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秘书长杨杰：国家层面控烟立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界面新闻记者 | 张倩楠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2026年5月31日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这也是中国全面推进控烟的第21年。

2005年，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签订《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简称《公约》）后，全面推进控烟履约。我国尚无全国性的控烟法律法规，控烟法条散见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烟草专卖法》《广告法》《慈善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法律中。尽管国家层面尚未出台无烟法规，地方层面的立法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取得显著进展。

地方控烟立法进程不断推进的另一面，舆论风向并不统一。四川、新疆省级全域控烟条例于5月1日实施后，相关话题登上热搜公众围绕控烟尺度、执行边界与个人权利展开激烈讨论。与此同时，全国多地连续发生公共场所劝阻吸烟引发的冲突事件，深圳光明区一女子在公交站台劝阻男子吸烟，双方言语争执后升级为泼水、丢掷物品，二手烟投诉话题在各平台持续发酵。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预期性目标，到 2030年全面无烟法规保护人口达80%。《“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目前中国立法进展如何？距离目标达成还有多远？界面新闻邀请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秘书长杨杰进行专访。他曾任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研究员，参与中国履行 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报告编制，深度参与北京、深圳、上海等多地控烟立法，主导多项控烟政策研究与标准制定。

界面新闻：你深耕控烟领域20余年，亲历了中国控烟从 “政策倡导” 到 “立法落地” 的转变，在你看来，哪一个阶段是中国控烟立法的 “关键转折点”？

杨杰：2006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生效，为控烟工作指明了方向。2007年《防止接触烟草烟雾准则》制定完成，明确提出烟草烟雾没有安全暴露水平，只有室内场所全面无烟才能有效保护公民免受烟草烟雾危害，提出只有通过立法等强制手段才能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无烟。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MPOWER控烟系列政策”，该措施包含监测烟草使用、保护公众免受二手烟危害、提供戒烟帮助等六大核心内容，为各国控烟工作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工作方案。

我国控烟从政策倡导到落地，走过了波澜壮阔的20年历程。立法从无到有，从“部分无烟”到“全面无烟”并有效实施，公民从少部分接受，到绝大部分接受“全面无烟”理念并积极参与和推动。在此基础上，提出《“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控烟目标。

界面新闻：截至2026年，我国尚无全国性专门控烟法律，控烟条款散见于多部法律中，你如何评价当前国家层面控烟立法？

杨杰：出台国家级控烟立法一直是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目标。有声音说国家层面控烟立法“停滞”，我认为用词有点不够准确，应该是“进展缓慢”比较贴切，国家层面控烟立法体现了控烟的国家意志，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上，地方层面控烟立法已呈现遍地开花之势，全国已有25个省及270多个城市制定了控烟立法，这些省市覆盖我国东南西北全方位地区，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因此，国家层面控烟立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界面新闻：你曾经参与北京、深圳、上海等多个城市的控烟立法工作，能否分享几个印象最深刻的立法推动细节？

杨杰：多个城市推进控烟立法的工作来看，立一部全面无烟法规，不同阶段的阻力有很大的不同，《公约》刚生效时，对出台一部符合或接近《公约》要求的控烟立法缺乏足够的信心，在推动的过程中，作为推动者的主要工作是向立法决策者解释为什么需要控烟立法并符合《公约》的要求，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如何能够让这部法能够有效实施等。

随着深圳、北京等出台了全面无烟立法，无烟环境立法的理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出台一部全面无烟立法和法律应该得到有效实施的理念得到了多数立法决策者、控烟管理者、实施者和公众的广泛支持。

界面新闻：如何评价地方无烟立法推进工作？距离“到2030年全面无烟法规保护人口达80%”的目标还有多远？

杨杰：今年5月四川、新疆两省控烟新规落地，说明我国地方控烟立法进程更进了一步，值得肯定。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距离健康中国的控烟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全面无烟”的判断标准，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8条及其实施准则的规定，“禁烟场所应覆盖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以及公共交通工具”。

然而，大部分地方立法还没有达到全面无烟法规的要求，仍允许在禁止吸烟场所设置吸烟室。可以说实现2030年全面无烟法规保护人口达80%的目标还任重道远。希望各地能够积极推进立法或修法，出台全面无烟法规并有效实施；也希望尽快推动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从根本上达到控烟有法可依、控烟全国一盘棋。

界面新闻：深圳、北京作为 “史上最严控烟令” 代表，落地多年后执法效果如何？

杨杰：总体看，执法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虽然偶尔还会看到在禁烟场所有违法吸烟现象。效果也比较明显，例如，两地控烟立法都已10年多，深圳15岁及以上人群的吸烟率已降至17.4%，北京市共避免了近50万人因急性心肌梗死、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儿童哮喘等疾病住院的风险。

界面新闻：近期集中爆发多起 “劝阻吸烟冲突”事件，舆论呈现明显分裂：一方支持劝阻者 “维权”，另一方质疑 “以暴制暴”，甚至有烟民反问 “不想闻烟味别出门”，这种认知分裂背后反映了哪些深层问题？

杨杰：这类冲突一方面反映出公众的健康意识在不断增强，“健康至上”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建设全面无烟环境、健康环境的要求在提高。当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部分室外场所治理方面仍存在很多模糊的地方，需要相关法律法规和城市管理条例进一步完善。

控烟从室内走到室外，既是一个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也是对现代城市管理者的考验，比如目标如何设定，怎样有效落实，如何引导公众的关注，如何化解过激行为等等。目前，上海、深圳等城市已经先行先试，这其中的经验或许可以供其他城市参考借鉴。

界面新闻：你曾提到，“无烟环境建设成果反弹、长效监管机制缺失”，是否可以认为执法缺位是导致公民被迫 “自助维权”、冲突频发的核心原因？

杨杰：无烟环境建设成果反弹，主要反映无烟环境建设和无烟场所执法的功利性和设定目标问题，例如为了完成任务“做过场”等。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需要将设定的目标改为“为了人民的健康”。无烟环境建设和执法工作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我们的管理者、执法者、社会公众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主动劝阻或举报违法吸烟者，说明公民的健康意识和素养在提高，社会共治正在逐步形成。无烟环境建设不仅仅是政府部门一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参与。

界面新闻：面对控烟立法推进慢、执法难、舆论分裂的现状，您认为未来3-5 年，中国控烟最关键的 “破局点” 是什么？

杨杰：控烟有多个“抓手”：进一步加强对现有法规的有效实施，对违法吸烟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加大控烟宣传力度，让大部分公众都了解控烟现状、立法情况、禁烟场所范围、公民的权益等，形成良好的无烟社会氛围；积极鼓励和引导公众主动参与控烟行动和活动，主动劝阻违法吸烟行为；加强青少年控烟工作，让青少年了解尼古丁和烟草成瘾的原因，促使未成年人主动拒绝烟草，控烟吸烟者的增量；积极开展无烟家庭建设活动；适时推动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尽快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