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瘟疫，改写了西晋的命运

本文选自范西园新书《八王之乱》

1 疫情

西晋咸宁二年（276年）的新春，一场可怕的疫情正疯狂地席卷整个洛阳城。

这场疫情在两年前（274年）就出现了苗头。起初，是晋帝国和南方吴国局部地区爆发的瘟疫。随后，疫情逐渐蔓延，经过公元三世纪人口流动条件下缓慢而低效的传播，终于在一年后的咸宁元年（275年）波及了京都洛阳。十一月，正是传染病高发季节，疫情开始在洛阳快速扩散，由于毒株感染后存在一定的潜伏期，瘟疫最终在十二月集中爆发，洛阳城内外都出现了大面积的死亡。

这场疫情究竟是何种传染病导致，已然无所考证。但这种瘟疫传播速度惊人，短短一个月就迅速影响了整座城池；而且致死率极高，士庶百姓感染后，转眼便被夺去生命。每天病死的人数以几千、几万计。这种传染烈性，恐怕已经到了霍乱、鼠疫这些甲类传染病的程度。

这个时代的年长者或许还记得汉末建安二十二年的那次大瘟疫，亲历者曹植曾描绘那时的惨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风流当世的“建安七子”中，有四个都病死在这次疫情之下。咸宁元年的瘟疫，惨烈程度不下于那回。人们在病痛中死去，甚至没有了挣扎的力气；病患的亲属惶然无措，不知病魔何时到来；家家举丧戴孝，有些人家甚至因染病而死绝。还有更多的人惊慌地逃离疫情笼罩的洛阳，却在半途病发，倒毙在路边，幸存者继续逃难，将毒株带往都畿内的乡村……

后来的史家描述这场瘟疫，只有简单的六个字：“洛阳死者大半。”但从这简短的记载里，后人依然能想象当时的可怕情形——这座帝国的都城，损失了它一大半的人口。洛阳在东汉时人口三十多万，经历了汉末三国的战乱，此时约有二十多万人口。疫情之后官方统计的死亡病例为十万人，加上逃难离开的人口损失，基本符合“洛阳死者大半”的描述。

白雪覆盖的洛阳，就这样笼罩着一层死亡的气息。

岁末之际，本是晋廷上下准备元旦元会的时候。这是帝国秩序中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各州郡年底派遣官吏来京“上计”，汇报年底府库存粮、赋税等数据，办理年终考绩。各诸侯王，以及藩属国、四夷各部首领的使者也要来京觐见皇帝，确认君臣效忠关系。在京六百石以上官员也一同参加朝拜。整套体系体现着中央帝国的至高权威，对维持政治秩序有着重要意义。

但当来自天下各地的参会人员抵达洛阳时，行政中枢已经因疫情陷入瘫痪。来自四面八方的使者纷纷染病，进一步加剧了传播。朝廷不得不发出通知，取消了原定在咸宁二年元旦召开的朝会典礼。

这个新年，对洛阳城里的所有人来说都无比难熬。那些原本热衷于饮酒聚会的士大夫们，只能躲避在家中，不敢参加任何社交活动，甚至家族内部也相互避之唯恐不及。大家默默祈祷着，希望瘟疫早日散去，自己平安度过。

就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一条流言悄然传出，透过世家大族间紧闭的门庭散播开来：“皇帝司马炎，染病了！”

2 纯质太子

晋朝开国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皇帝病危的情形。

开国皇帝司马炎方才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可疾病面前人人平等，精壮健康的年轻人染上瘟疫，也可能转眼就一命呜呼。从小道消息来看，司马炎已经病倒，无法正常理政。朝廷中枢内部成立了一个由齐王司马攸和重臣贾充、荀勖组成的“皇帝医药事务临时小组”，名义上是为皇帝侍奉医药，实质则是代替无法理政的司马炎处理军国大事。

皇帝病重，甚至没来得及吩咐托孤的人选。最高权力实际处于真空状态，这个三人小组暂时撑起了紧急政局。万一皇帝真的好转不了，他们可能就是未来的顾命大臣。

小道消息如同另一种毒株，在世家大族之间“病毒式”传播。非常时期，权贵们一边担忧瘟疫，一边小心谋划着各自的出路。

晋朝往何处去？这是洛阳城里各方势力所忧心的主题。而决定未来走向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司马炎一旦驾崩后，继承大位的人选。

这个问题乍看似乎显而易见：帝国已有法定继承人——泰始三年被册立为太子的皇帝嫡长子司马衷。然而，太子司马衷是一个蠢材——这是洛阳城里半公开的秘密。

虽然司马炎极力向所有人证明太子并不傻，但公卿们更不傻。碍于皇权的面子，他们或许会积点口德，夸太子“纯真质朴”，称其为“纯质”之人。但这很可能是一个谐音游戏——嘴上说着“纯质”，心里骂的是“蠢彘”。不知当某位公卿在朝堂上阴阳怪气地说出这句赞美时，身后的朝臣们会不会发出会心的低笑。

甚至连“太子不聪明”这个八卦之所以广泛流传，也可能出自东宫里与太子陪读的那些年轻官员。

当原来威严的皇帝在疫情下变成虚弱的病患，公卿们还会继续给皇帝面子吗？他们无法接受一个白痴成为帝国的新主人。

（图：晋洛阳宫）

3 贾充的选择

洛阳宫的朝堂，又叫“尚书都坐”，在宫中尚书省的西院，向西通过云龙门可抵达太极殿，向南直通司马门。平日里，朝堂是公卿百官商议政事的地方，有时皇帝也会亲临，与重臣们开一些半正式的小会。许多中枢重臣之间的交流，往往就发生在这里。

贾充给人最大的印象，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稳。他是从司马师时代就成为司马氏心腹的三朝重臣，司马氏取代曹魏的元勋。这么多年，不管周围人如何赞美或诋毁，他都维持着自己的步调，即使面对极其紧张的局势，也始终沉稳以对。这几日，贾充与齐王司马攸、中书令荀勖一起随侍宫中，在这皇帝病笃的非常时刻，估计也没多少时间休息。他如今的职位是司空、尚书令、侍中，还具有领兵之权，乃晋帝国的头号重臣。这一刻，他是天下最有权力的人。

朝廷的当务之急是应对严峻的疫情，这需要会同京畿行政长官——河南尹夏侯和，安排防疫工作。经历了汉末以来连年瘟疫，官府已摸索出一套措施。医者发现瘟疫具有传染性且存在潜伏期，一旦爆发就要做好隔离。比如朝廷常制规定：朝臣家中染病者超过三人，即使本人未染疫，照样百日不得入宫。同时对重要场所进行药物消毒，燃烧雄黄、朱砂、艾草等驱散疫气。在这个科学尚不昌明的时代，人们只能凭经验艰难地应对大自然的惩罚。

贾充与夏侯和的工作对谈，估计也只是根据既有经验部署了一些要点。但聊完工作之后，夏侯和忽然意味深长地注视着贾充，多说了另一番话：“贾卿有两位女婿，亲疏远近相等。不过这天子之位，立人却当立有德之人。”

这句话轻描淡写，如同工作之余的闲聊，可有心之人自然能懂其中的弦外之音。

贾充儿子早夭，所生都是女儿。长女贾荃（与原配李婉所生）是齐王司马攸的正妃；另一个女儿贾南风（与继室郭槐所生）嫁给了司马衷，是太子妃。

而这两位女婿，恰恰都是继承帝位的重要人选。尤其是司马炎的亲弟弟齐王司马攸，素来有盛德之名，极受朝野拥戴。自晋朝开国以来，提议由司马攸继承皇位的说法从没间断过。在这个多事之秋，自然有更多人希望未来的皇帝是一个能人（起码不是蠢材），可以担负起稳定政局、振奋人心的作用。

在这个权力中枢，即使是闲聊也不会有任何一句废话。夏侯和的这番话显然是一句试探，而他背后站着齐王司马攸的整个政治集团。司马攸久居洛阳，担任镇军大将军，加任侍中，在军界和政界都有极大影响力。夏侯和身为河南尹，掌管京畿治安与行政，在这个微妙时期地位尤其重要，而他已倒向司马攸。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更多势族显贵站在司马攸一边。

面对夏侯和的投石问路，贾充沉默了，没有做出回应。而沉默同样也是一种回答——它代表了不拒绝。如果支持司马攸的集团进一步在朝廷制造声势、助推改易储君，贾充的沉默意味着他乐见其成。

而这个回应，或许就是夏侯和所希望看到的。对他来说，贾充已经接受了司马攸带来的这份善意。

4 医学的奇迹

贾充与夏侯和的对话是一场密谈，不会有旁人在场。但或许因为有心之人的悄然散布，洛阳的世族公卿们知道这件事的不在少数。也正因为有了这一层缘故，后来的事情便顺理成章起来。

朝臣们开始纷纷议论，提议应由齐王司马攸成为未来的君王。

人们追忆过去，说当年文帝司马昭最初就属意齐王为太子，几次都差点立他为王位继承人。还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司马昭极为宠爱齐王，每次见到司马攸，就喊他的小字“桃符”，招呼他坐到自己身边，还指着自己的榻说：“此桃符座也！”由此可见，当年文帝想传位给齐王，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些议论逐渐成为朝野共识，人们默契地忽略了东宫的太子司马衷，齐声倡议请齐王来主持大局。

《世说新语》载，在一次朝会后的问安中，皇太子司马衷与齐王一同入宫。二位王公离场时，朝臣们不约而同地向齐王投以注目礼，而一旁的帝国皇储却无人在意。

风暴的中心眼格外安静。万众瞩目的齐王司马攸始终沉默，照常与贾充、荀勖一起在皇帝身边侍奉汤药。他不需要做什么，无言是最得体的做法。他保持着一如既往的谦冲形象，外朝的心腹们会为他完成推波助澜。事情如果继续下去，一切自然水到渠成。

然而，转机大大出乎意料。皇帝司马炎在病榻上躺了多日之后，终于度过了鬼门关，幸运地痊愈了。

在这个医疗水平低下、靠符水治病就能获取大批信众的时代，感染烈性传染病基本意味着死亡宣判。正因如此，听说司马炎病重，晋廷上下便理所当然地开始计划身后事。但没想到，司马炎挺过了危险期——这或许得感谢司马家健康长寿的基因：司马氏长辈历来长寿，四年前司马炎叔祖司马孚去世时已九十二岁高龄。

不过，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司马炎的心境自然与以往不同了。他是开国之君，但与汉高祖那样披荆斩棘的创业之主不同，司马炎是从祖辈、父辈手中接过的江山，取代曹魏只是顺水推舟。从小到大，他并没有吃过太大的苦，也没受过太大的挫折。只有这一次病重，他第一次亲身感受了死亡，也深深体会到人在无常造化面前的渺小与无助。

面对疫疾，他比其他人幸运，但这种幸运如此难以捉摸——纵然是富有四海的君王，也无法左右命运。

康复后的司马炎，照例接受百官朝贺，以向内外宣示自己重新具有理政能力、消除流言。但他似乎看淡了很多事，在接受群臣集体“上寿”后，下达了一道略带悲伤的诏令：“每每念及因疫气而死亡者，都为之怆然。岂能因为予一人之休息，而忘了百姓之艰难耶？”随后，他谢绝了群臣问候的一切礼物。

洛阳的疫情横行数月、夺走十多万人的生命后，渐渐平息下来。皇帝除了常规处理外，没有采取其他特别救助，只是让国都在疮痍中逐渐恢复生机。

虽然皇帝安坐在宫禁中静养，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整个朝局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一个暗流翻卷起来，就会成为吞没舟船的巨浪。

于是，司马炎听说了他在病重时贾充与夏侯和的那番对话。

他是如何听说这个故事的，其实并不重要。司马炎身处权力核心，一旦重新露面，就立刻与政局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心人自然会想方设法地将那场“密室谈话”绘声绘色地呈现在皇帝面前。可以想见，当司马炎听说自己昏迷时重臣们所做的这番密谋，心中掀起了怎样的惊涛骇浪。震惊、恐惧、愤怒、不安，种种情感包围了他的内心。

5 晋朝的死结

要理解司马炎听闻此事后的震惊与愤怒，那就需要先回顾晋朝立国的根基，以及他与弟弟司马攸之间那一段纠缠多年的恩怨。

晋帝国继承曹魏的社稷而立国，魏晋禅代流程走得无比丝滑顺畅。政权平稳过渡，基本将原有制度照单全收，朝堂上执政的还是原来那批士族，只是将曹魏宗室踢出了权力游戏。

这场“革命”，本质上是士族豪门对曹魏的一次集体抛弃。曹魏施政以严峻著称，曹操、曹丕、曹叡祖孙三代不遗余力地推行苛刻暴政，连隔壁暴虐无道的吴国都看不下去了，认为曹魏之政过于“惨虐”。原因在于曹魏君王出身寒门，始终试图提高君权，打压已成气候的高门大户。曹操诛杀孔融、杨修，曹丕迫害鲍勋、杨俊，都是在给士族立威。

但事实证明，这些努力徒劳无功。曹魏对待士族如此缺德，士族便用更缺德的方式回敬。高平陵之变一声惊雷，司马氏站上历史舞台中央，大部分士族门阀果断抛弃曹魏，成为司马氏的支持者。再加上曹魏统治者猜忌宗室，像防贼一样防着曹氏宗王，曹氏皇帝果真成了孤家寡人。后来起兵反对司马氏的毌丘俭、诸葛诞、王凌，与其说是在维护曹魏，不如说是与司马家争权的地方实力派。在朝廷内部，司马氏只是简单清除了几个曹氏最后的支持者，就顺利获得禅让，君临天下。

司马炎以“宽惠仁厚”著称，一改曹魏残虐风气，对士族门阀给予极高优待。能用利益解决的，绝不撕破脸皮——毕竟大家五十年前一样是士族，几代人间都有通家之好。如今朝堂上的权贵，大多也是曹魏时的公卿功臣或其后代。士族内部自然有派系分立，贾充、荀勖代表的开国功臣，与山涛、张华代表的清流士大夫，既有斗争也有合作。

对于世家大族，司马炎既有宽仁，也有防备。他不能完全依赖士族的支持——这些门阀当初可以支持司马氏抛弃曹魏，谁能保证以后不会抛弃司马氏去支持别的家族？曹魏压制宗王是前车之鉴，让司马炎意识到以宗室为屏藩的重要性。开国初年，他分封了一大批叔叔辈、兄弟辈的宗室，建立二十七个藩国——当然，这些藩国受中央严密控制，宗王没有割据一方的机会，但主打一个枝繁叶茂、遍地开花。朝廷之上，也有宗王担任要职，齐王司马攸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员。

对于这些朝中势力，司马炎向来认为自己已驾驭得游刃有余。他励精图治十余年，不再是躺着赢得天下、缺乏政治基础的“官三代”，而是富有权谋的政治家，有条不紊地维持各方势力间的微妙平衡。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宗室与士族、寒门之间的人员安排都经过他精心设计，相互牵制，不让一方独大。泰始十年（274年），司马炎感觉已掌握全局，于是改元咸宁，取《易经》“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寓意。

他还定下了配享清庙的十二位开国重臣：“故太傅郑冲、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骠骑将军王沈、安平献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贾充、太尉陈骞、中书监荀勖、平南将军羊祜、齐王攸等皆列于铭飨”。这张名单精雕细琢，既有功臣也有宗室，既有门阀望族也有庶族寒门。同时，司马炎还留了个心眼，将齐王司马攸列在最后，把亲弟弟的“臣子”身份板上钉钉，以此断绝他未来继位的念想。

不过事实证明，这样的安排终究是一厢情愿。当初宣帝司马懿也曾光荣“配享”曹操，最后不照样反手终结了曹魏？

咸宁元年的开端，一场百年一遇的严重疫情打破了泰始年间的祥和局面，连司马炎自己也不幸中招，病情急转直下。随后，“群臣属意齐王攸”的集体谋划击碎了他眼前“朝局可控”的幻象。他终于看清了残酷的现实——他对帝国的统治并不稳固，他并不能像自己以为的那样控制住朝局。他根本没有想到，只是他病倒的一两个月时间里，司马攸竟展示了如此惊人的朝局掌控能力，一步步引导朝臣将其推向大位。甚至在司马攸的间接策动下，作为太子岳父、朝中头号权臣的贾充也已经倒向齐王那边。

如果不是司马炎身上的医学奇迹，司马攸已经按部就班地准备继位了——那时的司马攸既有朝臣支持，又有足以控制都城的军事力量，让太子司马衷继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后来的历史学者将咸宁二年这场重病视为晋帝国历史的转折点：“从表面上看，这一年并无重大政治事件发生，是在历史长河中毫不引人注目的平淡之年。但如果以此划线，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此前后，武帝一朝的政治特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用更具戏剧性的语言来说：这场臣子们悄然的倒戈事件，让司马炎的帝王内心彻底走向“黑化”。在国家的政治前景与个人的政治利益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他要不顾一切地铲除可能影响他子嗣继承皇位的不稳定因素，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血脉。

至于自己的血脉是不是真的智障、能否胜任天子之任，他并不是非常在乎——至少，这不是他首要的考虑因素。

就这样，司马炎宽和外表下始终隐藏的刻薄猜忌的另一面，终于彻底显现，并在朝堂上掀起一阵又一阵血雨腥风。咸宁二年的春天，百姓们艰难度过肆虐的疫情，天下暂时安宁，似乎眼看着就要走出乱世笼罩的阴霾。可他们不知道，一场新动乱的种子也在这一年埋下，并将在二十年后化为天崩地裂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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