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任那天，我电梯里接省长电话，旁边一个女人拍我：能不能快点

我是早上七点二十到的市委大院。

前一天晚上在省城开完会已经快十一点了，本来秘书劝我就在那边住下，第二天一早再走，可我心里总有点不踏实，想着既然人已经定了，早几个小时到和晚几个小时到，不只是时间上的差别。索性连夜赶回来，到的时候院里黑得很，门卫值班的小伙子睡眼惺忪地给我登记，脸上那股困意都没散。

宿舍那边还没收拾利索，被褥虽然换了新的，但柜子里乱，洗手间也没通风，进去一股潮气。我看了两眼，没让人再折腾，直接去了办公室，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夜。沙发不长，我腿伸不开，迷迷糊糊睡了几个小时，天刚有亮意就醒了。醒来第一件事不是看手机，是去洗手间洗脸。水一扑上去，人是清醒了，可对着镜子一照，状态不太像话——眼皮发肿，胡子冒出来一层青茬，领带歪着，衬衫领口也压皱了。

我站那儿理了半天，越理越觉得别扭，最后也懒得弄了，心想算了，等会儿进办公室再说。

出来以后，我往电梯那边走。

电梯停在顶楼，我按了向下键，等了没一会儿，门开了。里面站着一个女人，三十岁上下，穿件灰外套，头发扎得利利索索，一只手端着咖啡，另一只手拿着手机，像是在回消息。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进去按了一楼。

电梯往下走的时候很安静，中途停了两次，门开了又关，外面一个人都没有。这种安静挺像清晨的机关大楼，灯是亮的，人还没全醒，空气里有股说不清的冷清劲儿。

到了一楼，门一开，她先走了。我跟在后面出来，她往食堂那个方向去，我则站在办公楼门口，掏出手机打电话。

电话是省里来的。

“陈书记，十点李省长要跟你通话，你注意接一下。”

我说好，挂了电话。

昨晚刚上任，今天一早就有电话，其实一点也不意外。这个市前段时间事情不少，前任书记调走以后，位置空了快两个月，外头看着平静，里头并不平静。来之前，组织部的领导专门找我谈过一次，话说得不重，但意思很清楚：班子要稳，经济要提，干部队伍更不能散。

我当时回了句，我尽力。

可“尽力”两个字，在会场里说起来轻飘飘的，真到了地方上，分量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站在楼门口，看了看这个院子。办公楼还是老楼，八十年代那种样子，外墙翻新过几回，颜色刷得倒挺新，可楼体的旧气息藏不住。院里那几棵樟树长得很高，树冠撑开了，把半边院子都罩住。地上有落叶，扫过，但没扫干净，角落里还积着一层。远处有个保洁阿姨正推着车慢慢走，车轮子压在地上，声音很轻。

正看着，李省长电话打过来了。

“陈书记，到了吧？”

“到了，李省长。”

“办公室去看了没有？”

“还没正式看，昨晚到得晚，在办公室凑合了一宿。”

他在那头笑了笑，说你还是这个老作风。我说习惯了，以前在部队也是这样，能将就就将就。他没多寒暄，很快就把话转到工作上，说那边的情况你得盯紧，省里对这边很关注，尤其几个重点项目和信访问题，不能再拖。

我说好。

他又说，上面既然把你放过去，就是觉得你能压得住、带得动，你自己心里要有数。

我正答着，肩膀忽然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

不是那种熟人打招呼的拍法，是带着点催促和不耐烦的，力道不轻，意思很明显——你挡着路了，赶紧让开。

我转过头。

站在后面的是个女同志，短发，穿着深色西装，手里夹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楼门口等了我一会儿。她没说你好，也没说借过，就是看着我，神情里那股意思已经够直接了。

电话那头李省长还在说话，我只好先侧过身，让到边上。她也没客气，从我身边过去，高跟鞋踩在地砖上，咔哒咔哒响，一路进了办公楼。

我接着听电话，把那几项重点工作都记在脑子里。挂掉以后，我站在原地，一时没动。

不是因为生气，就是有点想笑。

新地方，新环境，谁都还没认识全，结果一大早先挨了这么一下。说下马威也算不上，人家大概压根不知道我是谁，可这种“不知道你是谁所以也不跟你客气”的劲儿，倒让我一下子对这个地方有了点真实感。

我笑了笑，抬脚往里走。

到了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已经等着了。

他姓周，五十出头，个子不高，头发往后梳得很整齐，鬓角有些白，穿一件藏青夹克，下面是西裤和黑皮鞋，典型的机关干部打扮。看见我从电梯出来，他快步迎上来，笑容拿捏得刚刚好，不谄媚，也不生硬。

“陈书记，您来了。办公室已经收拾好了，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添的。”

我说进去看看。

办公室比我在省里那间大一点，摆设很规整。靠窗的位置是一张老式实木办公桌，擦得发亮，桌角都磨圆了，看得出用了很多年。桌上新换了一台电脑，旁边放着几摞文件夹，标签朝外，摆得一丝不乱。窗户开了条缝，晨风吹进来，带着樟树叶子的味道，还混着一点旧楼常有的灰尘气。

我在屋里转了一圈，拉开椅子坐下试了试，椅子偏硬，靠背也直。我说回头给我加个靠垫，周主任立刻记下了。

我端起桌上的杯子看了看，随口问：“周主任，刚才我在楼下接电话，有个女同志拍了我一下，你帮我问问是谁。”

周主任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我一来先问这个。

“拍了您一下？”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问问。”

“好，我去了解一下。”

他又问我吃没吃早饭，我说还没有。他马上说让食堂送一份过来。我摆摆手，说不用，我自己去吃，顺便认认路。

“食堂在哪？”

“一楼西侧，出电梯右转就是。”

我点头。新到一个地方，什么都得重新熟悉。以前在省里，别人问我食堂在哪、会议室在哪、资料室怎么走，我一张嘴就来。现在轮到我问别人，倒也正常。

食堂不大，这个点已经过了最忙的时候，人不算多。窗口后面的大师傅戴着白帽子，胳膊上还套着袖套，一边收拾蒸笼一边问我要什么。我说来碗粥，两个包子。他问什么馅，我看了看，说肉的一个，菜的一个。想了想又改口，说再加个豆沙的吧。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估计觉得我这人饭量不小，也没多说，给我夹了三个包子，又舀了一碗小米粥。

我端着盘子找了个靠墙的位置坐下，边吃边打量食堂里的人。有人低头刷手机，有人凑在一起说话，还有几个年轻人一边吃一边看材料，估计上午有会。

吃到一半，我看见斜对面坐着一个短发女同志，深色西装，正低头喝粥。

就是刚才拍我肩膀那个。

她显然没注意到我，手机放在旁边，时不时亮一下。过了一会儿，电话真响了，她接起来，声音不高，可食堂安静，断断续续也能听见几句。

“嗯，我知道……材料你先放我桌上……那个会我回来再看……他来了没有？……今天早上？我没看见，可能还没到吧……”

我听着，没出声，把最后一口包子吃完，擦了擦嘴，端着盘子站起来。走到她旁边的时候，我停了下。

“同志。”

她抬起头，先是怔了一下，随后认出我是楼门口那个人，但显然还没对上身份。

“早上你在楼下拍了我一下。”

她看了我两秒，很平静地说：“你挡住门口了。”

“我在接电话。”

“你接得太久了。”

这话说得挺直，甚至有点硬，可她的语气又不是故意找茬，就是实话实说。机关里这种人不多见。大多数人碰上这种场面，就算不高兴，也会说一句借过，或者干脆绕开。她偏不，她觉得你挡路了，那就拍一下，让你让开。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你哪个部门的？”我问。

“综合科。”

“叫什么名字？”

“张敏。”

“张敏同志，”我说，“你说得没错，我确实挡门口了，这个我接受。不过拍人这个习惯，不太好。我是新来的，你不认识，万一我是你领导呢？”

她眼神里明显闪了一下，可嘴上还是没松。

“领导也不能挡门口。”

我一下没忍住，笑了。

“你这话也对。领导也不能挡门口。”

说完，我端着盘子走了。

回到办公室，周主任过了不到二十分钟就来了，手里拿着几份材料，还带着今天的报纸。

我翻着报纸，听他汇报日程。说完以后，他没走，站在那儿像是还有话。

“问到了？”我头也没抬。

“问到了。您说的那位，是综合科的张敏。”

“她平时就这样？”

周主任斟酌了一下，说：“说话比较直，脾气急一些，不过工作能力很强，材料写得快，也稳。领导交代的事，她基本不拖。”

我把报纸放下，看着他：“我不是追究这件事。就是提醒一句，单位里不管对谁，拍肩膀这种动作都不合适。你私下跟她提一下，不要上纲上线。”

“好，我明白。”

我本来以为事情到这儿就算完了，没想到周主任往后翻花名册的时候，忽然提起一句：“还有个情况，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什么情况？”

“张敏的父亲，是张建民。”

我一听这个名字，手里的笔停住了。

张建民这个人，我知道。

几年前我在省里任职时，跟他打过一次交道。那时他还在下面地市分管工业，做事风格很硬，开会不念稿，说话斩钉截铁，属于那种你见一面就会记住的人。后来他调去省直，再后来慢慢退了下来。我来之前还听人提过一句，说他身体一般，已经很少露面。

“她是张建民的女儿？”

“是。”

“来这儿多久了？”

“三年。公开招考进来的，笔试面试都是第一。平时不怎么提家里情况，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把花名册往前推了推，心里突然有点明白了。

她不是仗着家里背景所以横，恰恰相反，她大概比谁都怕别人把她和父亲的身份连在一起。越是这样的人，越想证明自己靠的是自己，不是家里。她在楼门口拍我那一下，不是没分寸，是把我当成了一个普通办事的人。换句话说，在她眼里，身份暂时还没重要到让她先去猜我是谁。

想到这儿，我对她那点冒失，反而多了几分理解。

下午我开了个小范围碰头会，把几个主要部门负责人都叫来，让他们分别说说手上最急的事。

大多数人习惯了照着材料念，我一开始就把话堵住：“材料我回头看，你们现在不念材料，就说三件事。各自最急的三件事。”

有的人很快就说完了，条理清楚。有的人说了半天，越说越散，三件事说成七八件。我打断了两次，让他收一收，结果还是收不回来。最后那人额头都见汗了，说陈书记，真是每件都重要。

我说，真要每件都重要，那就等于每件都不重要，你回去再梳理。

散会的时候，我看到张敏坐在最后一排做记录，头低着，手里的笔一直没停。本子上记得密密麻麻，边角都写满了。我叫住她。

“张敏，刚才他们说的那些，你听了。你觉得现在最急的是哪几件？”

她显然没料到我会点她名，先愣了下，随后站起来。

“第一，新区几个招商项目。前期谈得差不多了，后来因为班子调整，投资方一直在观望。第二，信访积案。有几个老案子压了很多年，群众意见很大。第三，干部岗位调整。几个人选迟迟不定，下面都在看。”

她说得很快，也很准，一句废话没有。

“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件？”我又问。

“信访。”

“为什么？”

“因为不是一天两天能积成这样。群众不信了，部门也有疲态。现在难的不是程序，是信任。”

这句“难的不是程序，是信任”，说得我心里动了一下。

她一个综合科干部，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说明平时不是浮在表面上看事。

会后我让周主任把近几年的信访台账全拿过来。三大本，压在桌上沉甸甸的。我一页页翻下去，越翻越皱眉。有些案子反反复复转办，盖章、签字、批示一大堆，可问题还在那里。有的是部门之间互相推，有的是怕担责，谁都不愿意牵头，还有个别案子明明已经具备条件，就是没人往前跨那一步。

我问周主任：“这些事为什么一直办不下来？”

他想了想，说：“有的是确实难办，有的是没人愿意办。”

“难办的，我来盯。不愿意办的，我让他愿意。”

这话我说得不重，可我知道周主任听明白了。

第二天起，我开始一家家跑。

第一个去的就是信访局。

我没提前通知，也没带一串人，就带了司机和办公室一个同志。到了那儿，大厅里坐着几个来办事的群众，空气里有股热水和旧纸张混在一起的味道。值班人员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说来看看情况。他先是没认出来，后来仔细一看，脸色变了变，立刻往里请。

信访局局长赶过来时，衬衫后背都有点汗了。我没跟他寒暄，直接把台账里那几件积案翻出来，一件一件问。

“这个拆迁补偿，为什么三年没解决？”

“这个实名举报，为什么反复核查还是悬着？”

“这个安置房分配，责任单位到底是谁？”

他答得不顺，有些情况知道，有些说得含糊。我没当场批评，因为我看得出来，不是他故意瞒，是时间拖太久，连他们自己都快被这堆老问题磨麻了。

我说：“明天下午，把涉及这几件案子的部门负责人都叫过来，开现场办公会。能解决的当场定，解决不了的把困难说清楚。总之，不许再空转。”

第二天下午，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

住建、自然资源、街道、信访、法制，还有两个涉事单位负责人，全来了。每个人面前都摆着材料，可轮到说时，一个比一个谨慎。尤其说到“谁牵头”这三个字，屋里忽然就静了。大家不是不会说，是都不想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我敲了敲桌子，问：“你们现在讨论的到底是怎么解决问题，还是怎么躲责任？”

没人接。

“这几个案子，拖到今天，群众有意见是应该的。你们哪怕有一个部门早一点站出来牵头，也不至于拖成这样。”

我把本子合上，直接点名：“这件拆迁补偿，住建牵头，自然资源配合，街道负责对接群众，三天内拿方案，一周内给我明确时限。做不到，现在就说。”

几个人互相看了看，最后都点了头。

第二件实名举报的案子更难缠。举报人五年里不停反映，部门查了又查，结论始终不能让他信服。我听完所有人的汇报，问了句：“五年了，你们谁真正坐下来和举报人谈过一次？不是五分钟，不是送个答复件，是好好谈一次。”

会场里没人说话。

“没有是吧？那明天我去。”

第二天，我带着信访局的人去了举报人家里。

那是个老旧小区，五楼，没有电梯。楼道很窄，墙皮掉得一块一块的，台阶边上堆着废纸箱和破椅子。我们上到三楼时，楼上有人正往下走，脚步很沉。我抬头一看，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已经花了，穿件旧夹克，脸上没什么表情。

“你是老张吧？”我问。

他站住，打量我：“你是谁？”

“新来的。过来看看你。”

他“哦”了一声，神情很淡，看不出欢迎，也看不出排斥，只是侧过身把门打开，让我们进去。

屋里收拾得挺干净，家具旧，但都擦得发亮。茶几上摆着一摞材料，分门别类夹好，最上面还有手写的日期。我随手翻了两份，发现他把这五年来每一次来往文件、每一次回复、每一张签收单都留着，厚厚一大摞，像一本他自己给自己整理出来的账。

“这些你都留着？”

“都留着。”他说，“不留着，到时候人家说什么我都说不清。”

他给我倒了杯水，水是温的。我接过来，没急着开口。屋里安静了一会儿，他自己先笑了一下，不是高兴，是那种人见多了以后的疲。

“你不是第一个来我家的人。”他说，“前面也有人来，也说要解决，也说让我相信。后来呢？人走了，事还在。”

这话说得不重，却像一块石头，实实地落下来。

我看着他：“这次我不是来做样子的。我来，就是想把这件事彻底捋清楚。你能不能再把事情原原本本讲一遍？”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像是在判断我值不值得再说一遍。过了一会儿，他坐下来，慢慢开口。从头到尾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中间没有太多情绪，就是把细节一件一件往外倒。谁说了什么，哪天签了字，哪一步程序他觉得不对，他都记得很清楚。

临走时，他送我到门口，沉默了半天，说：“你要真想办，就别说空话。你说话得算。”

“我说话算。”

从他家出来，我心里一直沉着。

这些年，群众为什么不信？不是他们天生难缠，是我们前头做得太差。你来一次，说几句好听的，拍个胸脯，回头没了下文，人家被晾一次、两次、三次，信任就一点一点耗没了。最后剩下的不是愤怒，反而是一种更难受的东西——彻底不抱希望。

那段时间，我对张敏也看得更清楚了。

她在单位里不算最招人喜欢的那种。因为她不太会来事，也不擅长说场面话。别人中午吃饭喜欢扎堆，她常常一个人坐角落。开会时她不抢着发言，可只要点到她，她说出来的话一般都不空。后来我让她整理一份信访积案的总材料，第二天她就送来了，二十多页，写得很扎实，每个案子的症结都归纳得很清楚。

我翻完以后问她：“这个你一个人做的？”

“嗯，晚上加了几天班。”

“挺好。”

她没走，站在那儿像还有话。我抬头看她：“还有事？”

她想了想，说：“陈书记，我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说。”

“你说。”

“我来这儿三年了，你是我见过的第四个书记。前面几个刚来的时候，也都说过要抓信访、抓项目、抓队伍。最后没做完就走了。”

我看着她，没打断。

她继续说：“所以有时候，不是下面的人不想信，是不敢信了。”

这话要搁别的场合，别的人，大概不会这么直接讲给市委书记听。可从她嘴里说出来，我一点不觉得冒犯。因为她不是发泄情绪，她是在把实情摊给我看。

我问她：“那你觉得我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她说，“但你走得快不快，不完全在你。也看你能不能真把事推进去。”

我点点头，没再多说，让她先回去。

她走以后，我坐在那儿想了挺久。

有时候最难听的话，反而最值得听。因为它不经过修饰，也没打算取悦你，里面藏着的往往就是真问题。

往后几个月，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三件事上。

一是招商项目。我把前期卡住的几个项目重新拿起来，一个个跑，投资方不愿见，我就去人家公司等。第一次扑空，第二次还是没见上，第三次人家总算出来了。我跟他们坐下来，不绕弯子，把政府这边的问题一条条摊开，说清楚哪些马上能改，哪些要走程序，哪些我亲自来协调。人家未必一下就信，但起码看到你不是打电话敷衍，而是真在推进。

二是信访积案。这个最费神，也最磨人。有的案子其实真不复杂，就是几年下来谁都不碰，结果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我把几个重点案子亲自盯着，谁拖、谁推、谁打太极，我就点谁的名。有些部门开始还有顾虑，觉得新书记劲头大，过一阵也许就淡了。可等他们发现我是一周一问、半月一督，态度慢慢也就不一样了。

老张那个案子，后来我让纪委和法制部门联合再核一遍，把程序问题重新查清。最后结论不是谁想象中的“大问题”，但确实存在程序瑕疵，也就是说，举报不是全无依据，单位也不是全然无责。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没让人简单地把答复件一送了之，而是把相关人都叫到一起，当面讲清楚。单位该整改的整改，该道歉的道歉，老张那边该解释的解释。那天会开了三个小时，结束时他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这回我听明白了。”

这句话不算表扬，可对我来说，比什么都实在。

第三件，是干部调整。这个事最容易得罪人。谁该退、谁该上、谁该挪位置，背后都有人情、有关系、有看法。可你不动，下面就一直观望，人心就吊着。我花了不少时间谈话，也听了很多不同意见，最后定下来的方案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但起码有个原则：看能力，看担当，看口碑，不看谁声音大。

转眼快半年过去，我几乎没休过完整周末。

晚上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很晚，保洁阿姨有时进来倒杯热水，顺嘴说一句“陈书记，别太熬了”，我就笑笑。身体是有点吃不消，可事情一件接一件顶着，你停不下来。

有一次晚上快九点了，张敏敲门进来，送一份材料给我签字。我签完以后，她没立刻走，往桌上看了一眼，问：“你还没吃饭？”

我这才想起来晚上那顿会开长了，食堂早关了。

“等会儿出去随便买点。”

她“哦”了一声，抱着文件走了。

过了半个多小时，她又回来了，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份便利店盒饭和一盒牛奶。她把东西往桌上一放，说：“就剩这些了，你将就吃点。”

说完也不等我开口，转身就走。

我看着那袋东西，心里有点说不上来的感觉。不是感动得多厉害，就是觉得真实。她做这个，不是因为我是书记，大概也不是为了讨好谁。她只是看见一个人忙到没吃饭，就顺手带了一份回来。仅此而已。

第二天是周末，我忽然起了个念头，想请单位几个年轻同志吃顿饭，不为别的，就想坐下来听听他们平时怎么想。于是我让周主任去安排，别搞大，就找个小馆子，随便吃吃。末了我又补了一句：“张敏也叫上。”

饭馆就在大院附近，川菜馆，不大，但味道不错。我到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坐好了，一桌八九个人，气氛起初有点拘谨。我说今天不谈工作，就当随便吃顿饭，你们别端着。

一开始大家还是收着，喝了两杯以后，话就慢慢多了。有人聊相亲，有人聊房贷，有人抱怨材料写不完，也有人说自己考进来时觉得机关很神秘，干了两年发现神秘没有，碎事一大堆。年轻人说话比老同志活泛，一桌子时不时就笑起来。

张敏坐得靠边，主要听，偶尔插一句。有人开她玩笑，说她家里是不是又催婚了。她皱皱眉：“别提这个，烦。”大家都笑，说她嘴硬，回头真有人介绍，她跑得比谁都快。

她也不争，只低头喝茶。

吃完出来，已经挺晚了。街边路灯亮着，风有点凉，大家三三两两往回走。我走在后面，叫了她一声。

“张敏。”

她回头：“嗯？”

“上次那盒饭，谢谢你。”

她愣了下，像是差点把这事忘了，随后说：“那不是因为你是书记。就是看你没吃饭。”

“我知道。”我说。

她点点头，没再说别的。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那点一开始的生硬，算是彻底过去了。她见了我还是不像别人那样客气过头，但会正常打招呼，也会直接把她觉得有问题的地方说出来。有时候话说得挺冲，旁边人听了都替她捏把汗，我倒不觉得什么。一个单位里，如果全是顺着说的人，耳朵是清静了，事情反而容易出问题。

前些天，她来送一份新区项目的跟进材料。放下文件以后，她没马上走，站在桌前看了我一眼。

“你还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话吗？”

“哪句？”

“我说你是我见过的第四个书记。”

“记得。”

她笑了笑，很淡，但不是敷衍。

“我现在觉得，可能得改改。”

“改成什么？”

“你不是第四个。”她说，“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这些年那些拖着不动的事，真有可能办成的人。”

我听完，半天没接话。

倒不是这话多了不起，而是从她嘴里说出来，分量不一样。她不是轻易肯定谁的人，更不会为了让领导高兴说好听的。她既然说了，那就是她心里真这么觉得。

我看着她，笑了笑：“谢谢。”

她摇头：“别谢。你继续干，比谢什么都管用。”

说完，她抱着材料转身走了。

门关上以后，我坐在那儿，想了很久。

其实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听谁夸我，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前面的人强。我就是觉得，既然组织把我放到这个位置上，群众也看着，干部也看着，那总得拿出点样子来。事情不是一天做成的，很多问题也不会因为换了个人坐在这间办公室里就自动消失。可有一点是肯定的——你真往前推，和你嘴上说推，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现在我每天早上进出，还是会经过那个一楼门口。

有时候想起第一天来时，被张敏拍那一下，还觉得挺有意思。后来大院里也有人拿这事跟我开玩笑，说张敏胆子是真大。我笑笑，说不是她胆子大，是她眼里当时压根没把我当回事。这话听着像玩笑，其实我还挺愿意这样。要是一个地方的人，见了领导只剩下紧张和畏缩，那这个地方的风气多半也不会太好。

周主任前阵子问我，要不要把张敏往上调一调，说她能力在这儿放着，可塑性也强。我想了想，说先不急。位置怎么动，以后再说，至少现在，我还需要她留在这个位置上。因为我身边不缺会说漂亮话的人，缺的是能在我说错、做偏的时候，直接提醒我一句的人。

我不知道我在这个市还能待多久。

有些事是你能定的，有些事不是。可不管待多久，我都得把眼前这一段路走扎实。项目得继续推，积案得继续清，队伍得继续带。慢一点没关系，难一点也没关系，怕的不是慢，是站着不动，嘴里说得热闹，脚下却一步也不挪。

这话以前是老领导跟我说的。

如今到了这里，我越来越觉得，它说得一点没错。

只要还在这个位置上一天，我就得往前走一天。哪怕只是一小步，也比原地打转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