，回来的时候自行车掉沟里了，摔断了两根肋骨，在医院躺了半个月，还没好利索又跑回学校了。

这样的一个人，骑三十里山路来我家，就为了给我送一张报名表。

我要是拒绝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但我心里有道坎，这道坎跟化肥厂没关系，跟复读也没关系。

我问李校长：“毕业后去村小教书，是不是非得去那种最偏远的？”

李校长啃馒头的动作顿了一下，说：“按政策，代培生原则上分配回生源所在地，具体的学校由乡教办安排。”

我说：“那就是说，乡里让我去哪儿我就得去哪儿？”

李校长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些东西我没读懂。他说：“你先填表，分配的事到时候再说。”

我爹在旁边急了：“去村小咋了？村小不也是教书？你在哪儿教不是教？你就是去山上教，那也是铁饭碗！”

我说：“爹，我不是嫌村小不好。我是觉得，我要是去了村小，我这辈子就跟那个村小绑在一起了。我教出来的学生，将来再考师范，再回来教村小，一代一代的，好像永远都出不去。”

这话我说完就后悔了。因为我说这话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杨老师。他也是师范毕业，在镇上教了二十多年书，到现在还是民办教师转正，住的是学校分的两间平房，退休金不知道够不够花。他的学生里，考上大学的少说也有几十个，逢年过节有人给他寄贺卡，但真正回去看他的没几个。他这辈子就守着那个讲台，从黑发守到白发，守到最后，连个像样的归宿都没有。

我不是瞧不起杨老师。我是怕自己变成杨老师。

可这话我没法跟任何人说。说出来就是忘恩负义，就是不知好歹。

李校长把最后一口馒头咽下去，喝了口凉茶，忽然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都忘不了的话。他说：“你以为去村小教书，是你给了那些孩子希望？其实是那些孩子给了你希望。你在城里教书，你就是一个教书匠。你在村小教书，你可能就是那些孩子这辈子遇到过的，唯一的一个见过外面世界的人。”

说完他就站起来，拎着帆布包，说回去了。

我爹留他住一晚，说明天一早再走。他说不用了，明天早上的会很重要，他必须回去。我爹让我送送他，我推着他的自行车，陪他走到村口。

路上谁都没说话。月光把那条土路照得发白，两边的稻田里有蛙鸣，远山的轮廓黑黢黢的。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他把自行车接过去，说行了，别送了。

我说：“李校长，表我明天填。”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说：“我知道你会填的。”

他骑着自行车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慢慢变小，消失在月光里。山路上传来车轮碾过砂石的沙沙声，那声音越来越远，最后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站在老槐树底下，站了很久。

回到家，我爹和我妈还在灶房里坐着。桌上摆着那张报名表，我妈用搪瓷缸子压住一角，怕被风吹走了。我走过去，拿起桌上的钢笔，在“报考志愿”那一栏里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四个字：代培中师。

写完之后，我把笔放下，跟我爹说：“爹，我跟你说个事。毕业后分配，要是我分到山上的教学点，我可能三五年都回不来。家里的事，就要辛苦大妹了。”

我爹说：“家里的事你甭操心，你把你自己管好就行。”

我说：“大妹上学的事，每个月十五块钱补贴，我留八块，七块寄回来。”

我妈说：“不行，你在县城要吃要喝，八块钱哪够？你自己留着，家里不用你操心。”

我说：“妈，你听我的。学校食堂馒头五分钱一个，我一天吃六个馒头就咸菜，一个月花不了十块钱。八块钱够了。那七块钱你给大妹攒着交学费，她明年就高二了，正是关键时候，不能再让她为钱的事分心。”

我妈眼眶红了，别过脸去，没让我看见她掉眼泪。

那晚我睡得很踏实。

第二天一早，我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去了镇上，把表交给杨老师。杨老师接过去看了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干，村小的孩子需要你这样的人。”

我笑了笑，没说话。

从镇上回来的路上，路过张建国家的化肥厂。大门口排着一长溜拖拉机，等着装货。张建国正光着膀子往车上扛袋子，后背晒得黝黑发亮，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他看到我，喊了一嗓子：“干啥去？”

我说：“去县里上学。”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露出两排白牙：“行啊你小子！混出来了别忘了兄弟！”

我冲他摆了摆手，蹬着自行车走了。

九月份开学，我去了县师范。代培班一共二十三个学生，全是农村来的，全是差几分没考上正规师范的。大家坐在一起，谁也不提落榜的事，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我们跟隔壁正规班的学生不一样。他们有转户口通知书，有粮本，毕业证上盖的是省教委的钢印。我们的毕业证上，多了一行小字：代培生，定向分配。

那行小字像一道烙印，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我知道，两年后，我会被分到一个村小，站在一个四面漏风的教室里，面对一群连鞋都穿不起的孩子。我会把粉笔掰成两半用，会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会在下雨天把学生一个一个送过河。我会领着一份微薄的工资，过着清贫的日子，一年又一年，直到青丝变成白发。

可那个深夜，李校长骑着自行车消失在山路上的背影，我一直记着。

他说，你在村小教书，可能就是那些孩子这辈子遇到过的，唯一的一个见过外面世界的人。

我觉得，这话值得我用一辈子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