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艺平：若如初见

黄海章先生（左）指导吴承学（右）

这是一篇回忆文章，既是回忆人的点滴，也是回忆那个时代。文中说：“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年代，一个让人觉得生逢其时的年代。它充满善意和关怀，充满包容和理解，充满机会和希望。”看着始终陪伴在身边的那个人，仿佛那个时代还近在眼前。

文 | 江艺平

半年前，吴承学的学生开始筹划一件事，为老师七十岁荣休出一本书。想想我们夫妻结伴而行，不觉已步入古稀，不由想到被改动过的一句词：人生若如初见。

想到这句词，是觉得它颇契合一路走来的吴承学。

我们大学相识，毕业结婚，正值改革开放之初。能够在好的年代遇见对的彼此，当然是人生最好的初见。只是完全没料到，一个好时代，会给平凡的人们带去怎样的造化。

结婚之初，吴承学读研究生，我下记者站。儿子快出生时我调回广州，我们在报社大院有了自己的家，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四十多年前，市面上还没有婴儿用的“尿不湿”，我们撕了旧被单做尿布，遇到湿冷天，尿布全靠绑在蜂窝煤炉外沿来烘干。一九九〇年，报社从东风东路搬到广州大道中。我们一家三口随之搬家，住进三室一厅。这一年，吴承学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回到中大当老师。

吴承学一直感念在报社大院住过的十七年。能够拥有一间安静书房，在二十世纪末，足以让潜心学问的年轻人心无旁骛了。

吴承学和我都曾经用笔名写作。当年报纸盛行针砭时弊，我写时评署名“舒黔”，隐含为百姓（黔首）说话的意思，也隐藏一点小心思，舒黔谐音书钱，写时评挣的稿费，都给了吴承学买书。而吴承学早年写文章，包括投给《文学遗产》的，大都署名“吴观澜”。吴承学说，他的笔名取自孟子的“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我后来觉得，以吴承学一辈子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执着坚持，他的笔名似乎更对应《文心雕龙·序志》“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面对浩瀚典籍，立下“索源”之心，应该就是那时的初心吧。

“吴观澜”的文章并不长，投出去都能被采用。八十年代读硕士，读博士，高校并无发C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要求。吴承学埋头读书，用笔名写了七八年读书札记和学术随笔。现在读研究生，已经无法想象那时的从容。

诚然，想在学术名刊发论文，无藉藉之名者，那时也不易。博士读到第二年，吴承学写出第一篇万字论文《关于唐诗分期的几个问题》，实名投给《文学遗产》，审稿却通不过。这时候，陶文鹏先生出现了。

我一直觉得，上天对吴承学何其眷顾，“观澜求索”长路漫漫，总能遇到最好的老师，最好的编辑。读本科，遇见卢叔度先生；读硕士，遇见黄海章、邱世友先生；读博士，遇见王运熙先生。当他投出第一篇长篇学术论文时，遇见了陶文鹏先生。

陶文鹏“救活”论文的事，吴承学全然不知情。《关于唐诗分期的几个问题》在一九八九年第三期《文学遗产》刊出时，他正在赶写博士毕业论文，不由得信心大增，遂从毕业论文中挑出《江山之助》一章投给《文学评论》，很快也在一九九〇年第二期《文学评论》发表了，从此一发不可收。

二十多年后，已经卸任《文学遗产》主编的陶文鹏写回忆文章，我才知道吴承学第一篇论文“起死回生”的事。陶文鹏在《我的编辑生涯》一文中写道：

我是1988年12月从文学所古代室调到编辑部工作的。上班没多久，就见到一篇题为《关于唐诗分期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作者吴承学，当时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审稿笺上已写明“此文不用”，但我对文章的论题很感兴趣。等忙完手头上的事，我便仔细阅读。我认为作者对传统四唐说的精神、内涵、优点、缺陷的认识深刻独到，对当时一些学者提出的新的唐诗分期法的批评也有理有据。作者有理论功底，思路清晰，分析辩证细致，行文精练流畅，是一篇好文章，应当发表。于是，我写了近千字的审稿意见，连同文章一起送请主编徐公持定夺。徐先生阅后批示：“同意陶说，此文应予发表。”此文发表在1989年第3期。这以后，直到2008年，吴承学先生几乎每年都给《文学遗产》投寄一篇文章，篇篇都被采用，可谓弹无虚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陶文鹏先生来广州开会，我们第一次见他，在报社旁边小饭店一起吃饭。那时他正值壮年，面容清癯，目光炯然。因为我在报社工作，饭桌上他更多在谈论时事，有一种直言快语的犀利，却只字不提吴承学第一篇论文发表经过。那次见面，我和承学感觉他亲切如兄长。随着年岁增长，越发觉得他对承学治学之路的关切更胜兄长。

我没有见过《文学评论》的胡明先生，只因听吴承学屡屡说起，就有一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印象。一九九〇年，吴承学在《文学评论》发表《江山之助》，是胡明先生编发的。七年后，《江山之助》获得《文学评论》“1990年至1996年优秀论文奖”。吴承学赴京领奖，才真正见到自己的责任编辑。后来胡明担任《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主持编辑部工作，仍十分关心吴承学的学术进展。三十多年来，他们一直保持淡淡的君子之交，却有着深厚的学术情谊。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一日，胡明先生与世长辞，吴承学悲恸不已。二〇〇六年，吴承学入选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第一个长江学者，胡明先生是力荐他的评委。辗转看到二十年前那份“高等学校特聘、讲座教授候选人专家评审意见表”，看着满满一页纸的熟悉笔迹和热情评语，吴承学几欲落泪，胡明生前并没有和他讲过这件事。

吴承学参加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受聘仪式

胡明先生去世后，他的女儿在公众号“一颗清亮的大星”陆续刊布父亲未发表过的诗文，这里成为不少人寄托思念的地方。人们怀念这位富有才华的诗人、学者、编辑。他如同清亮的大星，不炫耀自己的光芒，却照亮了许多人的才华。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年代，一个让人觉得生逢其时的年代。它充满善意和关怀，充满包容和理解，充满机会和希望。

缘于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我工作的报社里，几个老编辑带着几个年轻人，就能够办出一张风行全国的报纸《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先生因此不无自豪地说：“我们是三流人才办一流报纸。”后来，这张报纸被媒体同行称作报界的“黄埔军校”。

缘于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读博士的吴承学，就对所学专业萌发另辟蹊径之想。这种“非分之想”不但导师不以为忤，学界师友也纷纷投以期许，他才有足够定力，在尘世纷扰中慢下来，沉下去，一生只做一件事，去完成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从博士论文《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到《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再到主编五卷本《中国古代文体学史》，终偿所愿。

吴承学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中华书局，2024年

其实我不大了解吴承学研究的领域。大学时我痴迷孙犁作品，一心想当文学编辑。吴承学受饱读诗书的父亲影响，自幼热爱古典文学。毕业后我进了报社，一辈子和文字打交道，感受文字的美，感受文字的力量，亦算得其所哉。而吴承学一辈子教书做学问，更是遂其所愿。夫妻从事不同职业，我无从评判丈夫学问深浅，但朝夕相处知其为人，直至今日，吴承学给我的感觉，依旧若如初见。

这种感觉已经和年少时彼此相悦的初见无关。它更多源自吴承学对师友情谊的笃诚，对名缰利锁的警觉，对学问之道的敬畏。时移世易，风气也在流变，即使自己的追求格格不入时流，吴承学依然故我。就像他在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言：“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著述之余，吴承学也写随笔，通常我会是第一读者。最打动我的，是他怀念恩师的文章。在世俗眼中，这些老先生不免迂阔，活得清寂，吴承学却敬重有加，推崇备至。虽然口头拙于表达，但他笔头敏捷，加上喜欢开放式写作，写论文常和弟子交流，也总让弟子挑错，写随笔则多半和我分享素材，若是发现关于恩师的点滴记录，他会欣喜不已。因此我觉得，将恩师人品文品传扬于世，他用心至极。

黄海章先生是吴承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一九八九年，九十高龄的海老溘然长逝，吴承学写下第一篇追忆恩师的文章《冰壶秋月》。这篇短文记述了海老叮嘱再三的韩愈名言：“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一九九一年，王运熙先生给吴承学博士论文《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一书作序，同样寄语吴承学“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这句师训从此高悬门庭，不断警醒他对学术保持敬畏之心，也成为他对弟子的耳提面命。

卢叔度先生是吴承学本科论文的指导老师，也是引领吴承学进入古文献领域的恩师。二〇二二年，卢叔度先生逝世二十六周年，适逢《名作欣赏》“本期头条”专栏约稿，吴承学遂写下《汪汪如万顷之陂》以纪念恩师。卢叔度一九七九年重返讲台已六十四岁，吴承学写这篇文章时六十六岁，人生阅历使他对恩师理解愈加深切。尽管人事档案管理趋严，第一手材料无从得见，但他下足爬梳剔抉的功夫，写活了有傲岸风骨、有独立人格、有任侠之气的卢叔度。当读到读者留言“很遗憾出生得晚，未来得及领略民国学者风范”“文人情怀，君子气度”“情真意切忆恩师，字里行间见悲凉”“见真情见学术史，信息量巨大”时，吴承学为之欣慰，先生精魂犹存，时光无法抹去。

邱世友先生是吴承学另一位硕士研究生导师，也是相处时间最长的恩师。在我印象中，吴承学许多场合提及邱老师，都和老师的名言有关——“念中文的，要像梅花一样高洁，起码也要像菊花”。二〇〇六年邱先生中风病倒，吴承学意识到要和时间赛跑，立即着手为先生编制年表。二〇〇七年先生出版《水明楼续集》，这份年表附录在内，为邱先生留下了完整的学术记录，也给了先生一份慰藉。

二〇一四年，王运熙先生和邱世友先生先后离世，吴承学为之神伤，写下一句痛彻心扉的话：“自此之后，在我们的老师中，那批民国大学生已经成为绝响。”薪尽火传，为了播扬先生们的治学精髓，就在不久前，吴承学倡导并参与了编写“学海星槎”丛书，其中编写王先生的书，成为他义不容辞的事。这些日子里，我最常听到的，就是他不断得到各地学者赐稿。他们忆述王先生的文章，不断带给他感动。

2003年，吴承学与王运熙夫妇在珠海

这是一种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感动。他在网上认识一位网友。多年前这位网友曾给王先生写信，寄去自己论文欲请先生评议，视力极差的先生亲笔写了回信。网友把信转给了吴承学。信不长，录于下：

我因眼视力衰弱，平时不能读新五号体文字。尊作前此实未细读。昨日要家人代读，聆听之下，觉有片面性，因此不克写充分的肯定性评价，请谅。我仍主张刘勰对《楚辞》有褒有贬，当然以褒为主。附寄拙作一篇，于此有所阐述，供参考。

目下精力衰退，近三月来很少做文字工作。此后此类评阅之事，请要其他同志操作为荷。

顺颂

秋祺

2004年9月17日

一张信笺，寥寥数语，尽显大先生之纯粹——名满天下，却谦和有加；谦和之中，又不失原则。多年来，恩师的温润宽厚，恩师的平实通达，曾无数次感动吴承学。读到这封信，他再次被深深打动。

目送恩师们远去的背影，意味着自己也在老去。转眼间，五〇后一代人已步入暮年。关于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后，谁得到更多时代红利，社会上有各种说法。作为“新三届”，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是吴承学平生第一笔红利，也是这辈子增值最大的红利。至于我们结婚住上南方日报社福利房，之后买下中山大学房改房，则是社会变革带来的又一笔红利。当年全国推行房改，规定夫妻只能双方单位择其一，我们果断选择了中大。中大是吴承学安身立命之所，四季行走康乐园，成为我们这辈子最惬意的事情。

生活并不都充满惬意。好在我们三观一致，因此少打许多嘴仗。亦好在他心眼没我小，偶有争执，总是他一笑了之。只是久坐书斋之人不免有呆气，一件事让我捧腹至今。二〇二二年的一天，吴承学收到一条短信，称他建行账户有专家津贴，余额达十万余元。我翻找一通，确定家中并无建行存折。他连忙在微信群里咨询众弟子。弟子们迅速把各种可能分析推送给老师，有说伪基站钓鱼的，有说电诈的，并且提醒老师千万别回复……第二天，我和吴承学带着身份证到银行查证真伪。工作人员核验后很是讶异，这个账户确实属于吴承学，确实用于发放政府特殊津贴，二〇〇二年建立后就一直没激活。作为账户持有人的吴承学，压根忘记了这码事。

这就是吴承学。他并不视钱为阿堵物，只是心思被学问占去太多，钱财之事难免忘诸脑后。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屡屡想起纳兰性德一句词“人生若只如初见”。和许多人一样，我更喜欢“人生若如初见”。减去一个“只”字，不再纠结于生活中的遗憾和惆怅，只需记住那些曾经有过的美好初见，它们依旧温暖如初。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