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70岁了，抽点烟被女儿指着鼻子骂，没过几天二叔却突然走了

二叔

一

二叔这辈子有两个爱好，一个是坐在阳台上看报纸，另一个就是抽烟。

他的烟龄比他女儿的年龄还大。今年二叔七十，闺女小芳四十二，可他手里的那根烟，从十九岁进厂当学徒那年开始算起，已经抽了整整五十一年了。五十年多年的老烟枪，肺早就不行了，一到换季就咳得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似的，可他照抽不误。二婶为这事跟他吵了半辈子，吵到后来也懒得吵了，每次看他点烟就叹口气，把窗户打开散味儿，嘴里念叨一句“抽吧抽吧，早晚抽出事来”。

二叔也不恼，嘿嘿一笑，把烟灰弹进那个用了二十多年的搪瓷烟灰缸里，继续翻他的报纸。他这个人脾气好，一辈子没跟谁红过脸，在厂里干了四十年，从学徒干到车间主任，带出来的徒弟少说也有百十号人，没有一个说他不好的。厂里的年轻人叫他“老好人大老张”，老张是他本姓，大名张德厚，但在那个厂子里，上到厂长下到门卫，都喊他二叔。

这个称呼也不知道是谁先叫起来的，大概是因为他排行老二，又天生一副热心肠，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搬家修水管、孩子入学找关系，他都跑前跑后地张罗，比自家的事还上心。时间长了，“二叔”就成了他的代号，连那些比他年纪还大的退休老工人，见了他也喊二叔。

可就是这么个对谁都笑眯眯的老好人，偏偏跟自己闺女过不去。准确地说，是闺女跟他过不去。小芳是独生女，从小被二叔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小时候父女俩感情好得不得了，二叔骑自行车送她上学，车后座绑着个小藤椅，那是他亲手编的。小芳坐在藤椅里，两只小手揪着他的衣服后襟，一路叽叽喳喳说个不停。那时候厂里的人都笑话他，说二叔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被个小丫头片子使唤得团团转。二叔也不辩解，嘿嘿一笑，第二天照常骑着那辆破永久，驮着他的宝贝闺女满街跑。

可人长大了，有些东西就变了。小芳念了大学，毕业以后考进了市里的卫生局，从一个车间主任的女儿变成了坐办公室的公务员。她开始在意很多事情，在意同事的眼光，在意自己在单位里的形象，在意她那个抽着劣质香烟、穿着褪色工装、说话嗓门大得震天响的父亲会不会让她在同事面前丢脸。这种在意是慢慢滋生出来的，像墙角受潮的霉斑，一开始只是一小片，不知不觉就蔓延了整面墙。

小芳不常回家。她住在城南的新区，离二叔住的城北老职工楼有将近二十公里。她有车，一辆白色的日系轿车，但她一年到头也开不回来几趟。过年回来，中秋节回来，二叔二婶生日回来，其余时间基本不露面。每次回来也坐不长，吃顿饭就走，有时候连饭都不吃，把东西放下说两句话就急匆匆地走了，说是单位有事，说是孩子要上补习班，说是什么什么。

二叔从来不拦她，每次都站在阳台上看着那辆白车开出小区大门，直到拐过街角再也看不见了，才慢慢转过身回到屋里，把茶几上小芳喝过的水杯拿去洗了。二婶说他：“你就不能跟闺女多说两句话？”二叔说：“她忙，别耽误她正事。”

但他不知道的是，小芳并不是每次都真的有事。有时候她只是不想在那个充满烟味的屋子里多待，不想闻父亲身上那股浓得散不掉的烟草气息。她从小闻到大，小时候不觉得有什么，甚至还觉得父亲身上的烟味混着机油味挺好闻的，那是她童年记忆里最熟悉的味道。可现在不一样了，她在卫生局上班，天天跟健康宣传材料打交道，知道烟草里的焦油和尼古丁对身体的危害有多大。她无法忍受自己穿着一身得体的职业装，坐在一个烟雾缭绕的客厅里，闻着那股呛人的味道。她更无法忍受的是，她跟父亲说过无数遍了，抽烟对身体不好，可他从来不听。

“戒不掉嘛。”二叔每次都这么说，语气里带着一种老年人特有的固执和混不吝，“抽了一辈子了，戒了反而难受。”

“什么戒不掉，就是不想戒！”小芳有一次急了，说话声音就高了，“你知道我们单位每年发多少肺癌的统计报告吗？你知道抽烟的人肺癌发病率是正常人的多少倍吗？你就不能为自己的身体想想？就不能为我妈想想？”

二叔沉默了一会儿，把手里那根抽了一半的烟掐灭了，闷声说了句：“知道了。”然后站起来走到阳台上，站在那盆养了十来年的君子兰旁边，看着窗外的街道，一句话也不说。

小芳以为他生气了，二婶在旁边拽了拽她的袖子，小声说：“别说那么重，你爸就这点爱好。”

“爱好？这是慢性自杀！”小芳甩开母亲的手，拎起包就走了。那天她连晚饭都没吃，白车在楼下轰鸣一声，箭一样窜了出去。

二叔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直到那辆白车彻底消失在暮色里，他才慢慢回到屋里，坐在沙发上，把那个搪瓷烟灰缸往茶几里面推了推，像是要把它藏起来似的。二婶看着他那副样子，心里一阵酸，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顿晚饭吃得特别安静。二叔吃了半碗米饭就放下筷子，说吃饱了。二婶知道他心里难受，也没勉强，自己默默把碗筷收了。晚上睡觉前，二婶听见他在卫生间里待了很久，出来的时候身上没有烟味，大概是洗漱的时候顺便用湿毛巾把身上的味道擦了擦。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小芳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来挑的毛病越来越多——沙发上都是烟味、阳台上的烟头堆了一地、爸你咳嗽越来越厉害了怎么还抽——二叔每次都听着，不反驳也不辩解，实在被说得狠了，就嘟囔一句“戒着呢戒着呢”，然后趁小芳不注意，偷偷摸到楼道里去抽一根。

二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小芳升任卫生局健教科副科长之后。

那个科室的全称叫“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科”，主要工作就是向市民普及健康知识，控烟宣传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内容。每年的五月三十一日是世界无烟日，健教科要提前一个月开始筹备宣传活动，做展板、印宣传册、组织社区讲座，忙得脚不沾地。

小芳作为分管这项工作的副科长，压力很大。她在单位是出了名的干练，做事雷厉风行，说话条理分明，领导对她的评价是“业务能力强，责任心重”。她亲手起草的控烟宣传方案写得详实周全，数据翔实，措辞恳切，局里的领导看了都说好。她还在全市卫生系统组织的演讲比赛中拿了二等奖，演讲的题目就是《让烟草远离我们的家人》。

她在台上讲得声情并茂，讲了烟草的危害，讲了二手烟对家人的影响，讲了每年因为吸烟相关疾病去世的人有多少万，数据一个一个从她嘴里蹦出来，掷地有声。台下掌声雷动，评委们频频点头。她捧着奖状站在台上拍照的时候，笑得特别自信，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可她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公开场合提起过，她自己的父亲就是一个抽了五十年烟的老烟民。这件事在她的工作圈子里几乎是个秘密，只有跟她关系最近的几个同事隐约知道一点，但也从不当着她的面提。有一回科室聚餐，一个刚来的小姑娘开玩笑说“小芳姐身上怎么闻不到烟味，你们家里人都不抽烟吧”，小芳的脸色瞬间变了一下，虽然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但那一瞬间的变化还是被坐在她旁边的老科长看在了眼里。

老科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为人通透，什么都明白，但什么也不说。她只是轻轻拍了拍小芳的手背，把话题岔开了。

小芳有时候也会内疚。她不是不孝顺的人，逢年过节给父母买的东西从来不比别人家少——进口水果、保健品、按摩仪，什么贵买什么。母亲节给二婶订花，父亲节给二叔买衣服。但她给二叔买的那些东西里，没有一样是二叔真正需要的。或者说，她从来没有问过二叔真正需要什么。她只是在用花钱的方式来填充那个“孝顺女儿”的角色，至于角色背后的真实情感，她自己也不太敢深究。

有一回她给二叔买了一件挺贵的羊毛衫，二叔试了试，笑着说“太洋气了，我穿出去人家笑话”，然后仔仔细细叠好放进衣柜里，后来小芳再也没见他穿过。倒是那件洗得发白、袖口都磨毛了的老头衫，二叔穿了一整个夏天。

三

今年入秋以后，二叔的咳嗽比往年都重。以前是干咳，现在咳起来带着痰音，呼噜呼噜的，像是喉咙里堵了一团破棉絮。二婶催了他好几次去医院看看，他总说“没事没事，老毛病了”，推三阻四地不肯去。二婶知道他怕去医院，怕做检查，怕万一查出什么不好的毛病来，这个家就塌了。老年人的这种心理，二婶比谁都明白。

其实二叔心里有数。他自己的身子骨自己最清楚，这两年体力明显不如从前了，以前每天早上绕着公园走三圈不费劲，现在走一圈就喘。以前上下六楼气都不带喘的，现在爬到四楼就得歇一歇。这些变化他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连二婶都没告诉。他不想让家里人担心，更不想让闺女回来说他“早就让你戒烟你不听”。他怕的不是病，是女儿那种带着责备的眼神。

十月底的一天，小芳难得回来了一趟。那天是二婶的生日，小芳提前打了电话说要回来吃饭。二叔高兴坏了，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买了小芳爱吃的虾和排骨，又专门跑了一趟水产市场挑了条活的鲈鱼——小芳小时候最爱吃他做的清蒸鲈鱼。他在厨房里忙活了一上午，鱼杀好洗净，姜丝切得细细的，葱段码得整整齐齐，蒸鱼豉油用的小碟子都提前摆好了。二婶说他：“闺女回来就回来呗，你至于高兴成这样？”二叔嘿嘿一笑，拿围裙擦了擦手，又去阳台上把那盆君子兰的叶子擦了一遍。那盆君子兰是他退休那年养的，十几年了，每年都开花，橘红色的花朵簇成一团，喜气洋洋的。

小芳是十一点多到的。她今天穿了一件米白色的风衣，头发刚做过，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干练。她进门的时候带进来一股淡淡的香水味，那种香水味跟二叔家里洗衣粉和油烟混合的味道撞在一起，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二叔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笑着说：“来了啊，快坐快坐，马上就好。”

小芳在沙发上坐下，下意识地用手扇了扇面前的空气。客厅里有烟味，虽然二叔为了她回来特意开了窗户通风，但那烟味已经渗进了沙发、窗帘、墙壁，不是开一会儿窗户就能散掉的。小芳皱了皱眉，没说什么，从包里拿出手机开始回工作消息。

二婶端了杯茶过来，在她旁边坐下，母女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几句家常。二婶问她工作忙不忙、孩子学习怎么样、女婿最近出差多不多，小芳一一回答了，语气平淡而客气，像是在跟一个不太熟的同事说话。二婶心里叹了口气，脸上还是笑着的。

饭快好的时候，小芳起身去卫生间。经过厨房门口的时候，她看见父亲正弯着腰在灶台前忙活，动作比记忆中迟缓了不少，背也驼得厉害，后脑勺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她忽然觉得父亲老了很多，这个念头在她心里闪了一下，但很快就被另一种情绪盖过去了——她看见灶台旁边的小窗台上，放着一个烟灰缸，里面躺着两根新鲜的烟蒂。显然，父亲在做饭的间隙，又抽了两根。

一股火气猛地从她心底蹿起来，像一根火柴划在了磷面上，瞬间就烧成一片。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最终还是忍住了，沉着脸走进了卫生间。

饭桌上的气氛一开始还算融洽。二叔一个劲儿地给小芳夹菜，虾剥好了放到她碗里，鱼肚子上最嫩的那块肉也夹给她，嘴里不停地说“多吃点多吃点，你看你瘦的”。小芳低头吃着，回应得很简短，脸上的表情始终绷着，像是在刻意压制着什么。

二婶感觉到了不对劲，在桌子底下轻轻踢了二叔一脚。二叔愣了一下，讪讪地收回了正要给小芳夹排骨的筷子。

吃完饭，二叔习惯性地往阳台走。他有个固定的饭后习惯——搬个小马扎坐在阳台上，点一根烟，慢慢抽完，然后喝一杯浓茶。这是他退休十几年来雷打不动的节奏，比闹钟还准。二婶经常笑话他，说他身体里装了个烟囱，到点了必须冒烟。

但今天他刚走到阳台门口，手还没碰到那扇推拉门的把手，身后就传来一声尖锐的呵斥。

“又抽？”

二叔的手僵在了半空中，转过身来，看见小芳从餐桌前站了起来，双手抱在胸前，脸上的表情就像他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些面对违规摊贩的城管——冷静、严厉、不容置疑。

“刚吃完饭就抽烟，你不知道这样危害更大吗？”小芳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刻意控制但仍然压不住的怒气，“饭后血液循环加快，尼古丁吸收得更快，对身体的伤害比平时更大。这些常识我跟你讲过多少遍了？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一个字？”

二叔的笑容凝固在脸上，慢慢地收了回来。他站在阳台门口，手不知道往哪里放，最后垂下来，搓了搓裤缝，像个小学生被老师抓到上课吃零食一样手足无措。

“我就抽一根，”他嚅嗫着说，“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嘛……”

“活神仙？”小芳像是被这两个字点炸了，声音陡然拔高，“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像活神仙吗？咳嗽咳成那样了，爬个楼梯喘半天，你管这叫活神仙？我们单位上个月刚统计了一组数据，全市去年因为吸烟相关疾病死亡的人数是两千三百多人！两千三百多人！这些人里有多少就是抱着你这种侥幸心理，觉得抽一根没事，再抽一根也没事，到最后躺在医院里插着管子的时候才后悔，有用吗？”

餐厅里安静极了，只有二婶手里的筷子碰到碗沿发出的一声轻微的脆响。二叔站在那里，嘴角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的脸色很难看，不是生气的那种难看，而是一种被人当众扒掉了遮羞布的难堪和羞愧。小芳的话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精准地扎在他最脆弱的地方。

七十岁的人了，被自己的亲生女儿指着鼻子，一条一条地数落他，说他不自律，说他抱侥幸心理，说他迟早要躺到医院里插管子。这些话从一个陌生人口中说出来尚且刺耳，何况是从自己一手养大的女儿嘴里说出来。

“小芳，好好跟你爸说话。”二婶终于忍不住开了口，声音里带着一丝恳求，“你爸也没抽多少，比前几年少多了……”

“少多了？少多少？一天半包？还是一包？”小芳转过头来看着母亲，火力不减，“妈，你也别老是惯着他，你这样不是帮他，是害他！”

二婶被她这句话噎得说不出话来，低下头不再吭声。

二叔看着这个场面，看着低头不语的妻子、气势汹汹的女儿，忽然觉得胸口有个东西堵得厉害。他轻轻地吸了一口气，用尽可能平静的语气说：“行了行了，不抽了不抽了，闺女说得对，这东西确实不是好东西。”

他一边说一边走回客厅，当着小芳的面，从口袋里掏出那盒皱巴巴的红塔山，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摸出一个一次性打火机，一起放在茶几上，往小芳的方向推了推。“今天就戒了，行了吧？你别生气了，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别为了这点事闹得不痛快。”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甚至还挂着笑，那种笑容是他一辈子最擅长的——息事宁人的笑，不想让任何人不开心的笑。但那种笑容底下藏着什么，小芳没有看到，或者说她根本没有心思去看。她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我终于让他把烟交出来了”，一种胜利的满足感涌上心头，像打赢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她拿起那盒烟在手里掂了掂，打开看了看，里面还剩大半盒。她走到厨房，把烟盒扔进了垃圾桶，又把打火机也扔了进去，然后拍了拍手，用一种宣告胜利的姿态走回客厅。

“早就该这样了，”她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就像她在单位做控烟宣讲时的语气一模一样，“爸，我不是要害你，我是为你好。你年纪大了，身体经不起折腾了，多活几年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你就安安稳稳的陪着我妈过好晚年生活，别再任性了。”

“知道了知道了。”二叔笑着摆摆手，好像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无关紧要的小插曲。他走到沙发前坐下来，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把音量调到很大。电视里正放着抗战剧，枪炮声隆隆地响着，填满了客厅里尴尬的沉默。

小芳坐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她说下午单位还有个会要开，得提前回去准备材料。二叔送她到门口，站在阳台上看着那辆白车开走，跟以往每一次一样，站在那盆君子兰旁边，目送着白车拐过街角，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回到客厅以后，他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电视里放的什么他完全没看进去。二婶收拾完厨房出来，在他旁边坐下，轻声说了句：“闺女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她也是为你好。”

二叔点了点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走到厨房里，站在垃圾桶前面低头看了看。那盒红塔山安安静静地躺在垃圾桶底部，旁边是那个透明的一次性打火机，上面还印着一家超市的名字。

他站了大概有两分钟，然后弯腰，把那盒烟捡了回来。

他小心翼翼地吹掉烟盒上沾着的菜叶子碎屑，打开看了看，里面的烟一根没少。他把烟盒揣回口袋里，又把打火机也捡了起来，用袖子擦了擦，一并装进口袋。然后他走到阳台上，把推拉门关紧，确认客厅里的二婶看不见，才摸出一根烟叼在嘴里，打火机啪地按了一下，火苗蹿起来，凑近了烟头。

深深的一口，他靠在阳台的墙上，烟雾从鼻孔里慢慢喷出来，在秋天的阳光下散成一团淡蓝色的雾。他闭上眼睛，脸上浮起一种满足而又苦涩的表情。

一根烟抽完，他把烟蒂掐灭在那个易拉罐里，又站了一会儿，等身上的烟味散了一些，才推开阳台门回到客厅。

二婶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抬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秒钟，然后移开了。她什么都没说。五十年的夫妻，她什么都知道。她知道他刚才去阳台了，知道他又抽烟了，但她不说破。跟以往每一次一样，她选择装作不知道。

那天晚上，二叔的话比平时少了很多。平时他爱跟二婶说说报纸上的新闻，说说楼下棋牌室里谁又赢了谁，说说菜市场的菜价涨了几分钱。但那天晚上他几乎没怎么开口，早早地洗漱完就躺到了床上。二婶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说没有，就是有点累了。

二婶关了灯，黑暗里她听见二叔翻了个身，又翻了个身，然后传来一声很轻很轻的叹息，轻到几乎听不见，像一片落叶掉在平静的水面上，涟漪转瞬就散了。

四

小芳骂完那场之后的第三天，二叔变得有些不对劲。

那天是周三，天气很好，十一月的阳光薄薄的、暖暖的，像是冬天来临前最后的一点温柔。二叔早上照常去公园溜达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在楼下的早餐铺子买了三根油条和两杯豆浆——他自己一杯，二婶一杯。二婶念叨了他几句，说他油条买多了，两个人哪吃得了三根。他嘿嘿一笑，说吃不了我中午热热再吃，浪费不了。然后他就坐在阳台那张旧藤椅上，一边翻当天的报纸，一边把那两根半油条全吃了，豆浆喝得呼噜呼噜响。

二婶在厨房里洗碗的时候，听见他在阳台上咳嗽了几声。那种咳嗽二婶太熟悉了，闷闷的，像是从肺管子最深处挤出来的，带着一股子黏糊糊的痰音。二叔咳完了，往阳台上的那个易拉罐里吐了口痰，然后继续翻他的报纸。二婶从厨房窗户探出头去，习惯性地说了一句：“少抽两根吧，咳成这样了还抽。”二叔头也不抬地回了句：“知道了知道了。”

这是二婶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上午十点多，二叔说胸口有点闷，想去床上躺一会儿。二婶没太在意，因为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两年他时不时就胸闷气短，每次躺一躺也就缓过来了。二婶给他倒了杯热水放在床头柜上，又帮他把被子掖了掖，然后去客厅继续织她那件织了大半年的毛衣。

卧室里很安静，只有二叔粗重的喘息声和客厅里毛衣针碰撞的细碎声响。二婶织着织着，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二叔的呼吸声好像越来越重了，重得有点不正常，像是一台老旧的鼓风机在艰难地运转，每一次进气出气都带着一种刺耳的摩擦音。她放下毛衣针，走到卧室门口往里看了一眼。

二叔仰面躺在床上，脸色灰白，嘴唇发紫，额头上全是汗。他的一只手攥着胸口的衣服，攥得指节发白，另一只手无力地垂在床沿外面，手指微微蜷曲着，像是想要抓住什么东西却没有抓住。

“老张？老张！”二婶的声音变了调，尖锐得连她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她扑到床前，抓住二叔的肩膀拼命地摇，“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老张你说话！”

二叔的眼睛睁着，眼珠子转了转，看向了二婶。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像是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只发出了一阵含混的咕噜声，像是有口痰堵在那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他的手在床头柜上胡乱摸索着，碰到了那杯水，杯子晃了晃，差点被打翻。二婶赶紧把杯子稳住，握住他的手，那只手凉得吓人，像是刚从冰水里捞出来的。

“我去打电话！我去打120！你撑着！”二婶慌慌张张地跑到客厅去拿手机，手抖得连解锁屏幕都解了好几次。120的接线员问她在哪栋楼哪个单元，她脑子里一片空白，连自己家的地址都差点说不清楚。

挂了电话她又跑回卧室，二叔的呼吸变得更重了，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像是一条被扔在岸上的鱼在做最后的挣扎。他的眼睛半睁着，眼珠望着天花板，眼神涣散，不知道在看什么。二婶跪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一遍一遍地喊他的名字，喊得嗓子都劈了。

“老张你撑住啊！救护车马上就到了！你撑住！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

二叔的手指动了一下，像是在回应她。他的手还是凉，但攥着二婶的那只手忽然收紧了一点，力气不大，却像用尽了他身体里最后一丝能量。他的嘴唇又动了动，这次二婶凑近了，终于听清了他在说什么。

“……别……别告诉小芳……别让她……担心……”

这是他这辈子说的最后一句话。

救护车来得很快，从接到电话到赶到现场不到十五分钟。但已经晚了。急救人员冲进卧室的时候，二叔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心电监护仪上拉出一条笔直的绿线，刺耳的蜂鸣声响彻整个房间。他们做了将近四十分钟的心肺复苏，电击了三次，打了两针肾上腺素，能用的手段全用了。二婶站在卧室门口，看着那些人围在床前忙碌，看着他们的动作从急促变成机械，最后慢慢地停了下来。

领头的急救医生转过头来，摘下口罩，用一种职业性的、温和而克制的语气说：“阿姨，很抱歉，我们尽力了。初步判断是急性心肌梗死，送来得太晚了，抢救的黄金时间已经过了。”

二婶没有哭。她站在那里，眼神空洞地看着床上那个一动不动的人，忽然觉得这个画面特别不真实。就在一个小时前，这个人还在跟她为了三根油条拌嘴，还在阳台上呼噜呼噜地喝豆浆，还头也不抬地回了她一句“知道了知道了”。怎么现在就没了呢？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她慢慢走到床前，在二叔旁边坐下来。急救人员已经收拾好设备退了出去，客厅里传来他们压低声音打电话汇报的声音。卧室里只剩下二婶和躺在床上的二叔。她伸手摸了摸二叔的脸，那张脸的皱纹她是再熟悉不过的，每一条皱纹的位置和深浅她闭上眼睛都能画出来。可现在那张脸已经没有了血色，皮肤下面的温度正在一点一点地流失，摸上去像一块微微发凉的旧皮革。

床头柜上那杯水还冒着最后一丝热气，旁边放着一盒开了封的红塔山和一个一次性打火机。那是二叔昨天刚买的，小芳扔掉了之前那一盒，他又偷偷买了一盒新的。他以为没人知道，其实二婶什么都知道。

二婶拿起那盒烟，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烟盒上的塑料包装已经撕开了，皱皱巴巴的，里面的烟大概还剩下小半盒。她把烟盒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那股熟悉的烟草味道扑面而来，混着二叔身上常年不散的那种气息。她忽然觉得鼻子一酸，眼眶一热，忍了半天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一滴一滴砸在烟盒上，把纸质的包装洇湿了一片。

五

小芳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单位开会。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她正站在投影幕布前面，对着PPT汇报下个月控烟宣传活动的筹备情况。PPT是她花了好几个晚上加班做的，数据翔实，图表精美，每一页都标注了权威的引用来源。她讲到“烟草对心血管系统的损害”那一页的时候，手机在口袋里震了起来。她没接，按掉了。手机又震，她又按掉。第三次震动的时候，她皱了皱眉，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是母亲打来的，连着打了三个。

母亲从来不会在上班时间连着打三个电话，除非出了大事。

她心里咯噔了一下，暂停了PPT，对开会的同事说了句“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快步走到会议室外面。电话接通，她还没来得及说“妈我在开会”，就听见那头传来母亲沙哑的、像是被什么东西碾过的声音：“小芳，你快回来，你爸没了。”

小芳握着手机的手僵在了耳边。会议室外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扇大窗户，午后的阳光明晃晃地照进来，刺得她眼睛生疼。她眯起眼睛，觉得那阳光像是一把刀，从窗户外面劈进来，直直地劈在她脑门上。

“妈你说什么？”她的声音变了调，“什么叫没了？”

“没了就是没了，”二婶在电话那头说，声音平静得可怕，像是所有的情绪都被抽空了，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躯壳，“救护车来了，也没救回来。医生说是心梗，走得很快，没遭什么罪。”

走得很快，没遭什么罪。

小芳握着手机靠在了墙上，走廊里的白墙冰冷而坚硬，硌着她的肩胛骨。她的大脑一片空白，二婶后面说的话她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只有那句“你爸没了”在脑子里反复回响，像是一台卡了带的录音机，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同一个声音。

她挂了电话，靠在墙上站了大概有两三分钟。会议室里传来同事们低声交谈的声音，有人在笑，大概是有人讲了个什么笑话。她听到那个笑声，忽然觉得一阵强烈的荒诞感——就在这堵墙的另一边，大家在讨论怎么让市民少抽烟、怎么预防心血管疾病、怎么过上更健康的生活。而就在同一时间，她的父亲，一个抽了五十一年烟的老烟民，因为心肌梗死死在了自家的床上。

她深呼吸了几下，回到会议室里，拿起桌上的包和外套，用一种她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平静语气说：“不好意思，家里出了点急事，我先走一步。”然后她穿过长长的走廊，按下电梯按钮，走进电梯，走出办公楼大门。她的动作流畅而机械，像一个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每一个步骤都执行得精准无误，但每一步都感受不到任何真实的情感。

直到她坐进车里，把钥匙插进点火孔的那一刻，她的手忽然开始发抖。从指尖到手腕到整条胳膊，控制不住地抖，抖得连钥匙都拧不动。她尝试了三次都没能把车发动起来，最后她趴在方向盘上，把脸埋进胳膊里，发出了一声压抑的、闷闷的呜咽。

她没有哭出声。她是张副科长，是全市卫生系统优秀工作者，是控烟宣传先进个人，她不能哭。至少现在不能。

她深吸了几口气，把眼泪憋回去，发动了车。二十公里的路，她开了将近一个小时，路上堵车堵得厉害，每遇到一个红灯她都觉得时间被拉得无限漫长。她到家的时候，殡仪馆的车已经停在楼下了。

小芳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楼。家门大敞着，门口站着几个邻居，看见她来了，纷纷让开一条路，脸上的表情都是小心翼翼的同情。她穿过客厅，走进卧室，看见母亲坐在床边，握着父亲已经僵硬的手，目光呆滞，像是灵魂出了窍。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站在一旁，低声商量着什么，看见小芳进来，其中一个礼貌地欠了欠身，说：“您是女儿吧？请节哀。”

小芳没有理他。她走到床前，低头看着躺在床上的父亲。二叔闭着眼睛，脸上的表情很安详，看不出痛苦，好像只是睡着了一样。但他的皮肤已经变了颜色，灰白中带着一种蜡黄，像是冬天里枯死的树皮。他的嘴微微张着，嘴唇上还有干裂的死皮，那是长期抽烟留下的痕迹。

他的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老头衫，就是她以前最看不上的那件。领口的松紧带已经松了，皱皱巴巴的，袖口磨得毛毛的，但很干净，带着洗衣粉的味道。

床头柜上放着半杯已经凉透的白开水，一副老花镜，一本翻到一半的报纸，还有那盒红塔山和那个一次性打火机。

小芳的目光落在那盒红塔山上，像是被烫了一下，瞳孔猛地收缩。她伸出手，把烟盒拿起来。烟盒很轻，里面大概还剩七八根。烟盒上有些水渍，已经干了，留下几圈淡淡的痕迹。那是母亲的眼泪。

她攥着那盒烟，忽然觉得这个小小的纸盒子重得不可思议。这么多年，她做了几十场控烟宣传，写了无数份控烟材料，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说过几百遍“为了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她可以在上百人的会场上侃侃而谈，可以在领导面前从容汇报，可以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数据证明吸烟的危害。可她从来没有真正做成功过一件事——让她的父亲，这个世界上最宠她的人，戒掉手里那根烟。

她用了最直接、最粗暴的方式。她用那些冰冷的数据去轰炸他，用咄咄逼人的语气去指责他，当着他妻子的面把他的烟夺过来扔进垃圾桶，像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一样志得意满地宣告自己的胜利。她觉得自己在帮他，觉得那是“为他好”，觉得自己站在了绝对正确的道德高地上，所以他必须服从，必须接受，不能反驳，不能辩解。

可她从来没有问过他为什么抽烟。没有问过他十九岁进厂当学徒的时候，一个月工资十八块钱，白天跟着师傅学手艺，晚上还要给师傅倒洗脚水，困得眼皮打架却不敢睡，是师傅递给他人生中的第一根烟，说“抽一根提提神”。没有问过他在车间里干了四十年，噪音震耳欲聋，机油味熏得人头疼，三班倒把生物钟折腾得乱七八糟，困的时候、累的时候、烦的时候，只有那根烟能让他短暂地喘一口气。没有问过他这个一辈子不擅长表达情感的男人，在那些沉默的、压抑的、无人诉说的时刻，是不是只有那根夹在指间的烟陪着他。

她什么都没问过。她只是告诉他，这是错的，你不许再做了。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审判者，用一个绝对正确的结论，直接判处了他五十一年习惯的死刑。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轻声问她，要不要再看最后一眼。她点了点头，走到床边，弯下腰，离父亲的脸很近很近。近到能看清他眼角每一条细密的皱纹，能看清他鬓角那些如霜的白发，能看清他嘴唇上那些被烟草熏得发黄的痕迹。她伸出手，想去摸摸父亲的脸，但手指在离他皮肤一厘米的地方停住了，悬在半空中微微发抖，怎么也落不下去。

她想说点什么，想说“爸，对不起”，想说“爸，我不该那样骂你”，想说“爸，你别生我的气”。可她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地掐住了，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她想哭，但眼睛里干涩得厉害，像是有一团火在那里烧着，烧得生疼，却流不出一滴泪。

她最终只是弯着腰站在那里，维持着一个僵硬而别扭的姿势，一动不动。

然后她直起身，把手里那盒红塔山轻轻放回床头柜上，放在老花镜和报纸的旁边。她没有把那盒烟扔掉，也没有带走。她的理智告诉她，作为控烟工作者，她应该把这盒烟处理掉。但她做不到。这是父亲最后的遗物之一，她没有权利再次夺走它。

工作人员把二叔抬上担架，盖上了白布，推出了卧室。小芳跟在后面，穿过客厅的时候看见了那个搪瓷烟灰缸，它安静地待在茶几角落，里面还躺着两根烟蒂。她又看见了阳台上的那个易拉罐，里面插满了长长短短的烟头。阳台上那盆君子兰还开着，橘红色的花朵簇拥在一起，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格外艳丽。

她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些画面。那时候父亲还很年轻，头发乌黑，腰板挺直，骑着一辆破永久自行车驮着她满街跑。她在后座的小藤椅里揪着他的衣服后襟，大声唱着幼儿园里学的儿歌。他一边骑车一边笑，偶尔单手扶把，腾出一只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叼在嘴里，用那种老式打火机啪地点燃，深吸一口，烟雾被风吹散在身后，拉出一道长长的、淡蓝色的尾巴。

那时候她还不觉得那烟雾难闻。她坐在后座上，闻着那股混着机油味的烟草气息，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闻的味道。因为那是爸爸的味道。

六

二叔的葬礼办得很简单。

按他生前的意思，不设灵堂，不请乐队，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仪式。他活着的时候就不爱麻烦别人，死了更不想兴师动众。二婶说，他有一次看电视，看到人家办丧事请了唢呐班子吹吹打打，他皱着眉头说“吵死了，我以后可不要这个”。当时二婶还骂他“死老头子胡说什么”，没想到一语成谶。

来吊唁的人倒是不少。厂里的老同事、老部下、街坊邻居，还有他带过的那些徒弟，有的专程从外地赶回来，坐了七八个小时的火车。灵堂虽小，但花圈从门口一直摆到了楼道里，白的黄的菊花簇拥在一起，在深秋的风里微微摇摆。

二婶坐在灵堂里，整个人像是小了一号。她穿着一件黑色的棉布外套，头发比前几天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也深了许多，眼窝陷下去，像是被什么东西掏空了一样。她跟每一个来吊唁的人握手、点头、道谢，动作机械而客气，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偶尔在听到别人说起二叔生前的事时，嘴角会微微动一下，像是想笑又没有力气笑。

小芳站在母亲旁边，穿着黑色的孝服，脸上的表情跟母亲一样空洞。她已经哭过很多次了，但都是背着人的时候哭的。在殡仪馆的卫生间里，在回家的车上，在深夜自己卧室的被窝里。她流了很多眼泪，但每一次哭完，心里的那个空洞不但没有变小，反而越来越大，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所有的悲伤都灌进去，却永远填不满。

葬礼那天来了一个让小芳意想不到的人——卫生局的老科长，那个五十多岁的大姐。她穿着一身素色的套装，手里捧着一束白菊花，走到灵堂前鞠了三个躬，然后走到小芳面前，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节哀。”老科长说，声音很轻，只有小芳一个人能听见，“你爸的事，科里的人都不知道。我没跟他们说。”

小芳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老科长的意思——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单位的任何人，是为了保护她。一个负责控烟宣传的副科长，自己的父亲死于吸烟相关的心血管疾病，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不知道会被传成什么样子。小芳张了张嘴，想说声谢谢，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只能微微点了点头，眼眶又红了。

老科长看了看她的样子，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再多说什么，把花放在灵前，又对着二叔的遗像鞠了一个躬，然后安静地离开了。

灵堂里的遗像是小芳选的。那是二叔退休那年拍的一张照片，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对着镜头笑得一脸灿烂。那时候他的身体还好，脸色红润，眼睛有神，看不出一点病态。照片冲洗出来以后二叔自己不太满意，说笑得太开了，牙都露出来了，不好看。但小芳觉得好看，那是她记忆中父亲最精神的样子。

现在那张照片被放大成了十六寸，装在黑色的相框里，摆在灵堂正中央。二叔在照片里笑着，露出两颗微微发黄的门牙——那也是常年抽烟留下的痕迹。小芳看着那张照片，觉得那个笑容离自己很远很远，远到像是隔了一个世界。

前来吊唁的人里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人，是二叔当年在厂里带过的第一个徒弟，现在已经退休了，腿脚不太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来的。他站在二叔的遗像前，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忽然弯下腰，给遗像鞠了一个超过九十度的躬，鞠得特别认真，像是一个学徒在给师傅行大礼。

直起身来的时候，他的眼圈是红的。他转过身来，看见小芳，声音沙哑地说：“你是芳芳吧？你爸以前老提起你，说你在卫生局上班，有出息，是他的骄傲。每次跟我们几个老家伙喝酒，三句话不离‘我家芳芳’，听得我们耳朵都起茧子了。”

小芳的眼泪又掉下来了。她用手背擦了擦，声音发抖地说：“谢谢您来看我爸。”

老徒弟摆了摆手，又看了一眼遗像，叹了口长长的气。“你爸这个人啊，一辈子就两个爱好，一个是抽烟，一个是你。现在他两样都没了。”

他拄着拐杖慢慢地走了。小芳站在原地，眼泪完全不受控制地往下淌，把胸前的孝服洇湿了一大片。老徒弟那句话像一根针一样扎在她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扎得很深很深，拔不出来。

你爸这个人啊，一辈子就两个爱好，一个是抽烟，一个是你。现在他两样都没了。

七

葬礼过后的第三天，小芳一个人回了父亲的家。

二婶去她妹妹家住几天，家里空荡荡的，只有那盆君子兰还孤零零地开在阳台上。小芳用父亲留下的钥匙开了门，站在玄关处，忽然觉得这个她生活了二十年的老房子变得无比陌生。所有的家具都在原来的位置上，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一切都没有变，但一切都变了。空气里还残留着一股淡淡的烟味，那是二叔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小芳站在玄关处深深吸了一口气，那股熟悉的味道钻进鼻子里，呛得她眼睛一酸。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回来。这几天她在自己家里待着，丈夫和儿子都很小心地照顾她的情绪，说话轻声细语的，连电视都不敢开太大声。但她待不住。她心里有个什么东西在拽着她，拽着她往这个方向走，像是要让她去完成一件未了的事情。

她换了拖鞋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沙发套还是去年过年时候她买的那套，灰底蓝花的图案，现在看起来已经有点旧了。父亲平时最爱坐在沙发最右边那个位置上，那个位置的坐垫已经被坐出了一个浅浅的凹陷，正好是他身体的形状。小芳伸手摸了摸那个凹陷，掌心里传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触感，凉凉的，硬硬的，像是一个模子。

她站起身来，开始在屋子里慢慢地走，慢慢地看。她打开冰箱，里面还有父亲去世那天早上买回来的半根油条，用保鲜袋装着，已经干硬了。冰箱的冷藏室里放着两盒酸奶，那是她上次回来给母亲买的，母亲没舍得喝，父亲也没喝。酸奶的保质期已经过了。

她走到阳台上，那个易拉罐还在那里，里面塞满了长长短短的烟蒂。小芳蹲下来，伸手拿起那个易拉罐。易拉罐是冰红茶的那种，外面被烟灰熏得发黄，底部被父亲剪开了一个口子，用来往外倒烟头。她拿着那个易拉罐，忽然想起以前每次回来都会说“爸你把那个罐子扔了，多恶心”，父亲总是笑着说“好好好，明天就扔”，然后那个罐子就一直留到了现在。

易拉罐旁边是那把旧藤椅。藤椅的扶手上磨出了一层包浆，油亮油亮的，那是父亲的手成年累月摩挲出来的。藤椅的坐垫上还有一个凹坑，比沙发上的那个更深更明显。小芳在藤椅上坐了下来，屁股刚好嵌进那个凹坑里，不大不小，严丝合缝。她学着父亲的样子靠在椅背上，把手搭在扶手上，从这个角度看出去，正好能看见楼下的街道和远处的公园。父亲每天坐在这里看报纸、喝茶、发呆，看的都是这个风景。

藤椅旁边有一个小木架子，架子上放着一个铁盒子，是那种老式的丹麦曲奇饼干盒，盖子上印着一个穿裙子的小女孩。小芳记得这个盒子，小时候父亲用它来装各种零碎东西——螺丝刀、橡皮筋、旧钥匙、过了期的优惠券。她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些乱七八糟的小物件，最上面是一本巴掌大的小电话簿，封面已经磨得看不清原来的颜色。

她翻开电话簿，第一页就是她的电话号码，用圆珠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的，但写得很用力，一笔一划都凹进了纸里。电话号码旁边还写着一行小字：“芳芳办公室，上班时间不要打。”

她的眼眶又热了，继续往后翻。后面是母亲那边的亲戚、几个老同事的联系方式，再往后翻，她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又出现了一次。那一页上密密麻麻地记着她从小到大的每一个重要节点——“芳芳出生 六斤八两”“芳芳上幼儿园 哭了两天”“芳芳小学 考了第一名”“芳芳考上市一中”“芳芳大学录取通知书”“芳芳考上公务员”“芳芳结婚”“芳芳生宝宝”。

那些字迹有新有旧，有的已经褪色了，看得出来是用不同年代、不同颜色的笔写下的。最早的那几条是蓝色圆珠笔，后来变成了黑色中性笔，再后来变成了铅笔——大概是因为父亲眼睛不好使了，用铅笔写错了可以擦掉重来。小芳一页一页地翻着，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上，把墨水洇花了一片。

她把电话簿抱在怀里，坐在那把旧藤椅上，终于放声大哭。这些天她憋了太久了，在人前她是一个得体的、节制的、懂得控制情绪的中年女人，连哭都要挑没人的时候、挑不会被人听见的地方。可现在她不管了，她坐在父亲坐了一辈子的藤椅上，抱着父亲写满了她名字的小本子，哭得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夕阳把阳台上那盆君子兰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小芳哭够了，用袖子擦了擦眼泪，把那本电话簿小心翼翼地放回了铁盒子里，然后把铁盒子重新盖好，放回原处。

她站起来，走到客厅里，拿起茶几上那个搪瓷烟灰缸。烟灰缸里还躺着两根烟蒂，是父亲生前抽的最后两根。烟蒂的过滤嘴已经发黄发硬，烟灰早已冷却，但小芳把它们拿在手里的时候，还是觉得指尖触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温度。

她走到厨房，从垃圾桶里翻出了前几天自己扔掉的那盒烟。烟盒已经脏了，上面沾着菜叶子、油渍和不知道什么汤汁的痕迹，但里面的烟还在，一根不少。她拿着那盒脏兮兮的烟和那个搪瓷烟灰缸，又回到阳台上，在藤椅上坐了下来。

她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然后又拿起父亲的那个一次性打火机。她不抽烟，从来没有抽过，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尝试。她学着记忆中父亲的样子，把打火机凑近烟头，啪地按了一下，火苗蹿起来，在秋风里摇摇晃晃的。她吸了一口气，烟雾涌进嘴里，又呛又辣又苦，她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眼泪都出来了。

但她没有停下来。她一边咳一边抽，眼泪和烟雾混在一起，呛得她满脸通红。她抽完了一整根烟，把烟蒂按进搪瓷烟灰缸里，和父亲的那两根放在一起。然后她靠在藤椅的椅背上，闭上眼睛，感受着那股辛辣的烟草味在自己口腔和鼻腔里弥漫开来。

那是她童年记忆里最熟悉的味道。

八

守七那天，小芳带着母亲去给父亲上坟。

十一月的墓园很安静，山坡上的草已经枯了，黄黄的一片，踩上去沙沙地响。远处有几棵松树，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站成一排沉默的哨兵。父亲的墓碑是新立的，青色的花岗岩上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照片是后来嵌上去的，用的是灵堂上那张——退休那年拍的，笑得很灿烂的那张。只是嵌在墓碑上的照片被缩小了很多，那个灿烂的笑容也变得小小的、远远的。

二婶把带来的水果摆在碑前，又放了一碟花生米。二叔生前爱喝酒，二婶犹豫了一下，还是从包里掏出一小瓶二锅头，拧开盖子，在碑前倒了一圈。酒液洒在干燥的石板上，留下一条深色的痕迹，然后慢慢蒸发。

小芳蹲在墓碑前，把带来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好。她有样学样地跟着母亲做着这些，但她还带了一样特别的东西。

她从包里掏出一盒红塔山，崭新的，连外面的塑料包装都没拆。她把塑料包装撕开，从里面抽出一根烟来，然后拿出父亲那个一次性打火机——她这几天一直把那个打火机带在身上——啪地按了一下，点燃了那根烟。

她没有放进嘴里。她把点燃的烟倒过来，过滤嘴朝上，插在墓碑前的香炉里。烟头朝下，燃着的烟丝在风里一闪一闪地发出暗红色的光，一缕细细的烟雾笔直地升起来，在无风的空气里拉成一条长长的线，然后散开。

她又点燃了第二根，插在旁边。然后第三根。

三根香烟并排插在香炉里，像是三炷香，烟雾袅袅升起，在墓碑前面织成一层淡蓝色的薄纱。二婶站在后面，看着小芳做这些，嘴唇动了动，想说“你爸都走了你还给他点烟”，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看见小芳脸上那种认真而专注的表情，像是在做一件迟到很久的、必须弥补的事情。

小芳跪在墓碑前面，膝盖磕在冰凉的石板上，硌得生疼。她伸出手，用指尖轻轻触摸墓碑上父亲的照片，那张笑得很灿烂的脸在石头里永恒地凝固着，再也没有了咳嗽，再也没有了胸闷，也再也没有人会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了。

“爸，”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吵醒了谁，“我给你点根烟。你想抽就抽吧，我不说你了。”

她说到这里停住了，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后面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声音抖得厉害。

“爸，对不起。我要是早知道……”

她没有把这句话说完。不是不想说，是她忽然意识到，这句话说得太晚了。早到什么时候才算“早”呢？是在她把他那盒烟扔进垃圾桶之前？是在她站在他面前一条一条数落他的时候？是在她嫌弃他身上烟味重、嫌弃他的咳嗽声难听、嫌弃他在她同事面前给她丢脸的每一个瞬间？还是更早，在她开始觉得这个抽着廉价香烟、说话嗓门洪亮的老男人配不上她那个精致的“公务员形象”的时候？

她不知道答案。她只知道，从今往后的每一个日子，她都会带着这个问题活下去。

那三根烟很快就燃尽了，烟灰被风吹散，飘到了墓碑上、草地上和小芳的衣服上。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又看了一眼墓碑上父亲的笑容。

下山的时候，二婶走在前面，小芳走在后面。走到半山腰，小芳忽然停住脚步，转过身去，远远地望着山坡上那座新坟。从这个距离看过去，墓碑已经变成了一块小小的灰色方碑，看不清上面的照片和字迹。但小芳知道，那里插着三根燃尽的烟蒂，像一个女儿迟来的歉意，也像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亏欠。

她站了很久，直到母亲在前面喊她：“走不走啊？天快黑了。”

“来了。”小芳应了一声，转过身继续往山下走。

山风从身后吹来，带来一股淡淡的、若有若无的烟味。小芳的脚步顿了一下，随即又继续往前走了。她没有回头，但也没有再擦眼泪。

九

二叔走了以后，小芳变了一些。

这种变化不是翻天覆地的，不是那种经历变故后大彻大悟、洗心革面的戏剧性转折。生活不是电视剧，成年人的改变往往是细微的、缓慢的、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一点一点渗透出来的。她还是那个副科长，还是那么干练，还是那么雷厉风行，做汇报的时候还是条理清晰、数据翔实。单位里没有人觉得她有什么不同。

但母亲感觉到了。

小芳开始每个周末都回城北的老房子了，雷打不动。有时候带点菜，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是回去坐坐，陪母亲吃顿饭，帮母亲收拾收拾屋子。母亲说你工作忙就别来回跑了，二十公里呢。她说没事，开车一会儿就到了。

她给母亲买了一部新手机，屏幕大、字大、声音大，还专门设好了快捷拨号，长按“1”就是她的号码。她教母亲用微信视频通话，母亲学了三天才学会，第一次视频接通的时候，二婶看见手机屏幕上女儿的脸，笑得像个孩子，说“哎呀，跟看电视一样”。

她把二叔那些旧报纸整理了一遍，有用的留下来，没用的卖了废品。她把二叔的旧衣服一件一件叠好，除了几件实在不能穿的扔了以外，其余的洗干净了放进衣柜里。那件领口松了的旧汗衫她舍不得扔，叠好了放在衣柜最里面，想了想又拿出来，找了把剪刀，把汗衫上最干净的一块布料剪了下来，缝了一个巴掌大的小布包。

那个小布包里，装了一根烟。就是二叔留下的那盒红塔山里的一根。她把布包缝好了，放在自己的包里，每天上下班都带着。这件事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连丈夫都不知道。

她的包里还装着父亲那只破旧的一次性打火机，上面的广告字已经磨得快看不清了，但她一直没舍得扔。

她在单位做了一场新的控烟宣传讲座，主题还是控烟，但她改了不少东西。她把以前那些“吸烟等于慢性自杀”之类的强硬措辞删掉了，换成了一些更温和、更具体的表达。她讲烟草的成瘾机制，讲尼古丁依赖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戒烟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依赖，光靠意志力是不够的，需要科学的方法和家人的支持。她在讲座的最后加了一页，上面只有一句话——

“如果你的家人也在吸烟，请不要用指责和羞辱去逼他戒烟。他只是需要你的帮助。”

讲完以后，新来的科长——老科长已经退休了——拍着她的肩膀说讲得真好，比以前的那些宣传都有人情味。小芳笑了笑，没说话，只是把PPT最后一页那句话又多看了一遍。

回到办公室，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打开抽屉，从最里面摸出一个小布袋。布袋巴掌大，是父亲那件旧汗衫的布料做的。她摸了摸布袋里面那根烟的形状，然后把它放回去，关上抽屉，继续工作。

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办公桌上，把键盘的影子拉得很长。小芳在电脑上敲了几个字，然后又停下来，转过头去看了一眼窗外。窗外是城市的天际线，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看不到一点绿色的山和安静的墓园。但她知道，在那个方向，在城市的北边，有一座矮矮的山坡，山坡上有一座新坟，坟前的香炉里还插着三根燃尽的烟蒂。

她收回目光，继续工作。

她知道，有些话她来不及说了，有些事她来不及做了，有些理解她来得太晚了。但日子还得过下去，工作还得做，母亲还得照顾，孩子还得养大。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那根烟带在身边，让它陪着她走过往后每一个忙碌的、平庸的、没有父亲的日子。就像父亲那个巴掌大的小电话簿，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她的名字，陪着他走过了从年轻到衰老的整整四十二年。

父亲带了她四十二年，她用往后余生来还。哪怕只是用一根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