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文|孙晓明
在山东宁阳华丰镇西故城村，一片不起眼的田野之下，埋藏着春秋时期鲁国成邑的遗迹。这里是鲁国三大权臣之一孟孙氏的采邑，其执政官——邑宰，曾是一位身高不满五尺、相貌奇丑的年轻人。他叫高柴，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史载他“长不盈五尺”“状貌甚恶”，孔子说他“柴也愚”，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了孔门弟子中做官次数最多、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留下“善为吏者树德”的赞誉。
一个被老师评价为“愚”的学生，究竟凭什么在乱世中赢得民心、保全自身？
“泣血三年，未尝见齿”
高柴，字子羔，亦称子皋、子高，大约生于公元前521年，比孔子小三十岁。关于他的籍贯，历来有卫国、齐国、郑国等多种说法，但其所出之“柴邑”，据考证就在今新泰市楼德镇古柴村一带。他出身并不显赫，却以德行闻名于诸侯之间，尤其以孝道著称。
《礼记·檀弓》记载：“高子皋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未尝见齿，君子以为难。”父母去世后，高柴守丧三年，日日悲泣，哭到无声，泪尽继之以血，整整三年，未曾露出一丝笑容。孔子评价说，即便对德行高尚的君子而言，做到这个地步也太难了。
高柴的孝名远播，在就任之前就已在民间产生了震慑与感化之力。《礼记·檀弓》记载：成邑有一平民，兄长去世后本不打算穿丧服，行为放荡，不守礼法，可当他听说高柴要来做成邑长官，立刻主动穿上丧服，依礼行事。高柴人品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政令的威慑力。
孔子常将高柴与曾参、子张、子路并称，认为他虽生性朴拙，却有着深厚的道德根基。
上海博物馆1994年购藏的战国楚简《孔子诗论》中，有一篇题为《子羔》的文献，记录了孔子与弟子子羔（即高柴）之间的对话。好学的底色与笃行的品格，使高柴成为春秋末期一位有影响力的思想者和教育者。
审案时“愀然不乐”
高柴先后担任鲁国费邑宰、成邑宰、武城宰和卫国士师，是孔子弟子中做官次数最多、历时最长的人。而真正让他名垂后世的，是他在执法中展现出的“树德”智慧。
《说苑·至公》和《孔子家语·致思》记载了同一个故事。高柴在卫国担任士师期间，依法惩处了一名罪犯，施以“刖”刑，砍去其脚，并罚其看守城门。后来卫国发生内乱，高柴仓皇出逃，跑到城门口时，正撞上那名守门人。高柴以为对方必定趁机报复。不料，守门人却说：“城门口危险，您到我家来躲一躲吧。”高柴大惑不解：“我当年对你处以重刑，你为何不借机报仇？”守门人答道：“我受刑，是因为确实犯了罪，罪有应得。但您在审理时反复掂量，想尽办法为我开脱减刑；当无法赦免、不得不行刑时，我见您‘愀然不乐’，面露不忍之色。我由此断定，您是一位既不徇私枉法又心怀仁爱的君子。我佩服您，所以要救您。”
孔子听闻此事后感慨：“善为吏者，树德；不善为吏者，树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谓欤！”高柴的做法，正是“树德”的典范。
“愚直”而矛盾的高柴
然而，如果只看到高柴宽厚仁爱的一面，便不是完整的高柴。史料的缝隙中，还藏着一个时常逾矩甚至令人费解的高柴，这些恰恰与他的“愚直”性格一脉相承。
《礼记·杂记》记载，高柴有一次竟穿起妇人的衣服。这在礼制严格的春秋时代，是相当出格的事。曾子见到后当众嘲笑他，场面颇为尴尬。以高柴一贯尊礼的形象而论，此事显得格外突兀。
更引人争议的是他做成邑宰时的一桩旧事。《礼记·檀弓》载，高柴的妻子在成邑去世，送葬队伍踏坏了路旁庄稼，受损的农人前来索赔，高柴却拒绝赔偿，还说：“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为邑长于斯也，买道而葬，后难继也。”意思是，成邑主人孟孙氏不会因此怪罪我，朋友也不会嫌弃我，我一直在本地为官，如果这次花钱买路安葬妻子，这清廉的做派后人可学不来。这话说得有些强词夺理、不恤民情。这也恰恰暴露了他性格中固执而不知变通的一面——他不是圆滑的官僚，认定的事便直直地做下去，哪怕看起来不合情理、招人非议。这正是“柴也愚”的另一种注脚。
卫国发生内乱时，高柴选择逃走。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子路，子路闻乱挺身而出，最终结缨而死。而高柴在守门人帮助下逃出城去，幸免于难。后世儒者对此亦有微词，认为他未能赴难尽忠，于大节有亏。也有人为他辩护：高柴并非子路那样的勇烈之人，以“愚直”立身，能保存性命以继续行道，未尝不是另一种选择。孔子对此未置褒贬，倒是听闻守门人救他之事后，说出“善为吏者树德”之语。
宽严之间的为政之道
尽管有诸多争议，高柴在成邑的执政总体上称得上成功。综合《礼记》《孔子家语》等文献片段来看，他施政的风格是宽严相济、以德化民。
《孔子家语》引子贡的话评价高柴“启蛰不杀，方长不折”——连冬天蛰伏的昆虫都不忍杀害，对正在生长的草木也不忍折断。这种近乎极致的仁爱之心，延伸到治理一地时，自然可想而知。据传，高柴妻子在成邑去世时，送葬场面“人车夹道”，可见他深得民心。
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柴只讲宽厚、不讲原则。他的宽厚恰恰建立在对规则的严格恪守之上。在卫国做士师时，明知犯人有可悯之处，仍依法行刑，决不以私害公。
高柴在孔门中的地位，后世给予了充分肯定。自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配祀孔子起，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封其为“共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又加封为“共城侯”。他的著作《子羔》篇失传两千余年，直至20世纪末才从战国楚简中重见天日。
(作者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理事、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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