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太原太钢西晋墓

2000年9月，在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1宿舍区的工程建设中，发现了一座西晋砖室墓，文物考古人员立即对这座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发掘的西晋墓葬位于尖草坪区的东面，北面为太原北站，南面为西涧河，东面为中涧河乡，西面为解放北路。

墓葬形制具有由多室墓向单室墓过渡时期的典型特征，是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墓室构成的砖室墓。墓顶已被破坏。墓室坐南朝北，墓室平面呈“亞”字形，长2.65米，宽2.65米，残高2米。墓室的左、右、后各开一个券洞作耳室，各高1.6米，宽0.92米，深0.32米。墓壁砖砌距底1米为平砖叠砌，1米以上为“三顺一丁”的砌法。墓底用单砖平铺成“人”字形。墓室北为券砌甬道，甬道长1.7米，宽0.92米，高1.6米。封门砖用平砖错缝砌成，砖的规格与墓壁、墓底铺地砖相同，长27厘米，宽15.5厘米，厚5厘米。砖正面为素面，背面为粗绳纹。天井位于墓门北面，长2米，宽1.2米。过洞连接天井和墓道长3米，宽1.1米，高1.6米，斜坡30°，顶呈弧形。墓道已被破坏，残长0.8米，底宽1.1米，斜坡45° 。墓顶被破坏，砌法不明。墓室内积满淤泥，清理过程中只发现锈蚀严重的棺钉，未发现棺木痕迹。有2具人骨朽迹，已成粉末状，但仍可判断墓主头向北，仰身直肢。根据现场情况推断，此墓应为合葬墓，男女已无法分辨。

平面、剖面及器物分布图

因尖草坪区太钢西晋墓早期曾遭到破坏，加上未发现铭文记载暂不知墓主人的翔实身份。清理过程中也未发现可以提供确切年代的材料，只能依据墓葬结构、出土遗物等对墓主人身份、丧葬习俗、所处时代等做一些分析和研究。

从葬俗方面来看，东汉前期随葬品多流行陶制模型明器，东汉后期，墓葬中明器数量逐渐减少，而实用器逐渐增加。魏晋时期随葬品则以实用器为主。发展到南北朝时期，实用器的数量渐趋减少，而俑的数量则不断增加。西晋墓出土随葬器物有陶器、铜器、铁器、骨器、漆器等28件，主要有灰陶罐、钵、壶、铜镜、铜泡钉、铜熨斗、环首铁刀、提链炉盘、骨管饰等，都为实用器，而不见模型明器和俑。其中出土灰陶罐6件、灰陶壶3件、碗1件、盆1件、钵7件，均为泥质，陶罐的形制和纹饰多为东汉时期的产物。

出土釉陶器1件，高直口微内敛，方唇，圆肩，斜弧腹近直，平底，最大径在肩部，肩部饰有一圈凸弦纹，口径12厘米，肩径24厘米，底径12厘米，高21.5厘米。泥质红陶，内外都饰有一层酱黄釉，四系耳，是西晋时期的典型器物，在北方地区极为少见。

西晋酱黄鼬四系罐

出土铜镜1件，直径10.4厘米，厚0.3厘米，镜面微凸，出土时光可鉴人。半球状纽，纽尖有小突起。纹饰分为三区，内区以铭文和变形凤纹为主，钮座两端饰以铭 文“位至三公”，上下各二字，阳文。铭文周围饰以变形凤纹，铭文与凤纹之间用凸起的竖道纹分隔。中间一区以内外两圈弦纹夹凸起的竖道纹构成，最外一区镀铬。铜镜铭文“位至三公”流行于东汉晚期至六朝初期，是对古代官职的称谓，人们把“位至三公”的吉祥字语铸刻在铜镜上，表达人们对于加官晋爵的期望，揭示了当时世族垄断官场，唯有追求高官才能厚禄奢靡的价值观念和取向。

出土铜熨斗1件，无盖，实心平把，有耳，斜弧壁，平底。把残长13.2厘米，底厚0.4厘米。“炮烙始于斗”“置火于铜斗，从上按下，以申之尉，所以使其平也”等文献记载表明，除去纣王发明炮烙之刑这一小插曲外，熨斗历经千年发展，才从皇室贵族专用变为百姓家常熨具。“火在熨斗中而柄热”，金属导热性能强，在熨烫衣物时应有某些隔热物质包裹于长柄之上以防止烫伤，圆腹则有助于加炭保持温度，延长熨烫时间。

出土铁提链炉盘1件，已锈蚀，出土时提链、提梁已脱落。全器由上盘下炉构成，盘浅腹，圆底，三足。炉平底、三足，炉的腹部和底部镂空，便于木炭充分燃烧，进而向上输送热量煎烤盘内食物。口沿内部饰三个龙形耳，腹部外侧饰对称的两耳，可系提链方便提取。

出土铁环首刀1把，已锈蚀，长122厘米，圆环直径6厘米。木制刀鞘已朽，鞘尖的铜附于刀尖上。两晋时期，环首刀仍处于兵器的主导地位，西晋统一中国后，军队仍然把环首刀当作重要的武器。根据记载，咸宁元年(275)，晋武帝司马炎一次便造刀8000把。东晋时期出现了一些形制特殊的刀，部分刀的刀首变宽，由斜方形变成前锐后斜形，与普通环首刀刀首明显不同。除此之外，当时还出现了可以安装长柄的刀。由此推断，墓主人的身份可能是一名习武之人或士兵。

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建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266~317)。西晋共传四帝，国祚52年，是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中的短暂统一时期，与后来的东晋合称晋朝。西晋太康二年(281)，疆域面积达543万平方千米，北至山西、河北及辽东，东至大海，南至交州，西至甘肃、云南。东汉以降，游牧民族掀起内迁浪潮，蒙古高原的匈奴族和羯族南迁至山西一带。

从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山西西晋墓数量较少，主要集中在太原地区，尖草坪区太钢西晋墓的发现，丰富了当地历史发展脉络，为研究太原地区西晋葬制葬俗，探索匈奴族和羯族南迁至山西，促进当地民族融合、文化交往，了解西晋太原与中原地区文化联系与差异提供了实物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