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故事得从内亚这个词说起。它原本是个干净的地理名词，由德国地理学家在1843年提出，大致指代亚洲内陆的草原高原地带。狭义上，常指长城以北的游牧区域。
从学术角度看，探讨内亚游牧民族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本无问题，就像研究古罗马与日耳曼部落各有其史。
但问题出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给它动了一场整形手术。以白鸟库吉、内藤湖南为代表的日本东洋史学者，在南北对立论基础上，将内亚史观改造升级。
他们不再满足于并行研究，而是刻意强调内亚游牧民族与中原汉人二元对立，甚至宣称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北方民族不断南下征服、统治汉人的历史。这个时间点——1926年前后，正值日本为侵华做全面准备的时期，其政治意图已昭然若揭。
第二步，系统性地改造中国历史叙事。他们不惜编造诸多缺乏实证的谣言，如宣称中国历代有影响力的王朝的统治集团核心都不是汉人，而是“东夷”、“戎狄”、“沙陀”、“鲜卑”等。
甚至连汉语汉字，都被说成是北方征服者为统治需要而创造的。其目的，就是切断汉人与自身辉煌历史的血脉联系，暗示其从未成为历史的真正主人。
这套话语的潜在台词是：既然这片土地的历史就是能者居之的征服史，那么日本作为更先进的力量，自然有资格参与这场群雄逐鹿。这实质上是为殖民侵略张目的征服者史观。
尽管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但这套精心炮制的新内亚史观却留下了复杂的遗产，其流毒以各种变体持续发酵。
它首先迎合了某些特定的心理需求。对于部分深受其影响的北亚民族主义者而言，这套将汉人历史叙述为被征服史的观点，能极大地满足其民族自豪感，仿佛自身祖上荣光无限。
更值得玩味的是所谓团结人现象。一些人误将这种强调北方民族征服功绩的史观，简单等同于尊重少数民族历史，并将其与民族团结混为一谈。
他们未能意识到，这套史观的内核是“征服/被征服”的对立叙事，与平等团结的民族观背道而驰。它本质上是将一方奉为主子，将另一方矮化为奴役对象，这非但不能促进团结，反而在暗中播种尊卑有别的分裂种子。一些团结人不自觉地维护这套话语，结果往往两头不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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