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固始走出的国医大师，蜚声中外的中医内科泰斗

从2017年那场隆重而又有点克制的授衔仪式说起吧。

那一年，89岁的张磊坐在台下，胸前别着红花，被正式授予“第三届国医大师”称号。对很多人来说，这只是新闻联播里短短几秒的画面；但对他自己来说，却像是把一辈子的行医轨迹，从终点倒回起点，又重新看了一遍。

如果把时间往前推，推到他18岁那一年，你就会发现，这位“国医大师”的故事，起点其实非常朴素——河南信阳固始县，一个被叫作“中原第一侨乡”的地方。

先把人讲清楚，再去说这片土地，可能更容易理解他后来的一切。

张磊1928年10月生在固始，典型的老派读书人出身：小时候进的是私塾，天天背的不是现代教材，而是《论语》《孟子》《史记》之类的经典。那时候的读书，并不只是为了考试升学，而是一种“做人”的训练——什么是中庸，什么是仁义，什么是“致中和”，从小就被反复灌输。

这些东西听上去很虚，但对一个后来走上中医之路的人来说，却成了他一生里最深的底色。很多人只记得他是“国医大师”“中医内科专家”，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他骨子里其实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儒者，是个非常“讲理、讲分寸”的人。

18岁那年，他正式拜在当地老中医张炳臣门下学医。

那是个什么年代？1946年前后，全国一片动荡，战乱、饥荒、疾病交织在一起。很多人只求能活下去，根本顾不上什么“学问理想”。张磊却选了个看似不那么风光、也不那么安全的路径：跟着老中医抄方子、认药材、跟诊、背经典，一点点打基础。

这种“师带徒”的学法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没有系统教材，也没什么统一的考核体系，全靠师父的口传心授和徒弟自己的悟性、勤快。学成之后，不是去大城市找个单位上班，而是自己在家乡“悬壶”，就是开个小诊所，看病救人。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如果他当时没有再往前走一步，也许就会一直在固始当个本地口碑很好、但不会被全国知道的“老中医”。改变他轨迹的，是1958年的那次考试。

那一年，他考入河南中医学院本科深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很多老中医对“进学院读书”这件事并不都买账，有人觉得，“真正的本事是在临床练出来的，在书本上学不来”。张磊却偏偏走了一条“传统+现代”的融合路：先跟师父学，再进高校系统读。

这一步很关键，它等于把他从一个“小地方的好医生”，推向了一个更大的平台——教材编写、教学、科研、行政管理，他后面全都参与了。

他在河南中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这条路其实不好走。要讲课，要出诊，还要参与学校建设，后来还先后担任了教务处处长、河南省卫生厅副厅长、河南中医学会会长、中药学会会长等等，一步一步从“只管一张处方”走向“要为整个行业考虑”。

很多人一升到行政岗位，临床就放下了，慢慢脱离了病房和门诊。但张磊比较特殊：他始终把“看病”这件事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对他来说，所有头衔，如果不能落到“病人有没有好一点”这件事上，都没什么意思。

说到这里，回头再看他那块“国医大师”的牌子，就会觉得不那么抽象了。那不是凭空给一个“名气”或者“资历”的奖励，而是对他几十年坚持临床实践、教学、思考的一种认可。

不过，如果只把他当成一个“职务很多、头衔很多”的人，还是有点冤了他。

真正让他在中医界被同道记住的，是他那一套独具风格的临证思路，尤其是他提出并反复打磨的“八法”。

很多人一听“八法”，会以为是那种玄之又玄的东西。其实不是，他想解决的问题很现实：临床上那么多复杂病例，中医不能只靠经验和感觉，总要把自己的诊疗思路说得明白一点，别人才能学、才能用。

他干脆把自己在长期看病中总结出来的一套治疗方法，浓缩成八个关键词：疏利法、涤浊法、轻清法、灵动法、运通法、燮理法、达郁法、固元法。

这八个名字看起来有点“古”，但背后其实说的是八种常见的病机、八种核心思路：

疏利法，主要针对那种“郁滞不通”的情况，人不一定虚，就是气机不舒，通了就好；
涤浊法，着眼于体内“浊邪”太重，要设法“打扫干净”；
轻清法，是针对“上蒙、上扰”的病机，把“蒙住”的地方轻轻托开，清掉；
灵动法，说白了就是让机体恢复动态平衡，不能一味“压、堵、固”；
运通法，强调气血经络要转得起来；
燮理法，则是调整阴阳失衡，那些“虚不受补”“药一上就出问题”的，往往需要先燮理；
达郁法，是他很重视的一条，如今我们说“情志病”“心身疾病”，都能往这里找依据；
固元法，则是最后一道关，扶住根本，防止病情反复。

你如果看过他一些病例分析，会发现他从来不按“单一套路”走。他特别强调几个概念：异病同因、异因同病、复症多因。

这几个词不好懂，我就用大白话说一下。

所谓“异病同因”，就是表面上是几种不同的病，比如一个是胸闷心痛，一个是眩晕耳鸣，一个是睡不好、容易惊醒，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仔细一看，可能都指向气机郁结、痰浊内阻、血脉不畅这同一条本质病机。
“异因同病”则相反，名字都叫一个病，比如都被西医诊断为“高血压”，但有的是肝阳上亢，有的是痰湿中阻，有的是阴虚阳亢，原因很不一样；
“复症多因”说的是：一个病，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几股力量搅在一起，你只顾一端，往往会顾此失彼。

很多医生知道这些概念，但停留在“知道”层面。张磊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能在具体病人身上，真的做出精细区分：到底是“虚实夹杂”、还是“寒热错杂”、或者是“表里同病”。然后他再据此决定：用攻还是用补，用温还是用凉，还是攻补并施、温凉同用。

比如在心血管疾病方面，他有个很鲜明的特点：不走极端，也不简单“对抗”。比如治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心肌炎等，他既重视活血通络、化痰祛瘀，又绝不忽视“心主神明”这条线——他会观察病人的精神状态、睡眠、情绪变动，把这些当作诊断和疗效判断的重要依据。

很多病人很难解释自己那种“总觉得不对劲”的感觉，有的说胸口堵得慌，有的说老是喘不过气，有的说老觉得要出事。西医检查有时只显示轻度改变，指标也不算太离谱。张磊会特别敏感地捕捉到这些“说不清的症状”，在他那里，这些不是“神经紧张”，而是病机在“未成之成”“将发之发”的表现。

他受儒家“致中和”思想的影响很深，这点在用药上尤其明显。他强调“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令其条达，而致和平”。

翻译一下：
“谨守病机”，就是不被表面现象迷惑，紧紧抓住病机核心；
“各司其属”，就是该归哪个系统、哪条主线，就归哪里去分析，不能乱套；
“有者求之”，有“实”、有“邪”的地方，就得去求、去攻；
“盛者责之”，过盛的，就要抑之、泄之；
“虚者责之”，虚的，该补该扶就要补扶；
“令其条达”，是希望人体内部各种机能都畅达而不郁滞；
“致和平”，就是最终要回到一种动态平衡状态，而不是单纯地把某一个症状压下去。

他是实实在在把“中和”这两个字用在临床里的医生，而不是只挂在嘴上。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好奇：这样一个从小在固始长大的中医，跟“中原第一侨乡”这块招牌，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就得扯回固始这个地方了。

很多人知道台湾人去福建漳州、泉州寻根问祖，却不知道这一条“寻根链”往前追，还能追到固始——有句很有代表性的话叫：“台湾访祖到福建，漳江思源溯固始。”

固始为什么会被叫作“中原第一侨乡”？简单讲，就是这里在历史上多次成为中原人口向东南大规模迁徙的起点和中转站。特别是从秦汉往后，到明清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就有四次比较大的“入闽移民”潮，不少人都是从固始一带出发，先到安徽、再到江西、再往福建沿海，最后又有人从福建南下广东，跨海到台湾、再扩展到港澳甚至海外。

久而久之，固始就成了很多闽台、粤港澳海外华人的“祖籍地”之一。“唐人故里”“闽台祖地”这些称号，就是这么来的。

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口流动节点”“文化源头地”。
而人口的迁徙，不只是肉身的移动，还带着观念、风俗、语言、饮食、宗教信仰，当然也包括医学经验。固始几百年一拨拨人往外走，中原文化一路向南输出，其中就夹杂着中原的医药知识、中医理念。

张磊成长在这样的地方，从小耳濡目染的，是那种非常典型的中原儒医文化：读圣贤书，学“修身齐家”；看人要看气质，看一个人是不是知轻重、有分寸；看病要讲究“和而不偏”“调而不激进”。

可以说，他身上那种温和平实、又不失锋利判断力的行医生涯，跟固始这块土地的历史气质，是相互呼应的。
一边是“人往外走”的侨乡传统，一边是“道要守住”的中原底色。他后来能成为那个从固始走出来的“国医大师”，并不是偶然撞上的机缘，而是时代、环境、性格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回头看他这一生，大致可以分成三条线一起推进：

一条是典型的个人成长线：从私塾童子，到师承中医，再到院校深造、留校任教，最终成为行业领军人物；
一条是学术实践线：长期深入临床，尤其专注于内科疑难杂病，对心血管系统疾病有独到见解，并形成一套完整而可操作的诊疗框架和“八法”体系；
还有一条，是他不可见但一直存在的文化传承线：儒学思想对他行医生涯的持续浸润，从“致中和”走到“致和平”。

很多人评价他时，还会提一句：他特别善于“明辨求本”“洞悉症结，求其所主”。

什么意思？
就是他看一个病，从来不只盯着“这个病叫什么名字”，而是更在意——这个病的关键矛盾在哪里？主导病机是什么？
在“复症多因”的复杂局面下，哪些是主要矛盾，哪些只是“跟着起哄”的次要问题？
他会先把这一点搞清楚，然后再决定怎么用“八法”中的哪几法，先后轻重如何排列。

这种“先分清主次，再下手”的节奏，是很多年轻医生最难学到的。因为它不完全写在书里，必须靠大量病人的病例积累、长期反思，才能慢慢练出来。

而在患者眼里，他最让人信服的地方，其实很朴素：肯听你说话，愿意多问几句“最近睡得怎么样”“心里烦不烦”“有没有什么心事”，不会把你看成一个个“病种”，而是看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这背后，还是儒家“仁者爱人”的底子在起作用。

他在担任河南中医学院的教务处处长，以及后来在卫生厅、中医学会、中药学会担任领导职务时，也基本是在这个思路上延展：把中医教育办得更扎实一点，让学生既懂经典、又会看病；把中医临床的经验，尽可能变成可传承的体系，而不是只停留在“某某老中医很神”的传说上。

国医大师这个称号，对他个人当然是荣耀，但更大的意义，其实是在向社会传递一个信号：这种“扎根本土、尊重传统、又能跟现代医疗体系对话”的中医发展路径，是被认可的，是有价值的。

从一个偏居河南东南角的小县城出发，到能影响整个省乃至全国的中医教育、临床实践，再到被正式冠以“国医大师”之名，张磊这一生，本身就是一个“中原走向更大空间”的故事。

只不过，有些人是以移民的方式，把中原文明带到闽台、粤港澳和海外；而他，是以医者的身份，守在本土，用另一种方式，把中原的学术精神、文化气质，传给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和病人。

也正因为有他这样的人存在，“中原第一侨乡”这个称号，才不只是一个跟“移民、寻根”相关的标签，而多了一层更内在的意味——不管人走多远，文化的源头、价值的判断、处事的基调，终归还是要落回到那片土地上。

如果把文章最开始那句“从2017年的授衔仪式说起”再倒回来理解，你会发现，那一刻其实并不是“终点”，而更像是一个公开的标记：从固始那个小小私塾里走出来的孩子，绕了一大圈，最后又被放回了更广阔的历史坐标上。

他代表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就，更是一种路径的可能：
一个出身普通县城的人，可以靠扎扎实实的学问和临床积累，在纷繁复杂的时代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医路；
一个根植中原文化的人，可以用非常温和、却又非常坚定的方式，把“中和”“和平”这样听上去有点抽象的概念，落在每一张处方、每一次问诊、每一个病人的康复过程中。

所以，当我们说“从‘中原第一侨乡’河南信阳固始走出了这样一位国医大师”时，最好别把它当成一句简单的宣传语，而是把里面这层纵深关系想清楚——

土地给了他气质，时代给了他舞台，师承给了他门径，学院给了他系统，自修给了他深度，临床给了他锋利，患者给了他验证，最后，这些汇聚成了一个名字：张磊。

至于“同不同意他是一位值得被记住的国医大师”，其实不需要我来代言，真正有发言权的，是被他治愈或缓解过病痛的人，是那些受过他启发的中医后学，是一代代通过他这样的医生，重新认识中医价值的普通人。

你若刚好也是从固始、从信阳、从河南，甚至从闽台、粤港澳走出来的，那种“沿着一条看不见的文化脉络往回追”的感觉，大概会更强一点。
而张磊，就站在这条脉络上，既是一个普通的行路人，也是一个清醒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