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替堂哥去相亲，女方全家一眼相中我，她娘一拍筷子:替的也行

1983年，腊月二十三，北方农村已经铺天盖地的透出了年味儿。

我那时候十九岁，刚在县城的拖拉机修理铺当满了一年的学徒，手上的机油印子还没洗干净，兜里揣着十二块八毛钱的工钱，踩着自行车从镇上往家赶。心里想着，今年好歹能给娘扯块布料做件新衣裳了。

车还没骑到村口，远远就看见我娘站在土坡上，两只手抄在袖筒里，风吹得她头发乱糟糟的，一看见我就扯着嗓子喊:“二柱！二柱你赶紧给老娘滚回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娘这人，平常说话虽然嗓门大，但很少用“滚”这个字。一旦用上，那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我把自行车蹬得飞快，还没进院子就看见堂屋里坐了一屋子人。我爹坐在八仙桌旁边，手里捏着一根纸烟，烟灰老长了也没弹。我大伯和我大娘坐在另一边，两个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堂哥大柱窝在角落里，脑袋都快埋到裤裆里了，两只手不停地搓着膝盖。

“又咋了？”我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拍了拍身上的灰走进屋。

我娘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院子当间，压低声音说:“明天你去相亲。”

“啥？”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堂哥大柱，刘家庄那边有人给说了门亲事，姑娘叫王翠花，模样据说挺周正的，家里条件也不错。本来约好了明天去人家家里相看，结果你瞅瞅你堂哥那个怂样——”我娘朝屋里努了努嘴，“昨天晚上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还是咋的，满脸满脖子起了红疹子，一脸一脖子全是包，跟癞蛤蟆似的，怎么见人？”

我探头往里看了一眼，大柱抬起头来，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他那张脸确实没法看，红一块白一块的，额头上有好几个大包，下巴上也起了密密麻麻的小疙瘩，看起来确实像是过敏了，整个人又红又肿。

“那就等好了再去呗。”我说。

“等个屁！”我娘拍了我一巴掌，“人家那边说了，年前就要定下来，过了年好办事。这一拖，万一被别人抢先了呢？刘家庄那翠花丫头，据说好几个媒人踏破门槛了。你大伯急得嘴上起了一圈燎泡，今天一大早就来找你爹商量，你爹就出了这么个馊主意——让你替大柱去。”

“我替？”我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我替他相亲？这不成骗婚了吗？”

“说那么难听干啥，就是先去看看。”我娘压着嗓子说，“你比你堂哥白净，个头也差不多，穿戴整齐了往那儿一站，先把人家姑娘稳住。等大柱好了，再见一面不就行了？再说了，万一人家没看上大柱，那这事儿也就拉倒了，也用不着你替了。要是看上了，到时候再想办法。”

“这不行这不行。”我连连摆手，“这是骗人，我干不了这事儿。”

我爹在屋里听见了，提高嗓门喊:“二柱，你进来。”

我硬着头皮进了屋。我爹把烟掐灭了，指了指对面的条凳让我坐下。我大伯红着眼睛看我，那眼神跟看救命稻草似的。

“二柱，”我爹开口了，“你大伯这辈子就求过我一件事，就是你大柱小时候发高烧，我半夜骑自行车驮着他去镇上卫生院。这是第二件。你替不替，你自己拿主意。”

我大伯是我们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种地是一把好手，但家里穷得叮当响。我大娘身子骨弱，常年吃药，家里就大柱一个儿子，全指望着他能娶上个媳妇。

我看了看缩在角落里的大柱，他比我大两岁，今年二十一了，平时在砖窑上干活，晒得黑不溜秋的。说实话，他这一脸痘消下去之后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但人家姑娘要见的本来就是他这副模样，我替他去算是怎么回事？

“二柱哥，”大柱抬起头，声音带着哭腔，“你就帮帮我吧，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亲事要是黄了，我娘能哭死过去。”

我大娘在旁边已经开始抹眼泪了，一声不吭地掉泪珠子，看着怪心酸的。

我就这么一个堂哥，小的时候我俩一块儿下河摸鱼、上树掏鸟窝，他挨了揍还帮我顶过锅。这个忙，我不帮说不过去。

“行吧，”我咬咬牙答应了，“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我就替这一次，以后的事儿你们自己兜着。”

我娘动作利索，当天下午就翻出了我爹压在箱底的那件的确良白衬衫，又不知道从谁家借了一条的确良的蓝裤子。她自己坐在煤油灯底下，把我那件外套上面的破洞缝了又缝，一边缝一边嘟囔:“你在人家那边少说话，别露馅儿了。你大伯跟你爹交代过了，那边姑娘的爹跟咱们这边一个远房亲戚有点拐弯抹角的交情，应该不会细问。你到时候就说你叫大柱，今年二十一，在砖窑上干活。”

“那我万一说错话了咋整？”

“你就多笑，少说话。”我娘瞪我一眼，“伸手不打笑脸人，你笑着，人家总不好意思撵你走。”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全亮，我就被我娘从被窝里拽了出来。她给我煮了碗面，卧了个荷包蛋，催着我赶紧吃完了换衣服。那件的确良白衬衫领子有点硬，蹭得我脖子不舒服，蓝裤子倒是刚好合身。我娘又往我头上抹了点水，用梳子把我那几根翘起来的头发压平，仔细端详了一圈，说了句:“嗯，有你爹年轻时候的几分模样。”

我骑上自行车，跟着媒人张婶往刘家庄去。张婶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脚老太太，嘴皮子利索得很，一路上不停地跟我交代:“到了姑娘家，嘴巴要甜，手脚要勤快，见了长辈要喊人。她爹刘老三在村里是个能人，种了十几亩果园，家里条件比你们家强不少。她娘是个厉害角色，你得留点神，别让人挑出理来。”

我嗯嗯啊啊地应着，心里其实七上八下的。这要是露馅儿了，我丢人不要紧，大伯一家估计在村里就抬不起头了。

骑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土路，远远看见一片果园，苹果树光秃秃的，枝丫在冬日早晨的薄雾里伸展着。果园后面是一个青砖瓦房的大院子，比我们村大多数人家都要气派，院墙是新砌的，大铁门漆得油亮。

张婶在门口停下，整了整衣裳，扯着嗓子喊了一声:“老刘家的，来客啦！”

院子里的狗先叫了起来，紧接着一个穿着灰布棉袄的中年女人走了出来，满脸堆笑:“哟，张婶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这就是翠花她娘了，五十岁上下，圆脸盘，一双眼睛精明得很，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那目光跟刀子似的，从我头顶刮到脚底板。

我把自行车支好，规规矩矩鞠了一躬:“婶子好。”

“好好好，快进屋快进屋，外头冷。”她笑得更热络了，侧身让开路。

我跟着张婶进了院子，扫了一眼，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柴火垛得整整齐齐，鸡圈里的鸡一个个膘肥体壮的。看得出来这家人确实会过日子。

堂屋里热气腾腾的，炉子烧得正旺，铁皮烟囱从窗户伸出去，屋里暖烘烘的。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坐在八仙桌旁边，四方脸，眉毛很浓，看见我们进来站了起来，这就是刘老三了。旁边还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低着头，看不清脸，穿着一件碎花棉袄，辫子又黑又粗，垂在胸前。

“来了？”刘老三说话声音很浑厚，“坐吧。”

我喊了声叔，在条凳上坐下，眼睛忍不住往那姑娘身上瞟。她始终低着头，只能看到一个圆润的侧脸轮廓，睫毛很长，鼻梁挺翘。

张婶是个会热场子的，坐下就开始唠，从天气说到庄稼收成，又从庄稼说到村里的新鲜事，嘴皮子一刻不停。我按照我娘的嘱咐，多笑少说话，问一句答一句，显得特别老实。

刘老三问我在砖窑上干活累不累，我说累是累点，但年轻不怕累。他又问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我说三四十块。其实我修理铺才挣十八块，但大伯交代了，砖窑上的工资说三四十块比较合适。

刘老三点了点头，似乎还算满意。

这时候翠花她娘端了茶上来，又端了一盘花生瓜子和几块切好的柿饼。她把盘子往我面前推了推，笑着说:“小刘，别客气，吃点儿。”

我接过花生的时候，翠花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就这一眼，我看清了她的长相——杏仁眼，柳叶眉，皮肤白白净净的，跟村上那些粗手大脚的姑娘不太一样。她看见我在看她，脸腾地一下就红了，又低下头去，耳朵尖都红透了。

我心里咚地跳了一下。

这个姑娘不光长得好看，而且看起来性子很软和，跟我想象中那种五大三粗的乡下姑娘完全不一样。我忽然觉得，大柱那小子要是真能娶到这样的媳妇，那真是祖坟冒青烟了。

两个大人在那边聊得热络，我跟翠花隔着半个桌子坐着，谁也不好意思先开口说话。她在那儿剥花生，手指头又细又白，剥得很慢，半天才剥开一颗，放在碟子里也不吃。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她那副紧张的样子了，就小声说了句:“你吃吧，不用剥给我。”

她愣了一下，抬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弯了弯:“我不饿。”

就这四个字，声音跟春天融化的雪水似的，清清脆脆地淌进我耳朵里。

气氛正缓下来的时候，翠花她娘突然一拍桌子:“别磨蹭了，开饭！”

因为提前打了招呼，刘家这顿饭准备得确实丰盛。腊肉炒蒜薹、白菜炖粉条、红烧鱼、小鸡炖蘑菇，还有一个蛋花汤，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这在村里的相亲饭局里算是高规格了。

刘老三开了一瓶老白干，给我倒了满满一杯。我不会喝酒，但想着不能怂，端起来抿了一口，辣得嗓子眼儿跟刀割似的。

“小刘能喝酒不？”刘老三笑着问我。

“不太能。”我老实回答。

“不会喝酒好，喝酒误事。”翠花她娘接话了，“我家翠花他爹年轻时候就好这口，没少因为这个跟我吵架。你要是不会喝，以后省心。”

刘老三被怼得讪讪一笑，端起酒杯自己闷了一口。

吃饭的时候，翠花坐在我旁边，时不时给我夹一筷子菜。她娘在对面看着，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深，那眼神就跟看准女婿似的。

我心里那个别扭啊，又是高兴又是心虚。高兴的是这姑娘确实好，心虚的是她看上的根本不是大柱，而是我这个冒牌货。

饭吃了一半，刘老三忽然问:“你们村那边，彩礼一般怎么个说法？”

我心里一紧，这话题来得太快了。张婶赶紧接过话头:“老刘啊，这事儿不着急，先让孩子们处处，处好了啥都好说。”

“话不是这么说的。”翠花她娘放下筷子，“我们家翠花条件好你也看见了，上门提亲的媒人没有十个也有八个。这事儿要是定了，彩礼自然要说明白。我们也不多要，八百块，外加一台缝纫机、一辆自行车。”

八百块！我在修理铺干一年才挣两百来块，这八百块我得干四年。再加上缝纫机和自行车，这彩礼在我们当地算是极高的了。

但我脸上不能露怯，只是点了点头，说:“婶子说的是，这事儿我回去跟我爹商量。”

这话说得四平八稳的，既没有应承下来，也没直接拒绝，给自己留了余地。

翠花她娘看我的眼神又多了一层满意，大概觉得这孩子说话稳当，不像有些毛头小子，一听八百块就吓得脸都白了。

吃完饭，张婶跟刘老三两口子继续唠，翠花她娘忽然提议:“让小刘跟翠花出去转转吧，消消食，也熟悉熟悉。”

这正是相亲的标准流程——让两个年轻人单独待一会儿，看看有没有话说。

翠花穿上一件军绿色的大衣，把围巾裹好，领着我出了院子。外面冷得很，呼出的气都变成了白雾。果园里的土路硬邦邦的，踩上去咯咯响。

我跟翠花并排走着，中间隔了差不多一米的距离。走了一会儿，谁都没说话，只听见脚下的脚步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

最后还是我憋不住了:“你们家这个果园不小啊。”

“嗯，十几亩呢。”她低头看着脚下的路，“我爸伺候了六七年了，去年才开始挂果。”

“那挺好的，以后日子肯定越过越好。”

她又沉默了，走了几步，忽然转过脸看我:“你说话，跟我大哥不太一样。”

我心里咯噔一下:“哪里不一样？”

“我大哥说话粗声大气的，你声音轻一些。”她歪着头看了我一眼，“而且你手上这个茧子，是在砖窑上干的吗？”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心里又是一惊。我是在修理铺干活的，手上的茧子在指腹和虎口上，和大柱在砖窑上干活磨出来的茧子位置确实不一样。这姑娘观察力也太强了。

“砖窑上也磨手。”我含糊地答了一句，赶紧岔开话题，“你们村过年热闹不？有啥习俗没？”

好在翠花也没追问，顺着我的话聊了下去。她说话温温柔柔的，偶尔笑一下，露出两颗小虎牙，看得出来是个性格很好的姑娘。

我俩在外头转了小半个钟头，冻得脸都发白了才回去。一进院子，就看见翠花她娘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我俩，那眼神就跟已经定下来了似的。

“回来啦？外头冷吧？快进屋暖和暖和。”

我跟翠花进了屋，张婶看见我俩的样子，脸上也笑开了花，冲我挤了挤眼睛。

又坐了一会儿，张婶起身告辞。刘老三两口子送我们到门口，翠花站在她娘身后，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那一低头的温柔，让我心口猛地热了一下。

回去的路上，张婶一路都在说:“成了成了，我看这事儿八九不离十了。你没看见翠花她娘那眼神，恨不得你现在就喊她娘。翠花那丫头八成也看上你了，你在外头转那一会儿，你婶一直在窗户那儿瞄呢。”

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高兴吗？高兴。那个叫王翠花的姑娘，笑容温软，眼神清澈，哪个小伙子见了不动心？但更多的是心虚，这个局从一开始就是假的，一切的好感都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

回到村里，我把情况跟大伯和大柱说了，大伯高兴得直搓手，大娘更是抹着眼泪说我出息了。只有大柱坐在那儿，脸色有点复杂，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也没说。

我猜他心里也不好受。他才是正主儿，可人家姑娘看上的是我这张脸、我这个谈吐，连他亲爹亲娘都觉得我替他出面是最好选择。大柱再老实，心里也难免会有点不是滋味。

我娘找我私下说话:“二柱，你要是觉得那姑娘好，你自己去娶她算了。反正你也没对象。”

“娘你说啥呢？那是大柱的相亲对象！”

“相亲对象怎么了？人家看上的是你，又不是大柱。这事儿要是成了，你大伯是高兴了，可你跟一个你喜欢的姑娘错过，你甘心？”

我愣住了。我娘这话说得虽然不地道，但确实戳到了我的心坎上。王翠花那眉眼，那声音，确实让我心里痒痒的。

一连几天，我干活的时候脑子里老是浮现翠花的样子，修拖拉机的时候差点把扳手掉进发动机里，被师父骂了一顿。

腊月二十八，张婶又来了，兴冲冲地告诉我:刘家那边对“大柱”十分满意，希望过了年就能把亲事定下来，正月里就把彩礼的事儿谈妥。还说翠花那丫头回屋后跟她娘说，“这人挺好的，看着踏实”。

张婶走后，大柱找到我，递给我一支烟。我不抽烟，但还是接了过来，夹在耳朵上。

“二柱，哥求你个事儿。”大柱低着头，声音闷闷的。

“你说。”

“你能不能……再替我去一趟？”大柱艰难道，“明天，刘家那边说要让我去镇上赶集，顺便跟翠花再见一面。”

“大柱，这事儿不能一直这么下去。”我说，“你脸上的疹子都快好了，你自己去不行吗？”

大柱抬起脸，我感觉婉儿有万千心事。他的脸确实已经好了大半，但那股子怯生生的劲儿，任谁一眼就能看出他跟那晚上截然不同。他沉默了一下，忽然苦笑一声，摇了摇头:“我怕……我怕她一见我这样子，就不愿意了。”

这事儿我应了下来，我端着那辆二八自行车，再次往刘家庄去。

这回见面，比上次随意多了。翠花换了一件蓝底白花的棉袄，扎着一条鲜红的围巾，衬得脸蛋红扑扑的。她看见我，眼里亮了一下，抿着嘴笑了笑。

我俩一起去了镇上的集市。镇上的年集热闹得很，路两边摆满了卖春联、鞭炮、糖果、布匹的摊子，人挤人的，走都走不动。翠花走在前头，我走在后头，她时不时回头看我一眼，生怕我跟丢了似的。

走到一个卖糖葫芦的摊子前，她停住了脚步，眼睛盯着那一串串红艳艳的山楂。

“想吃？”我问她。

她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我掏钱给她买了一串，她接过来咬了一口，山楂太酸，酸得她眯起了眼睛，脸颊都皱成了一团，那样子又可爱又好笑。

我俩在镇上逛了大半天，说了很多话。她跟我说她小时候的事，说她娘管她管得严，从小到大没让她干过重活，连下地都很少让她去，就想让她找个好人家，嫁过去能过上好日子。她还说她读过初中，在村里算是文化人，一直想找个能说上话的。

“你读过书吗？”她忽然问我。

我迟疑了一秒，点了点头:“念过初中。”

“真的？”她眼睛一亮，“那你肯定认识很多字。”

“认识一些，不算多。”

“那改天你给我写封信吧。”她说完这话，脸一下子就红了，低下头快步往前走了几步，留给我一个红透了的耳尖。

我站在人潮涌动的集市当中，看着她的背影，心里酸甜苦辣的，五味杂陈。

回到村里已经快傍晚了，我把翠花送回家，她娘留我吃饭，我不好意思，推辞了。临走的时候，翠花跑到院子门口，递给我一个布包，说是她蒸的枣糕，让我带回去尝尝。

我骑在自行车上，回头看了她一眼。暮色里，她站在大门口，围巾被风吹起来，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正月里，刘家那边开始正式谈彩礼了。按照当地的规矩，媒人带着男方家的人上门，把彩礼的数目、物件、婚期都敲定。

原计划是这个环节应该由大伯带着大柱亲自去的，但大柱临阵又怂了。他说他脸上的疹子虽然好了，但留了点印子，怕人家看出来。他还说他嘴笨，不会说话，怕在彩礼上谈崩了。

于是我又一次顶替了堂哥。

刘老三是个实在人，在彩礼上没有太为难我们，最后谈定六百块彩礼，缝纫机不要了，换成一块手表，自行车照旧。

谈妥那天，刘老三留我们吃饭，喝了点酒，话就多了起来。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刘啊，我看你是个好后生，我家翠花交给你，我放心。”

我端着酒杯的手顿住了，那句“我不是大柱”的话在喉咙里翻了几个来回，终究还是没说出来。

就在这时候，吃饭吃到一半，翠花她娘忽然一拍桌子，把筷子拍在桌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她身上。

她看着我，嘴角带着笑，眼神却很笃定:“替的也行！”

饭桌上的人都愣住了，连同刘老三在内都没反应过来。

“啥意思？”刘老三放下筷子，皱着眉头问。

翠花她娘笑着摇了摇头，指了指我:“我说，替的也行。”

刘老三更糊涂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整张脸的血都往头顶涌。

“这孩子，”翠花她娘看着我说，“根本就不是大柱，对吧？”

屋里瞬间静得落针可闻。

张婶的脸一下子白了，刘老三的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而翠花坐在旁边，脸色也变了。

“婶子，我……”我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厉害。

“你不用解释。”翠花她娘摆摆手，“那天你第一次来，我让你坐下吃饭，你左手拿筷子。大柱他娘上个月在我家聊天的时候说过，她儿子从小就左撇子，写字吃饭全是左手。你倒是用右手，用得还挺顺溜，可你这右手吃饭，怎么可能是大柱？”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还有，”她接着说，“你们村砖窑上干活的，哪个不是手上厚厚的老茧，胳膊上还有烫伤的疤？你那双手虽然也有些茧子，但位置不对，分明是在修理铺或者什么机器上干活磨出来的，根本不是搬砖的手。”

我哑口无言。

“我头天就看出来了。”她说，“但我没说破，为什么？因为你小子有礼貌，会说话，眼神正，不像是个耍滑头的坏孩子。我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大柱前两天起了疹子，我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可这十来天观察下来，我倒觉得，你这个替身比正主儿强多了。”

她转向刘老三:“他爹，你说呢？”

刘老三沉默了好一会儿，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然后看着我:“你真是替大柱来的？”

这个时候，再隐瞒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我深吸一口气，把前因后果全都说了出来，从大柱起疹子，到我被临时拉去顶替，再到后来的种种。

说完之后，我等着挨骂。

这个时代，谁家摊上这种事儿都不光彩，刘老三要是当场掀桌子撵人，那也是情理之中的。

但刘老三没有掀桌子。他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你自己叫啥？”

“刘二柱。”

他点了点头:“你干修理？”

“在镇上拖拉机修理铺当学徒。”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笑得莫名其妙:“修理铺好啊，手艺人，比在砖窑上搬砖有出息。”

翠花她娘在旁边接口:“他爹说的对，农村人不怕穷，就怕懒。你有手艺，以后肯定饿不着。比你堂哥那个只会下力气的强。”

翠花坐在那儿，脸红得跟桌上的红辣椒似的，低着头不说话，但她嘴角那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还是被我看见了。

刘老三问我:“你自己愿意不？娶翠花。”

这话问得直接，我心跳加速，抬眼看了翠花一眼。她也正偷偷抬眼看我，四目相对的瞬间，我俩都赶紧把目光移开了。

“我……”我话还没说出口，外面传来一个声音。

“他不能娶！”

大门被一脚踹开，大柱站在门口，身后跟着我大伯和我爹。

大柱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起，两只拳头攥得死紧，一步一步走了进来。

翠花她娘看见这个阵仗，眉毛一挑:“怎么着，正主儿来了？”

大柱走到我面前，瞪着我的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二柱，我把你当亲兄弟，你就这样对我？你替我来相亲，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了，结果你倒好，你想把人娶走？”

我站起身来:“大柱，我没有——”

“你没有？”大柱打断我，“你没有你怎么还在这儿？你今天来不是替我谈彩礼的吗？你看看你坐的位置，你坐在我该坐的地方！”

我爹在后面叹了口气，我大伯满脸涨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两只手抖得厉害。

翠花她娘看不下去了，拍了拍桌子:“都别吵吵，听我说一句。”

大柱转头看她，目光不善，但到底没敢造次，站在原地喘着粗气。

“小伙子，你就是大柱？”翠花她娘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你来得正好，我正想问一句，你连相亲都要让你堂弟来替，你还有没有个男人的担当了？”

大柱被她这一句话堵得脸红脖子粗:“我……我那天起疹子了。”

“那第二天呢？第三天呢？这都十好几天了，疹子好了吧？你怎么不自己来？”翠花她娘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你堂弟替你来了多少趟了？他自己愿意来的？还是你们家硬推他来的？”

大柱被问得哑口无言，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

“我不管你们刘家那边是谁来相亲，”翠花她娘说，“反正在我这儿，我看上的是刘二柱，不是刘大柱。”

“那就没得谈了。”大柱一咬牙，“这个亲，我不结了。”

说完他转身就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极了，有愤怒，有失望，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然后他大步走出了院子，消失在夜色里。

我大伯和我爹面面相觑，最后还是我爹打破沉默:“老三，这事儿是我不对，是我出的主意让二柱替的。要打要罚，我认。”

刘老三抽了一根烟，弹了弹烟灰:“算了，大过年的，闹成这样不好。既然翠花她娘看上了二柱，那就让二柱来吧。只是这事儿传出去，脸面上总归不太好看。”

翠花她娘在旁边接口:“怕什么？他俩又没定亲，不过是相个亲。相亲嘛，本就是两家大人牵个线，最后能不能成还看个人。只要二柱没定亲、翠花没定亲，他俩就是合适的。”

翠花始终没有说话，但我注意到，她的眼睛一直看着我，带着一种我读不懂的温柔。

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我能控制的了。我爹和我大伯回村去了，我留在刘家庄吃过晚饭。

临走前，翠花送我到果园门口。

“对不起。”我说。

“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她歪着头看我，“你没做错什么。”

“我是替身。”

“替身怎么了？”她把围巾拢了拢，“我娘说了，替的也行。我觉得她说的对。”

月光下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星星一样。

“翠花，”我鼓起勇气说，“我叫刘二柱，大柱的堂弟，在镇上修理铺干活，一个月挣十八块钱，不够你们家要求的彩礼。”

她笑了:“你说的我都知道了。”

“那你还……”

“我头一回见你，就知道你不是大柱。”她说，“大柱他上个月在我们村集市上跟我大哥吵过架，我远远见过一面，不是你这样的。”

我愣住了。

“那你为什么不揭穿？”

“我想看看，你这个人值不值得信任。”她低下头，“现在我知道了，你值得。”

我骑在自行车上回村的时候，冷风吹在脸上，心里却暖烘烘的。我一直以为自己在演一出戏，没想到从一开始，观众就知道这部剧是假的，却依然选择看下去，只因为主演是我。

回到村里，还没等我进家门，大柱就站在巷口堵住了我。他靠在土墙上，抽着烟，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

“二柱，”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里发毛，“你知道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吗？”

我停好自行车:“不知道。”

“我最生气的不是你看上翠花，也不是翠花看上你。”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了，“我最气的是——我娘今晚回家哭了一宿，说养了个没出息的儿子，连相亲都要让别人替。我爹坐在门槛上抽了一整包烟，一句话都没说。”

我心里一酸:“大柱……”

“算了。”他摆摆手，“这事儿不怪你，是我自己没种。你要真想娶翠花，你就去娶吧，我不拦着。但你以后别再叫我哥了，我担不起。”

他转身走了，背影在月光下显得又瘦又高。

我站在那儿很久，直到我娘打着手电筒出来找我:“二柱？二柱你站这儿干啥呢？赶紧回家，饭都凉了。”

我跟着我娘回了家，她把饭热了热，坐在旁边看着我吃。

“刘家那边，最后咋说的？”她小心地问。

“她娘同意让我娶翠花。”

“真的？”我娘眼睛一亮，随即又暗淡下来，“那你大伯那边……”

“大柱说不结了。”

我娘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这事儿，说到底还是咱们对不住你大伯。一个村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以后这亲戚还怎么走？”

我也沉默不语。

人这一辈子，有些路是被人推着走的，有些路是自己选的。而我这一次，分明是被命运推着走，最终却走向了自己想要的方向。

接下来的日子，整个村子都在议论这件事。有说我不讲情面的，有说大柱太窝囊的，有说翠花她娘太精明算计的，说什么的都有。

我爹在村里待不下去了，每天扛着锄头去地里，天不亮就走，天黑了才回来。我娘倒是想得开，跟村里的八婆们打起嘴仗来一点都不含糊。

最让我意外的是，大伯居然主动来找我了。

那天傍晚，我正在院子里修一辆手扶拖拉机的发动机，满手都是机油，大伯走进来，坐在旁边的矮凳上，也不说话，就看着我修。

我把最后一个零件装好，用棉纱擦了擦手:“大伯，你有话就说吧。”

大伯抬起头，眼眶红红的:“二柱，大伯不怪你。”

“大伯……”

“大柱不争气，我这个当爹的心里有数。”他说，“那天晚上我想了一整宿，也想明白了。这事儿从一开始就不该让你去替，把我们二柱置于不仁不义之地。是爹的不是，你别往心里去。”

“大伯，我真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现在就跟大柱好好谈谈，打一架也好，喝一顿酒也好，把他心里那个疙瘩解开。”大伯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不管咋说，你们是兄弟。”

大伯走了之后，我把修好的拖拉机车主叫来，试了试车，收了五块钱修理费。揣着那五块钱，我去了村里的供销社，打了一斤散装白酒，又买了包花生米，骑着车去了大柱家。

大柱一个人坐在屋里，灯也不开，黑漆漆的。我把酒和花生米放在桌上，拉开灯，大柱眯了眯眼，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拧开酒瓶盖，给他倒了满满一碗，又给自己倒了一碗:“大柱，喝。”

大柱盯着那碗酒看了半天，端起来一仰脖，咕咚咕咚全灌了下去，然后把碗往桌上一顿，抹了把嘴:“再来。”

我给他满上，这次他没直接喝，而是夹了一颗花生米丢进嘴里，嚼了半天，才开口:“二柱，你跟哥说实话，你是不是真喜欢那个翠花？”

“是。”

“有多喜欢？”

“说不上来。”我端起酒碗抿了一口，“就是……想天天看见她。”

大柱又沉默了，又喝了一口酒，忽然笑了:“那行吧，哥成全你。从小到大我都让着你，这回也让你一回。不过你记住，你要是对她不好，我第一个不会放过你。”

“我不会对她不好。”我说。

“那行。”大柱又倒了碗酒，“喝完了这顿酒，咱俩还是兄弟。”

那天晚上，大柱喝得烂醉，又哭又笑的，我把他扶到炕上，给他盖好被子，锁上门走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月亮很大很圆，我心里空落落的，又好像放下了什么重担一样。

过了正月十五，我正式去刘家提亲。我爹把家里的积蓄全都拿了出来，又跟几个亲戚借了一些，总算凑齐了彩礼。我娘把她陪嫁的一对银镯子也拿了出来，说是要给翠花当见面礼。

提亲那天，我换了一身新衣裳，骑着自行车去了刘家庄。一路上遇到不少熟人，有人打招呼，有人指指点点，我全当没看见。

翠花在果园门口等我，看见我来了，小跑着迎上来:“你来了。”

“嗯。”

她帮我推着自行车，跟我并肩往院子里走。她娘在厨房里忙活，看见我们进来，探出头来:“来了？屋里坐，饭马上好。”

翠花她爹坐在堂屋里看一本果树种植的书，见了我放下书，招呼我坐下:“二柱，我跟你说个事儿。”

“叔，你说。”

“我跟翠花她娘商量了一下，这彩礼，我们不要你的了。”刘老三说，“不是看不上，是觉得你一个手艺人，攒点钱不容易。你把那些钱留着，以后跟翠花过日子用。翠花她娘说了，她看上的不是你的钱，是你这个人。”

我愣住了:“叔，这不合规矩……”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日子是你们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刘老三摆摆手，“就这么定了。”

那天下午，我跟翠花又去了果园。果园里的果树已经开始冒新芽了，嫩绿嫩绿的小芽苞在枝头上探出头来，春天就要来了。

“二柱，”翠花叫我。

“嗯？”

“你后不后悔？”她问，“为了娶我，跟你堂哥闹成这样，村里人还都议论你。”

“不后悔。”我说，“要是因为怕人说三道四就错过你，那我才真要后悔一辈子。”

翠花笑了，她的笑就像果园里春天里最早绽放的那棵杏花一般动人。

接下来几天，我开始全力以赴地筹备婚事。我找媒人商量流程，掏空存款买了两床新被褥，又把家里那间我住了快二十年的偏屋从头到尾糊了一遍新墙，窗户换上了翠花喜欢的那种浅蓝色窗帘。

我娘在灶房里围着锅台转了一整天，蒸了一笼又一笼白头喜馍以备提亲时用。她说，我们二柱要娶媳妇了，可不能让人家姑娘觉着寒碜。

提亲的日子定在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寓意吉祥。

那天一大早，天才蒙蒙亮，我娘就来拍我的门:“二柱，快起了！赶紧把衣裳换上，头发梳利索，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我从被窝里爬起来，洗漱干净后，穿上了我娘提前准备好的新衣裳。灰蓝色的中山装是专门找镇上的裁缝做的，脚上踩着一双新买的解放鞋，袖口的线脚走得密密实实。我照了照镜子，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个人精神了不少。

我爹今天也难得地换上了过年才穿的那件四个兜的干部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站在院子里抽着烟，见我出来，上下打量了一番，点了点头:“嗯，有个人样。”

“爹，咱们走吧。”我说。

“急什么。”我爹把烟掐了，从兜里掏出一个红纸包，塞到我手里，“这是爹跟你娘攒的，不多，你拿去买块好表，翠花那姑娘金贵，不能亏待了她。”

我打开纸包一看，里面是十块十块的票子，整整两百块。我知道，这是我爹在砖窑上搬了无数块砖攒下的，他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为了这一天。

“爹，你们留着花吧，我自己攒了一些——”

“拿着！”我爹把脸板起来，“老子给儿子娶媳妇，天经地义。”

我把钱收好，心里堵得难受。

我们父子俩骑上自行车，媒人张婶早就等在村口了，三个人一路往刘家庄去。一路上遇见不少赶集的村民，都笑着打招呼:“二柱，今儿个提亲去啊？”

我笑着应一声，车轮子在土路上碾得飞快。

到了刘家庄，远远就看见翠花家的院门口站着一群人。翠花的几个婶婶大娘都过来了，围着翠花她娘说说笑笑的。翠花的堂弟在院子里撵鸡，鸡毛飞得满天都是。

我推着自行车进了院子，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全落在我身上。

翠花她娘迎上来，笑得合不拢嘴:“来了来了，快进屋！翠花，你对象来了！”

翠花从堂屋里探出头来，今天她穿了一件新做的红色棉袄，头发扎成一条大辫子，辫梢上系着红头绳。她看见我，脸一下子就红了，抿着嘴笑，那模样好看得让我心跳漏了一拍。

我爹跟刘老三坐在堂屋正位上，张婶跟翠花她娘在旁边张罗着倒茶。我把带来的点心和布料放在桌上，规规矩矩地喊了一声“叔”“婶”。

刘老三乐呵呵地让我坐下，翠花给我端了杯茶，我接过来的时候，手指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两个人都像被烫到了一样缩了回去。

提亲的流程跟村子里任何一家都一样，张婶代表男方这边说了几句吉利话，刘老三代表女方那边应了下来。然后就是下聘、写婚书。

张婶把红纸裁好，从一个旧笔帽里掏出毛笔，蘸了墨，问我:“二柱，你大名叫啥？”

“刘建国。”

张婶在红纸上端端正正地写下“刘建国”三个字，然后问刘老三:“你家闺女大名叫啥？”

“王翠花。”刘老三说完，又补了一句，“上户口的时候写的就是王翠花，不改了，这名字挺好，翠生生的一朵花。”

大家都笑了，屋里的气氛热热闹闹的。

婚书写好了，一式两份，每人各执一份。刘老三拿了印泥，先按了手印，然后递给我:“二柱，该你了。”

我把大拇指按在印泥上，在红色的婚书上摁下自己的指纹。

那个瞬间，指甲盖上的印泥鲜红鲜红的，像我的心跳一样灼热而笃定。

我忽然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之前替大柱相亲的时候，说自己叫刘大柱，那要是以后我跟翠花结婚，别人问起来，翠花嫁的到底是刘大柱还是刘建国？

我把这个担心跟张婶说了，张婶想了想，一拍大腿:“这事儿好办，婚书上写的是你的真名。至于村里人问起来，就说相亲的时候用的是小名，叫的是你堂哥的诨号，两边家长都知情也同意，不算骗婚。”

翠花她娘在旁边接口:“对，我们家翠花嫁的是刘家的二柱，大名叫刘建国，跟刘大柱没关系。”

这个解释虽然勉强，但在农村，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含含糊糊地过去了。只要两家人不追究，外人嚼舌根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午饭很丰盛，翠花她娘杀了一只鸡，又到镇上割了两斤肉，炒了好几个菜。刘老三开了他藏了两年的老酒，给我爹和我一人倒了一碗。

“来，亲家，喝！”刘老三端起酒碗，“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爹眼眶有点发红，端起碗来一口气喝了大半碗:“老刘，你放心，我家二柱要是敢欺负翠花，我第一个打断他的腿！”

“二柱这孩子我看得准，不是那种人。”刘老三笑了，“翠花交给他，我放心。”

翠花坐在我旁边，低头吃饭，耳朵尖红红的。我在桌子底下偷偷捉住她的手，她吓了一跳，想缩回去，但我握得紧，她挣了两下没挣开，也就由着我了。

她的手很软，掌心微微发热。

吃完饭，我想出去透透气。翠花也跟了出来，我俩又走到那片果园里。

初春的果园跟冬天那会儿大不一样了，地上的草开始返青，果树上的芽苞鼓鼓囊囊的，有几棵杏树甚至冒出了粉红色的花骨朵。

“开春了。”我说。

“嗯。”翠花走在我旁边，“等咱俩结婚的时候，这些果子差不多该开花了。”

“那我到时候天天在果园里干活，让你爹轻松点。”

翠花停下脚步，抬头看着我:“二柱，你真的想好了？跟我结婚，以后日子可能会很苦。”

“苦什么苦，有你就不苦。”我说，“我有一门手艺，在镇上修拖拉机、修农用车，一个月少说也能挣个三十五十的。等攒够了钱，我就在镇上租个门面，开个修车铺，把你接过去住。咱们生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的我教他修车，女的跟你学绣花……”

“谁要跟你生孩子！”翠花红着脸啐了我一口，嘴角却止不住地上扬。

春天的风从果园那边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我觉得这是我长到二十岁以来，过得最畅快的一个春天了。

不过好事多磨，就在我沉浸在幸福之中时，一桩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了。

那天晚上我心情好，跟翠花说定了下个月初六过门，吹着口哨兴冲冲地往村子骑。天已经完全黑了，我骑得也比平时快，恨不得一步跨到家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娘。

转弯的时候，车轮碾上了一块石头，车把一歪，我整个人连人带车翻进了路边的沟里。

那沟是秋收的时候挖的排水沟，足有两人深，沟底全是碎石头和烂泥。我摔下去的时候，右腿先着地，咔嚓一声脆响，一阵剧痛猛地从腿弯处窜上来，疼得我眼前直发黑。

我咬着牙想撑起身子，却发现右腿完全使不上力，稍微一动，钻心的疼就像无数根针扎进骨头缝里。

“有人吗！救命啊！”我扯着嗓子喊了几声，可这条路本来就偏僻，大晚上更不会有人经过。

喊了十几声也没人应，我只好拖着那条伤腿，一点一点往沟边爬。每动一下，额头上就冒出一层冷汗，衬衫都被汗水湿透了。

也不知道爬了多久，才终于摸到了沟边。我用尽最后的力气翻上路面，躺在路中间，大口大口地喘气。右腿已经肿起来了，隔着裤子都能看见一个很大的包。

又过了好一阵子，远处传来了驴车的铃铛声。一个老乡赶着驴车慢慢悠悠地过来，看见我躺在路中间，吓了一跳，赶紧停下来:“后生，你这是咋了？”

“摔沟里了，腿可能断了。”我咬着牙说。

老乡把我扶上驴车，拉到镇上卫生院。值班的医生看了看，拍了张片子，说胫骨骨裂，石膏要打一个月。

“一个月？！”我急了，“医生，下个月初六我要结婚，能不能快点好？”

医生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推了推眼镜看着我:“小伙子，打石膏固定最起码一个月，你要是真急着结婚，就拄拐棍去吧。”

我躺在卫生院的病床上，看着自己那条裹着厚厚石膏的右腿，欲哭无泪。

第二天一早，我爹和我娘就赶到了医院。我娘一看我那条腿，眼泪当场就掉下来了:“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马上要结婚的人了，摔成这样可怎么办啊！”

“没事没事，医生说了养养就好了。”我安慰她，可心里比她还难受。翠花那边好不容易定了日子，我这边又掉链子，老天爷是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

果然，消息传回刘家庄，翠花她娘当晚就带着翠花赶到了镇上。

一进病房，翠花她娘看见我那条裹得严严实实的腿，眉头皱得都能夹死苍蝇:“二柱，你这是……还能站着拜堂吗？”

“婶子，我能。”

“你咋能？你这个腿都这样了怎么拜堂？”她叹了口气，“要不，把婚期往后推推吧。”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翠花就站了出来:“娘，不推。”

“啥？”

“不推。”翠花重复了一遍，语气前所未有的坚定，“婚期定了就是定了，不能改。二柱站不了，我扶着他拜堂。他拜不了堂，我就代他拜。反正这个婚，我结定了。”

翠花她娘愣住了，张了张嘴，最终叹了口气:“你这丫头，怎么跟你娘一样倔？”

翠花走到我床边坐下来，握着我的手:“你别担心，好好养伤。下个月初六，我来接你。”

我看着她，心里暖得说不出话来，觉得就算腿断了，也值得。

一个月的时间过得比我想象中快，也比我预想中更煎熬。打石膏的头几天，躺在床上什么都干不了，吃喝拉撒全得靠人帮忙。我爹把地里活扔给邻居，天天陪在医院。我娘一天三趟送饭，从家里走到镇上要走四十分钟，风雨无阻。

第五天的时候，我在病床上实在躺不住了，趁我爹出去打水的功夫，拄着床沿想下地试试。右腿刚一着力，疼得我一屁股坐回床上，额头撞在床头柜上，碰出一个大包。

我爹回来看见我捂着额头龇牙咧嘴的样子，气得骂了我一顿:“你要是再把那条腿弄坏了，看翠花还要不要你！”

第十天，我能拄着拐杖在病房里挪几步了。医生来查房的时候看了看片子，说骨裂愈合得不错，但石膏最少还要打二十天。

“医生，那我下个月初六能站着办婚礼吗？”我追问。

“站着可以，别跑别跳就行。”医生笑了笑，“放心吧，误不了你的终身大事。”

第十七天，我实在熬不住了，办了出院手续。虽然腿上还打着石膏，但我已经能拄着双拐在家里行动。我娘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说要把住院掉的肉补回来。

我拄着拐杖也没闲着，让人把翠花叫来，跟她商量婚礼上的细节。翠花说这些她娘都安排好了，不用我操心，让我好好养伤就行。

结婚前三天，我去卫生院拆了石膏，换上了轻便的支具。虽然走路还有点瘸，但总算是能站能坐了。我看着镜子里那个瘦了一圈的自己，心里又是心疼又是高兴。

三月初六，天还没亮，整个村子就热闹起来了。

我娘天不亮就起来烧了一大锅热水，让我从头到脚洗得干干净净。我爹帮我把那套中山装熨得平平整整，领口的扣子换成了一枚新买的纽扣，袖口的线脚重新缝过，连鞋底都用湿抹布擦得干干净净。

村里的婶子大娘早早地就挤到我家院子里，七手八脚地帮忙准备。大红灯笼挂起来了，灶台上的火从早上开始就没熄过，炸丸子和蒸馒头的气味弥漫了整个院子。

等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我在几个帮忙的堂兄弟搀扶下坐上了小货车。车厢里铺着红毯子，车头绑了大红花，两边还贴了红双喜字，在晨光里格外喜庆。

从我们村到刘家庄有十里地，一路上的村民都跑出来看热闹。有认识的冲我喊:“二柱，娶媳妇去啦？恭喜恭喜！”我笑着朝他们挥手，觉得这一天大概是我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候了。

到了刘家庄，翠花家那边也热闹得很。门口围了一大群人，小孩子跑来跑去地抢糖吃，翠花几个要好的姑娘站在门口拦路，非要我过了她们那关才能进门。

我腿脚不利索，只好赔着笑脸，给她们塞了几个红包，又说了几句好听的，这才把路让开了。

进了院子，翠花她娘正站在堂屋门口迎客，穿了一身簇新的蓝布衫，头发梳得光溜溜的，满面笑容。看见我来了，她快步迎上来:“二柱，腿咋样了？能站住不？”

“婶子放心，我能站。”

“那就好。”她拉着我的手，压低声音，“翠花在屋里换衣裳呢，待会儿你可不能露怯，该干啥干啥，一切有婶子给你兜着。”

话音刚落，喜婆喊了一声:“新娘子出阁了！”

堂屋的门帘一掀，翠花走了出来。

她今天穿了一身大红色的嫁衣，是找镇上的裁缝专门做的，领口绣着金线缠枝的并蒂莲，袖子口是收拢的喇叭袖，衬得整个人像一枝亭亭玉立的海棠花。她原本就生得白净，今天又由娘家人细细打扮过一番，额前梳了蓬松的刘海，鬓角别了一朵红绒花，耳垂上挂着她娘的银丁香耳坠。

看见她的那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旁边有人推了我一把:“二柱，愣着干啥？快上去接人！”

我这才回过神来，在众人哄笑声中走上前去，把她的手握在掌心里。

翠花抬起头看我，眼眶有点红，嘴角却是翘着的:“你瘦了。”

“你也瘦了。”我说。

“你们两个别在这儿肉麻了，”喜婆在旁边打趣，“赶紧的，拜天地了！”

堂屋正中摆了两把太师椅，刘老三和翠花她娘坐了一把，我爹和我娘坐了一把。香案上摆了天地牌位和祖先牌位，香炉里青烟袅袅。

司仪喊:“一拜天地——”

我腿上有伤，弯不下腰，翠花就扶着我的胳膊，跟我一起慢慢鞠躬。

“二拜高堂——”

我们转向四位长辈，深深鞠躬。我听见我娘在那边吸鼻子的声音，翠花她娘也在偷偷抹眼泪。

“夫妻对拜——”

我转过身，面对翠花。她脸蛋红扑扑的，鼻尖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眼神却亮晶晶的，像盛了一汪月光。我们互相鞠了一躬，头顶几乎碰在一起。

“礼成！送入洞房！”

满院子的亲戚朋友噼里啪啦地鼓起掌来，小孩子们一窝蜂地涌上来抢喜糖。我扶着翠花的手往新房走，腿虽然还有点不方便，但我走得稳当极了。

翠花小声问我:“你腿疼不疼？”

“不疼。”

“骗人，你额头都冒汗了。”

“我心里高兴，热的。”

她轻轻捏了一下我的手，没有揭穿我。

婚宴的席面是在院子里摆的，翠花她娘请了村里两个大厨掌勺，猪肘子、红烧鱼、四喜丸子、老母鸡炖汤，摆了满满六桌。

我作为新郎官，按规矩要挨桌敬酒。我腿不方便，本想走个过场就行了，可乡亲们哪肯轻易放过我，一个个端着酒杯围上来，你一杯我一杯地灌。

“二柱，你小子有福气，娶了刘家庄一枝花！”

“二柱，多喝几杯，以后日子红红火火！”

几杯酒下肚，我头就开始发晕了。幸好翠花她娘及时出来解围，说新郎腿上有伤不能多喝，这才把我从酒桌上解救出来。

我趁着酒劲儿溜回新房，翠花正坐在床沿上，低着头摆弄衣角。看见我进来，她赶紧站起来:“外头应酬完了？”

“还没，我偷跑回来的。”我关上门，靠在门板上看着她，“就想看看你。”

“有什么好看的，不还是我嘛。”

“好看，比刚才在院子里更好看。”

翠花脸更红了，转过身去假装收拾床铺，不理我了。

我走过去，拉住她的手:“翠花。”

“嗯？”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媳妇了。”

她转过身来，眼里有泪光闪烁，但嘴角是笑着的:“嗯，你是我男人了。”

那天晚上，等闹洞房的人都散了，院子里安静下来，只有远处的狗偶尔叫两声。新房里只剩下一对红蜡烛，烛火摇曳，把两个影子投在墙上，叠在了一起。

村里的婆婆们都说，结婚第一晚，洞房里的红蜡烛不能灭，灭了不吉利。我们那对蜡烛一直燃到天亮，蜡油流了很长很长，像一条红色的河流，把我俩往后的日子串在了一起。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中要平静，也比我想象中要艰难。

我腿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支具拆了，走路虽然还稍微有点瘸，但已经不碍事了。修理铺的师父肯要我回去继续干，我又开始了每天骑自行车来回跑的日子。

翠花嫁过来之后，就跟我娘一起操持家务。她手脚麻利，干活利索，没几天就把我家里里外外收拾得焕然一新。我娘逢人就说:“我们家翠花，比亲闺女还贴心。”

唯一让我心里不踏实的是钱。结婚的时候虽然刘家没要彩礼，但办酒席、添置家具还是花了不少钱。我爹把家里的积蓄都掏空了，还欠了亲戚一些债。我每个月挣的十八块钱，除了给家里买油盐酱醋，其余的全攒起来还债。

翠花知道家里的难处，从来不跟我提什么要求。她去镇上赶集，看上一块花布，在布摊前站了半天，最后还是没舍得买。她说:“等以后有钱了再说吧。”

那天晚上，我抱着她:“委屈你了。”

“不委屈。”她趴在我胸口，“只要跟你在一起，过啥日子都行。”

但我知道不能一直这样下去。我得想办法多挣钱，让翠花过上好日子。

村里有个叫李老三的，在镇上开了个自行车修理铺，生意还不错。我去找他喝酒，想跟他合伙干，他同意了，但说房租要平摊，一个月十五块。加上我自己的饭钱和零花，一个月下来几乎落不下什么。

翠花却不让我去打那个工。她说我白天在修理铺干一天活已经够累了，晚上再干身体会吃不消。她要我好好歇着，还说要跟我一起想办法。

我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在家门口摆个小摊，卖一些针头线脑、煤油火柴之类的小杂货。翠花手巧，会做一些鞋垫、荷包，也摆在摊子上卖。我在镇上修理铺干活的时候，顺带帮人接一些小活，挣一点外快。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虽然紧巴，但两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倒也不觉得苦。

五月初，翠花忽然开始吐了。一开始她以为是吃坏了东西，没当回事。可是连着吐了好几天，吃什么吐什么，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我娘是过来人，一看这架势，眼睛就亮了:“二柱，翠花该不会是有了吧？”

有了？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傻小子，你要当爹了！”我娘喜得合不拢嘴，当天就拉着翠花去镇上卫生院检查。

结果出来，翠花真的怀孕了，已经两个多月了。

我拿着化验单，手都在抖。我要当爹了！那个在修理铺里满手机油的小学徒，那个替堂哥去相亲的二柱，竟然要当爹了！

消息传回村里，大家都来道贺。刘老三和翠花她娘也赶过来了，翠花她娘拉着翠花的手问长问短，刘老三则乐呵呵地拍着我的肩膀:“好啊，好啊，咱们老刘家又要添丁了！”

最高兴的是我娘，她整天围着翠花转，端茶倒水，嘘寒问暖，恨不得把儿媳妇供起来。还放出话来，说这几个月不许翠花碰冷水，不许她干重活，要把身子养得白白胖胖的。

可家里的经济压力更大了。本来两个人挣钱养三口人就已经够紧了，现在翠花怀孕了，不能太劳累，小摊的生意只能暂时放下。所有的重担就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白天在修理铺干活，晚上回来还要劈柴挑水，整个人累得跟条狗似的。但我从来不喊苦，因为每次看见翠花摸着肚子跟肚子里的孩子说话的样子，我就觉得一切都值得。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七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正在修理铺里修一辆拖拉机，忽然接到消息:“二柱，你快回去看看，你娘跟你爹在地里跟人打起来了！”

我心里一惊，扔下扳手就往家跑。

跑到村口的地头上，看见围了一大群人。我娘披头散发地坐在地上哭，我爹站在旁边，脸色铁青，嘴角还挂着血丝。对面站着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正是隔壁村的张富贵。

张富贵是我们十里八乡有名的一霸，仗着他在镇上当副镇长的姐夫撑腰，横行霸道惯了。前些天他说我家那块地碍着他家果园的排水了，非要把地界往我们这边挪三尺。我爹不肯，他今天就带着人过来，强行在地界上挖了一条沟，把我们家足足半亩地给占了去。

我爹上去理论，张富贵二话不说就动了手，一把推倒了我爹。我娘上去帮忙，也被推搡了几下。幸好村里人及时赶到，不然还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

我看了一眼那条新挖的排水沟，气得浑身发抖。

“张富贵，你这是地界，还是抢劫？”我冲过去质问他。

“抢劫又怎么样？”张富贵叼着烟，歪着脑袋，“你小子有种，去告我啊。我看你有几个胆子，敢去镇上告我姐夫。”

他的两个狗腿子站在旁边，手里拿着铁锹，一脸不怀好意的笑。

我握紧拳头，指甲都快掐进掌心里了。

周围的人都看着我，目光里有同情，有不平，也有提醒我不要冲动的示意。我知道，这张富贵的身后是副镇长，我要是真跟他动手，吃亏的肯定是我。

“二柱，”翠花挺着五个月的肚子赶了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别冲动，咱们回家再说。”

“可是他们……”

“回家。”翠花的声音很轻，却出奇地坚定，“地没了可以再挣，人要是出事了，我跟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我看着她通红的眼眶，我攥紧的拳头，最终还是松开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院子的石墩上，盯着天上的月亮发呆。我娘在屋里哭，我爹在门口抽了一晚的烟，一句话都没说。

翠花端了碗粥出来:“吃点东西吧，你一天都没怎么吃饭。”

“我不饿。”

“不饿也吃点。”她把碗塞到我手里，在我旁边坐下，“二柱，你别想太多，咱家的地，早晚会要回来的。”

“要怎么要？”我苦笑，“人家姐夫是副镇长，咱们拿什么跟人家斗？”

“那就去镇上告他。”

“告了也没用，官官相护。”我摇了摇头，“更何况咱们平头老百姓，哪有那么容易告倒他？”

“那就去县里告，去省里告。”翠花握着我的手，“总有说理的地方。”

我看着她认真的样子，心里又酸又暖。翠花比我小两岁，却总能在这种时候比我沉得住气。

“你咋就这么犟呢？”我问她。

“犟随我娘。”她笑了笑，“我认定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端起粥碗，喝了一口。粥是温的，里面有红枣和花生，甜甜的。

后来村里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出面调解，张富贵勉强同意把我们家的地还回来，但那半亩地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今年的收成全打了水漂。

经过这件事，我算彻底想明白了。在农村，光有力气是没用的，还得有本事。我得想办法多挣钱，尽快搬出这个村子，让翠花和孩子过上更好的日子。

翠花的身子越来越重了，到八个月的时候，脚肿得连鞋都穿不进去。可她从来不跟我抱怨，每天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煮饭洗衣，喂鸡喂鸭，忙里忙外的。

我心疼她，让她多歇着，她总说:“没事，我身体好，你不用担心。”

可我还是担心。预产期在腊月，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村里的接生婆虽然经验丰富，但条件毕竟简陋，我心里总是不踏实。我私下跟修理铺的师父借了三十块钱，想着到时候万一有什么意外，也好送翠花去镇上卫生院。

腊月初八那天，我正在铺子里干活，忽然有人跑来告诉我:“二柱，你媳妇要生了！你娘让你赶紧回去！”

我扔下手里的活儿，骑上自行车就往家冲。腊月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冷，满脑子只想着翠花和那个即将出生的孩子。

跑进院子，就听见屋里传来翠花压抑的痛呼声。我娘和接生婆在里面忙碌，门关得严严实实的。我在外面急得团团转，想进去看看，又怕添乱。

“哇——”

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划破了腊月的寂静。

我浑身一震，眼眶瞬间就热了。

门开了，接生婆抱着一个裹在红襁褓里的婴儿探出头来:“生了生了！是个大胖小子，六斤八两！恭喜恭喜！”

我娘从屋里冲出来，喜极而泣:“二柱，你当爹了！翠花给你生了个儿子！”

我想冲进去看翠花，却被接生婆拦住了:“别急别急，里头还没收拾利索呢。你先看看你儿子！”

接生婆把襁褓塞到我怀里。我低头看着怀里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他眯着眼睛，小嘴一张一合的，像一只刚出壳的小鸡仔，丑萌丑萌的。

“宝儿。”我轻轻地叫了一声，眼泪终于控制不住地掉了下来。

等到屋里收拾好了，我抱着孩子走进去。翠花半靠在床头，脸上全是汗，头发湿漉漉的贴在额头上。她看起来很疲惫，但嘴角却挂着温柔的笑。

“给我看看。”她伸出手，我把孩子递到她怀里。她低头看着襁褓里的小家伙，泪水顺着脸颊滑落:“真像你，跟你一模一样。”

我坐在床边，握住她的手:“翠花，辛苦你了。”

“不辛苦。”她抬起头对我笑，“给你生个儿子，我不怕苦。”

那一年的春节，我家虽然欠着债，但多了一个新生命，整个屋子都亮堂堂的。我爹抱着孙子乐得合不拢嘴，连一贯严肃的脸上也多了几道笑纹。我娘整天围着孙子转，换尿布、喂米汤，忙得脚不沾地，脸上总是挂着笑。

我给儿子取名叫刘念安，念是念着翠花的好，安是希望他平平安安地长大。

日子就在柴米油盐和孩子的哭闹声中一天天过去了。我白天在修理铺干活，晚上回来帮翠花带孩子。虽然累，但每次看见儿子冲我笑，所有的疲惫就都烟消云散了。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变化。镇上开始有人搞起了小商品批发，镇上唯一的一条老街拓宽了，两边新开了不少店铺。修理铺的师父跟人合伙开了个摩托车修理店，生意比以前好了不少。我的工资也从十八块涨到了二十五块。

刘老三那边的果园也挂了果，苹果和梨子的收成都不错。翠花她娘来串门的时候，总是带一堆水果来，把孩子抱在腿上，不住的亲。

生活似乎在慢慢变好。但我知道，我们离“好日子”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有一天晚上，念安睡着了，我跟翠花坐在院子里乘凉。夏天的夜安静极了，只有蛐蛐在草丛里叫个不停。

“二柱，我想跟你说个事儿。”翠花忽然开口。

“啥事儿？”

“我想去镇上摆个摊儿，卖早饭。”

“卖早饭？”我愣了一下，“那多辛苦啊，凌晨三四点就得起来准备。”

“我不怕辛苦。”翠花说，“咱们现在虽然能糊口，但总得存点钱。念安以后要读书，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镇上现在开了那么多店铺，工人多了，吃早饭的人肯定也多。咱们去卖油条豆浆，一早上挣个几块钱，一个月下来也能挣不少。”

我看着翠花认真的样子，心里酸酸的。她嫁给我这一年多，没过过一天好日子，还总想着怎么为这个家多挣点钱。

“你要是真想干，我支持你。”我说，“不过你别太累，身体要紧。”

“我不累。”她笑了，那笑容在月光下格外好看。

翠花说干就干。第二天她就去找她娘借了二十块钱，买了一辆手推车，又置办了一口油锅、几摞碗盘和一些简单的工具。第三天凌晨，她就推着车去了镇上。

我本来要跟她一起去，她不让，说修理铺的活不能耽误，让我安心上班。我一个人在家，心里总是不安。

等她中午回来，我赶紧问她:“咋样？生意好不好？”

“好着呢！”翠花脸上放光，“我一共炸了三斤面，全卖完了！一早上挣了六块八毛钱！”

六块八毛，加上我一天的工资，差不多能顶我以前半个月的收入了。我心里又高兴又心酸。翠花为了这个家，真是拼了命了。

从那以后，翠花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和面、生火、摆摊，一直忙到上午九点多才收摊回家。回家以后还要带孩子、做饭、洗衣服。我心疼她，让她别太拼命，可她说:“不拼命，怎么过上好日子？”

看着翠花每天起早贪黑地忙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一个大男人，却要媳妇这么辛苦。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更努力地挣钱，让翠花过上好日子。

可是，命运似乎总爱跟我开玩笑。

那天下午，我正蹲在修理铺门口修一辆三轮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轿车停在了铺子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一身灰蓝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一看就是个人物。

他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你是刘建国？”

“是我。”我站起来，擦了擦手上的机油，“您是哪位？”

“我叫刘长河。”他推了推眼镜，“我是你亲大伯，你父亲的大哥。”

我手里的扳手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亲大伯？我只知道父亲有个比自己大八岁的哥哥叫刘长河。我爹年轻的时候还常常提起他，说他当年考上省城的大学，是咱们十里八乡头一个大学生。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兄弟俩就跟断了联系一样，再也没有来往过。我小时候问过我爹，我爹每次都不愿意多谈，只说他哥在城里当了大干部，跟咱们不是一路人了。

“你是……我爹的大哥？”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对。”他点了点头，“我这次回来，是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啥事儿？”

“你爷爷，也就是我父亲，留给你的。”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到我面前，“你爷爷去世前立了一份遗嘱，把他在县城的祖宅留给了你。”

我彻底愣住了。

爷爷去世的消息，我三个月前就知道了。我爹带我去奔丧，看到的是灵堂和哭成泪人的姑姑们。可从头到尾，都没人跟我提过什么祖宅。

“爷爷把宅子……留给我了？”我有些不敢相信。

“对。”刘长河的表情很平淡，“那栋宅子在县城老街上，前后三进的大院子。按照现在的市价，少说也值个十来万。”

十来万！我脑子里嗡嗡直响。这个数字对我们家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那我爹知道这事儿吗？”我问。

“我知道他暂时还不知情。”刘长河推了推眼镜，“我之所以先来找你，是因为有个附加条件。”

“什么条件？”

“祖宅你可以继承，但你要跟你父亲断绝父子关系。”

我觉得自己耳朵出了问题:“你说什么？”

“当年你父亲为了你好，跟家里闹翻了。”刘长河说，“老爷子临终前交代，祖宅可以留给你，但前提是你要跟你父亲划清界限，从此不再往来。”

拿着那张占地三进的祖宅的文书，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当天晚上，我把这件事跟翠花说了。翠花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你咋想的？”

“我不知道。”我摇了摇头，“那可是十几万的宅子。有了它，咱们就能搬到县城去住，你也不用再起早贪黑地卖早点了，念安也能上好的学校。”

“那你爹呢？”

我沉默了。

“二柱，”翠花看着我，“你要是为了那个宅子，跟你爹断了关系，那咱们跟张富贵那号人又有什么区别？”

翠花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泼在我头上，让我一下子清醒了。

“你说的对。”我看着她，“那个宅子再好，也没有我爹重要。我不能为了钱，连良心都不要了。”

第二天，我把那个牛皮纸信封装好，带回去还给了刘长河。

“大伯，这个宅子我不能要。”我说。

刘长河皱了皱眉:“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我坚定地点头，“爷爷的遗产归谁，是爷爷的决定。但让我为了这个宅子跟我爹断绝关系，我做不到。”

“你考虑清楚，这可是十几万。”

“再多的钱，也比不上我爹养我二十多年的恩情。”我说，“宅子您要是愿意给，就给我爹；要是不愿意，您自己处置也行。我不稀罕。”

刘长河沉默了，看着我很久，忽然笑了:“你倒是有几分你爷爷当年的倔脾气。行，既然你决定了，我也不勉强。”

那天晚上，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爹。我不想让他知道，他亲大哥回来找过我，更不想让他知道，他父亲留下的宅子，差一点就成了兄弟决裂的导火索。

日子又恢复了原样。翠花还是每天凌晨起床去镇上卖早饭，我还是在那间修理铺里修车。只是每次路过镇上那些漂亮的楼房时，我都会忍不住想，如果当初我接受了那个宅子，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家里给念安喂米糊，翠花推门进来，脸色不太好看。

“二柱，我今天在镇上看了一个店面，位置挺好，就在老街上，旁边是粮站和供销社，人来人往的。”

“哦？租金多少？”

“一年三百。”

我算了一下，一年三百，加上进货的钱和杂七杂八的开销，少说也得五百块钱打底。我现在一个月挣二十五，一年才挣三百，不吃不喝也不够交房租的。

“太贵了。”我说，“咱们现在这样也挺好的，你摆摊卖早饭，我在修理铺干活，日子还能过。”

“可这不是长久之计。”翠花说，“摆摊刮风下雨就没法干，冬天冷夏天晒，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要是有了店面，咱们可以开个小饭馆，不光卖早饭，还能卖午饭晚饭，挣的钱肯定比现在多。”

我知道翠花说得对，可拿不出钱来也是事实。

“我再想想办法。”我说，“等年底攒够了钱再说。”

可翠花等不了了。没过几天，她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屋里，从枕头底下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来，里面是一沓钱，零零碎碎的，有几块的，也有十块的，全是皱巴巴的票子。

“这里是七十块钱。”她说，“我攒了大半年的私房钱，你拿去，加上咱们家攒的，先把店租下来。”

我看着她手里的钱，有些愣住了。我知道翠花每天起早贪黑地摆摊，每个月能挣一些钱，但没想到她能攒下这么多。这七十块钱，是她一张一张从牙缝里省下来的。

“翠花……”

“别说了。”她把钱塞到我手里，“咱们是两口子，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想开店的，我也想开好日子，咱们一起拼，总会拼出个样来的。”

我看着手里那沓皱巴巴的钞票，忽然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你哭啥？”翠花笑着用手背给我擦眼泪，“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像啥样？”

“我高兴。”我吸了吸鼻子，“我刘二柱这辈子能娶到你，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知道就好。”翠花白了我一眼，“那还不赶紧去镇上看看店面？”

翠花攒的这七十块钱，加上我这一年攒的一百二十块，又跟刘老三借了一百，跟师父又借了一百五，总算把店面一年的租金给凑齐了。

铺子签约那天，我和翠花站在那间只有三十平米的店面里，四壁空空，墙角还堆着上一家租户留下的杂物，灰扑扑的。

可翠花的眼睛亮晶晶的，就像看见了全天下最好的宝贝。

“二柱，咱们终于有自己的店了。”

“嗯。”我揽着她的肩膀，“以后这就是咱家的营生。”

我们还清了外债。因为是头一次开饭店，我们决定先从小做起，只做早餐和午餐，主打油条、豆浆、包子和简单的炒菜。

店面开张的第一天，我们早上四点半就到了店里。翠花在灶台前揉面、炸油条，我在门口支起炉子烧豆浆。天还没亮透，街上已经有人开始走动了。

第一个客人是个骑自行车的中年男人，他把车停在门口，探头问:“油条有吗？”

“有有有！”翠花赶紧迎上去，“刚出锅的，又香又脆！”

客人买了三根油条，两碗豆浆，坐在店里吃完，抹了抹嘴:“不错，味道正宗。明天还来。”

他走了之后，翠花兴奋地抓住我的胳膊:“二柱你听见没？他说明天还来！”

“听见了听见了。”我笑着刮了刮她的鼻子，“以后这样的客人会越来越多的。”

事实证明，翠花的手艺确实不错，再加上她的态度好，待人热情，店里的生意很快就有了起色。特别是中午那顿，附近的工人、店员，甚至镇政府的一些干部，都愿意到我们店里来吃饭。

一个月下来，除去成本，我们净赚了九十三块钱。九十三块！差不多是我在修理铺干四个月的工资了。

那天晚上，我跟翠花趴在床上数钱，数了一遍又一遍，笑得合不拢嘴。

“翠花，咱们发财了！”我激动地说。

“这才哪儿到哪儿。”翠花白了我一眼，却怎么也藏不住嘴角的笑意，“以后还得继续努力，争取把隔壁那间铺子也租下来，把店面扩大。”

“听你的，都听你的。”

就在日子越来越好的时候，一封从县城寄来的挂号信，打破了我们家久违的平静。

信是我大伯刘长河寄来的。信封上写着“刘建国亲启”几个字，字迹工整端正，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硬朗。

我拆开信，里面只有薄薄一张纸，上面写着:“建国贤侄，见字如面。关于你爷爷留给你祖宅一事，兹定于本月初八在县城召开家族会议，商议遗产分配事宜。请你务必到场。刘长河。”

我拿着信纸，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没想到他们又找上门来。

“去不去？”翠花问。

“去。”我把信叠好装回信封，“我得去把话说清楚。”

不行。”

“可是……我有些担心。”

在翠花担忧的目光中，我跨上了去县城的公交车。这一次我必须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不然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麻烦。

县城比我想象中要大，我按照信上写的地址找到了一家茶馆。推开茶馆的门，我就看见刘长河坐在里面，旁边还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烫着卷发，穿着一件时髦的羊毛大衣，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建国来了。”刘长河站起来，“这位是你姑姑刘长珍，你爷爷的小女儿。”

“姑姑好。”我规规矩矩地打了声招呼。

刘长珍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眼神淡淡的:“你就是二柱？比照片上看着精神点。”

“姑姑见过我的照片？”

“你考上初中的时候，你爹寄给老家过。后来就没消息了。”

茶桌上摆着一壶碧螺春和一碟瓜子点心，桌上还有一份遗嘱复印件。刘长河把那份复印件推到我面前:“你爷爷的遗嘱，看过了吧？”

我看了一眼，点了点头:“看过了，但我不想要。”

“为什么？”刘长河皱起眉头，刘长珍也投来惊讶的目光。

“我不清楚当年我爹跟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我说，“但不管是什么事，他都是生我养我的父亲。我不能为了一个宅子，跟他断绝关系。”

“你这孩子……”刘长珍叹了口气，“你知道那宅子现在值多少钱吗？转手卖出去，够你在县城买三套房。”

“那又怎么样？”我看着她，“我媳妇教过我一句话，再多的钱，也没有良心重要。”

刘长珍愣了一下，看了我很久，忽然笑了:“你爹养了个好儿子。”

然后她转向刘长河:“大哥，我早就跟你说过，条件不要加得那么死。儿子跟爹怎么能说断就断？现在好了，人家不同意，我看你们这戏还怎么唱下去。”

刘长河沉默了一会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那是老爷子的意思，我总不能违背。”

“老爷子人都走了，你还拿他的意思说事儿？”刘长珍哼了一声，“要我说，这宅子就该平分给我和二哥。既然他不要，那就咱哥俩分了得了。”

“分什么分？”刘长河板起脸，“祖宅是留给刘家后人的，不能卖了分钱。”

“那你倒是找一个愿意跟你断绝关系的人来啊。”

兄妹俩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我在旁边听着，终于听明白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原来，我爷爷当年有三个孩子——大伯刘长河、我爸刘长山，还有小女儿刘长珍。我爷爷是个老派的生意人，在县城置办了不少产业。我爸年轻的时候因为有政策，跟一个出身不太好的姑娘好上了，被我爷爷知道后坚决反对。我爸不肯妥协，跟我爷爷大吵了一架，从县城搬回了乡下，从此跟家里断绝了来往。

那个出身不太好的姑娘，就是我娘。

后来我爸跟我娘结了婚，生下了我，在村里过着清贫的日子。我爷爷虽然嘴上不认这个儿子，但心里一直惦记着。临死前，他立下遗嘱，把县城里最好的祖宅留给我，但条件是让我跟我爸断绝关系。

听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心里有些难受。我爹从来不提这些事，是因为不想让我知道他的过去，更不想让我觉得是他的固执害得我们家过了一辈子苦日子。

“大伯，姑姑，”我打断了他们的争吵，“我想问一句，我爷爷生前，有没有跟我爹见过面？”

刘长河和刘长珍都沉默了。

“没有。”最后还是刘长珍开口了，“老爷子脾气倔，到死都没松口。你爹结婚那天，老爷子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喝了一整瓶酒，谁劝都不听。”

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透不过气来。

“那这个祖宅，我更不能要了。”我说，“我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跟我爷爷冰释前嫌。我要是为了这个宅子跟他说断绝关系，让我怎么面对我爹？”

刘长珍看着我，眼神里多了一些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你这孩子，心倒是善。”

刘长河也叹了口气:“既然你决定了，我也不勉强。不过祖宅总得有人继承，我给老爷子保留着，等你想通了再来找我。”

从茶馆出来，我一个人走在县城的街道上。县城的街道很宽，两边是高大的梧桐树，路灯昏黄。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有骑自行车下班回家的工人，有拎着菜篮子回家的妇女，还有放学后追逐打闹的小学生。他们的脸上都带着一种属于县城的安逸和满足。

我又走进了那栋斑驳的老宅。静静的祖宅在暮色里默然伫立，门上的铁锁已经生了锈，门楣上那些依稀可辨的花纹，像是在诉说一个家族半个多世纪的故事。

推门进去，院子里的杂草有半人高，正屋的门窗都褪了色，玻璃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我穿过天井，走到后院的葡萄架下。架子已经很老了，藤蔓枯萎，只剩下几根干枯的枝条在晚风里轻轻晃动。

我站在这座坍塌了一半的花架下面，忽然很想我爹。

那天晚上，我坐夜车回到村里。到家的时候，我爹还没睡，坐在院子里抽旱烟，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我娘在屋里哄念安睡觉，翠花在旁边缝补衣裳。

“爹。”我搬了张矮凳，在他旁边坐下来。

我爹嗯了一声，没说话。

“我今天去县城了。”

他抽烟的手微微顿了一下。

“我见到大伯和小姑了。”我说，“他们把爷爷的祖宅留给了我。”

我爹的呼吸忽然变得沉重起来，烟在他指间微微发抖。

“听说当年你是为了我娘，才跟家里闹翻的？”我试探着问。

“你爷爷……”我爹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是个好人，就是太倔了。他觉得我不会娶你娘，是因为家里穷。可我不在乎穷不穷，我在乎的是你娘那个人。”

我喉咙发紧:“那你后悔过吗？”

“后悔什么？后悔娶了你娘？”我爹忽然笑了，笑容在月光下有种我说不出的味道，“要是没娶她，哪来你这么个儿子？又哪来念安这么个孙子？人这一辈子，不怕选错，就怕不敢选。我选了你娘，是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一件事。”

我忽然觉得眼睛有些发酸。

“爹，那个宅子，我没要。”

我爹沉默了。

“大伯说，要宅子就得跟你断绝关系。我做不到，就把宅子还给他们了。”

我爹把烟袋从嘴里拿下来，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然后抬起头看着我。月光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我看见他的眼眶有些红。

“二柱，爹这辈子没啥本事，没让你过上好日子。”

“爹，你说啥呢？”

“但爹养了个好儿子。”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比爹强。”

那天晚上，我跟我爹在院子里坐了很久很久，说了很多很多话。我把这辈子从来不敢问不敢说的话全都问了出来，我爹也把那些压在心底几十年的往事一件一件地抖落出来。他说他年轻时候的事情，说我爷爷当年在县城的风光，说我娘嫁给他以后受的委屈，说我出生那天他抱着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傻样。

说到最后，他哭了。我长这么大，头一回看见我爹哭。

我也哭了。两个大男人，在月色下的院子里，像两个孩子一样哭得稀里哗啦。

翠花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她没有走过来打扰我们，只是远远地站着，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店铺的生意越来越好，每到中午饭点，店里就坐满了人，有些客人甚至愿意站在门口端着碗吃饭。翠花一个人忙不过来，便叫了我娘过来帮忙。

三个人合伙经营那家小饭馆，每到饭点都忙得脚不沾地。翠花在灶台前颠勺，我娘在门口收钱端菜，我在后厨切菜洗碗，一家三口配合得越来越默契。

到了年底一算账，除掉成本和开销，半年时间我们足足赚了五百多块。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数目，相当于我在修理铺干上两年的薪水。

我拿着账本回家，兴高采烈地跟翠花报喜。翠花一边听一边笑，最后说:“先别急着高兴，咱们还欠着师父和李老三的钱呢。先把债还了，再存点钱，明年把隔壁那间铺子也盘下来。”

“都听你的。”我说。

腊月二十八，我挑了个好日子，带上翠花和念安，去了一趟镇上。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又割了几斤肉，买了一堆年货，放在自行车后座上，驮着回村。

村口的老槐树下，有几个老人正在晒太阳。看见我骑着车过来，都笑着打招呼:“二柱，回来看你爹啊？”

“对，过年了，回来看看。”

“有出息了，有出息了。”

我把车停在自家院子门口，刚支好车，就看见我爹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半旧的黑棉袄，头发全白了，整个人瘦了一圈，但精神头看着还不错。

“爹。”

“嗯。”

我把车上的烟酒年货拿下来，递到我爹手里:“过年了，给您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

我爹看了看那两瓶酒，没说话，眼眶却有些发红。他提着酒进了屋，我娘正在屋里包饺子，看见我们一家三口来了，高兴得两只手在围裙上直擦。

“翠花来了？快坐快坐！念安，到奶奶这里来！”

念安两岁多了，正是最可爱的年纪，长得圆滚滚的，跟我小时候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娘把他抱在腿上，拿了一颗糖塞到他小手里，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中午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我娘包了饺子，炖了一只老母鸡，还炒了好几个菜。我把买来的酒打开，给我爹倒了满满一杯，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爹，今年这个年，咱们好好过。”

我爹端着酒杯，手有些抖，声音也有些抖:“好，好好过。”

那天下午，一家人坐在院子里聊天。阳光很好，院子里的枣树虽然叶子都落光了，但枝干挺直，在蓝天下伸展着。我爹抱着念安，教他认院子里晒着的玉米棒子。念安还不会说话，咿咿呀呀地指着玉米，口水流了我爹一袖子。我爹一点都不嫌，反而笑呵呵的，用手指替他擦掉。

看着这一幕，我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满足感。

人这一生，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呢？是钱，是房子，还是什么了不得的成就？或许都不是。或许我们追求的，不过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午后——父母康健，妻儿相伴，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还有一碗热腾腾的饺子。

饭后，我去老宅子里收拾东西。爷爷留下的这座老宅，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认真地看过它了。推开虚掩的木门，走过长满青苔的天井——这座宅子比我记忆里破败了许多。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屋檐下那些依稀可辨的雕花，仿佛能听见几十年前爷爷和我爹在这里争吵的声音，能看见穿长衫的爷爷站在堂屋里训斥儿子。

现在我站在同样的地方，却是完全不同的心情。

我绕着宅子慢慢走了一圈。院墙有些地方已经开裂，屋顶上长了几株野草，正屋的门窗都褪了色，油漆斑驳。但房子的骨架还在，梁上的木雕还在，那些雕花依然精美。

我在想，如果爷爷还在世，看见我站在他的宅子里，他会跟我说些什么？是夸我有骨气，还是骂我是个不知好歹的傻小子？

也许都不是。也许他只会像任何一个普通的爷爷一样，坐在那把老旧的藤椅上，慢悠悠地告诉我:人啊，活一辈子，最重要的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站在堂屋里，看着墙上那个被烟熏黑的神龛位置，忽然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彻底铲除这些旧事对我家的影响。我不能让爷爷的这份遗产变成一个死结，拴住我爹的后半生。

回到镇上，我去了刘长河住的那家招待所，把今天他叫我来县城时我写好的一封信交给了前台，并留了话:“大伯，这个宅子，我不要。你们自己处理也好，卖了分钱也好，跟我没关系。我只求你们一件事——以后别再拿这件事来打扰我爹。他这辈子够苦了，让他安安静静过几年舒心日子吧。”

说完这番话，我没有再多停留，转身出了招待所的大门。

走在县城的街道上，我忽然觉得一身轻松。那些压在我心头一年多的负担，那些好像随时会打乱我生活的未知，此刻全部被甩在了身后。

腊月三十，除夕夜。

镇上的鞭炮声早早地响起来了，噼里啪啦地炸成了一锅粥。我家的小饭馆难得提前关了门，一家老小围坐在煤炉旁等着年夜饭出锅。

桌上摆满了菜——红烧排骨、糖醋鲤鱼、酸菜炖粉条、辣炒鸡杂、凉拌木耳、花生米、年糕、饺子，满满当当的一大桌子。我爹坐在主位上，面前放着那瓶我一直没舍得打开的好酒，翠花在她给我端来饺子汤的间隙里，不停地往念安碗里夹菜。

电视里放着春节联欢晚会，一家人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来，”我爹端起酒杯，“今年咱们家越过越好，明年会更好。干杯！”

我把念安放在腿上，空出手端起自己那杯酒，翠花也端起了茶碗，我娘端起了汤碗，五只碗叮叮当当地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吃完年夜饭，我们一家子出去放烟花。村里的广场上已经聚了好多人，有人放鞭炮，有人放烟花。几个小孩子拿着摔炮跑来跑去，笑声在夜空里回荡。

我抱着念安，他仰着头看着天空中炸开的烟花，眼睛瞪得溜圆，一边拍手一边咯咯地笑。

“好看吗？”我问他。

“看！”他指着天上的烟花，小嘴咧得大大的，露出几颗小乳牙。

翠花站在我旁边，靠着我的肩膀:“二柱，你说咱们以后的日子能一直这么好下去吗？”

“会的。”我低头吻了吻她的额头，“我保证。”

烟花在天上炸开，一朵接一朵，把整个夜空都照亮了。我抱着儿子，身边站着媳妇，父母在不远处跟邻居说着话。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正月里，我带着翠花去拜访了大伯。

大伯在招待所见到我们，有些意外。我把念安抱在怀里，笑着跟大伯打了声招呼。大伯看着小念安，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大伯，过年好。”我让翠花把手里的果篮放在茶几上，“今天是特意来给您拜年的。”

大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淡，却是真心的:“你们都来了？这是——”

“我儿子，刘念安。”我把念安抱起来，“念安，叫大爷爷。”

念安还不会说完整的话，但他眨着眼睛看着大伯，咧嘴笑了。

大伯看着这个肉嘟嘟的小家伙，眼眶忽然就红了。他伸出手，颤抖着摸了摸念安的小手:“好，好孩子，跟建国小时候真像。”

那天，大伯留我们吃了午饭。饭桌上，他没有再提祖宅的事情，只是一个劲儿地给念安夹菜，又给念安塞了一个大红包。临走的时候，他送我们到门口，忽然开口说:“二柱，宅子的事，我替你做主了。”

我愣住了。

“我给老家的族里打过电话了。”他看着我，眼神很复杂，“宅子我替你留着，不卖，也不分。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想住了，随时回来。那里毕竟是你的根。”

我顿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还有你爹那儿，”他顿了顿，“过段时间，我去看看他。”

我眼眶发热，点了点头:“大伯，谢谢你。”

“谢什么。”他摆了摆手，“咱们是一家人。”

转身往回走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卸下了心里最后一块石块。这一刻，我终于释然了。

初夏时节，村里的果树都开花了。苹果花白里透粉，梨花洁白如雪，杏花粉嫩娇艳，整片果园像一幅铺在大地上的水彩画。

翠花带着念安去果园里玩。念安已经会走路了，跌跌撞撞地在果树间跑来跑去，一会儿摸摸花瓣，一会儿捡起地上的落花往嘴里塞，翠花在后面追着喊:“念安，不能吃！”

她在果树下铺了一块布，把带来的点心和水果摆在上面。念安跑累了，趴在布上玩，我用手指轻轻拨动他的小手，他痒得咯咯直笑，笑声在果园里回荡。

刘老三和翠花她娘也来了，老两口坐在不远处的石头上，笑呵呵地看着外孙玩耍。我娘也来了，带着刚蒸好的野菜团子。

两家人在果园里吃了一顿简单的野餐，虽说都是些家常菜，但吃起来格外香。

吃完饭后，我跟翠花爬到果园后面的小山坡上，坡上没有果树，只有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开满了不知名的野花。山下是无边的绿野，麦子正在抽穗，风吹过的时候，麦浪翻涌，像一片绿色的海。

“二柱，”翠花忽然叫我。

“嗯？”

“你说，要是当初你没替大柱去相亲，咱们现在会是啥样？”

我认真地想了想:“可能我现在还在修理铺修车，你估计嫁给了别村的小伙子，咱们一辈子都不会认识。”

“那也挺好的。”

“好啥好，错过你，我这辈子得多大的损失。”

翠花笑了，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你这张嘴，越来越会说了。”

“这不是嘴会说了，是真心话。”

风从果园那边吹来，带着花香和草木的气息。远处传来念安的喊声:“爸爸！妈妈！”

翠花从石头上跳起来:“念安喊咱们了。”她跑了两步，又回头看着我，“二柱，你在想啥呢？”

“我在想——”我站起身来，拍了拍裤子上的草屑，“等念安再大一点，我想去参加考试。”

“考试？什么考试？”

“我听说现在可以自学考文凭，国家承认的那种。我想试试，以后说不定能有更好的前程。”

翠花愣住了，随即眼眶发红，嘴角却露出大大的笑容:“你一定会考上的。”

她从山坡上跑下来，跑到念安跟前，把儿子抱起来，亲了一口他的脸蛋:“念安，你爸爸要考大学了！”

念安听不懂，但他看见妈妈高兴，也跟着拍手笑起来，奶声奶气地喊:“爸爸！大学！”

那一刻，我站在山坡上，看着山下翠绿的田野果园，看着远处炊烟袅袅的村庄，看着我的妻子和儿子在果园里笑闹。阳光很好，风很轻，日子很长。

这就是我的故事。一个发生在1983年的故事，关于替堂哥相亲娶了媳妇的故事。

如今已是十几年过去了。我考上了夜大，拿到了文凭。我没有去考什么铁饭碗，而是和翠花一起用开小饭馆攒下的钱把县城里爷爷留下的那栋破败的祖宅修缮一新，开了一家名叫“翠花饭店”的小饭馆。翠花是大厨，我是掌柜，我们雇了三个帮工，生意红红火火的。

念安已经初中毕业了，个子比我还高半头，学习成绩一直不错，说以后要考大学，要去大城市看看。我爹和我娘搬到了县城跟我们一起住，每天在店里帮忙收收钱、跟老街坊们拉拉家常。

刘老三和翠花她娘隔三差五就来县城看我们，每次来都带着自家果园里的水果。老两口的身体都硬朗得很，果园的收成也一年比一年好。

大伯后来果然去村里看了我爹。兄弟俩见面，一开始有些尴尬，坐在一起抽了好几根烟才慢慢打开话匣子。他们说了什么，我没有问，但那天晚上我爹回家的时候，眼眶红红的，嘴角却挂着笑。

后来我爹跟我说:“你大伯，其实也是个可怜人。”

我问为什么，我爹叹了口气:“他这辈子，太听你爷爷的话了，到头来，媳妇没娶成，儿女也没生养。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城里过了大半辈子。现在老了，想回来跟咱们亲近亲近，又觉得拉不下脸。”

“那你就多主动找他坐坐，跟我说说话。”

我爹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后来我拿出积蓄，在县城给刘长河买了一套小房子。我想把他接来，让他安享晚年，不再一个人在外漂泊。

刘长河接过钥匙的时候，气得脸都黑了，把钥匙摔回我手里:“我一个长辈住在晚辈家里，我这张老脸还要不要了？”

可是后来，他还是住进去了，因为这个倔老头身体的确大不如前了，一个人在外地实在照顾不了自己。住进新家的那天，我叫上我爹、大伯和小姑，在那套房子里吃了一顿团圆饭。饭桌上，大伯喝了点酒，忽然红了眼眶，拉着我爹的手说:“长山，哥对不住你。”

我爹的眼眶也红了:“哥，都过去了。”

一家人终于冰释前嫌，团圆了。

那天晚上，大伯把爷爷留下的祖宅房契亲手交给了我。他说:“二柱，这个宅子归你，你配得上。”

我也没有矫情，收下了房契。现在，那栋祖宅成了“翠花饭店”的店址，门口挂着翠花亲手题写的匾额，每天天一亮就开始营业，忙忙碌碌的，从早上一直到深夜。

饭馆边上搭了一个葡萄架，是从老宅子那边移栽过来的。一到夏天，葡萄藤就爬满架子，挂着一串串碧绿晶莹的葡萄，好看极了。我常常坐在葡萄架下发呆，满脑子都是许多年前的旧事。

偶尔有客人吃完饭过来闲聊，会问起“翠花饭店”的来历。

我就笑笑说:“这家店是我媳妇开的。”

“那你呢？”

“我是伙计，给她打下手的。”

客人听了哈哈大笑，觉得我在开玩笑。

翠花炒完菜，端着茶水从厨房走出来，放在我们面前，擦擦额头的汗:“他说的没错，他这一辈子，都是给我打下手的。从1983年替人相亲那会儿就开始了。”

我听了笑起来，客人在旁边听不懂。

是啊，1983年，我替堂哥去相亲，结果女方全家一口相中了我。她娘一拍筷子说:“替的也行！”

这一替，就替了一辈子。

可我不后悔。如果时光倒流回1983年的那个冬天，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还是会骑上那辆自行车，去刘家庄，替大柱相亲。因为那一次替相亲，让我遇见了翠花，让我有了念安，让我有了这个家。

所有的一切，都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