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上周特朗普访华，他在国宴上致敬孔子，说“富兰克林曾在他的殖民地报纸上发表《孔子语录》，而今，这位古代中国圣贤的雕像，已被光荣地刻在了美国最高法院的门面上。”
什么？孔子被刻在了美国最高法院上？
西方人有多爱孔子
特朗普虽然经常跑火车，但这件事确实没瞎掰。
美国最高法院的东侧门楣上确实有一排浮雕人像。
从左到右分别是：孔子、摩西和古希腊立法先贤梭伦。
其实，西方人真的很爱孔子。
从欧洲到美洲，从开国元勋到宪法之父，都是孔子粉丝。
富兰克林在自己的报纸上连载孔子的道德箴言，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改造为当时北美殖民地的公民个人美德与自我管理准则。
托马斯·潘恩把孔子与耶稣并列，称他是伟大的道德导师。
孔子也参与了不少美国重大政治事件。
克林顿“拉链门事件”后，《华盛顿邮报》引用《论语》发表评论：“孔子所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精确预见了20世纪末的克林顿事件。”
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还引用《礼记》里的孔子语录，来论证同性婚姻合法化。
即便是现代，孔子也依然保持网红身份。
在推特上随便一搜，到处都是孔子语录（Confucius says）。
子曰，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子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经典美剧《犯罪心理》也出现过孔子教诲：“孔子曾警告我们，踏上复仇之旅前，最好先挖好两座坟。”
为何独爱孔子？
孔子能成为西方首选中国圣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所有中国圣贤中，孔子是最不中国的。
《论语》不是什么哲学巨著，它本质上就是孔子的日常言行录。
每则语录往往只有一两句话，大多数都可以脱离上下文被单独理解。
每一句的句式都很对仗，节奏感也很强，也没有什么抽象思辨，大部分都是日常行为，很容易记忆。
这就是跨文化传播的先天圣体。
相比之下，老子的《道德经》虽然也短小，但内容高度抽象，缺乏具体的应用场景，传播起来需要更多解释。
墨子虽然逻辑感强，但又没有金句感。
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虽然体系完整，但阅读门槛太高，注定无法大众化。
而且，孔子的思想核心很容易从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转化为一套具有普世意义的世俗伦理。
就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你不需要了解什么是春秋战国，什么是鲁国，你也不需要知道什么是仁，什么是礼，它就是一条普世的人际交往准则。
18世纪的法国人读它，觉得有道理， 21世纪的美国人读它，还是会觉得有道理。
因为可以直接拿来用，孔子语录才有了超时空的传播能力。
孔子作为创始人的这个身份又为他增加了一个光环。
西方文明，尤其是受基督教影响的部分，天然有一种人格化思维，他们认为，一个文明或思想传统，必须要有一个创始人。
就像基督教有耶稣，希腊哲学有苏格拉底，西方人在刚接触中国传统思想的时候，也急切地想找到一个可以贴上名字的代表人物。
孔子就恰好符合这个需求。
一来是孔子确实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二来是当时利玛窦这些传教士希望证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基督教并不冲突，甚至在道德层面上相通，所以他们把孔子打造成了一位“理性、道德、不迷信”的哲学家，借此告诉欧洲教会，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是可以被基督教化的。
既然有了创始人，那其他思想家就只能是后继者，西方人也不再需要引用其他中国圣贤了，因为孔子已经代表了一切。
更何况，孔子也正好填补了西方空缺。
17-18世纪的欧洲，正处于启蒙运动的高潮期，思想家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天主教会和神权政治。
但当时，他们的思想来源要么是古希腊哲学，要么是基督教神学。
前者足够理性，但被教会经院哲学收编已久，后者又是与上帝紧密相连。
因此他们亟需一种新的道德和哲学根基，一个不靠神、不靠空谈就能建立的伦理体系。
孔子就恰好满足这一点。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理性又务实，还把个人修养和社会责任统一起来，伏尔泰、富兰克林这些人一眼就看出来它的实用价值。
孔子，曾是印度人？
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离开了原生土壤，就会变得面目全非。
孔子也不例外。
在本土，虽然形象几经改变，但基本内核是稳定的：一位温良恭俭让的长者，身着中国传统服饰，手持笏板或书卷。
但在西方不是这样。
孔子一开始是印度人来着。
17-18世纪，耶稣会士绘制的孔子是一个半身裸露、肌肉强健、身缠飘带的印度神祇。
到了18世纪，他又变成了五官立体的白人，诞生场景也类似基督教的婴儿受洗。
到了19-10世纪，孔子又承担了更多的商业活动，他是与柏拉图、康德并列的哲学家，但也是巧克力、香烟、牛肉酱的代言人。
到了今天，他又成了鸡汤导师和段子手。
打开ins和油管逛两圈，随处可见孔子鸡汤。
什么《孔夫子语录：生活与生命真谛》，《年轻时候不看孔子语录，老了你就会后悔！》，管他是不是孔子说的，反正打上标签准没错。
上世纪30年代，美国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还借孔子之口讽刺时事，因此孔子又成了段子手，很多报刊杂志都开设了“孔子语录”专栏，专门胡说八道。
“你猜孔子怎么说？”还一度成了美国人的流行语。
孔子在西方成为工具人其实跟他一开始传播进来的目的也有关系。
传教士本身就是带有目的性的向西方社会传播孔子思想的，从一开始，他们选择的就是对他们“最有用”的孔子，而不是不是“最中国的孔子”。
而且语录一旦剥离语境就很容易走偏。
在西方，孔子的语言都被“格言化”了，人们把他的语录变成一条条可以独立使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每个人都能说两句的结果就是误读，毕竟大家都知道自己人微言轻，引用一位遥远而智慧的东方圣人才是最佳选择。就跟国内的“鲁迅说过……”一样。
不过，这种误读也不完全是坏事，毕竟它也证明了孔子的思想是多么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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