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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25日,上海。
IEEE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ISCAS 2026)的主会场座无虚席。
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走上讲台,发表了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
台下坐着的,有来自全世界二十多所高校的学者,也有攥着手机刷新股票行情的投资人。
当屏幕上的“韬(τ)定律“亮起时,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坐标系上,第一次刻下了来自中国的刻度。
人民日报评,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从1965年戈登·摩尔在《电子学》杂志上写下那个著名的预测,到2026年何庭波在上海发布韬定律,半导体产业的“规则制定权”历经61年,终于东移。
摩尔定律的黄昏
“集成电路中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年就会增加一倍。”
1965年,戈登·摩尔提出了这个预言,此时还英特尔还未降世,摩尔在与前同事共同创立的仙童半导体中担任研发总监。
十年过后,这个野心勃勃的推测被摩尔自己修改为:每两年增加一倍。
半导体行业的“传奇定律”——摩尔定律就此诞生。
它不仅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更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犹如一只无形大手般推动了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变革。
因为这个定律的底层原理是:当一个芯片上放置了更多的晶体管时,晶圆制造成本不变,分摊到每个晶体管所需的制造成本将更低。
而商界的底层原理是:压缩成本,在利润上追求极致。
于是,从80年代开始到今天,芯片工艺从1微米、28nm一路演进到5nm、2nm,利用“2nm工艺”生产的CPU已经可以容纳超过500亿个晶体管(IBM全环绕栅极技术),半导体产业基本沿着“几何缩微”的路线在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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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复旦大学《延续摩尔定律的代价》
但是,“没有什么速度能超越光速,而材料最终也是由有限大小的原子组成的。”史蒂芬·霍金的话道出了摩尔定律的尽头。
物理的极限是,芯片的速度和尺度都是有限制的,这道终点线虽然还未出现,却可以预见,硅光互连与光电共封装(CPO)技术,已经开始用光代替电来传递信号。
经济的围墙是,当一条先进的晶圆制造产线需要几百亿美元的投资时,疲惫的芯片厂商不仅要算工厂的成本,还要担心ASML等光刻机厂商的技术能力是否值得投入。
“我从没想过有人能把这个定律记这么久”,戈登·摩尔对自己当初的一句预言能引起如此漫长的影响也感到不可思议,“我觉得只有几代(芯片)的持续,在那之后(我们)会碰到一些壁垒,但事实上这些壁垒不断地被打破。”
摩尔定律更像是一种愿望,一个激励信条。事实上,是半导体产业工程师的持续创造力,不断推进基本物理定律的发展,才让它看上去在持续性的验证未来。
华为芯片的蛰伏与突围
“滔天巨浪方显英雄本色,艰难困苦铸造诺亚方舟。”
2019年5月17日,何庭波向华为海思发表了一封全员信,信的最后如是说。
彼时,华为刚刚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的实体名单,阿斯麦(ASML)的EUV光刻机对华全面禁售。
而何庭波在信中用最慷慨激昂的语言激励人心,“(这)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
“国产替代”是华为一直以来的主线。从海思半导体创立之初十年不盈利的“备胎计划”,到麒麟芯片更新迭代的盈利转折,再到如今在国际顶会上发布产业新定律,华为的身上,一直背负着期待。
2004年华为全资子公司海思半导体(HiSilicon)成立,内部称"小海思",独立核算、独立销售。
任正非定下目标:招2000人,三年外销40亿。
前者很快完成,后者却遥遥无期。
2009年,搭载着K3V1处理器的低端智能手机,在华强北山寨厂手搓“套壳“,采用的是110nm工艺(对手已用65nm甚至45nm),被郭平称为"试错成本"。
巴龙基带是海思第一个值得庆祝的成功。当时任欧洲总裁兼海丝总裁的徐文伟拍板做3G数据卡芯片,巴龙芯片一次流片成功,高通在3G数据卡的垄断出现了松动。
(流片:将设计好的集成电路(IC)布局转换成实际的物理芯片的过程,设计和量产的中间环节)
第二颗手机芯片K3V2,采用40nm工艺,发热量大,游戏兼容性不强,同期高通、三星已用上28/32nm,这是一款被"不成功,也不必成仁"强拉上马的芯片,D1机型推迟发布,功耗问题严重。
2013年P6搭载着麒麟910上市,在19个国家同时推广,地毯式广告轰炸,华为手机九年后终于在中端机型有了爆款。
次年,Mate 7上市,采用28nm工艺,真正与高通高端芯片同档,功耗大大下降,GPU体验和兼容性改善,首期只做了30万部,结果一机难求,全球销量超750万台,华为首次突进高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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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财联社《起底海思芯片28年发家史》
此时,余承东意识到:要在中高端市场突破,就必须具备自己定义芯片的能力,避免被"卡脖子"。
2026年,在上海的演讲中,何庭波透露:过去六年的实践中,基于韬定律,华为已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广泛覆盖了千行百业的需求。
六年、381款,这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当外界以为华为芯片业务休克时,他们的“水下工程”并未停歇。
为什么是中国企业率先提出了半导体新定律?这个问题,也有了答案。
韬光养晦,以“时间”换空间
τ——集成电路设计中的时间常数 τ(希腊字母 tau)。
摩尔定律是把晶体管越做越小,而韬定律是为了压缩信号传播的时间,目的都是为了让“0”和“1”之间的转变发生的更快。
立体堆叠不是一个新概念,英特尔、台积电、AMD等公司不断优化芯片封装技术,让芯片这座大楼越盖越高。
2017年,AMD发布第一代EPYC,采用Chiplet架构(芯粒),比起传统芯片,Chiplet允许不同芯片在封装层面进行异构集成。
比方说,一款高性能处理器可以分解为计算芯粒、内存芯粒、IO接口芯粒等。计算芯粒采用先进的5nm工艺以获得高性能,而内存芯粒和IO芯粒则可以使用成熟的12nm工艺以降低成本。
良率提升,成本降低,EPYC成了业内的技术标竿,也是这场“翻身仗”,让AMD有了叫板英特尔的资格。
这些公司提前掌握了先进技术,在市场上大放异彩,但单一先进制程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下并没有成为人类之光,而是成了强国“卡脖子”的工具。
这条路径,屡试不爽。
龙文章在《我的团长我的团》里说中国人“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命都不要,就要安逸”,事实证明,安逸只是幻境,现实中,处处绝境。
“封装”这条路走不通,华为选择另辟蹊径,从“设计”入手,于是,一个全新的概念——逻辑折叠,诞生了。
不同于前述“立体堆叠”在封装层面将芯片进行堆叠,“逻辑折叠”在电路设计层面把同一功能的电路从单层"折"成双层,技术路径更激进。
打开底层思路是好事,他会反过来倒逼整个业界进行系统化的协作与升级,也就是“全栈协同”。
何庭波在会上对这四个维度提出期望:器件、电路、芯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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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等效密度对赌物理极限,是一种更彻底的范式创新。何庭波提出了几项基于韬定律的成果:
性能与密度突破:基于韬定律的芯片,在 14nm/7nm 成熟工艺下,实现接近 5nm/3nm 的性能表现;预计到 2031 年,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等效 1.4nm 制程水平,彻底摆脱对极致 EUV 工艺的依赖。 能效大幅提升:通过全层级降 τ,芯片能效比提升2-3 倍,AI 训练 / 推理、手机续航、服务器功耗等关键指标达到行业领先。 规模化商用:381 款芯片已全面商用,服务全球超 10 亿用户;其中手机 SoC、AI 芯片、服务器 CPU、车载芯片等核心产品,已成为行业标杆
这很符合中国人的做事风格。
《史记》中记载,楚庄王继位后的前三年,不理朝政,白天打猎,晚上喝酒,甚至下令“有敢谏者死无赦”。
大臣伍举冒死进谏,他问楚庄王:“有一只鸟停在南方的土山上,三年不飞也不叫,这是什么鸟?”
楚庄王答:“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
半年后,楚庄王废除十项弊政,兴办九项新政,诛杀奸臣,提拔隐士,楚国因此大治,楚庄王也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
破解困局:中国AI的“算力宣言”
“如果把你丢到沙漠里,告诉你再也没有食物来源——你要多久才能自己开垦出菜园?这是存亡问题。”
美国4月提出的法案中,要求在现行极紫外光刻机(EUV)对华全面禁售的基础上,将浸没式深紫外光刻机(DUV)等设备也纳入全面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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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那句话,正是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ASML)首席执行官富凯对这种封锁行为提出的质疑。
荷兰政府对美国的法案予以反对。
过去几年,中国 AI 产业一直在焦虑这些事情:无法获得EUV光刻机,7nm以下先进制程被封锁;台积电、三星对中国大陆先进产能限制收紧;AI芯片(如昇腾)制程落后英伟达2-3代。
黄仁勋让英伟达的GPU性能每年翻倍,但功耗、价格也在翻倍,而且依然受限于物理封装和互联瓶颈。
因此,算法工程师们一边写代码,一边只能祈祷手里的卡别出故障。
所以,中国AI产业面对的一个核心矛盾是:AI需求的指数增长与先进芯片供给的硬约束。
韬定律提供的不是“平替芯片”方案,而是一条不依赖先进制程工艺、同样能持续提升AI算力的新路径。
比方说5nm工艺芯片,韬定律技术路线下,成熟制程流片成本降低5-10倍;集成电路设计不用新建需要巨额投资的晶圆厂,现有成熟产能就能达标。
如果韬定律路线成熟,中国AI产业不必再"卷"先进制程的巨额投入,而是需要全新的EDA工具、IP核、设计方法学,带动更多企业参与AI芯片设计。
这是一场中国 AI 产业的“算力宣言”。
韬定律发布前三天,国家发改委公开表态: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
就在何庭波的演讲进行中时,A 股半导体板块已经开始躁动。
中芯国际涨幅达18.78%,华虹公司飙涨16.45%,盛美上海涨超15%,上证科创板芯片指数一口气拉升4.81%。
资本下注的不是华为一家公司,如果韬定律范式下的半导体制程能跑通,意味着整个国产半导体估值坐标系将要重建。
只要模型用国产芯片跑得快,就会有更多开发者涌入;只要开发者变多,就会带来芯片迭代的加速。这个飞轮一旦转起来,外部封锁的效力会逐渐递减。
何庭波在演讲最后说了一句话:
“未来一定属于开放合作。在半导体演进的路径上,没有一家企业可以独自完成所有答案。”
懂得这句话的分量,才算真正读懂了韬定律。
结语
1965 年,戈登·摩尔在一本不算太厚的杂志上写下了那个预言。那时的芯片,晶体管数量是以“千”为单位来计算的。
61 年后,一枚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已经可以塞进几百亿个晶体管。
从摩尔定律到“韬”定律,从“把芯片做小”到“让时间变快”,从“被封锁”到“开新门”,中国半导体走过了一条用二三十年走别人六十年走过的路。
当然,这不是终局。麒麟2026的实测性能今年秋天才能验证,1.4纳米等效密度的目标要等到2031年,同时,别国的技术也在精进。
韬定律也不是唯一的答案,但它开启了一个更重要的时代:后摩尔时代的半导体产业,不再只有一个救世主。
有的人继续把晶体管刻得更细,有的人把架构叠得更密,有的人把时间缩得更短。谁会是最后的赢家?现在没有人能断言。
与其在别人的规则里焦虑等待,不如自己探索、寻找答案,目的是,不必再仰人鼻息。
路有千条,何须倚仗;心拥万象,自成脊梁。
参考资料:
[1] 中国电子报. 摩尔定律:50岁依然年轻. 2015年4月
[2] 复旦大学. 延续摩尔定律的代价. 2023年
[3] 经济日报. 华为海思总裁何庭波深夜发全员信:曾经打造的备胎全部“转正”. 2019年5月
[4] 上观新闻. 断供华为?起底海思芯片28年发家史. 2019年5月
[5] 集成电路与嵌入式系统. Chiplet技术发展与挑战. 2024年
[6] 芯片技术与工艺. Chiplet(芯粒)——后摩尔时代的芯片“乐高”玩法. 2025年12月
[7] IEEE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ISCAS 2026). 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 2026年5月
[8] 参考消息. 阿斯麦CEO:美收紧光刻机输华只会令中国自研加速. 202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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