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的潜在变化（二）：汇率波动下的企业抗压能力

研究类别：【国内专题】【海外专题】【经济点评】【政策点评】

主要观点

2026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实现较快增长，与此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出现明显升值，说明当前出口高增并非依靠汇率贬值形成价格优势，而来自实际的外需支撑。

出口规模保持增长，并不意味着企业利润同步改善。人民币升值不会直接压低已经形成的出口规模，但会通过收入折算渠道压缩企业人民币口径收益。在外币报价不变、企业短期难以调价的情况下，同样一笔外币收入折算成人民币后的金额减少，若成本端不能同步下降，企业订单利润和海外业务毛利空间就会受到挤压。

从机制上看，出口企业的利润可简化理解为“外币收入×结汇汇率－人民币成本”。如果企业相关产品主要在国内生产，原材料、人工、制造费用等成本主要以人民币计价，人民币升值会使外币收入折算后的人民币金额减少，而人民币成本保持相对刚性，进而压缩利润空间。

基于上述机制，本文转向上市公司年报和微观企业财务数据，重点回答三个问题：

一是外贸企业的汇率风险是否已经形成一定的行业暴露；

二是人民币升值对企业海外业务毛利空间的压缩程度有多大；

三是在不同升值情景下，哪些行业更早进入压力区间。

针对问题一：汇率风险已经在外向度较高的行业中，形成较为普遍的利润扰动，并非个别企业的问题。

本文从披露国外收入和国外收入占比的上市公司中，筛选出324家国外收入占比较高、国外收入规模较大的公司，再按申万二级行业样本数选取前20位及并列行业，实际形成21个行业、217家重点样本公司，其中有215家在2025年年报中提及汇率、外汇、外币敞口、币种结构或外汇衍生品等相关风险。

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外销、进口采购和外币资产负债形成汇率敞口，消费电子、元件、农化制品、化学制品、其他电子等行业暴露较为集中。二是多币种收付和外汇风险管理复杂度上升，元件、农化制品、工业金属、纺织制造、电池等行业表现较为突出。

针对问题二：以359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测算人民币升值对海外业务毛利空间的静态压力。2025年样本公司国外收入合计约96786.66亿元，国外毛利合计约19479.83亿元，整体海外毛利率约20.13%。

若人民币升值导致海外收入折算汇率下行4%、8%、12%，对应收入折算减少额分别约为3871.47亿元、7742.93亿元和11614.40亿元，分别相当于样本公司国外毛利的19.9%、39.7%和59.6%。

针对问题三：从行业看，汇率压力并非平均分布。结合样本整体测算结果，本文将“收入折算减少额占国外毛利的比例”达到40%作为行业海外业务毛利进入压力区间的判断标准，并根据各行业在4%、8%、12%情景下首次进入压力区间的情况，将124个申万二级行业大致划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抗压能力弱的行业。这类行业在4%情景下即进入压力区间，说明其海外毛利缓冲偏薄，对人民币升值较为敏感。按国外收入规模看，排序靠前的是物流、基础建设、贸易、房屋建设、炼化及贸易、普钢、其他电子、油服工程、种植业、汽车服务等。

第二类为抗压能力较弱的行业。这类行业在4%情景下尚未进入压力区间，但在8%情景下进入压力区间，说明其具备一定毛利缓冲，但缓冲空间仍然有限。按国外收入规模看，排序靠前的是消费电子、乘用车、光伏设备、光学光电子、化学制品、专业工程、航海装备、能源金属、黑色家电、化学原料等。

第三类为抗压能力较强的行业。这类行业在8%情景下尚未进入压力区间，但在12%情景下进入压力区间，说明其海外毛利缓冲相对较厚。按国外收入规模看，排序靠前的是工业金属、汽车零部件、白色家电、电池、半导体、工程机械、元件、专用设备、农化制品、家居用品等。

第四类为抗压能力强的行业。这类行业在12%情景下仍未进入压力区间，说明其海外毛利缓冲相对更厚。按国外收入规模看，排序靠前的是通信设备、国有大型银行、化学制药、计算机设备、医疗服务、医疗器械、游戏、贵金属、证券、自动化设备等。

需要说明的是，该测算建立在海外收入折算减少、海外成本相对刚性、不考虑套期保值、自然对冲、境外采购、境外生产、结算币种调整和价格重谈等假设基础上，不等同于企业实际损益结果，也不是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测，主要用于识别海外毛利缓冲偏薄、需提前加强汇率风险管理的行业。现实中，企业可通过自然对冲、人民币结算、远期结售汇、外汇期权、缩短回款期和价格联动等方式缓释风险。

从企业应对方面看，外贸企业已经形成较多汇率风险管理做法，主要包括推动境外循环和自然对冲、提高人民币结算比例、使用远期结售汇和外汇期权等衍生工具、通过价格联动机制调整产品定价、缩短销售回款期、完善外汇敞口监测和内部风控制度等。这些做法表明，汇率风险管理已经不只是财务部门的事后结汇问题，而是逐步嵌入接单报价、采购付款、结算币种、客户账期、资产负债结构和内部控制流程的全链条管理问题。

从国际经验方面看，主要出口经济体针对外贸企业汇率波动及其伴生的回款、融资和履约风险，围绕“锁定汇率风险、保障出口回款、缓解贸易融资压力、提升企业外汇管理能力、降低政策工具使用门槛”等环节展开。相关做法包括提供汇率避险保险、出口信用保险、贸易融资和营运资金担保、保函支持、汇率风险管理培训、出口金融咨询和工具匹配服务等，共同帮助企业提升风险识别、风险转移、融资增信和订单履约能力。

正文

1. 目前外贸企业受汇率影响的基本情况

2026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0%，季度规模首超11万亿元的同时，季度增速创近5年最高，其中出口6.85万亿元，同比增长11.9%，进口4.99万亿元，同比增长19.6%。同期，人民币汇率呈现升值表现。中国人民银行2026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3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盘价为6.9081元，较上年末升值1.2%；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汇率指数为100.87，较上年末升值2.9%。这说明，一季度出口增长并不是依靠人民币贬值形成价格优势，而是在人民币有所升值的背景下实现的。

图表1：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走势（元/美元）

资料来源：iF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一季度出口高增，主要来自外需结构性支撑、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供给能力和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从需求端看，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能源转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仍存在结构性需求，对我国机电产品、绿色产品和部分高技术产品出口形成拉动。从供给端看，我国制造业产业链配套较完整，规模化生产和稳定交付能力较强，在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仍然较高的情况下，能够持续为海外市场提供具有性价比和交付稳定性的产品。一季度，我国出口机电产品4.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3%，占出口总值的63.4%，比去年同期提高3.5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7.5%、50.4%和45.2%。

图表2：我国出口金额及同比增速（右轴为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iF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3：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金额及同比增速（右轴为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iF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但是，出口金额保持增长，并不意味着企业利润同步改善。出口企业的人民币利润可以简化表示为：人民币利润=外币收入×结汇汇率−人民币成本。在外币报价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会使同样一笔外币收入折算成人民币后的金额减少。如果企业原材料、人工、制造费用、物流费用等成本主要以人民币计价，且出口价格不能同步上调，利润空间就会被直接压缩。例如，企业签订100万美元出口订单，若结汇汇率由7.00下降至6.90，在美元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折算人民币收入减少10万元。对低毛利、低净利订单而言，可能明显侵蚀利润。若订单净利率为5%左右，1%的不利汇率变动就可能吞噬约20%的订单利润。

由此，本文进一步转向微观企业财务数据，重点回答三个核心问题：一是外贸企业的汇率风险是否已经形成一定的行业暴露；二是人民币升值对企业海外业务毛利空间的压缩程度有多大；三是在不同升值情景下，测算行业海外业务毛利侵蚀程度有何差异，并识别哪些行业更早进入压力区间。

1.1 汇率变动对较多行业产生面上影响

本文依托iFinD数据库，对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同时披露“主营构成—国外收入”和“国外收入占比”的上市公司进行梳理。按两项指标均为有效数值的口径统计，有效样本共3778家；在此基础上，按国外收入规模和国外收入占比分别取前20%，筛选同时满足“国外收入占比前20%”和“国外收入规模前20%”的公司共324家。324家样本公司国外收入合计39318.3亿元，占有效样本国外收入总额的33.0%；样本平均国外收入占比74.8%，中位数73.4%。

从行业分布看，324家样本覆盖68个申万二级行业。考虑到部分行业样本数较少，如果直接用行业内披露某类风险的公司占比进行比较，容易出现“小样本高占比”的问题。例如，某一行业只有1—4家公司，只要其中少数公司披露汇率风险，该行业风险占比就会被显著抬高，难以真实反映行业层面的汇率风险暴露程度。

因此，为提高行业比较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按申万二级行业样本数选取前20位及并列行业，实际形成21个行业、217家重点样本公司。具体包括消费电子27家、半导体18家，汽车零部件和家居用品各17家，光学光电子和通信设备各11家，元件、光伏设备、电池、专用设备各10家，农化制品9家，化学制品8家，其他电子、工业金属、小家电、工程机械、医疗器械各7家，航运港口、化学制药、专业工程、纺织制造各6家。

在此基础上，逐一抓取217家样本公司2025年年报中关于“可能面对的风险”、“市场风险”、“外汇风险”、“外币货币性项目”、“外汇衍生品”等相关披露内容，对是否存在汇率风险及其具体表现进行人工识别和分类统计。

从年报披露看，217家重点样本公司中，有215家明确提及汇率、外汇、外币敞口、币种结构或外汇衍生品等相关风险，占比约99.1%。这说明，汇率波动已不是少数企业的个别风险，而是在外向度较高的行业中形成了较为普遍的风险暴露。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外销、进口采购和外币资产负债形成汇率敞口。该分项主要反映企业在经营和财务活动中已经形成外币收支或外币资产负债敞口，人民币汇率波动可能通过海外收入折算、进口采购成本变化、外币资产负债重估和汇兑损益等渠道影响经营业绩。

统计结果显示，217家重点样本公司中，有195家属于这一分项，占比约89.9%。从行业看，暴露占比较高的行业包括消费电子27家，占该行业样本数100.0%；元件10家，占该行业样本数100.0%；农化制品9家，占该行业样本数100.0%；化学制品8家，占该行业样本数100.0%；其他电子7家，占该行业样本数100.0%。

二是多币种收付和外汇风险管理复杂度上升。该分项主要反映企业并非只面对单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风险，而是面临多个币种收入、支出、融资、资产负债和套期保值安排之间的匹配问题。

统计结果显示，217家重点样本公司中，有138家属于这一分项，占比约63.6%。从行业看，暴露占比较高的行业包括元件9家，占该行业样本数90.0%；农化制品8家，占该行业样本数88.9%；工业金属6家，占该行业样本数85.7%；纺织制造5家，占该行业样本数83.3%；电池8家，占该行业样本数80.0%。

1.2 汇兑损益大幅改变企业当期利润表现

汇率波动不仅影响企业外币资产负债折算，也会直接反映到财务费用和汇兑损益中，进而对当期利润形成明显扰动。部分企业在2025年由汇兑收益转为汇兑损失，利润受到拖累；也有企业因特定币种汇率方向变化形成汇兑收益，对当期利润产生正向贡献。

如某消费电子企业，2025年财务费用附注中“汇兑损益”为损失约3.49亿元，而2024年为收益约1.15亿元，同比恶化约4.65亿元，相当于2025年归母净利润的约11.8%。年报同时说明，财务费用大幅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汇率波动导致汇兑损失增加。如某元件企业，2025年发生汇兑净损失812.11万元，而2024年为汇兑净收益约2.87亿元。由此看，公司汇兑损益由上年收益转为本年损失，负向变动约2.95亿元，相当于2025年归母净利润的约21.3%，对当期利润形成明显拖累。年报披露，公司财务费用大幅变化主要系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导致汇兑损益变化。

除向下拖累外，汇兑损益也可能出现向上大幅摆动。如某农化制品企业，2025年财务费用为-0.77亿元，而2024年为6.77亿元，同比改善约7.54亿元，改善额相当于2025年归母净利润的约72.2%，年报说明，财务费用大幅下降主要系报告期内汇兑收益大幅增加所致，从明细看，公司汇兑损益由2024年的损失约5.53亿元转为2025年的收益约1.52亿元，仅汇兑损益明细改善额也超过7.0亿元。如某消费电子企业，公司财务费用中的汇兑损益由2024年的0.75亿元增加至2025年的3.10亿元，同比增加约2.35亿元，相当于归母净利润的约9.1%。

1.3 汇率波动风险呈现跨币种迹象

随着外贸企业海外销售、境外采购、海外生产和资源布局不断扩大，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已经不再只是人民币汇率波动，而是逐步扩展为多币种敞口共同作用下的汇率风险。部分企业境外子公司使用不同记账本位币，海外资源、生产基地、销售市场和融资安排也可能分别涉及美元、欧元、日元、港币、巴西雷亚尔、刚果法郎、墨西哥比索等多种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币种兑美元或兑企业记账本位币出现较大波动，也可能通过外币资产负债折算、境外子公司报表折算和汇兑损益等渠道，对企业利润和股东权益产生影响。

典型代表如某工业金属企业，年报披露，公司外汇风险主要来自所持有的非本位币资产及负债，相关风险涉及美元、人民币、巴西雷亚尔、刚果法郎、日元、墨西哥比索及秘鲁索尔等主要外币。公司位于巴西的铌、磷业务主要以美元、巴西雷亚尔计价结算，位于刚果（金）的铜钴业务主要以美元、刚果法郎计价结算。年报敏感性分析显示，在其他变量不变，且不考虑现有远期外汇合约和外汇期权影响的情况下，若日元兑美元贬值10%，将对利润及股东权益产生约4.19亿元的不利影响，是各币种敏感性测算中影响最大的项目；若巴西雷亚尔兑美元贬值10%将产生约0.28亿元的不利影响，秘鲁索尔兑美元贬值10%将产生约0.67亿元的正向影响，墨西哥比索兑美元贬值10%将产生约0.11亿元的正向影响。

2. 人民币升值对上市公司海外业务毛利空间的静态压力测算

2.1 样本说明

针对问题二和问题三，本文进一步依托iFinD数据库，使用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披露的主营业务构成数据，选取同时披露“国外收入”“国外成本”“国外毛利”和“国外毛利率”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可比测算样本，最终形成3594家可比公司样本，覆盖124个申万二级行业。需要说明的是，年报中的“国外收入”属于上市公司按地区分部披露的会计口径，既可能包括出口销售收入，也可能包括境外子公司、本地化经营或境外服务收入。因此，本文测算的重点，是人民币升值导致海外收入折算汇率下行时，上市公司海外业务收入折算减少对国外毛利空间的影响，不完全等同于狭义出口企业的结汇损益影响。

2.2 核心假设与测算逻辑

本文采用情景测算方法，考察人民币升值导致海外收入折算汇率下行时，上市公司海外业务毛利空间可能受到的影响。由于国外收入、国外成本和国外毛利在年报中均已按企业会计口径折算为人民币金额，本文将国外收入视为基准情形下的人民币折算收入，将国外成本视为基准情形下的海外业务成本，并以国外毛利作为海外业务利润缓冲。

过去10年，按月度平均汇率中间价测算，人民币兑换美元最大贬值约12.6%，最大升值约11.9%，双向最大波动幅度大体均在12%左右。因此，在情景设置上，本文将12%作为高情景，基本对应过去10年人民币对美元最大升值幅度；将8%作为中情景，反映接近历史最大升值幅度三分之二左右的较强升值压力；将4%作为低情景，反映接近历史最大升值幅度三分之一左右的温和升值压力。

测算建立在三个基本假设之上：一是海外销售价格和外币收入规模短期内不变，即企业已经签订或执行的海外订单价格相对确定，短期内难以及时向海外客户上调价格；二是海外成本短期内相对刚性，即相关产品主要在国内生产，原材料、人工、制造费用等成本主要以人民币计价，短期内不会随着人民币升值而同步下降；三是不考虑风险缓释和经营调整，即暂不考虑套期保值、自然对冲、境外采购、境外生产、结算币种调整、价格重谈、缩短账期、订单数量变化和经营策略调整等因素。

在上述假设下，人民币升值会使同样规模的外币收入折算成人民币后的金额减少；如果海外成本短期内不能同步下降，减少的收入就会直接侵蚀国外毛利。因此，本文重点测算不同情景下“收入折算减少额占国外毛利的比例”，并据此判断不同行业海外业务毛利在人民币升值情景下的抗压能力。

2.3 测算方法

本文主要测算两个指标。

第一是收入折算减少额，用于衡量人民币升值导致海外收入折算汇率下行时，海外收入折算为人民币后的减少规模。计算公式为：

收入折算减少额＝国外收入×海外收入折算汇率下行幅度

第二是收入折算减少额占国外毛利的比例，用于衡量不同情景下海外业务毛利被侵蚀的程度。计算公式为：

收入折算减少额占国外毛利的比例＝收入折算减少额÷国外毛利

该比例越高，说明同等幅度的海外收入折算汇率下行对海外业务毛利的压缩越明显；若该比例达到或超过100%，说明在本文假设条件下，相关行业当期海外业务毛利可能被完全抵消。

2.4 总体测算结果

从总体看，3594家可比公司2025年国外收入合计约96786.66亿元，国外毛利合计约19479.83亿元。按照本文假设，若海外收入折算汇率下行约20.1%，样本公司国外毛利将被整体抵消。也就是说，从样本整体看，上市公司海外业务毛利大体能够承受约20%左右的海外收入折算汇率下行压力；超过这一幅度后，海外业务毛利空间将被完全侵蚀。

若海外收入折算汇率下行4%、8%、12%，对应收入折算减少额分别约为3871.47亿元、7742.93亿元和11614.40亿元，分别相当于样本公司国外毛利的19.9%、39.7%和59.6%。这说明，从样本整体看，若海外收入折算汇率下行4%，约19.9%的海外毛利可能被侵蚀；若下行8%，海外毛利侵蚀比例将升至约39.7%；若下行12%，海外毛利侵蚀比例将进一步升至约59.6%。对于国外毛利率较低、出口价格短期难以调整、成本端以人民币计价且缺少自然对冲的行业，同等幅度汇率变化对利润空间的影响会更大。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收入折算减少额占国外毛利的比例”达到40%作为行业海外业务毛利进入压力区间的判断标准。

2.5 分行业分情景测算结果

为直观比较不同行业在人民币升值情景下的海外业务毛利抗压能力，下表中列示了124个申万二级行业在1%、4%、8%、12%情景下的海外业务毛利侵蚀情况。其中，1%、4%、8%和12%分别表示人民币升值导致海外收入折算汇率下行的不同幅度；表内百分比表示在相应情景下，收入折算减少额相当于国外毛利的比例。当该比例达到或超过100%时，说明该行业海外业务毛利已被完全抵消，表中用“—”表示。

图表4：不同人民币升值情景下申万二级行业海外业务毛利侵蚀比例测算

资料来源：iF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备注：（1）1%、4%、8%和12%分别表示人民币升值导致海外收入折算汇率下行的不同幅度；（2）表内百分比表示在相应情景下，收入折算减少额相当于国外毛利的比例。

对企业而言，毛利不必等到被完全抵消才会影响经营，当毛利被侵蚀到一定比例后，就可能对订单利润、费用覆盖和汇率避险安排形成约束。因此，本文将“收入折算减少额占国外毛利的比例达到40%”作为行业海外业务毛利进入压力区间的判断标准。该比例与8%情景下样本整体39.7%的毛利侵蚀比例基本相当。

据此，124个申万二级行业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抗压能力弱的行业。这类行业在4%情景下即进入压力区间，共18个。按2025年国外收入规模由高到低排序，规模靠前行业依次为物流（5602.56亿元）、基础建设（5131.96亿元）、贸易（1852.60亿元）、房屋建设（1590.20亿元）、炼化及贸易（1560.53亿元）、普钢（1007.02亿元）、其他电子（676.12亿元）、油服工程（569.79亿元）、种植业（234.05亿元）、汽车服务（94.02亿元）等。

第二类为抗压能力较弱的行业。这类行业在4%情景下尚未进入压力区间，但在8%情景下进入压力区间，共28个。按2025年国外收入规模由高到低排序，规模靠前行业依次为消费电子（8112.33亿元）、乘用车（6084.56亿元）、光伏设备（2815.17亿元）、光学光电子（2492.37亿元）、化学制品（2246.32亿元）、专业工程（1642.82亿元）、航海装备（1012.67亿元）、能源金属（813.71亿元）、黑色家电（712.04亿元）、化学原料（547.28亿元）等。

第三类为抗压能力较强的行业。这类行业在8%情景下尚未进入压力区间，但在12%情景下进入压力区间，共45个。按2025年国外收入规模由高到低排序，规模靠前行业依次为工业金属（5604.10亿元）、汽车零部件（5055.20亿元）、白色家电（4518.85亿元）、电池（3021.86亿元）、半导体（2094.71亿元）、工程机械（2050.46亿元）、元件（1488.12亿元）、专用设备（1372.82亿元）、农化制品（1258.67亿元）、家居用品（1018.53亿元）等。

第四类为抗压能力强的行业。这类行业在12%情景下仍未进入压力区间，共33个。按2025年国外收入规模由高到低排序，规模靠前行业依次为通信设备（2213.35亿元）、国有大型银行（1929.73亿元）、化学制药（1101.08亿元）、计算机设备（904.64亿元）、医疗服务（755.92亿元）、医疗器械（713.59亿元）、游戏（439.52亿元）、贵金属（370.33亿元）、证券（355.22亿元）、自动化设备（336.12亿元）等。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测算反映的是静态压力边界，不等同于企业实际损益结果，也不是对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测。现实经营中，企业可能通过境外采购与境外销售匹配、提高人民币结算比例、开展远期结售汇和外汇期权、缩短销售回款期、建立价格联动机制、调整境内外产能布局等方式缓释汇率风险。

因此，本文测算结果主要用于识别不同行业海外业务利润缓冲厚度和静态抗压能力。对于较早进入压力区间、毛利侵蚀比例较高的行业，应更早关注报价汇率、合同结算币种、回款周期、外币资产负债结构和套期保值安排；对于在12%情景下仍未进入压力区间的行业，也不意味着不存在汇率风险，而是说明在年报披露的国外收入和国外毛利口径下，其海外业务毛利缓冲相对更厚。

3. 外贸企业应对汇率波动的主要做法

在上述测算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梳理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披露的汇率风险管理做法。从年报披露看，外贸企业应对汇率波动，已经不只是财务部门事后结汇或单笔锁汇问题，而是逐步嵌入境外采购、境外销售、结算币种、外汇衍生工具、产品定价、销售回款和内部风控制度等多个环节。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六类做法。

3.1 推动境外循环

推动境外循环，主要是通过境外采购、境外销售、海外生产本地化、外币收支匹配和资产负债币种匹配等方式，降低企业在单一外币收支敞口上的暴露。企业在采购、生产、销售、结算和融资安排中，尽量使外币收入与外币采购、外币成本、外币负债在币种、金额和期限上形成匹配，从而通过经营链条内部的自然对冲、交易安排中的风险转移以及资产负债结构调整，减少汇率波动对利润和现金流的直接冲击。与单纯依靠远期结售汇、外汇掉期等财务端套保相比，这类做法更偏经营端和供应链端，强调在业务链条中提前压降汇率敞口。

例如，某其他电子企业较大比例产品采用境外采购并境外销售，采购与销售同时采用外币，由客户自主进口报关并承担汇率波动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将采购、销售、报关和汇率承担环节嵌入境外业务链条。某化学制品企业通过进口原材料采购付汇，自然对冲一部分汇率波动影响，并推进沙特合资生产基地建设，以海外产能本地化提升海外业务稳定性。某电池企业境外经营涉及铜、钴、镍等主要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境外主要采购和境外销售均采用美元结算。某纺织制造企业依托全球化产业布局和垂直产业链优势，统筹国内外生产，协调国内外资源，并发挥优质原棉全球化采购优势。某工业金属企业海外业务主要以美元结算，同时涉及南非兰特、刚果法郎等货币，通过建立多币种资金池、优化外汇敞口管理、匹配资产负债币种结构，降低汇率波动对财务成本的冲击。

3.2 提高人民币结算比例

提高人民币结算比例，主要是通过在出口销售、进口采购和跨境交易中更多采用人民币计价或人民币收付款，减少企业外币收支规模和外币货币性资产负债敞口。在客户接受、合同安排和跨境结算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企业可将部分交易从外币结算转换为人民币结算，降低外币应收账款、外币应付款和外币资金余额受汇率波动影响的程度。与外汇衍生工具相比，这类做法更偏合同端和结算端，通过调整计价币种、结算币种和付款安排，减少汇率波动对收入折算、采购成本和汇兑损益的直接影响。

例如，某化学制品企业通过优化与客户的计价、结算方式，扩大人民币基准定价模式适用范围；对于仍采用外币付款的业务，则按照实际付款日汇率折算，锁定汇率波动影响。某农化制品企业为规避汇率波动风险，在部分出口业务中采用人民币方式结算货款，直接降低外币收款规模。某消费电子企业通过加强业务流程优化，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在交易结算中的占比，减少人民币汇率不利波动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某纺织制造企业将合理安排结算期、结算币种和积极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纳入汇率风险管理组合，通过结算期限、币种结构和人民币结算安排的综合调整，降低汇率波动影响。

3.3 使用外汇衍生工具

使用外汇衍生工具，主要是企业围绕真实进出口业务、外币收付款安排和外币资产负债敞口，运用远期结售汇、远期外汇合约、外汇掉期、外汇期权等工具，对未来汇率波动进行锁定或对冲。企业通常在外币收入、外币支出、回款账期和付款计划相对明确的基础上，使衍生品交易的币种、金额和期限与实际经营敞口相匹配，降低汇率波动对收入确认、采购付款、汇兑损益和现金流稳定性的影响。这类做法更适用于外币收支规模较大、订单和回款节奏相对可预测、内部审批和风控制度较完善的企业。

例如，某消费电子企业通过与银行签订协议锁定汇率，并结合调整外汇敞口、延期结算外汇等方式控制和抵御汇率风险。某农化制品企业加强国际贸易和汇率政策研究，适时开展外汇远期结算业务，并使用套期保值等金融避险工具降低汇率变动对盈利的影响。某元件企业开展远期外汇合约、外汇掉期交易等金融衍生品交易，用于规避汇率变动风险，并结合美元资产和美元负债规模变化安排外汇结构。某纺织制造企业基于实际生产经营需要，灵活配置不同类型、不同期限的外汇衍生品，运用远期、掉期、期权组合等方式规避汇率风险。某化学制品企业围绕主营业务和实际进出口业务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并按照外汇衍生品业务管理制度规范执行，明确不以投机为目的。某其他电子企业结合业务实际需要开展远期购汇衍生品交易，以对冲汇率波动风险、锁定交易成本。

3.4 调整产品定价

调整产品定价，主要是企业在汇率波动、原材料价格变动和海外市场成本变化时，通过调整出口报价、完善价格联动机制、与客户协商分担成本变化，或提升产品附加值和议价能力，缓冲外部价格波动对利润率的冲击。企业可在订单谈判、销售合同、价格指导目录和产品结构调整中，建立更灵活的价格传导机制。对于具备一定客户黏性、产品差异化能力或定制化服务能力的企业，定价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汇率和成本波动对毛利率的直接挤压；对于议价能力较弱、竞争充分的企业，价格调整空间仍会受到市场需求和客户接受程度约束。

例如，某电池企业采取增加结算货币种类、美元贷款、缩短销售回款期、销售价格与汇率联动机制等措施，应对人民币升值影响。某消费电子企业密切关注汇率波动情况，适当调整出口产品定价，并通过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增加产品附加值、提高议价能力，从而增强价格传导空间。某工业金属企业密切关注汇率变动趋势，合理、谨慎地采取调整产品价格等方式，对冲汇率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某其他电子企业通过优化库存、加快购销流程和存货周转，并与下游客户根据原材料波动幅度协商及时调整产品价格，减少原材料价格波动不能及时向销售端传导对利润造成的影响。某农化制品企业在采购端提升议价能力，在销售端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产品价格，并通过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缓释原材料价格波动。某化学制品企业由市场部结合生产成本、原材料价格预期、客户需求和市场竞争情况编制产品价格指导目录，再由销售人员与客户协商确定销售价格，使价格形成机制能够更及时反映成本和市场变化。

3.5 缩短销售回款期

缩短销售回款期和强化应收账款管理，主要是通过压缩外币应收账款暴露时间、提高客户回款确定性、优化信用期和付款节点安排，降低汇率波动与回款延迟叠加带来的风险。企业持有外币应收账款的时间越长，账期内汇率大幅波动造成汇兑损失的可能性越高。对于已经开展远期结汇、外汇锁汇或其他外汇衍生品交易的企业，回款时间还会直接影响衍生品交割安排；因此，需要将客户信用管理、账期设定、催收机制、信用证等结算方式和锁汇期限统筹起来，使实际回款节奏与外汇风险管理安排保持一致。

例如，某消费电子企业强调远期外汇交易必须基于外币收付款的谨慎预测，交割期间需与预测外币回款时间相匹配，避免因回款时间偏差导致远期结汇延期或敞口错配。某其他电子企业通过信贷部利用信息系统优化管理流程，对客户信用状况和信用期进行分析、动态跟踪，确保能够对存在应收账款风险的客户及时采取行动。某化学制品企业及时掌握客户支付能力信息，加大应收账款跟踪催收力度，确保资金回笼及时，并优先采用信用证等相对安全的结算方式降低收款风险。某元件企业根据出货外汇回款金额及账期进行外汇锁汇操作，减小外汇敞口，使锁汇安排与实际回款规模和账期相匹配。某工业金属企业在工程业务中一般约定预付款，并按照里程碑节点或实际工程量支付进度款，质保期结束后支付质保金，通过合同付款节点安排改善回款确定性。某电池企业以优质客户和优质订单为导向，推动设备验收及回款进度加快，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同比明显改善。

3.6 完善企业制度

完善企业制度，主要是把分散的汇率应对措施纳入常态化、流程化和可监督的风险管理体系。企业通过建立外汇敞口监测、汇率风险预警、资金池管理、资产负债币种匹配、专业人员跟踪、授权审批、衍生品交易制度和内审检查机制，持续识别、计量、控制和复盘汇率风险。与临时性锁汇、单笔结算调整或个别合同安排相比，制度化管理更强调风险中性原则和真实业务背景，要求企业把汇率风险嵌入采购、销售、融资、资金管理和财务内控全过程，避免汇率风险管理依赖个别人员判断或演变为投机性交易。

例如，某消费电子企业建立汇率风险监测预警机制，通过优化结算方式、提升财务团队汇率风险管理能力，降低汇率波动对海外业务的影响。某元件企业指定专业人员研究汇率变动，合理安排外汇结构和数量，使汇率风险管理具备专业人员支撑。某农化制品企业由财务部门持续跟踪远期外汇价格和风险敞口变化并定期报告，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并执行应急措施，内审部门定期进行合规检查，以控制外汇交易风险。某化学制品企业按照《外汇衍生品（远期结售汇）业务管理制度》规范执行外汇衍生品交易，建立操作风险防控体系，避免衍生品交易偏离主营业务和实际进出口需求。某纺织制造企业坚持汇率风险中性管理理念，把汇率风险纳入日常经营管理，基于实际生产经营需要灵活配置外汇衍生品进行套保，并通过调整本外币负债结构主动防范汇率波动风险。某电池企业加强对国际汇率市场的研究与分析，密切关注汇率走势及国际宏观环境变化，合理安排外币资产与负债结构，适时调整经营与结算策略。

4. 主要出口经济体支持外贸企业应对汇率波动的经验做法

从主要出口经济体实践看，针对外贸企业经营风险的政策支持，主要围绕“锁定汇率风险、保障出口回款、缓解贸易融资压力、提升企业外汇管理能力、降低政策工具使用门槛”等环节展开。其中，汇率避险保险和外汇管理培训直接面向汇率风险；出口信用保险、贸易融资、营运资金担保和保函支持，则更多用于稳回款、稳现金流和稳订单履约。

4.1 提供汇率避险保险，帮助企业提前锁定外币收支风险

提供汇率避险保险，是较为直接面向汇率波动的政策工具。其基本做法是由政策性贸易保险机构围绕企业真实贸易和投资背景，将未来出口收汇、进口付汇或海外投资中的外币金额，转化为可提前锁定或可获得补偿的本币现金流安排，从而减少汇率波动对订单利润和现金流的影响。

如韩国贸易保险公社（Korea Trade Insurance Corporation，K-SURE）设立的“外汇风险保险”（Foreign Exchange Risk Insurance），主要用于对冲企业在出口收汇、进口付汇或海外投资过程中因汇率波动形成的外汇风险，并通过提前固定韩元交易金额，帮助企业稳定本币口径现金流。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围绕真实贸易和投资背景投保，把未来外币收付的不确定性提前转化为本币现金流安排，从而降低接单时“报价汇率”和实际收付时“结算汇率”不一致带来的利润波动。K-SURE产品资料列示了Forward、Bear Put Spread、Put Option三类外汇风险保险，分别对应不同的风险锁定和收益保留方式。

从产品结构看，Forward类产品在汇率下跌时赔偿损失，在汇率上升时企业需返还相应收益；Bear Put Spread类产品免除收益返还义务，并在汇率下跌时对一定幅度的下降提供补偿；Put Option类产品同样免除收益返还义务，并在汇率下跌时对全部下降幅度提供补偿。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险—收益组合：希望完全锁定现金流的企业可选择远期类结构；希望保留部分有利汇率变动收益、同时控制不利汇率变动损失的企业，可选择期权类结构。

这类工具的作用，主要是帮助企业在签订出口订单时提前测算本币收入和利润空间，减少收款账期较长带来的汇率不确定性，并将部分汇率风险管理需求从单纯依赖企业自行操作，转向由政策性贸易保险机构提供标准化工具支持。

4.2 提供出口信用保险，防止汇率波动与海外回款风险叠加

出口信用保险主要解决“货款能否收回”的问题。汇率波动会影响企业订单利润率，但如果同时发生海外买方破产、拒付、延期付款、外汇管制或政治风险，企业面临的就不只是利润率下降，而是订单收入无法实现和现金流中断。因此，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意义，主要在于降低企业海外应收账款和出口订单回款的不确定性。

如德国联邦政府出口信用担保，即通常所称的Hermes Cover，是德国促进对外贸易、分担海外付款违约风险的重要政策工具。Hermes Cover用于保护德国出口商以及为出口提供融资的银行，防范政治性和商业性付款违约风险；在供应商信贷安排下，德国出口商可为交易申请担保，在买方信贷安排下，为出口交易提供融资的银行也可通过Hermes Cover防范不付款风险。

在适用对象和市场定位上，该机制主要服务于出口商、出口融资银行以及涉及海外买方付款风险的出口交易。对外贸企业而言，这类工具的作用，是将海外买方付款违约风险从企业资产负债表中部分转移出去，降低企业因买方违约、政治风险或回款中断而承担全部损失的可能性。

4.3 提供贸易融资、营运资金和保函支持，缓解汇率波动下的现金流压力

贸易融资和营运资金支持主要解决“企业能否接单、备货、生产、交付”的问题。外贸企业在获得订单后，往往需要提前安排原材料采购、库存备货、生产交付、应收账款周转和保函保证金。如果融资渠道不足，即使订单本身具有商业价值，企业也可能因为现金流约束而无法承接或履约。从新加坡和英国案例看，政府或政策性出口金融机构可通过风险分担、银行担保等方式，提高商业银行向外贸企业提供贸易融资和营运资金支持的意愿。

如新加坡企业发展局（Enterprise Singapore，EnterpriseSG）设立的“企业融资计划—贸易贷款”（Enterprise Financing Scheme–Trade Loan，EFS-TL），主要支持企业国内和海外贸易融资需求，资金用途包括库存或存货融资、交付前结构性营运资金、带追索权保理、票据或发票贴现、应收账款贴现、海外营运资金贷款和银行保函等。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围绕出口订单的采购、生产、交付和回款等环节申请融资，而不是只能在货款收回后再安排资金周转。

在风险分担机制上，该计划通常由EnterpriseSG承担50%的风险分担；对于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或在挑战市场经营的企业，风险分担比例可提高至70%。其中，挑战市场指标准普尔评级为BB+及以下的国家，也包括未评级国家。但借款企业仍需承担100%的还款责任。发生违约时，参与金融机构须先按照正常商业程序追偿并处置担保品，再按未收回金额和风险分担比例向EnterpriseSG索赔。该安排的作用，是通过政府分担金融机构部分风险，提高其向外贸企业提供贸易融资的积极性，但并不替企业承担全部经营风险。

再如英国UKEF的“出口营运资金计划”（Export Working Capital Scheme）也属于这一类。该计划为与具体出口合同相关的营运资金安排向银行提供部分担保，担保比例最高可达信用风险的80%，覆盖装运前和装运后营运资金需求。适用情形包括企业获得较大出口合同，或需要履行比平时更多的出口合同时形成的营运资金需求。对企业而言，这类工具有助于其在接到较大订单时获得采购、生产和交付所需现金。

UKEF还设有“保函支持计划”（Bond Support Scheme）。当企业赢得出口合同时，买方可能要求企业提供履约保函等合同保函；银行开立保函时通常要求企业提供现金保证金，导致企业可用于履约的现金被占用。UKEF官方资料显示，该计划可为保函价值提供最高80%的担保，帮助银行释放企业用于担保的现金，使其重新用于营运资金。

4.4 开展汇率风险管理培训，提升企业自身避险能力

汇率风险管理培训主要解决“企业会不会识别和管理外币敞口”的问题。对许多中小外贸企业来说，汇率风险并不只发生在结汇环节，而是贯穿报价、采购、库存、账期、融资、收款和利润核算全过程。如果企业只在汇率波动已经发生后被动处理，往往难以及时调整订单报价和收付款安排。因此，一些出口经济体通过商会、行业组织和专业培训，帮助企业把外汇管理能力嵌入日常经营。

如新加坡工商联合会（Singapore Business Federation，SBF）开设“有效外币管理”（Effective Foreign Currency Management）课程。该课程面向需要理解外汇业务并在经营决策中使用相关技术的管理人员和高管，也可作为企业内部培训，帮助不同部门结合自身信息和运营数据，建立相互衔接的外币管理和控制体系。其内容覆盖外汇基础、企业国际化原因、海外经营类型、国内企业与跨国企业财务管理差异、货币风险管理、汇率变动影响、汇率阅读和预测、即期汇率、远期汇率、直接报价和间接报价、外币升值和贬值、买卖价差、套利和套期保值策略等。

这类培训的作用，是推动企业把汇率风险管理从“财务部门事后结汇”前移到“业务部门接单报价、采购部门安排付款、销售部门设定账期、财务部门匹配套保”的全流程管理。SBF课程目标中也明确包括理解国际货币换算、使用有效套期保值策略降低货币风险和盈利波动、评估企业自身货币敞口等内容。

4.5 提供出口金融咨询和工具匹配服务，降低企业使用政策工具的成本

出口金融咨询和工具匹配服务主要解决“企业不知道该用什么工具、找谁申请、如何组合使用”的问题。外贸企业在实际经营中，往往同时涉及出口信用保险、贸易融资、应收账款融资、保函、付款方式和客户风险识别等问题。单一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很难独立判断哪类工具最适合自身订单结构，因此有必要通过官方服务入口，为企业提供工具匹配和申请辅导。

如英国UKEF设有“出口融资经理”（Export Finance Managers，EFMs）机制。出口融资经理作为UKEF在英国各地的区域代表，为企业提供免费、公正的出口融资需求指导，并可将企业对接至融资提供方、信用保险机构、保险经纪人、贸易支持机构或其他政府支持渠道。若UKEF相关产品适合企业需求，出口融资经理还可向企业解释具体产品和服务，并协助企业准备申请材料。

在服务内容上，该机制覆盖付款方式和付款风险、融资类型、出口前后贸易融资、出口保险等领域。其功能不在于提供单一产品，而在于帮助企业把具体订单与融资、保险和付款风险管理工具连接起来：担心海外买方不付款的企业，可以被引导了解出口保险；已经接到订单但缺少采购和生产资金的企业，可以被引导了解营运资金担保；银行要求提供保函保证金的企业，则可以进一步了解保函支持工具。

对外贸企业而言，这类服务的价值在于降低政策工具使用门槛，使企业能够更快识别自身在订单履约、海外回款、贸易融资和保函安排中的主要约束，并据此选择相匹配的政策性工具和市场化工具。风险提示：政策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研究报告中使用的公开资料可能存在信息滞后或更新不及时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