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知府，正四品大员，清朝中期统共一共185个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一把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知府能调动多少兵马。
知府能动的人马叫衙役
清朝的知府管着整个府的事务，如果一旦出事，他手底下能用的人却很少，按照规定，一个府最多能配一百个衙役，但常常只给五十来个，这些人就是三班衙役，就是皂班、壮班和快班，其实干的都是体力活，皂班主要在大堂喊威武，再就是拿木杖打人，用铁链锁犯人，壮班负责看守仓库，押送囚犯，在街上巡逻，算有点行动力，但没受过训练，纯靠力气，快班最接近警察的活儿，抓小偷，传话，追逃犯，可他们的武器只有一把刀和几条锁链。
现实里人数可能还要多一些，因为有“白役”的存在，也就是没有正式编制的临时工，一个府衙正式编制只有几十人，白役人数却能到三四百，他们全靠收取各种规费维持生活，比如抓人多要钱，查案时敲诈勒索，他们没有固定工资，没受过培训，也没有晋升途径，干得好不能升官，干坏事没人追究，这不是真正的执法队伍，只是依附在衙门里混饭吃的寄生虫，更惨的是，衙役身份被归为“贱籍”，子孙三代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等于整个家族都被永远钉在社会底层。
这些人遇到小毛贼还能勉强应付，一旦碰上超过百人的民变，基本上只有跑的份，嘉庆年间白莲教闹事的时候，许多府的衙役直接逃跑，知府只能等着省城的绿营兵来救援。
府里的绿营士兵他动不了
知府的辖区内，都驻扎着绿营兵。普遍规模在三五百至上千人，这支部队有制式兵器、有操练，妥妥的正规军。但偏偏知府不能指挥他们。
在清代地方上，文官和武官各自有独立的体系，知府属于正四品，都司也是正四品，参将的级别更高，是正三品，但他们之间没有互相管辖的权力，绿营兵由提督和总兵管理，知府连调动一小队士兵的资格都没有，如果需要请求兵力支援，必须使用“移咨”或“照会”这类文书，语气客气，相当于请对方帮忙处理。
遇到紧急情况时更麻烦，知府发现敌人来了，不能直接下令，必须上报巡抚，再报总督，最后等皇帝批准，中间层层转递，快则三四天，慢则十几天，鸦片战争期间好几座城就是这样丢的，不是守将不尽力，而是等批文等到城门被炸开。
更讽刺的是事后的追责，朝廷讲究同城共责，1841年宁波城被英军攻破后，指挥作战的都司和参将被判斩监候，而负责民政的知府虽无军事指挥权，却挨了一百杖，还被发配到新疆，
这一切都是朝廷的统治心机
1673年吴三桂起兵造反，一路从云南打到湖南，这场仗打了整整八年，清廷这边被吓得不轻，八旗兵力只有二十万，却要管着六十多万绿营兵，而这些绿营兵全是汉人，朝廷担心地方上的文官和武官联手起来，就定下死规矩——知府只能管钱粮户口和案子，一个兵也不能调动，总兵虽然带兵，但没权力收税调粮，得等布政使批条子才行，绿营兵还被拆成几百个小哨卡，最小的点只有三四个人，连集合操练都很难做到。朝廷害怕再出现一个像吴三桂似的，掌握军政大权的地方势力。
1840年鸦片战争一起，绿营的弱点就暴露出来，问题不在士兵身上，而是制度把他们困住了，士兵分散在各个地方，军令传不到位，粮草供应跟不上，想集结起来打仗都很困难，清朝政府这才意识到，当初为防范吴三桂设计的制度，现在反而把自己给限制住了。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八旗和绿营的军队完全失去作用，朝廷没有办法，只能让曾国藩自己去招集士兵、筹备粮饷、任命将领，这样一来，湘军和淮军就逐渐建立起来，地方督抚一下子掌握了全部权力，中央反而难以插手，过去一直防备汉人掌握兵权，如今却不得不依靠他们来挽救危局，这种转变确实显得有点讽刺。
有人提出疑问，说这么明显的制度漏洞为什么没人早些修改，其实不是没有人看出来问题所在，而是八旗高层根本不信任汉人官僚，他们宁可让制度僵化停滞，也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再加上当时没有电报和铁路这类通讯工具，消息传递慢得如同蜗牛爬行，朝廷中枢听到的汇报全是八旗系统呈报上来的“一切安好”，结果是制度越是防范严密，就越运转不灵，越害怕出现混乱，反而导致更大的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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