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河洛——中华文明“多元互构”的原型枢纽（下）

编者按：十五五期间，洛阳如何将河洛文化大旗举得更高？如何让河洛文化在国际人文交往中心和世界文化旅游名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前置条件就是对河洛文化的研究必须系统化与精细化。

本刊将以上篇、下篇的方式，刊发一位年轻的企业家、河洛文化活化的践行者：朱瑞军的文章《何以河洛——中华文明“多元互构”的原型枢纽》。

上篇围绕河洛文化的内涵界定与六大谱系的外延梳理展开；下篇聚焦谱系之间的有机联系与张力互动，探讨这一理论建构的方法论意义与当代启示。文中提出了很多颇为新颖的观点，期待同仁热议。

内容提要：本文突破“实体思维”的局限，以“功能思维”重新审视河洛文化，首次提出其本质是“多元互构的原型枢纽”——一个联结四方、转化差异、整合多元的功能性空间。

本文借鉴席升阳教授提出的“根、干、枝、叶、花、果”六大谱系框架，依据枢纽功能在历史中的展开逻辑，将其系统应用于河洛文化的内涵阐释与外延重构，建构了一个有机生长的生命之树模型。

这一谱系学重构，为突破“列举式”研究的碎片化困境、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以及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河洛文化；多元互构的原型枢纽；六大谱系；谱系学

四、谱系之间的有机联系与张力互动

六大谱系不是并列的六个板块，而是一个有机生长的整体。它们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与张力，共同构成了河洛文化的完整生命。

1.根与干：根是干的物质前提，干是根的制度升华

地理根基与制度建构的相互支撑。 没有四方辐辏的地理位置，多元汇聚就无从发生；没有礼乐制度的规则框架，多元汇聚带来的冲突就无法化解。

河洛地处黄河中下游分界点、伊洛河交汇处，这一山河格局使它天然成为四方文明的辐辏之地。

然而，交汇并不必然意味着整合。世界文明史上，众多地理枢纽沦为反复争夺的战场，多元汇聚反而成为冲突的根源。河洛之所以避免了这一命运，正是在“干”的层面完成了制度化的跃迁。

二里头文化（根）与周公制礼（干）之间，存在三代更替的制度累积过程——夏之九州、商之方国、周之分封，是一代代人不断扩容、不断丰富制度工具箱的过程。

二里头的宫城规划确立了中轴线传统，青铜礼器建立了最早的礼仪秩序；周公则在总结三代兴替经验的基础上，创建了以分封制、宗法制为核心的礼乐制度体系。

根深方能干壮，制度的参天大树不会凭空而生。

2.干与枝：制度主干与区域扩展的互动

礼乐秩序从洛邑向天下扩散，在每一个区域都与地方传统发生互构，形成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区域文化形态。齐鲁的儒家化、燕赵的慷慨、秦的尚武、楚的浪漫，都是礼乐秩序与地方传统互构的产物。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互动从来不是单向的。区域文化的创造又反哺河洛——秦的法家制度、楚的浪漫文学、齐的稷下学风，都曾汇聚于河洛，丰富和改变了河洛文化本身。

——李斯以楚人入秦，其法家思想深刻影响了帝国制度的设计；

——屈原的楚辞精神滋养了两汉辞赋，洛阳成为汉赋创作无可争议的中心；

——齐地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阴阳五行学说，同样在河洛的思想熔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干滋养枝，枝亦反哺干——这是生命体特有的互构逻辑，而非机械的单向灌输。

3.枝与叶：区域互动与思想生成的条件

思想的创新往往发生在多元交汇之处。河洛之所以成为儒道释交融的思想熔炉，正是因为它是四方区域文化的汇聚之地。

东汉太学今古文经学之争、魏晋玄学儒道会通、隋唐佛教宗派对话，皆赖此而生。

郑玄、马融集经学之大成，何晏、王弼开创玄学新风，法藏、神秀在洛阳弘法使禅宗、华严宗发展成熟——佛教的心性论与儒家的心性说、道家的本体论，在洛阳展开了深层的哲学对话。没

有“枝”的八方汇聚，就没有“叶”的蓬勃生长——思想的光合作用，需要多元的阳光与四方的养分。

4.叶与花：思想精神与艺术审美的表里

思想是艺术的内核，艺术是思想的绽放，二者是同一生命体的内外两面。

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是佛教思想与中原审美深度融合的结晶。

卢舍那大佛的庄严与慈悲，既是佛法法身的艺术表达，也是盛唐精神的外化。造像将印度佛教的庄严法相与中原审美的人间温情融为一体：佛像嘴角微含笑意，目光柔和俯视众生，既有超然世外的神圣感，又有深切的人间关怀。

这正是佛教中国化在艺术上的最高表达。

洛阳的文学传统，是儒家济世情怀与道家超越精神交织的产物。从汉赋的京都气象到唐诗的洛阳记忆，文学是思想最动人的情感表达。思想赋予艺术以深度与灵魂，艺术则将思想播散至人心深处。

5.花与果：艺术结晶与符号升华的递进

河洛的艺术创造：青铜器、石窟寺、诗赋华章、园林意境......在历史长河中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华文明的共享记忆。

龙门石窟不再只是一处佛教遗迹，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文化象征。从北魏的秀骨清像到唐代的丰腴华贵，千年造像史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外文化交流史。

“洛阳纸贵”不再只是一个文学典故，而是对文化创造力的永恒礼赞。

“根在河洛”不再只是祖源追溯，而是文明认同的精神符号。花是具体的创造，果是意义的升华。花会凋谢，但果可以落地再生，承载着生命的基因跨越时间的长河。

6.根、干、枝、叶、花、果的整体性与内在张力

六大谱系共同构成河洛文化的完整生命。根深才能干壮，干壮才能枝繁，枝繁才能叶茂，叶茂才能花开，花开才能结出丰硕的精神之果。

果落归根，又孕育新的生长——这不是线性进化的六个阶段，而是相互支撑、循环互动的生命整体。

同时应当看到，河洛文化的生长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张力与冲突贯穿始终。

礼法之争、夷夏之辨、儒佛冲突——这些张力恰恰彰显了河洛枢纽整合复杂性的非凡能力。

多元互构之所以能够发生，不是因为河洛天然和谐，而是因为它拥有直面矛盾、转化冲突、生成新秩序的制度弹性与精神容量。

包容不是回避差异，而是在差异中寻找更高层次的统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保持连续、不断创新，其深层密码正蕴藏于此。

五、谱系划分的方法论意义

以席升阳教授提出的“根—干—枝—叶—花—果”谱系划分河洛文化，具有三重方法论意义。

1.突破了“列举式”研究的碎片化

以往的河洛文化研究，往往采取“列举式”方法，河洛文化各元素可以不断罗列，但缺乏内在逻辑。谱系划分提供了一套有机的分类框架：每一个谱系都有明确的功能定位——根是地理根基，干是制度主干，枝是区域网络，叶是思想创造，花是艺术结晶，果是符号升华。

谱系之间有清晰的生长逻辑和互动关系——从物质到制度、从制度到思想、从思想到审美、从审美到认同。

这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从结构到意义的完整认知体系，使研究从碎片走向整合。

2.揭示了河洛文化的生长性

“根—干—枝—叶—花—果”是一个生长隐喻。

河洛文化不是静态的“遗产”，而是动态的“生命”：它在历史中不断生长，从物质基础到制度建构，从区域扩展到思想创造，从艺术结晶到符号升华。这种生长性理解，深化了“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一传统表述。

河洛之伟大，正在于它既是孕育早期国家的“文明摇篮”，也是持续生长的“生命之树”。摇篮意味着孕育之功，生命之树意味着持续之能。

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一脉相承的延续——正因为是摇篮，所以才能生长出参天大树；正因为大树仍在生长，摇篮的意义才历久弥新。

3.为系统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框架

六大谱系的划分，使河洛文化研究从宏观理念落实为具体专题成为可能。每一个谱系都可以单独成篇，深入探讨其内部构成、历史演变、与其他谱系的互动关系。

这一框架有助于整合当前分散于各学科、各领域的河洛文化研究成果——考古学的发掘、历史学的考证、哲学的分析、文学的阐释、艺术学的研究、文化地理学的考察——形成具有整体性的学术认知。

在此基础上，或可进一步推动“河洛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使其成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学术工具。

六、从理解历史到观照现实

当我们用“根—干—枝—叶—花—果”的谱系重新审视河洛文化，一个根本的转变发生了：我们不再追问河洛文化“是什么”，而是追问河洛文化“如何生长”。

河洛文化不是已经完成的“遗产”，而是仍在生长的“生命”——它的根系依然深扎于脚下的山河，它的制度智慧依然启迪着治理实践，它的思想叶脉依然提供着精神养分，它的文明符号依然凝聚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情感认同。

这一转变的学术意义在于：它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何以河洛”的追问，指向的是“何以中国”的更大命题。“多元互构的原型枢纽”这一概念，正是从河洛文化的独特经验中提炼出的新认识。

河洛之所以成为中华文明的“原型枢纽”，不是因为它天生优越，而是因为它始终开放、始终联结、始终在多元互构中转化创生。

值得强调的是，中华文明是多元起源的——渭河、汾河、海岱、长江、辽河等区域的先民，都为文明的诞生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河洛的枢纽功能，恰恰体现为对这些多元贡献的汇聚、联结与转化。没有四方之水，不成其为海；没有多元之光，不成其为明。

由此，我们得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些特性并非抽象的概念标签，而是在河洛这个具体空间中、在数千年历史实践中生长出来的文明基因，也是中华大地上各区域共同书写、共同成就的文明品质。

这一转变的当代意义在于：河洛文化的“枢纽智慧”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互鉴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智慧。

结束语：“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通四方者，不足以守中”——河洛的先民早已懂得，真正的“中”不是封闭自守，而是在开放联结中确立的枢纽地位；真正的“和”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差异的互动中生成更高的统一。

这份来自历史深处的智慧，正在新时代的文明实践中焕发新的生机，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图片来自百度）

作者简介：朱瑞军，洛阳泷森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创始人、“沙里淘金财经观察”特邀研究员。专注于历史文化名城的现代化“转译”研究与城市品牌实践，致力于探索文化遗产的活化传承与创新转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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