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除夕娘包一锅素饺子，却偷偷在我碗里藏了块肉，我记了一辈子

楔子

每到大年三十包饺子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一九八三年的那个除夕夜。

那年我十六岁，天冷得邪乎，窗户上的冰花结了一指厚。我娘在灶房忙活了一下午，包了两大盖帘饺子。一盖帘是素馅的，白菜粉条；另一盖帘也是素馅的，至少看上去是。

可等我端碗坐下来吃的时候，咬到第三口，牙硌了一下。是肉。一小块剁得细细的猪肉，藏在白菜馅里头，油汪汪的，香得我差点把舌头吞下去。我愣了一下，抬头看我娘。她正盯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当时说不清楚的东西。她凑过来，借着灶火的噼啪声，压低声音跟我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她说：“丫头，别吱声，快吃了。你命最苦，娘偏你一块肉。”

我命最苦。那年我才十六，还不知道我娘为啥这么说。后来用了大半辈子，才把她这句话嚼出了味儿。

第一章 老陈家三闺女

我叫陈香兰，一九六七年生人，上头有两个姐姐，下头有个弟弟。

在我们那地方，谁家生了三个闺女还接着生，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想要个儿子。我娘怀我弟弟的时候三十六，在当年算是高龄产妇。生下来是个带把的，我爹乐得在院里放了一挂鞭，给我弟取名陈安宝，宝贝的宝。

家里五个孩子，实际上活下来四个。我二姐上头原本还有个孩子，没满月就夭折了，所以严格来说，大姐叫陈带弟，二姐叫陈来弟，我叫陈香兰，我弟叫陈安宝。

你光听这名字就知道，前面三个都是凑数的，只有安宝是正主儿。

我们家住在县城边上的棉纺厂家属院，一排排红砖平房，家家户户门口垒着鸡窝，扯着晾衣绳。我爹陈德福是棉纺厂的保全工，一个月四十二块钱工资。我娘周玉芬没正式工作，在厂里干临时工，剥棉桃、扫地、食堂帮厨，啥活都干，挣个十几二十块补贴家用。

四十二块钱养六口人，啥概念呢？我爹一个月抽烟要花三块，我弟一个月订牛奶要花五块。剩下三十四块，一家老小吃喝拉撒、穿衣上学，全从牙缝里挤。

在我们家，鸡蛋是好东西，但只有两个人能天天吃。一个是我爹，他在车间干活累，得补；一个是我弟，他正长身体，也得补。我娘偶尔给自己煮一个，还得躲着我爹，怕他说嘴馋不会过日子。

我和两个姐姐，鸡蛋是轮不上我们的。大姐在供销社当了售货员，自己能挣钱了，偶尔买点零嘴偷偷塞给我和二姐。二姐陈来弟比我大三岁，初中没念完就辍学了，在家帮着洗衣做饭带孩子——带的当然是我弟安宝。

我在家里排行老三，不上不下的位置，最不吃香。大姐是第一个孩子，多少有点新鲜劲儿；二姐能干，是娘的好帮手；弟弟是命根子，全家的希望。我呢？我啥也不是。

不是说爹娘虐待我，该给吃给吃，该给穿给穿，就是从来没人把我当回事。家里有啥好吃的，先紧着爹和弟弟，然后是大姐二姐，轮到我这儿基本就剩汤汤水水了。过年做新衣裳，大姐要做，因为她上班得穿得体面；二姐要做，因为她大了，得说婆家了；弟弟要做，老陈家的脸面。我？我捡二姐的旧衣裳改改就行了。

我小时候不懂事，也闹过。有一回过年，我大姐二姐都有新褂子，就我没有。我娘把二姐去年那件红花袄翻出来，接了一截袖子给我穿。那袖子颜色和袄身不一样，一个深红一个浅红，穿出去人家都笑我，说香兰你穿的是百家衣啊。

我哭着回家，把袄脱了扔地上。我娘捡起来，也没骂我，就拿针线又改了改，把不一样的袖子往里窝了一截，看上去不那么明显了。

她说：“香兰，不是娘不给你做，布票就那几尺，你姐上班，你二姐要说婆家，你弟过年得见人。你再等一年，等明年布票下来，娘一定给你做。”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做错了事一样。我看着她手上被针扎出来的血点子，忽然就不闹了。她有啥办法呢？布就那么多，她总不能把自己身上的衣裳扒下来给我。

后来那件袄我穿了好几年，袖子接了两回，最后实在穿不下了，拆了改成坐垫，又用了好几年。

日子穷是穷，但也有高兴的时候。

最高兴的就是过年。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年味儿就浓了。我娘蒸馒头、炸馓子、卤下水，灶房里一天到晚冒着热气。我爹从厂里分回来二斤猪肉、一条带鱼、半只鸡，再加上我娘平时攒的鸡蛋和豆腐，能凑一桌子菜。

年三十那天，我娘一大早就起来忙活。白菜剁得细细的，粉条泡得软软的，和上葱姜、酱油、一点香油，就是一盆素馅。那盆素馅要包两盖帘饺子，够一家六口人吃的。

那年月肉金贵，二斤猪肉要剔出一多半来做年夜饭的红烧肉，剩下的那点瘦肉，我娘偷偷剁成肉末，包了五个肉饺子。

五个肉饺子，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三十晚上煮饺子的时候，我娘把那五个肉饺子单独下到锅里，用漏勺接着，煮熟了捞出来，混在素饺子里。她记得清清楚楚，哪个褶子多、哪个皮薄，全有记号。

饭桌上，我爹一碗，三十个饺子，全是素的。他自己倒了二两散酒，夹一筷子猪头肉，吃得呼噜呼噜的，压根没注意饺子啥馅。

我大姐一碗，二姐一碗，我弟一碗，都是一样的素饺子。

我娘给我端碗的时候，我注意到她拿碗的手有点抖。她把碗放在我面前，顺手在我后脑勺上拍了一下，说：“快吃，凉了不好吃。”

我低头一看，碗里饺子比其他人的少，大概二十来个。其中一个饺子皮格外薄，隐隐能看见里头有酱色的东西。

我咬了一口，是肉。

我愣了一下，差点叫出来。我娘眼疾手快，一把按住我的胳膊，凑到我耳边说了那句话。

“你命最苦，娘偏你一块肉。”

我赶紧把饺子塞进嘴里，嚼都没怎么嚼就咽下去了。那香味从嗓子眼一直蹿到胃里，暖烘烘的。

吃完饭，我帮我娘收拾碗筷。我小声问她：“娘，为啥就偏我？”

我娘在围裙上擦着手，半天没吭声。灶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我看见她眼圈有点红。

她说：“你大姐上班了，自己能挣；你二姐快说婆家了，熬几年就能出头；你弟有你爹疼，亏不了他。就你，夹在中间，不上不下，啥也轮不上。娘知道你不容易，但也只能偏你这一块肉。多了，娘也没那个本事。”

那年我才十六，听了这话似懂非懂。我只觉得那块肉真香，香得后来几十年，再也没有吃过比那更好吃的饺子。

我娘不知道，她那句话像根针一样扎在了我心口上。不是疼，是那种让你永远忘不了的刺痛，一碰就醒。

第二章 厂里的那些人那些事

一九八四年夏天，我十七岁，棉纺厂招工，我报名考上了。

说是考上，其实就是走个过场。棉纺厂本来就是家属厂，爹妈在厂里上班，子女优先录用。我爹在保全车间干了二十年，这点面子还是有的。我被分到细纱车间，当挡车工。

挡车工是棉纺厂最苦的工种之一。车间里几十台细纱机同时开着，轰隆隆的声音震得人耳朵疼，面对面说话都得扯着嗓子喊。夏天车间里四五十度，一进去就跟下了火炉子一样，汗从头发根流到脚后跟。冬天也不暖和，四面透风，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还得不停地接线头。

我们那批一共招了三十多个女工，分到各个车间。跟我同班的有个叫冯桂芬的，比我大三岁，圆脸大嗓门，一笑起来满车间都听得见。她家住在厂区另一头，爹是锅炉房的，娘在食堂蒸馒头。

冯桂芬是我在厂里交到的第一个朋友。她这人实在，有啥说啥，肚子里不藏话。头一天上班，她就凑过来问我：“你爹是不是保全车间的陈师傅？”

我说是。

她一拍大腿：“我爹说你爹手艺好，全厂的机器他都能修。”

我笑了笑，没接话。我爹手艺好有啥用？回家还不是往炕上一歪，啥也不干，等我娘伺候。

挡车工的活看着简单，就是绕着机器走，看见断头就接上。可一台机器二百个锭子，你接完这个那个又断了，一天走下来少说二三十里地。第一个星期下来，我的脚肿得穿不上鞋，腿肚子硬得像石头，晚上躺在炕上浑身跟散了架一样。

回到家我娘给我端洗脚水，我脱了袜子一看，脚底下好几个血泡。我娘拿针给我挑，挑一个我咧一下嘴。她叹了口气说：“干啥都不容易，熬过去就好了。”

我爹在旁边喝酒，瞥了一眼说：“这算啥，我刚进厂那会儿比这苦多了。现在的年轻人，一点苦都吃不了。”

我没说话，心里却想，你苦是你的事，凭啥我就得跟你一样苦？

在厂里干了大半年，我慢慢适应了。脚底板磨出了老茧，走再多路也不起泡了。手也快了，接线头一把一个，从不拖泥带水。车间主任姓孙，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不苟言笑，但对肯下力气的人还不错。有一回他巡班，看见我一个人接了三个人的断头，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下个月给我涨两级工资。

两级工资看着不多，一个月多六块三毛钱。但对我来说，那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发工资那天，我揣着第一个月涨了工资的信封回家，心里美得不行。路过大门口的供销社，我花了三块钱买了一块布料，打算给我娘做件褂子。她身上那件都洗得发白了，袖口磨破了还舍不得扔。

回到家，我把工资交给我娘，又把布料拿出来。我娘接过布料摸了又摸，嘴上说：“买这干啥，浪费钱。”可我看她眼圈都红了，翻来覆去地看那块布，像得了啥宝贝似的。

那天晚上，我娘破天荒地给我煮了个荷包蛋。我弟看见了也要，我娘说：“这是你三姐的，你姐今天涨工资了。”

我弟扁了扁嘴，但没闹。这小子虽然被惯得不行，但对我还算有点良心，大概是从小我背着他到处玩，跟我比跟大姐二姐都亲。

说到我弟，不能不提我们家对这个儿子的宝贝程度。

陈安宝比我小六岁，那年刚上小学四年级。长的是真不赖，白白净净的，大眼睛双眼皮，一点都不像我们姐妹几个黑瘦的样子。我爹疼他疼得不得了，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去供销社给他买麦乳精和钙奶饼干。我娘虽然嘴上说不能惯，可每回吃饭都把最好的菜夹到他碗里。

有一回我实在看不下去，趁我爹不在家，跟我娘说：“娘，你们这么惯安宝，将来他吃不了苦咋办？”

我娘叹了口气说：“你弟是咱老陈家的根，不疼他疼谁？”

我说：“根也不能惯成祖宗吧？”

我娘没接话，低头纳鞋底去了。我知道这话题没法聊，在他们那辈人心里，儿子就是天，闺女就是替人家养的。你再能干、再懂事，也抵不上儿子的小手指头。

但我没想到的是，我娘偷偷给我塞肉饺子的事，竟然不是唯一的例外。

一九八五年秋天，厂里搞技术比武，我拿了细纱车间的第二名，奖了二十块钱和一张奖状。回到家，我把奖状贴在墙上，就在我弟那排三好学生奖状旁边。

我爹回来瞅了一眼，啥也没说。我弟倒是挺高兴，拉着我问：“三姐，你拿了二十块钱是不是该请客？”

我说：“你想吃啥？”

他说：“冰棍。”

我花了一毛钱给他买了根冰棍，剩下的钱全交给了我娘。我娘数了数，拿出五块钱塞回给我，说：“自己攒着，姑娘家大了，手里不能一分钱没有。”

那五块钱我一直攒着，压在枕头底下，攒了整整两年，连同后来省下来的工资，一共攒了一百二十块钱。这笔钱后来成了我结婚时的压箱底钱，这是后话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车间、食堂、家，三点一线。枯燥是真枯燥，累也是真累，但那会儿年轻，不知道啥叫苦。下了班还能和冯桂芬她们打打羽毛球，或者去厂里的礼堂看场电影。

厂里每周六晚上放电影，五分钱一张票，坐满了人。有一回放《庐山恋》，张瑜和郭凯敏演的，全场姑娘们看得眼睛都直了。冯桂芬坐在我旁边，一边看一边抹眼泪，看完出来还在抽搭。

我说：“你哭啥？”

她说：“你说咱这辈子能不能也像电影里那样谈一回恋爱？”

我笑了：“拉倒吧，人家是城里人，咱是啥？咱是纺纱工。”

冯桂芬不服气：“纺纱工咋了？纺纱工就不能有爱情了？”

我没再说话。其实我心里也想过，将来会找个啥样的人？是个工人？还是能找个坐办公室的？但这念头一闪就过去了，穷人家的闺女，想这些没用，踏踏实实干活攒钱才是正事。

那年冬天特别冷，腊月里下了一场大雪，院子里的雪积了半尺厚。厂里的煤不够烧，家属院的暖气片冰得能把手粘住。晚上睡觉，我跟我二姐挤一个被窝，盖两床被子还冻得直哆嗦。

腊月二十三那天，我娘在灶房忙活祭灶的事。我二姐来弟突然从外面跑回来，脸红扑扑的，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兴奋的。她把我拉到屋里，关上门，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给我看。

照片上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浓眉大眼，挺精神。

我说：“谁啊？”

二姐低着头，声音跟蚊子哼似的：“人家给我介绍的对象，叫周海生，在县武装部上班，当过兵。”

我一下子来精神了：“当兵的？干啥的？”

“通讯员，给部长开车的。”

我一听就觉得不错。在当年，司机可是个好职业，更何况是给领导开车的。我问二姐：“你见着人了？”

“见着了。”二姐的脸更红了，“上礼拜在县电影院见的面，他请我看了场电影。”

“人呢？咋样？”

二姐憋了半天，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好。”

就这四个字，可我看出来了，二姐是真心喜欢。她那双眼睛亮得跟星星似的，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么高兴。

果然，过了年没几个月，周家就来提亲了。周海生穿着那身军装，拎着两瓶酒、一条烟、一包点心，跟着媒人进了我们家。我爹娘都挺满意，主要是看中了他的工作——武装部的司机，铁饭碗，旱涝保收。

两家谈了三个月，彩礼谈拢了，日子定在国庆节。

二姐嫁人的头天晚上，我们姐俩又挤在一个被窝里说话。二姐拉着我的手说：“香兰，姐走了以后，家里你就多担待点。”

我说：“你又不是嫁多远，武装部离咱家就三里地，你啥时候想回来就回来呗。”

二姐笑了笑，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凑到我耳边说：“我跟你说个事，你别跟别人讲。”

“啥事？”

“海生说，等我们结了婚，攒够了钱，就在县城买房子，不住他们单位宿舍。”

“那不挺好的？”

“他还说……”二姐的声音越来越小，“将来有了孩子，不管是男是女，就生一个。”

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周海生是国家干部，计划生育管得严，只能生一个。在我们那个重男轻女的地方，男人能说出“不管是男是女就生一个”这种话，那真是稀罕得跟大熊猫一样了。

我说：“二姐，你找了个好人。”

二姐没说话，但我感觉到她在被窝里点了点头。

第二天，二姐出嫁了。周海生骑着借来的摩托车来接亲，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胸口别了朵大红花。我二姐穿着一件红呢子大衣，是我娘攒了两年布票给她做的。我娘站在门口，看着二姐上了摩托车，一直忍着没哭。等摩托车拐过街角看不见了，她转身进屋，关上房门，半天没出来。

我去敲门，里头没人应。我趴在门缝上听了听，听见我娘压低了声音在哭。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娘哭。

第三章 我的亲事

二姐嫁人后的第二年，我二十岁，开始有人给我说媒了。

在我们那个年代，二十岁的姑娘算是正当年，再大两岁就成了老姑娘。棉纺厂的未婚女工多的是，但被人挑了两年还嫁不出去的，背后就有人指指点点了。

我娘开始着急了，托了媒人给我说对象。头一个说的是隔壁机械厂的工人，姓马，叫马志强，比我大三岁，家里兄弟四个，他是老三。媒人说得天花乱坠，说小伙子老实本分，不抽烟不喝酒，每月工资全交家里。

我娘一听就动心了，安排我们见面。地点在县城唯一的那家国营饭店，一人点了一碗面。马志强长得倒是不丑，个子也挺高，但就是闷，问一句答一句，不问就不吭声，一碗面吃完总共说了不到十句话。

吃完饭出来，他送我回家，路上憋了半天说了一句：“你长得挺好看的。”

我说了声谢谢，然后就冷场了。走到家门口，他又憋出一句：“下回咱们去看电影？”

我说：“再说吧。”

回到家我娘问我咋样，我说不咋样，太闷了。

我娘说：“闷点好，老实。油嘴滑舌的能过日子吗？”

我说：“娘，我跟他说不到一块儿去，一句整话都没有。”

我娘不说话了，叹了口气。我爹在旁边插嘴：“挑啥挑，有个正式工作就行呗，你自己不也是个工人？”

我没吭声。我不是挑，我是真觉得跟那个人过不到一块儿去。我想找个能说话的、能商量的、能一起扛事的，而不是像根木头一样杵在那里，过一辈子。

后来冯桂芬给我介绍了她表哥，叫孙建军，在县城供销社当采购员。这个倒是挺能说会道，见面第一回就跟我讲了半个钟头的采购经历，天南地北的，嘴皮子利索得很。人也精神，穿一件皮夹克，头发梳得油光水滑。

可我总觉得这人不太靠谱。他说他一个月能挣八十块，但穿的皮鞋却是人造革的，都起皮了也不换。他请我吃饭，点了一桌子菜，结账的时候掏了半天口袋，最后说忘带钱包了，让我先垫上，下回还我。

那顿饭花了我五块六，相当于我大半个月的零花钱。后来他再约我，我就没去。

冯桂芬还挺不好意思的，说不知道她表哥是这样的人。我说没事，不怪你。

相亲相了大半年，见了四五个，一个没成。我娘急了，说我眼光太高。我爹也不高兴了，说姑娘大了留来留去留成仇。

就在这时候，我娘接到了一个信。

是我姨姥姥家表舅的儿子，姓宋，叫宋明远，比我大两岁，在省城机械厂当技术员。表舅写了封信来，说是想撮合我和宋明远，问我娘有没有这个意思。

我娘把信念给我听，念完眼睛都亮了。技术员，省城户口，正经中专毕业，这条件在当年算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

我说：“人家是省城的，能看上咱这小地方的？”

我娘说：“你表舅说，明远这孩子实在，就想找个本分姑娘过日子。你也没啥配不上他的。”

我没说话。说实话，我对“省城”这两个字有点发怵。我长这么大，最远就去过县城，省城啥样只在电视上看过。真要嫁过去，人生地不熟的，我怕自己应付不来。

但我娘不这么想。在她看来，能嫁到省城去，那就是跳出农门了，哪怕只是个县城姑娘，也算是高攀了。她当天晚上就写了回信，说愿意，让表舅安排见面。

信寄出去一个多月没回音。我以为这事黄了，也没放在心上，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

结果快过年的时候，表舅来信了，说过年的时候带宋明远到我们家来，让两个孩子见见面。

腊月二十六那天，我下班回家，一进院子就看见门口停了一辆摩托车。院子里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我表舅，另一个是个瘦高个的年轻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

那是我头一回见宋明远。

他长得不算帅，但看着舒服。白净脸，浓眉毛，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他见了我，大大方方地伸出手，说：“你好，我是宋明远。”

我愣了一下才伸手跟他握了一下。他的手干燥温暖，握得不紧不松。在我们那个年代，见面握手就算是很洋气的礼节了。

进了屋，我娘已经张罗了一桌子菜。宋明远话不多，但该说的时候一句不少，有问必答，不卑不亢。我爹问他工作的事，他说他是学机械制造的，在厂里技术科画图纸，一个月工资六十五块，厂里还分了单身宿舍。

我爹听得直点头。六十五块，比他一辈子的工资都高。省城的工资就是不一样。

吃完饭，我娘让我带宋明远去县城里转转。我俩沿着马路走，路两边都是积雪，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走了一段，他先开口了：“你叫香兰对吧？”

“嗯。”

“挺好听的名字。”

“我爹随便起的。”

他笑了一下：“我爹也是随便起的。明远，明远，我问他啥意思，他说没啥意思，顺口。”

我也被他逗笑了。这一笑，就没那么拘谨了。

他问我厂里的情况，我就跟他说挡车工的日常，机器轰鸣、棉絮飞舞、一天走几十里路。他听得很认真，不像是在敷衍。

我说完了，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他说：“你们这活比我们车间还累。我们好歹有机器帮忙，你们全靠两条腿。”

就这一句话，让我对他多看了两眼。他没说啥大道理，但他听懂了我的不容易。

后来他又跟我说省城的事，说省城有百货大楼，有好几条公交线路，还有公园。他说如果将来有机会，带我去逛百货大楼，坐公交车看省城长啥样。

我没接话。八字还没一撇的事，说太远了不现实。

他走的那天，给我留了一个信封，说里头有他的地址。我打开一看，里头确实有地址，还有一张十块钱的钞票。

我追出去说：“你这是干啥？”

他说：“没啥，过年了，买件新衣裳吧。”

我说：“我不能要你的钱。”

他说：“算我借你的，下回见面还我就行。”

说完他就上了摩托车，冲我摆了摆手。

我站在院子里，攥着那个信封，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十块钱，在当时够买一件不错的呢子褂子了。这人第一次见面就给我钱，是真心还是装大方？

我把这事跟我娘说了，我娘想了想说：“这孩子挺实在，不耍嘴皮子，直接拿行动说话。”

冯桂芬听说了，酸溜溜地说：“哟，香兰，你捡着宝了，人家省城的技术员还倒贴你钱。”

我说：“别瞎说，是借的。”

冯桂芬嘿嘿笑：“借不借的，反正你俩有戏。”

过了年，宋明远开始给我写信。他的字写得很好看，一笔一划的，工工整整。信里头也不说啥甜言蜜语，就是说他们厂里的事，说他最近在设计一个什么新零件，说他周末去书店买了本什么书。

我也给他回信，说我们厂里的事，说我弟又调皮了，说我娘最近腰疼。一来二去，信越写越多，慢慢地，我开始盼着他的信了。

到了春天，他又来了一趟，这回是自己来的，没让表舅陪着。他带了一大包东西——给他爹带的两瓶酒、给我娘买的一件的确良衬衫、给我弟买的文具盒，还有给我买的一双皮鞋。

那双皮鞋是黑色的，方口搭扣的款式，底子软软的，一看就不便宜。我试了试，刚好合适。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穿多大码？”

他说：“上回见面我偷偷看了你的脚。”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红了，我的脸也跟着红了。

那天晚上，我俩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说话。天上有星星，一颗一颗亮晶晶的。他忽然说：“香兰，我想跟你处对象。”

我低着头没说话，心跳得咚咚的。

他又说：“我知道咱们认识时间不长，但我觉得你是个好姑娘，踏实、能干、心眼好。我想跟你好，想娶你。你要是愿意，我回去就跟我爹说，让他来提亲。”

我还是没说话。

他有点急了：“你倒是给句话呀。”

我抬起头看着他，月光底下他的脸一半亮一半暗，眼睛亮晶晶的，像天上的星星。

我说：“我愿意。”

他就笑了，笑得跟个孩子似的。

第四章 嫁到省城去

宋明远说到做到，回去就让他爹来提亲了。他爹宋德厚是个退休老工人，瘦瘦小小的，说话慢条斯理，一看就是个老实人。他娘叫刘秀娥，是街道办的，烫了一头卷发，穿的也比我们这边人洋气，看人的时候眼神里带着打量。

那眼神让我心里不太舒服，但我没表现出来。毕竟是人家的地盘，咱是去相亲的，姿态得放低一点。

两家大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谈了彩礼的事。宋家给了六百块彩礼，外加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一块手表。在当年，这个规格不算低，也不算高，算中等偏上。

我爹娘都没意见，我自然也没话说。婚事就这么定下来了，日子定在国庆节。

定完亲我回厂里上班，冯桂芬第一个跑过来问：“怎么样？婆婆好不好相处？”

我说：“就那样，看不出深浅。”

冯桂芬说：“我跟你说，省城的婆婆不好惹，你可长点心眼。”

我说：“我又不跟她过一辈子，我跟明远过。”

冯桂芬撇了撇嘴说：“你傻呀，婆媳关系处理不好，日子能好过了？你没听过那句话吗——嫁人就是嫁给一大家子。”

我当时没当回事，心想我又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我对她好，她总不至于对我不好吧。

事实证明，我还是太年轻了。

国庆节那天，宋明远骑着借来的摩托车来接亲，后头跟着一辆面包车拉嫁妆。我穿着一件红呢子大衣，是照着我二姐当年的样式做的，脚上穿着他送的那双黑皮鞋。我娘站在门口送我，眼圈红红的，但没哭。她拉着我的手，使劲攥了攥，说：“到了省城，好好的。”

我说：“嗯。”

我爹没出来送，说是不舒服。但我知道，他是舍不得我。这个平时闷声不响的男人，三个闺女一个个嫁出去，他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摩托车突突突地开走了。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娘还站在门口，围裙都没解，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冲我摆了摆。

我扭过头去，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从县城到省城，摩托车跑了快三个小时。到了省城，我才知道什么叫大地方。楼房一排排的，路是柏油马路，路上跑着公交车、小汽车，自行车多得跟蚂蚁一样。行人的衣裳也比我们那边鲜亮，姑娘 们穿着裙子、踩着高跟鞋，噔噔噔地走路。

宋明远家住的是机械厂的家属楼，四层红砖楼，他家在二楼，两室一厅。说实话，这条件在省城也算不错的了。有自己的厨房、卫生间，不用去外面上厕所，不用在院子里洗澡。

我站在客厅里，有点不知所措。地板是水泥的，但拖得锃亮；墙上刷了白灰，挂着一幅山水画；沙发上铺着雪白的蕾丝巾，看着就不好惹。

我婆婆刘秀娥正在厨房忙活，我放下东西就进去帮忙。她看了我一眼，说：“你会做饭？”

我说：“会一点。”

她没说啥，把菜刀递给我，说：“那你把这个土豆切了。”

我接过刀，利利索索地切了一盘土豆丝，又细又匀。我婆婆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眼神里有了一点认可的意思。

吃饭的时候，一大家子人坐了一桌。除了公婆和我俩，还有宋明远的大哥宋明辉和嫂子，以及一个没出嫁的小姑子宋晓燕。

大嫂姓吴，叫吴彩凤，在百货大楼当售货员。人长得白白净净的，但不太爱说话，只是低头吃饭。小姑子宋晓燕比我小两岁，在厂里做质检员，看我的眼神有点挑剔，时不时地冒出一句让人不太舒服的话。

比如我夹菜的时候，她说：“哟，嫂子手可真快，那道菜我还没尝呢。”

比如我说话声音大了一点，她皱眉头说：“嫂子，城里吃饭不兴大声说话的。”

我笑了笑，没跟她计较。宋明远在桌子底下捏了捏我的手，示意我别在意。

吃完饭收拾碗筷的时候，我主动去洗碗。我婆婆跟了进来，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忽然说：“你们小地方来的，家里条件都不太好，嫁过来就好好过日子，别想那些有的没的。”

这话说得很直接，直接得让人心里一紧。

我说：“妈，您放心，我会跟明远好好过日子的。”

她说：“那就好。还有，你叫我妈我不习惯，以后叫我娘吧。”

我一愣。在我们那边，妈和娘是一个意思，但她特意纠正我，说明在她心里，这两者有区别。

我说：“好的，娘。”

那天晚上，躺在婚房的床上，我看着天花板发呆。宋明远洗完澡进来，看见我的表情，问：“怎么了？不高兴？”

我说：“没有，就是有点累。”

他在我身边躺下，说：“我们家的人嘴都不饶人，但心眼不坏。你慢慢处就知道了。”

我说：“那你妹妹……”

他摆了摆手：“晓燕从小被惯坏了，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我又说：“你嫂子好像也不太爱理人。”

他叹了口气，说：“嫂子跟我哥结婚三年了，一直没怀上孩子。我娘为这事没少念叨她，所以她不太敢说话。”

我哦了一声，没再问了。原来这家里头还有这么一层事。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要难一些。

最难的还是吃饭问题。我们和公婆一起吃，每个月交伙食费。我婆婆做饭清淡，少油少盐少调料，吃惯了我娘重口味饭菜的我，头一个月瘦了五斤。

有一回我实在馋了，自己买了一块五花肉回来，打算做个红烧肉。我婆婆看见了，说家里不需要做这么多肉，吃不完浪费。我说我做给大家吃。她没再说啥，但那表情明显是不太高兴。

结果那天晚上，宋晓燕尝了一口红烧肉，放下筷子说：“太腻了，吃不下。”

我婆婆也说：“下次别做这么油的菜了，对身体不好。”

我心里委屈，但嘴上没说什么。从那以后，我做饭就按她们的口味来，清淡一点就清淡一点呗，饿不死就行。

第二件事是卫生问题。我婆婆爱干净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地要天天拖，窗户要周周擦，被褥要半个月洗一次。我自认为自己不算邋遢的人，但到了她面前，还是天天被挑毛病。

“这灶台没擦干净。”

“这被套叠得不对。”

“洗衣服的时候深色浅色要分开，说了多少回了。”

后来我才明白，她不是故意为难我，她就是那个性格。在这个家里，她说了算，所有人都得按她的规矩来。大嫂吴彩凤进门三年了，愣是被她管得服服帖帖，一句怨言都不敢有。

我不一样。我是小地方来的不假，可我爹我娘从小没咋打骂过我，我也是有脾气的。只是刚进门，我不想闹，能忍就忍了。

宋明远对我不错，这是他最大的好处。他从不在我面前摆城里人的架子，也从不觉得我高攀了他。下了班回家，他会帮我干家务，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有一回我婆婆看见了，说了他几句，说男人不能进厨房。他顶了一句：“都啥年代了还那老封建，我媳妇上班也累，我帮她干点活怎么了？”

我婆婆气得没说话。我在旁边听着，心里暖烘烘的。

他还在院子里给我搭了一个小棚子，种了点葱和辣椒。他说：“你不是爱吃辣吗？自己种的吃着放心。”

就这些小事情，让我觉得嫁给他，值。

快到过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天早上起来，我闻见厨房飘来的油烟味就恶心想吐。我婆婆是过来人，一眼就看出来了，问我是不是有了。

我说不知道。

她带我去厂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出来，怀上了，四十多天。

我婆婆高兴坏了，当天晚上就加了两个菜，还特意给我炖了一碗鸡汤。宋明远回来听说要当爹了，高兴得在屋里转了好几圈，然后跑到楼下小卖部买了一袋奶粉，说是给我补身子。

全家都高兴，只有大嫂吴彩凤的表情有点复杂。她低头吃着饭，一句话没说。我注意到她扒饭的手有点抖。

那天晚上，我在卫生间洗衣服，听见我婆婆在客厅跟大嫂说话。声音不大，但隔着门缝还是传进了我耳朵里。

“你看看人家香兰，进门才几个月就有了。你都三年了，啥时候给我生个孙子？”

大嫂没吭声。

“我不是催你，我是替你着急。女人不生娃，在男人面前说话都没底气。明辉嘴上不说，心里能不介意？”

大嫂的声音低低的，带着哭腔：“我也着急……”

“着急有啥用？去医院看看呀！”

“去了，大夫说我们俩都没毛病……”

“那就是缘分没到呗。算了算了，你回屋去吧。”

我听完赶紧缩回头，大气不敢出。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大嫂也挺可怜的。婆婆那张嘴，跟刀子似的，不伤人是不伤人的，但句句都往你最疼的地方戳。

过年的时候，我怀孕三个月，反应特别大，吃啥吐啥，瘦得眼窝都凹下去了。宋明远急得团团转，天天变着法地给我弄吃的。我婆婆倒是挺尽心的，把她坐月子留下的食谱都翻出来了，给我炖汤、蒸蛋、熬粥。

可我就是吃不下，一吃就吐。有一回吐得实在厉害，我趴在马桶边上，胆汁都快吐出来了。宋明远蹲在旁边给我拍背，心疼得不行。

我婆婆在旁边看着，叹了口气说：“这娃折腾人，八成是个小子。”

在我们那地方，有一种说法——怀儿子反应大，怀闺女就没事。我婆婆这话听着像是安慰，但我知道她心里想的是啥。她想要孙子，全家都想要孙子。

我摸着肚子，心里忽然有点慌。万一是个闺女怎么办？

宋明远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晚上睡觉的时候凑过来小声说：“你别想那么多，不管是儿子还是闺女，我都喜欢。孩子是我的，谁也管不着。”

我说：“你娘……”

他打断我：“我娘是我娘，我是我。我的娃，我说了算。”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特别高大。

第五章 女儿陈小雨

一九八七年农历八月初八，我在省城纺织医院生下了女儿陈小雨。

生产过程很长，从阵痛到生出来，整整折腾了十二个钟头。宋明远在产房外面等了一夜，寸步没离。我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护士出去跟他说了句“胎位有点不正”，他差点冲进产房，被护士给拦住了。

孩子生出来那一刻，我听见哭声，嘹亮得像吹哨子似的。我浑身虚脱，连睁眼的力气都快没了，护士把孩子抱过来给我看了一眼——皱巴巴的一张小脸，红红的皮肤，闭着眼睛嗷嗷哭。

“是个千金。”护士笑着说。

我心里一紧，下意识地就问了一句：“孩子健康吗？”

“健康，六斤八两，结实着呢。”

我松了口气，然后就开始担心外面的婆婆。她盼了十个月，盼来个孙女，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

等我被推回病房，宋明远第一个冲过来，握住我的手，眼睛红红的，一句话说不出来，就那么攥着，攥得我手都疼了。

我婆婆抱着孩子站在旁边，脸上的表情我看不太清。过了一会儿，她把孩子放进小推车里，走过来跟我说：“辛苦你了。”

就四个字，不多不少，听不出喜怒。

后来宋明远告诉我，护士出来报喜的时候，我婆婆愣了一下，然后说了句“也好”。就这两个字，“也好”，没有“好”，也没有“不好”，就是“也好”。

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但也没说什么。生孩子这事，我又做不了主。再说了，闺女怎么了？闺女也是我的心头肉。

出院回家坐月子，那才叫难熬。

我婆婆伺候月子倒是尽心，一天三顿饭变着花样做，猪蹄汤、鲫鱼汤、小米粥、鸡蛋羹，顿顿不重样。但她那张嘴啊，有时候真让人受不了。

比如她抱着孩子，看来看去，说：“这孩子长得像明远，不像你。”

我笑了笑没接话。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眼睛倒是挺大的，就是鼻梁不够挺。咱老宋家的人鼻梁都高，这孩子随了谁呢？”

我还是没说话。

又过了一会儿，她叹了口气说：“要是第一胎是个小子就好了。”

我终于忍不住了，说：“娘，小雨挺好的，健康结实，我和明远都喜欢。”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

宋明远每天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抱女儿。他笨手笨脚的，抱孩子的姿势能把人笑死，托着脖子不敢松手，胳膊肘往外拐着，跟抱了个炸药包似的。但他喜欢，抱着闺女满屋子溜达，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歌。

“小雨小雨你快点长大，爸给你买花裙子，买小皮鞋，送你去上学……”

我说：“她才几天大，能听懂啥？”

他说：“我闺女聪明着呢，保准听得懂。”

我看着他那副傻呵呵的样子，心里头暖烘烘的。

女儿满月那天，家里摆了两桌酒。亲戚朋友来了一屋子，热热闹闹的。我二姐也来了，抱着小雨亲了又亲。她结婚两年了，一直没要上孩子，看着我闺女稀罕得不行。

“香兰，你真有福气。”二姐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丝羡慕。

我说：“二姐，你也会有的。”

她笑了笑，没接话。

大嫂吴彩凤也来了，送了一套小衣服。她抱着小雨的动作特别轻柔，表情特别温柔。我看着她的侧脸，忽然觉得她心里一定很苦。结婚快五年了，肚子一直没动静。婆婆虽然后来不怎么当面说她了，但那眼神里的失望和不甘，谁看了都明白。

吃完饭，客人散了。我婆婆在厨房收拾，我过去帮忙。她忽然说了一句：“彩凤要有你一半的福气就好了。”

我说：“大嫂还年轻，不急。”

我婆婆没说话，拿着抹布使劲擦灶台。擦了一会儿，又说了一句让我心里一紧的话：“你要是再生一个，是个儿子就好了。”

我没搭茬。那时候计划生育正严，我跟宋明远都是城镇户口，又是双职工，按政策只能生一个。再生二胎，工作都得丢。

但我婆婆不这么想。在她心里，传宗接代是天大的事。没有孙子，老宋家的香火就断了。她才不管什么政策不政策，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她甚至跟我暗示过，让我偷偷生，送到乡下亲戚家养几年再领回来。

我只当没听见。

小雨半岁的时候，出了一件小事。那天我下班回来，发现小雨的耳朵上扎了两个眼儿，戴着两个小金豆子耳环。我一看就火了，谁给这么小的孩子扎耳朵眼？

我婆婆理直气壮地说是她带小雨去街上金店扎的，说是“女孩子嘛，早扎早好看”。我气得手都抖了，但硬是忍住了没发火。我跟宋明远说了这事，他去找我婆婆谈。

“娘，小雨才多大，扎耳朵眼万一发炎了怎么办？”

我婆婆不以为然：“我生你的时候刚出月子就给你扎了，你不也好好的？”

“那是以前，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有啥不一样的？女孩子爱美是天性。”

最终这事不了了之。耳环扎了就扎了，又不能拔下来。但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家里，关于我女儿的事，我不能听之任之。婆婆有她自己的一套，但小雨是我的女儿，怎么养她、怎么教她，得我说了算。

从那时起，我辞掉了厂里的夜班，只上白班。少挣点钱没关系，闺女得我自己带。我婆婆对此很有意见，说我太娇惯孩子，还说我不会过日子。我没跟她吵，就是坚持。

小雨一天天长大，越来越可爱。两只大眼睛亮晶晶的，小脸蛋肉嘟嘟的，笑起来咯咯咯的。她会说的第一个词是“妈妈”，第二个才是“奶奶”。我婆婆有点吃醋，但没办法，谁让白天是我带的呢。

她爸更是没原则，闺女要啥买啥。一岁生日的时候，宋明远给买了一个大布娃娃，比小雨还大。小雨抱着布娃娃在床上滚，笑得口水都流出来了。

日子就在奶瓶尿布和孩子的笑声中往前滑。转眼小雨三岁了，上了厂里的幼儿园。我重新上了全勤班，工资也涨了一些。我和宋明远省吃俭用攒了两年钱，在厂区附近买了一套小两居，虽然是旧的，但终于是自己的家了。

搬进新家的那天晚上，我躺在那张一米五的大床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不用看婆婆的脸色过日子了。虽然离得不远，隔两条街，但关上门就是自己的天下，想吃什么做什么，想几点睡几点睡，不用天天听那些含沙射影的话。

宋明远也很高兴，他在新家的墙上钉了书架，把我俩攒了几年的书全摆上去。他还给小雨在阳台上做了一个秋千，小雨坐在上头荡来荡去，笑声能从阳台飘到楼下。

那段日子，是我婚后最舒坦的时光。

可就这段舒坦日子没过多久，一件大事砸在了我们头上。

宋明远的厂子开始不景气了。

那时候是九零年代初，国企改革的风吹得挺猛，不少厂子开始走下坡路。机械厂的订单越来越少，工资开始拖欠，从拖一个月变成拖三个月，再变成半年发一次。到了九二年秋天，厂里正式下了通知——停产整顿，工人下岗。

宋明远是技术员，按理说技术骨干不容易被裁。可他这个人太耿直，看不惯厂里的那些猫腻，得罪了车间主任。结果第一批下岗名单里，就有他的名字。

他拿着那张下岗通知书回家，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我下班回来，看见他那个样子，吓了一跳。

“怎么了？”

他把通知书推到我面前。我拿起来一看，脑袋嗡的一声。

下岗。一个月发一百二十块钱生活费，什么时候复工不知道。

一百二十块。我们家一个月光吃饭就要二百多，还有水电费、煤气费，还有闺女的托儿费，一百二怎么够？

我愣了足足有一分钟，然后把通知书放下，坐到他身边。

“没事，天塌不下来。”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红红的。这个男人从结婚到现在，一直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他习惯了自己撑着，突然有一天撑不住了，那种感觉我能理解。

“香兰，”他哑着嗓子说，“我对不起你。”

“有啥对不起的？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下岗了，我的工资还在呢。咱省着点花，总能扛过去。”

“你的工资才三百多……”

“够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饿不死就行。”

话是这么说，可我心里也没底。三百多块钱，养三口人，还要应付各种开销，真的够吗？

宋明远在家待了两个月，四处找工作。可那时候下岗的工人太多了，满大街都是找工作的人。他一个中专生，本来算是有点学历的，可架不住人太多、机会太少。他去建筑工地搬过砖，去车站扛过大包，还给人家开过夜班出租车。这些活他以前哪干过？他是技术员，是画图纸的，现在让他在寒风里扛水泥袋子，我心里跟刀割一样。

可他从来不叫苦。每天回来，把钱往桌上一放，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今天的活还行”，然后洗把脸，该逗闺女逗闺女，该帮我干活帮我干活。

有一天晚上，他睡着了我还没睡。我借着月光看他的手，那双以前只拿笔的手，现在满是老茧和裂口。我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又怕吵醒他，捂着嘴没敢出声。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第六章 从纺纱工到小吃店主

我的决定是辞职摆摊。

那时候棉纺厂的效益也不行了，但还没到下岗那一步，每个月工资照发。可三百多块钱，要想让一家人过好日子，确实不够。我也想过了，靠厂里这点死工资，这辈子都翻不了身。宋明远的工作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有着落，我不能就这么干等着。

我把这个想法跟宋明远说了，他愣了半天，说：“你可想好了？厂里好歹是铁饭碗，辞了可就没了。摆摊万一挣不到钱，咱俩就都歇菜了。”

我说：“我想好了。我有一双手，还能饿死不成？”

他看了我很久，最后点了点头，说：“那咱俩一起干。”

就这样，我们夫妻俩用攒下的一点积蓄，在省城西郊菜市场边上租了一个小摊位，一个月租金八十块。我娘从老家寄来了她的配方，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家常味道——饺子、馄饨、手擀面。我娘在信里写：“你从小就跟着我和面擀皮，手艺不比谁差。味道好不好，主要看用料。别舍不得放肉，别舍不得放油，别砸了咱家的招牌。”

我捧着信哭了半天。我娘这辈子省吃俭用，最舍不得的就是肉和油。她现在跟我说“别舍不得”，我知道她是心疼我，是拿她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在支持我。

我们的摊位很小，不到五平米，支了一口大锅，摆了三张折叠桌。早上五点我起来揉面剁馅，宋明远负责生火烧水。六点准时出摊，蒸饺、水饺、馄饨都有。一碗馄饨两块钱，十个饺子一块五，手擀面一块钱一碗。

头一天出摊，我从早上六点守到下午两点，只卖了八碗馄饨、五份饺子。算下来一共赚了不到二十块钱，去掉成本和摊位费，倒贴了五块钱。

晚上回家，我坐在沙发上发呆，心里拔凉拔凉的。宋明远端了杯热水递给我，说：“第一天嘛，哪有一开始就挣钱的？你看隔壁卖炸串的老赵，前三个月都赔钱，现在不是挺好的？”

我说：“咱家经不起三个月的赔。”

他想了想，说：“要不咱也卖炸串？”

我说：“我不会。”

“学呗。”

我没搭茬。我娘把配方都给我了，我不能对不起她那封信。再说了，我从小擀面擀到大，饺子、馄饨是我的看家本事，别的我不会，也不想会。

第二天，我照常出摊。第三天，第四天，一周过去了，生意还是不温不火。旁边卖豆腐脑的两口子一天能挣四五十，我一天顶多挣个十几二十。我观察了几天，发现问题了——这个菜市场人流量虽然大，但都是买菜回家做饭的人，愿意坐下来吃碗馄饨的人不多。

我把摊位往里挪了二十米，搬到了菜市场靠近公交站那一头，那里等车的人多。然后我又添了新品种——煎饺。现包现煎，香味能飘老远。

这一挪，生意果然好起来了。等车的人闻见煎饺的香味，忍不住过来买一份，三毛钱一个，十个三块钱。一锅煎饺四十个，不到半小时就卖光了。

渐渐地，我们的摊位有了回头客。有个在附近上班的小伙子，每天早上来买十个煎饺一碗馄饨，吃了整整两年。还有个老太太，每周末来买两斤生饺子带回家，说是我包的饺子有她年轻时的味道。

宋明远也开始上手了。他以前连面条都煮不烂，现在和面、擀皮、包饺子样样能行。他包的饺子丑是丑了点，但馅多皮薄，实在。有老顾客开玩笑说：“你俩一个管包一个管卖，夫唱妇随，这日子好着哩。”

日子确实慢慢好起来了。摊位开了三个月后，每个月能稳定挣个千把块钱。在九零年代初，这个收入比在厂里强多了。我们还清了之前借的一点外债，还给小雨买了一件新羽绒服。

但摆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有一回城管突击检查，把我整个摊位掀了。锅翻了，饺子撒了一地，煮好的馄饨泼了，桌子也砸坏了一张。我蹲在地上一个一个捡饺子，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宋明远站在旁边，攥着拳头，脸都青了。

旁边一个卖水果的大姐劝我：“别哭了妹子，这种事常有。收拾收拾明天照样出摊，他们又不能天天来。”

后来我们学乖了，办了个临时摊位证，又给市场管理处交了保护费，才算稳定下来。

最让我难过的一件事，跟我婆婆有关。

有一天，我婆婆突然来了，站在摊位旁边看了一会儿。我以为她是来看我们干得怎么样的，赶紧给她搬了个凳子。她没坐，站在那看了半天，脸色不太好看。

她说：“香兰，你一个大厂工人，跑到菜市场摆摊，丢不丢人？”

我当时手里正端着一碗馄饨要往锅里下，听到这话，手顿了一下。

她又说：“明远跟着你胡闹，好好的技术员不干了，跑到这里来包饺子。你知道亲戚们都怎么说的吗？说我们老宋家的儿子在菜市场卖饺子，我这张脸往哪儿搁？”

宋明远正要说话，我拦住了他。我把馄饨下到锅里，擦了擦手，转过身来看着我婆婆。

“娘，”我说，“明远不是不干了，是厂里不要他了。他去找过工作，找了很久。现在我们自己支个摊位，不偷不抢不丢人。明远一天能挣好几十，比我俩在厂里挣得都多。这钱是辛苦钱，但干净。”

我婆婆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宋明远在旁边说：“娘，你别管别人怎么说。我自己的日子，我自己过。香兰跟我吃了这么多苦，一句怨言都没有。你要是真心疼我俩，就别再说这些话了。”

我婆婆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的时候没回头，但我看见她抬手擦了一下眼睛。

后来她再也没说过我们摆摊的事。逢年过节我们回去吃饭，她还偷偷往我包里塞钱，也不说为什么。我知道，她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只是嘴上不愿认输罢了。

摊位开了一年半的时候，我们攒够了钱，在菜市场里面租了一个正经的小店面，二十多平米，摆了六张桌子，起名叫“香兰小吃”。招牌是宋明远自己写的，四个字歪歪扭扭的，但透着那么一股子实在劲儿。

店里主打还是饺子和馄饨，加了面条、炒饼、凉皮，还卖我自己琢磨出来的酱大骨和卤豆干。酱大骨的配方是我改良了我娘的卤肉方子，用猪后腿骨卤的，肉烂脱骨，一吸溜骨髓就出来了，吃过的都说香。卤豆干也是我自己试出来的，香辣入味，下酒拌面都是一绝。

开店那天，冯桂芬从老家赶过来给我捧场，吃了一碗馄饨一份酱大骨，吃完砸吧砸吧嘴说：“香兰，你这手艺，比我吃过的老字号都不差。你这辈子不会挨饿了。”

我说：“都是被逼出来的。”

她点了点头说：“被逼出来的本事，才是最扎实的本事。”

第七章 小雨的天赋

日子好起来了，店里稳定了，我和宋明远终于有精力多管管闺女了。

小雨上小学了，这孩子从小就聪明，学啥都快。三岁能背唐诗，五岁能算加减法，六岁自己捧着小人书能看一上午。上学以后，回回考试前三名，老师没少夸。

我最骄傲的不是她的成绩，是这孩子特别懂事。她从不要这要那，买个新书包能高兴一个月，衣服穿小了也不闹，安安静静地说“妈妈这件短了”，然后就等着我啥时候有空给她做新的。

她爸心疼她，有一回发了工资想带她去商场买条新裙子。小雨在商场里转了一圈，最后选了一条最便宜的，十八块钱。宋明远说买条贵点的，她说“都一样穿，贵的洗两次也掉色”。

售货员都说这小姑娘太会过日子了。

可有一件事，让我心里一直梗着。小雨上二年级那年，学校开家长会。老师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看了一张画。

是一张素描，画的是一只猫。那猫活灵活现的，连毛的纹理都画出来了。

“这是小雨画的。”老师说，“她完全没有学过画画，但她画的比我们学校美术老师都好。这孩子有天赋，你们当家长的，应该给她报个美术班。”

我愣了一下。美术班？我从来没想过。

老师又说：“我们有同事的孩子在市少年宫学画画，一个月一百五十块学费，加上画材什么的，一个月差不多两百块。”

两百块。那时候我们店一个月的净利润也就两千出头，房租、水电、一家三口吃喝拉撒，样样都要钱。两百块不是拿不出来，但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回家我跟宋明远商量。他想了想说：“报。闺女有这个天赋，咱不能耽误她。”

于是小雨开始去少年宫学画画。每个周六下午，我骑自行车送她去，来回四十多分钟。她坐在后座上抱着画板，一路上跟我讲老师教了什么，什么叫素描，什么叫色彩，什么叫构图。我听不太懂，但看她兴奋的样子，我心里高兴。

她进步很快，学了半年就拿了区里少儿绘画比赛的二等奖。那张奖状贴在店里最显眼的位置，来吃饭的顾客看见了都要夸一句。

我婆婆也看到了那张奖状，难得地夸了一句：“小雨像她爸，聪明。”

我说：“她爸可不会画画。”

我婆婆没接话，但脸上有一丝骄傲。毕竟不管怎么说，小雨姓宋，是老宋家的孙女。

小雨学画画这件事，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那个除夕夜。我娘把那个肉饺子偷偷塞到我碗里，说“你命最苦，娘偏你一块肉”。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命苦，现在慢慢懂了。

我命苦，不是说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而是我这一辈子，什么都要自己去拼、自己去挣。别人唾手可得的东西，到了我这儿就得绕老大一个弯。可也正因为这样，我比别人更知道心疼人，更知道什么东西珍贵。

我不想让小雨也这样。我有能力了，我要把最好的给她，让她不用像我一样什么都靠自己争。

这话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但小雨好像懂。有一回她放学回来，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本子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里头是一幅画，画的是我。系着围裙、站在灶台前煮馄饨的样子，旁边还写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我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我差点当着她的面哭了。

那天晚上，我给小雨包了肉饺子，满满的都是肉。

小雨咬了一口，说：“妈，真好吃。”

我说：“好吃就多吃点。”

她忽然问我：“妈，你小时候爱吃肉饺子吗？”

我愣了一下，然后说：“爱吃，但那时候家里穷，一年也就过年能吃一顿。”

小雨眨了眨眼睛，把她碗里的肉饺子夹了一个放到我碗里，说：“妈，那这个给你吃。”

我看着碗里多出来的那个饺子，饺子皮上还印着她的小手指印。我忽然想起了我娘，想起了一九八三年的那个除夕夜，想起了那句“你命最苦，娘偏你一块肉”。

我娘要是看到现在，应该会放心吧。她那个命最苦的三闺女，没有一直苦下去。

第八章 家里的那些烦心事

日子过得好了，不代表就没有烦心事了。事实上，家里的事从来没消停过。

先是我弟陈安宝的事。

我弟小时候是全家的宝贝蛋儿，被惯得不成样子。长大了果然没出息——高中没考上，在家晃荡了好几年，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干啥啥不成，吃啥啥不剩。

我爹娘给他找了个媳妇，是我们县城的一个姑娘，叫李红霞，长得倒是不错，但也是个好吃懒做的主儿。两个人结了婚生了孩子，日子过得一塌糊涂。我爹那点退休工资全搭进去不够，还得我大姐二姐按月往家寄钱。

我在省城开店挣了点钱，我娘就隔三差五打电话来说安宝又缺钱了，问我能不能借点。每次说是借，从来没还过。

一开始我心里不痛快，凭啥？凭啥我辛辛苦苦挣的钱要拿去填他的窟窿？我跟宋明远说，他说：“那是你弟，咱能帮就帮一把，但不能惯着。”

有一年过年我们回老家，我弟喝多了酒，在饭桌上冲我嚷嚷：“三姐，你现在是大老板了，看不起我们穷亲戚了是吧？”

我当时就火了：“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你说这话亏不亏心？”

“那你咋不帮我？我想在县城开个店，就差两万块钱，你咋不借？”

“开店？”我气笑了，“你开过店吗？你连班都不好好上，开什么店？”

我弟把酒瓶往桌上一摔：“我就知道你看不起我！从小到大，爹娘最疼我，你心里不舒坦是吧？”

这话彻底惹毛了我。宋明远按住我的手不让我说话，他自己站起来，平平静静地说了一句：“安宝，你说这话就没良心了。你三姐帮了你多少回，你心里没数吗？”

我弟还要闹，被我爹吼了一句：“你给老子坐下！”

我爹难得发这么大火，全家都安静了。

吃完饭，我把我弟叫到院里，问他：“你到底想干啥？”

他低着头不说话。

我说：“安宝，你是咱老陈家的独苗，爹娘从小疼你，没错。可现在你三十好几的人了，上有老下有小，不能老靠着爹娘和姐姐们过日子。你是个男人，你得自己撑起来。”

他还是不说话。

我又说：“店可以开，但你得先证明你能行。你先去人家店里打半年工，学学怎么做生意。半年以后，你要是真学会了，不用你张嘴，我和你大姐二姐凑钱帮你开。”

他抬起头看我：“真的？”

“真的。”

“行。”他抹了一把脸，“三姐，我听你的。”

后来他真去县城一家小吃店打了半年工。虽然半年后他还是没开成店——因为发现自己吃不了那个苦。但他好歹找了份正经工作，在县城的批发市场给人送货，一个月挣两千多块钱，虽然不多，但总算是自己养活自己了。

我娘为这事专门打电话谢我，说安宝现在懂事多了。

我在电话这头笑了笑，心里想的是：娘，这不是你惯出来的吗？但这话我没说出口，说了也没用。

娘老了。她头发白了一大半，腰也弯了，走路得拄个拐棍。有时候我看着她，很难把她和当年那个在灶台前手脚麻利、一锅饺子煮得热气腾腾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可她疼儿子的心一点没变。有一回她跟我打电话，东拉西扯了半天，最后终于问到了正题：“香兰，你店里要是缺人，让你弟去帮忙行不行？在省城，工资高点……”

我说：“娘，安宝在县城干得好好的，别折腾他了。他来了省城，人生地不熟的，红霞和孩子怎么办？”

我娘沉默了一会儿，说：“也是。”

我知道她心疼儿子，但我也有我的底线。帮是情分，不能帮成理所当然。这个道理，我用了几十年才学会。

另一件烦心事，是我婆婆。

婆婆老了以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公公去世得早，婆婆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没人照顾。大哥宋明辉和大嫂吴彩凤住在城东，离得远，一个月也就来一两回。小姑子宋晓燕嫁到了外地，更是指望不上。

照顾婆婆的担子，自然就落到了我和宋明远身上。

说实话，我心里是有点不平衡的。大哥大嫂在城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小姑子远嫁啥也不管，凭啥就得我们天天伺候？但我从来没说过，因为宋明远心里更不好受。那是他亲娘，别人不管，他不能不管。

婆婆年轻的时候那张嘴是真厉害，可老了老了，嘴也不厉害了，脾气也软下来了。她坐在轮椅上，我去看她的时候，她会拉着我的手说：“香兰啊，你来了。”

就这几个字，软软的，和我印象里那个厉害婆婆判若两人。

她开始跟我讲以前的事。讲她年轻的时候怎么嫁进老宋家，怎么伺候公婆，怎么带大三个孩子。讲着讲着就流泪，说她自己当年也不容易。

我听着听着，心里对她的那些怨气就慢慢散了。她当年也是被她的婆婆磨出来的。一代人有一代人吃过的苦，一代人也有一代人养成的脾气。她对我苛刻，不一定是因为看不上我，而是她只知道这一种相处方式。

有一回我给她擦身子，她忽然说：“香兰，你是个好儿媳妇。我对不起你。”

我手一顿，差点把毛巾掉进盆里。

她说：“你嫁进来这么多年，我没给过你好脸色，你吃苦受罪的时候我也没帮过你。你摆摊那几年，我还说了那么多难听话……我这张嘴啊，一辈子就吃亏在这张嘴上。”

我说：“娘，都过去了，不提了。”

她摇了摇头说：“不能不提。你娘养了个好闺女，是我没好好待你。”

那天我回家，把婆婆的话学给宋明远听。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她这辈子，总算活明白了。”

后来大嫂吴彩凤也跟我聊过一次。她说她其实一直挺羡慕我的，说我虽然吃了很多苦，但我男人疼我，我有自己的事业，有懂事的孩子。她说她自己呢？一辈子战战兢兢地活着，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到头来还是被婆婆看不上。

大嫂后来领养了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从福利院抱回来的。那孩子叫小雪，抱回来的时候才三个月大，瘦瘦小小的，像只小猫。大嫂养着养着，小雪长开了，白白净净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婆婆对小雪也挺好的，大概是年龄大了，想开了，儿孙自有儿孙福，管不了那么多。有时候她还主动提小雪，问彩凤小雪今天吃了啥、睡了没。

这些变化，是年纪带来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一个家要能过下去，总得有人先软下来。

第九章 你命最苦，娘偏你一块肉

小雨上初中的时候，我第一次带她回老家过年。

那时候我们的小吃店已经开了第二家分店，日子过得很不错了。宋明远买了辆二手面包车，回老家不用再挤长途汽车。我们一家三口带着大包小包的年货，开了四个多小时回到县城。

我娘老了，老得厉害。她驼着背在门口等我们，老远看见面包车开过来就开始抹眼泪。我下车抱住她，感觉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娘，我回来了。”

她没说话，就是一直攥着我的手不撒开。

那年除夕，又是包饺子。我娘已经包不动了，手抖得厉害，拿饺子皮都拿不稳。可她还是坚持要包，说年夜饭的饺子她必须得动手，这是规矩。

我和面、剁馅，她在旁边指挥。羊肉放多少、姜放多少、酱油放多少，她记得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含糊。

小雨在旁边学着包，小手笨笨的，包的饺子歪七扭八。我娘看着曾外孙女，笑得满脸褶子。

“你妈小时候也跟你一样，包的饺子不好看。后来练出来了，包的比我还好。”

小雨说：“太姥姥，我妈说你包的饺子是天下最好吃的。”

我娘笑了，露出一口假牙：“那是，太姥姥包了一辈子饺子了。”

包完饺子，天已经黑了。我弟一家也回来了，一大家子挤在屋里热热闹闹的。我弟确实懂事了不少，没再说那些不着边际的话，还主动帮我端菜、倒酒。

煮饺子的时候，我娘把我叫到灶房，关上门。

灶火映在她脸上，就像十几年前一样。她颤巍巍地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到我手里。

我打开一看，是一只金镯子。不太重，但做工很细，上面刻着龙凤花纹。

“娘，这是……”

“给你的。”我娘说，“你大姐二姐都有，这个是你的。”

“娘，我不要，你留着……”

“拿着。”我娘按住我的手，力气不大，但很坚定。“娘这辈子，最亏欠的就是你。你大姐有我给她攒的嫁妆，二姐出嫁的时候家里条件好了一点，就你，夹在中间，啥也没轮上。你在省城吃苦受罪的时候，娘帮不上你什么忙。这个东西，你收着，就当娘补给你的。”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不是因为这只镯子，是因为我娘还记得。

她还记得那个除夕夜的肉饺子，还记得那句“你命最苦”。她记了几十年。

“娘，我不苦。”我攥着她的手说，“我一点不苦。我嫁了个好男人，生了个好闺女，有自己的店，日子过得好着呢。”

我娘笑了笑，没说话，只是抬手帮我擦眼泪。她的手粗糙得像砂纸，可那温度，和十几年前一模一样。

吃年夜饭的时候，饺子上桌了。我咬了一口，是素馅的，白菜粉条。

但我愣是从那素馅里吃出了肉味。不是真的有肉，是那个味道把我带回了十六岁的除夕夜——满屋子的热气、灶膛里噼啪作响的柴火、我娘压低了嗓门说的那句话。

“你命最苦，娘偏你一块肉。”

我看了看身边的小雨，她正埋头吃饺子，吃得满嘴油。我给她碗里又夹了两个，她抬头冲我笑了一下。

我忽然觉得，我娘说的不对。我命不苦。

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累，那些咬着牙熬过来的日子，那些不被偏爱却依然倔强长大的年月，最后都变成了我手里的本事、我心里的底气。

我命不苦。因为苦过了，才知道甜有多珍贵。

饭后，我帮着收拾碗筷。小雨在院子里跟我弟的孩子们放鞭炮，噼里啪啦的，笑声一阵一阵传进来。我娘坐在炕上打盹，嘴角挂着一丝笑。

宋明远走过来，从背后抱住我，下巴搁在我头顶上。

“想什么呢？”他问。

“想以前的事。”我说。

“苦日子都过去了。”他说。

“嗯，都过去了。”

窗外的鞭炮声响成了一片。新的一年来到了。

我擦了擦手，走到院子里，站在那棵老枣树下。夜空被烟花照亮，一明一暗的。小雨跑过来，脸蛋冻得红扑扑的，拉着我的衣角说：“妈，下雪了！”

我抬头看，细碎的雪花从天上飘下来，落在脸上，凉丝丝的。

那一瞬间，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人这一辈子，谁没吃过苦呢？苦不是坏事。苦了才知道甜，穷了才知道珍惜，被亏待过才知道心疼人。

如果我娘当年没有偏我那块肉，我可能永远不会理解什么叫偏爱。如果我没有经历过那些被忽视、被看轻的日子，我可能不会这么死心塌地地爱我的女儿、珍惜我的婚姻。

说到底，那些苦，都是后来的甜。

我不怨我娘，也不怨命运。每个人的命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我娘给了我一块肉，给了我一句话，给我了一个支撑。

那一块肉，暖了我一辈子。

那些所谓的命苦，最后都成了我生命的底肥。

雪越下越大了，院子里很快积了薄薄一层白。小雨在雪地里跑来跑去，留下一串小脚印。

我站在屋檐下看着她，身后是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面前是漫天飞舞的雪花。

宋明远给我披了一件棉袄，问我冷不冷。

我说不冷，心里暖着呢。

就像十六岁那年的除夕夜，那块藏在素饺子里的肉，香了一辈子，暖了一辈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