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岁时继母生下双胞胎，父亲逼我退学打工，大伯一巴掌打了过去

那年我才四岁，继母张翠花一口气生下双胞胎儿子，父亲李建国高兴得跟捡了金元宝似的，转过头却说女娃读书没用，非要逼我退学去打工，结果大伯李德厚冲进门，抬手就是一巴掌，脆生生落在他脸上，从那一下开始，我这一辈子的路都改了。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那天的风。

风从院门口灌进来，把门帘吹得一掀一掀的，堂屋里一股奶腥味，还混着张翠花坐月子时屋里常有的药味。两个孩子在里屋哭，一个接一个，嗓门亮得很，李建国倒不嫌吵，抱一个亲一个，嘴都快咧到耳朵根了。

我那时候小，很多话其实听不太明白，可有些话，一听就扎心。比如他说：“家里现在有两个儿子了，哪还有闲钱养个赔钱货读书？早点送出去干活，多少能挣点。”

我当时站在门边，怀里还抱着幼儿园发的小红花，手都凉了。我不知道什么叫赔钱货，我只知道老师前一天刚夸过我，说我识字快，画的小房子最好看。我还想着第二天去学校，把那朵小红花贴在课本上。

可李建国根本没看我。他一边说，一边拿鞋底蹭了蹭地上的烟灰，像是在决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镇上那个小饭馆，后厨正缺个打杂的，年纪小点怕啥，先学着洗碗，洗盘子，实在不行就扫地，一个月也能给几百。”

张翠花听了都愣了，抱着孩子坐在炕上，皱着眉骂他：“你是不是疯了？她才四岁，四岁你让她去打工？你脑子让驴踢了？”

她平时对我算不上好，明里暗里没少给我白眼，可那天这句话，倒真像个人说的。

李建国却不耐烦，摆摆手：“你懂什么，女娃早晚要嫁人，读书有啥用？再说了，家里添了两个小子，往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他说这话时，连看我都不看，仿佛我不是他养了四年的孩子，就是家里一件占地方又没用的破东西。

我鼻子一酸，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可我没敢大哭。因为我知道，越哭，他越烦。以前我哭，他还会哄两句。自从张翠花进门以后，他听见我哭，脸就黑得跟锅底一样。

我小声说：“我想上学。”

他猛地回头：“上什么学？”

“老师说我聪明。”

“聪明能当饭吃？”他一下就火了，“你妈都不要你了，你还在这儿装什么宝贝疙瘩？这个家以后靠的是我儿子，不是你。”

这话说得真狠。

我那时候虽然才四岁，可也知道“你妈不要你”是什么意思。那感觉像有人拿手往你心窝里掏，掏得空落落的。

也就在这时候，院门“砰”的一声被人撞开了。

“李建国，你给我出来！”

我一听声音，心一下就活了。是大伯李德厚。

李德厚跟李建国是亲兄弟，可脾气完全两样。李建国说话尖，心眼也活，见风使舵那一套学得透透的。大伯不一样，话不多，人也糙，平时在镇上工地干活，风吹日晒，脸黑得跟炭似的，可谁家有点难事，喊一声，他准到。

他进屋的时候，身上还带着土，裤腿上全是泥点子，显然是从地里或者工地上赶来的。

他先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眼李建国，眼神沉得厉害。

“你又发什么疯？”

李建国还想装没事，扯着嘴角笑：“大哥，没啥，就是家里商量点事。”

“商量啥？”大伯声音不高，可压得人心里发紧。

我没忍住，哇的一声哭出来，跑过去抱住他的大腿：“大伯，我爸不让我上学了，他要送我去洗碗。”

那一瞬间，屋里静得吓人。

大伯低头看我，脸上的肉都绷紧了。他把我往身后一拉，转头盯着李建国，一字一句问：“你说的？”

李建国大概也有点心虚，可还是嘴硬：“大哥，不是我狠心，实在是家里负担大。再说她一个女娃，早点出去见见世面也没坏处。”

大伯走过去，站到他跟前。

“李建国，”他说，“你再说一遍。”

李建国梗着脖子：“我说错了吗？她又不是——”

后半句他没说完。

因为大伯的巴掌已经甩过去了。

那一下真响，响得我现在都还能听见。不是那种轻飘飘的拍一下，是用了力的，带着风声，结结实实抽在李建国脸上。李建国被打得往后退了两步，后背撞在门框上，整个人都懵了。

张翠花抱着孩子也傻了，张着嘴半天没出声。

大伯指着李建国，气得胸口直起伏：“你还有没有点人样？她才多大，你让她去给人家洗碗？你养不起她，当初你把她留身边干啥？现在有了两个儿子，你就把她往死路上推？”

李建国捂着脸，火一下也上来了：“大哥，这是我家的事，你少管！”

“你家的事？”大伯冷笑，“你要是做人，我懒得插手。可你连畜生都不如，我今天就得管。”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声音立马软了下来：“丫头，回屋收东西，跟大伯走。”

我愣住了。

“以后你住大伯家。”他说，“书照念，谁也别想拦你。”

李建国一听急了：“你凭啥带走她？”

“凭我是她大伯。”李德厚说，“凭你不配当爹。”

就这么一句，把李建国噎得脸都紫了。

我那时候还小，不懂太多大道理，只知道大伯朝我伸手的时候，我像抓住了唯一一根能救命的绳子。我抹着眼泪回屋，拿了自己的小布包，里面就两件衣服，一个掉了漆的铁皮文具盒，还有幼儿园发的小红花。

走出那个院子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李建国站在门口，半边脸都红了，眼神复杂得很。张翠花抱着孩子坐在炕沿，没说话。双胞胎哭得一声高一声低，屋里乱糟糟的。

我跟着大伯走，脚底踩着土路，风吹得脸生疼。可那天我一点都不怕。

因为我知道，从那一刻起，我不用再回去了。

大伯家就在隔壁，三间老土房，屋顶的瓦旧得发黑，院墙也是半塌不塌的样子。家里确实穷，穷得一眼就能望到底，可收拾得干净，院子里那棵枣树下面，还摆着一张小木凳。

大伯没有媳妇。听村里老人说，他年轻时候订过亲，后来女方嫌他家里穷，跟别人跑了。再后来，他就一直一个人过。

那天晚上，他给我煮了一碗面，面里卧了个鸡蛋。

我盯着那鸡蛋，半天没动筷子。

“咋不吃？”大伯问。

“给大伯吃。”

“我不爱吃。”他说得很随意，“快吃，长身体呢。”

我信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不是不爱吃，是舍不得吃。那时候家里养的鸡不多，下蛋也不勤，鸡蛋在他家算稀罕东西。

我低头吃面，眼泪啪嗒啪嗒往碗里掉。

大伯没笑我，也没哄我。他就坐在灶台边抽烟，等我哭够了，才慢慢说：“丫头，记住了，读书不是丢人的事。你想念，就念下去。别人看不起你，那是别人的眼睛瞎，不是你的错。”

我那会儿听不太懂，可心里牢牢记住了。

后来很多年，每当我觉得撑不住的时候，最先冒出来的，就是这句话。

第二天一早，大伯牵着我去了幼儿园。

老师看见我眼睛肿着，问了几句，大伯没多说，只说孩子以后跟着他过了。老师也没多问，农村地方，谁家没点说不出口的事。她摸摸我的头，笑着说：“回来就好，小雨可聪明了。”

对，我叫李小雨。

这个名字，是我妈取的。

关于我妈，我小时候知道得不多。只记得她长头发，身上有淡淡的皂角味，晚上会搂着我睡，夏天还会拿蒲扇给我赶蚊子。后来她走了，家里就没人再提她了。李建国一提她就骂，张翠花更是一脸嫌弃，久而久之，我连她长什么样都快记不清了。

搬到大伯家以后，日子过得紧巴，可我反倒踏实了。

大伯白天去工地，晚上回来还得做饭、喂鸡、挑水，有时候累得坐凳子上就能睡着。可再累，他也要看看我的作业，虽然很多字他不认识，可只要老师在本子上画了红勾，他就乐得不行。

“我家丫头就是聪明。”他说这话时，眼睛总是亮亮的。

村里人一开始都笑他傻。

“德厚，你一个光棍养个丫头片子，图啥啊？”

“就是，还是别人家不要的，你以后老了谁管你？”

“再说了，女娃读那么多书有啥用，识几个字就行了。”

大伯一开始不搭理，后来听烦了，直接回一句：“我乐意，你们管得着？”

他那人平时看着老实，真拧起来，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有一回，村里一个嘴碎的婶子当着我的面说：“小雨啊，你大伯也就是现在稀罕你，等以后有了自己儿子，你就靠边站吧。”

我愣了，回家后一直闷闷不乐。

大伯知道了，气得第二天去人家门口骂了半天。回来还跟我说：“你别听那些闲话。我李德厚这辈子没儿子，也不打算要。你就是我闺女，谁说都不好使。”

我当时扑进他怀里哭，哭得一抽一抽的。

其实我心里一直明白，大伯不是我爹，可他给我的东西，远比“爹”这个字重得多。

我上小学那年，学费交得很艰难。

不是学费多，是大伯实在没钱。他那阵子在镇上给人盖房子，活儿断断续续的，遇上雨天就没工开。家里的苞米卖不上价，院里那几只鸡也下不了多少蛋。可再难，他还是把钱凑出来了。

开学那天，他给我买了一个新书包，蓝色的，前头还印着一只小白兔。

我高兴坏了，背着书包在院里转了好几圈。

“喜欢不？”他问。

“喜欢！”

“喜欢就好好念。”

“嗯！”

他说完笑了，可我后来才知道，那书包钱是他借的。为了还那二十来块，他连着半个月中午都没舍得吃饭，带一壶凉白开，啃两个硬馒头就算对付过去了。

我知道这事，是因为有一回去工地给他送鞋，正好看见他蹲在墙根啃馒头，啃得腮帮子一鼓一鼓的。我过去问他为啥不买饭，他还骗我说他就爱吃这个。

那天我回家，躲在被窝里哭了半宿。

从那以后，我念书比谁都拼。

别人下课疯跑，我趴桌上写字。别人放学玩跳房子，我蹲院里背课文。不是我天生多爱学习，是我知道，大伯供我读书不容易。我多拿一个第一，他脸上就多一分光。

而李建国那边，日子过得跟我们完全不是一回事。

双胞胎一天天长大，张翠花把两个儿子当命根子，吃的穿的都紧着他们。李建国也是，哪怕自己抽的是最便宜的烟，给儿子买糖买玩具从不手软。

我偶尔路过他们家院门口，能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