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欧洲联手打压穆斯林，将公民参与扣上恐怖帽子，引发争议

从埃及和阿联酋输出、原本用于打压政治反对派的“恐怖主义”标签，如今正被用于欧洲和美国，并在当地不断侵蚀穆斯林的民主生活。

在西方公众舆论中，一种危险说法正在扩散：穆斯林参与公民社会，实际上与一个经过协调的穆斯林兄弟会阴谋有关，其目的是从内部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持这种说法的人声称，那些在社区中组织起来、以平等公民身份主张自身权利、并参与民主政治的穆斯林——其中许多人已是第三代移民——其实是在参与一场隐秘的“接管计划”。这是一种阴谋论，而且并不陌生。

在特朗普政府国务院将埃及、约旦和黎巴嫩的穆斯林兄弟会分支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后，一些美国州长和欧洲政客便将此当作通行证，转而针对本国穆斯林群体。

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州长已推动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认定为恐怖组织。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但仍是将穆斯林公民参与刑事化的严重一步。

荷兰议会以微弱多数票通过将穆斯林兄弟会认定为恐怖组织，但荷兰政府仍需决定将如何处理此事。这些政客还在称赞一些阿拉伯国家如何把穆斯林兄弟会“清除出去”。这种说法为一种比激进主义更具腐蚀性的做法提供了思想掩护：系统性地把穆斯林公民社会排除在民主参与之外。

一些受到欧洲政客称赞的国家，并不是通过民主方式遏制穆斯林兄弟会。它们依靠的是高压手段：在街头大规模杀害、处决、大抓捕，以及对一切形式政治伊斯兰的全面压制。历史上，恰恰是这种国家暴力催生了激进化，而不是阻止了激进化。

现代暴力穆斯林团体的出现，根源可直接追溯到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统治下的严厉管控。纳赛尔所代表的并非西方民主，而是强势民族主义。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追问：为什么像阿联酋这样的海湾君主制国家，会在那个时间点把穆斯林兄弟会列为恐怖组织？当时正值“阿拉伯之春”之后，带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政党正在整个地区赢得民主选举。

这些认定在现实中的效果，不是消除什么真实威胁，而是让整个群体在发声和公民参与上陷入寒蝉效应。这些认定是某些政权自我保全的工具，并非冷静客观的安全评估；它们被输出到西方，以获得正当性。

当一些安全专家警告欧洲过于松懈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放大那些政府的安全叙事，而这些政府本就有强烈的政治动机，要摧毁本国穆斯林政治反对力量。

那个据称威胁欧洲的穆斯林兄弟会，并没有正式总部，没有统一领导层，也没有清晰的成员名册。尤其是在2013年局势变化之后，该组织在其昔日那个近似首都的开罗已大体遭到监禁。

这种模糊性被当成危险的证据。可实际上，它恰恰让穆斯林兄弟会成了一个理想的“替罪羊”标签——无法被精确定义，因此几乎可以套用到任何人身上。

事实也的确如此。穆斯林学生社团、民权组织、倡议团体和反歧视监督机构，都曾被扣上与穆斯林兄弟会有关的帽子，而依据通常只是松散的意识形态接近性，而非任何已被证明的运作联系。

法国解散“法国反伊斯兰恐惧集体”时，打出的旗号是打击“伊斯兰主义分离主义”，并声称该组织与穆斯林兄弟会有关。这个组织原本致力于记录反穆斯林歧视。

其手法如出一辙：用宽泛的意识形态怀疑取代具体证据，把“因关联而定罪”变成证明标准。这种做法在现实中的效果，是让整个群体在发声和公民参与上噤若寒蝉，而不是真正消除任何威胁。

自“9·11”以来的几十年里，美国人已经看到，“恐怖主义认定”这套逻辑可以被拉伸到何种程度——从人们在关塔那摩湾被非法监禁，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抗议者被贴上“本土恐怖分子”标签。

当欧洲政治领导人哀叹穆斯林没有“融入”时，他们同时也在竭力把穆斯林进一步排除出去——剥夺他们本应与其他公民同样享有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

支持融入，理应意味着扩大民主权利，而不是压制穆斯林的公共生活。那些排斥并监控穆斯林、禁止头巾、阻挠清真寺建设、关闭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并不能阻止激进化。

相反，它们会加速激进化，因为这会让年轻穆斯林更加确信：民主参与是一个陷阱，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并不把他们真正视为其中一员。

这与20世纪之交的反犹主义话语颇为相似。那时，人们把犹太教重新定义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而非宗教，以此为排斥提供理由。今天的反穆斯林话语则坚持认为，伊斯兰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治理计划。

欧洲长期以来一直有压制少数宗教、扶持主导性教会的历史，因此尤其容易接受这种叙事。欧洲本应更清楚这一点。

这种论调真正的危险在于，它为一件范围更广的事情提供了听上去体面的理由：把穆斯林的公民参与本身视为可疑，并把一种压制社区、让政府噤声那些为自身权利发声者的工具交到政府手中。开放社会不是靠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它们是靠这种方式，把自己一点点掏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