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历史真伪：英国教授又一爆料，西史果需重新审视

过去百年，中国取得很多考古成果，其中一些让古希腊历史变得极其尴尬，比如齿轮、蒸馏器等。因为，中国考古发现的科技成果，往往都有完整的演化链，比如齿轮，从4000年前到战国秦汉有较为完整的演化链，但古希腊“安提基特拉机械”中的远超同时代中国的精密齿轮从何而来？

所以，中国考古越发现，古希腊越可疑。更重要的是，古希腊历史似乎经不起质疑，粮食供应如何、农具农技如何、块炼铁如何保障大规模的武器装备、书写载体如何、古希腊人口如何等等都让人费解，生产力与古希腊辉煌史严重脱节，严重违背社会正常发展逻辑。

总之，西方叙事下的古希腊历史的确可疑，肯定谈不上“全真”。而近日英国名校的希腊史教授，指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立论之基存在严重误读，则揭开了古希腊历史中的又一个问题。

修昔底德陷阱问题

2012年，美国原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见下图），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一段论述，即“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在斯巴达植下的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于是提出“修昔底德陷阱”。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必然会应对威胁，于是导致战争不可避免，就像雅典与斯巴达一样。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格雷厄姆还举了近代英国荷兰、德国法国等战争“不可避免”，最终以此来隐喻中美关系。

因为“修昔底德陷阱”符合简单化的思维特征，兼且是由美国高官提出，于是一经提出风靡全球，如今更是莫名其妙的几乎成为国际关系“铁律”。

问题在于：格雷厄姆的立论之基，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上述一句话，那么这本书有没有问题呢？近日，英国著名古典学家、牛津大学希腊史学教授蒂姆·鲁德，指出其中存在严重误读，而误读的原因，在于翻译错误和私自添加内容，内容来自英国《卫报》。

在雅典与斯巴达的这段论述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有两个版本，但两个版本大不相同，而格雷厄姆引用的是通行本。

其一，格雷厄姆引用的通行本中是“the rise of Athens and the fear that this instilled in Sparta made war inevitable”，即“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在斯巴达植下的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在这一语境下，于是“不可避免”的出现战争，必然出现“修昔底德陷阱”，强调客观必然性。

其二，但还有一个版本，即“the Athenians growing great and creating fear in the Spartans compelled them towards making war”，意为“雅典人势力壮大并在斯巴达人心中引发恐惧，迫使斯巴达人发动战争”。显然，战争并非“不可避免”，而在于斯巴达人的主观选择，在于“主观被迫感”。

下图，斯巴达300勇士剧照。记得以前有人说过，西方电影考证非常厉害，会还原历史原貌，但其实真是扯淡，下图中的“刀”，当时压根造不出来，这种非对称的弧形刀具，对材料要求极高。

以上两个版本，后者是理查德·克劳利1874 年的原版英译，没有“使战争不可避免”，前者是理查德·费瑟姆在 1903 年修订版中加入的。蒂姆·鲁德指出，1903年正值英德海军竞赛，“英德必有一战”的阴影笼罩欧洲，于是费瑟姆将时代的焦虑投射其中，如此出现“使战争不可避免”。

因此，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其实一个“伪命题”，立论之基存在严重问题。如果将之视为真理，认为其将决定人类历史走向，不仅荒唐而且可悲。

西史果需重新审视

以上谈的是“修昔底德陷阱”，但从中却不难看到西方描述的古希腊历史的确存疑，需要重新审视，比如以下两点：

首先，对于理查德·克劳利1874 年的原版英译，蒂姆·鲁德认为“更接近希腊文原意”，就是说并未完全翻译出古希腊的原意。其实，这就是翻译导致的信息传递问题，客观上会导致信息或多或少的变化，这是客观事实，无法改变。

问题在于，古希腊语是表音语言，古希腊人又没有字典锁定词义，那么后人如何完全释读呢？古希腊典籍转译阿拉伯语、再转译拉丁语、再转译其他语言（其中包括又转译为希腊语）等，中间经过若干轮转译，那么每次转译偏差一点的话，那么如今还有多少是真实的？

需要注意的是，语言不仅具有时代性（因为对商朝缺乏了解，所以很多甲骨文无法破译），还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语音与语义都会变化），所以先秦文献中的争议很多，古代就有很多相关争论。回到古希腊语上，别说它存在中断问题，就是连续使用，后人也必然搞不清某些字词在当时的音与义。因此，即便古希腊典籍真实存在，后世也不可能完全解读。

其次，1903年转译英文之时，理查德·费瑟姆将英德海军争霸的时代焦虑投射其中，于是增加“使战争不可避免”导致原意被篡改。上图，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说“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结果阿拉伯人偏偏不翻译中国文献，却翻译了一大堆古希腊典籍，有意思。

问题在于，其他时候的转译，有没有投射时代的焦虑呢？甚至，其他时代转译时，有没有直接篡改原文，肆意增删原文呢？如果每次转译时改变一些，那么多次转译后，还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尤其在手抄本时代，转译的时候更容易添加私货，其实别说不同语言转译，就是同一种语言手抄都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中国道德经的版本就高达数千种。

以上两点，只是基于“修昔底德陷阱”带来的思考，但实际上古希腊典籍数量众多，那么其他文献如何呢？其中又有多少只是“更接近原意”，或者直接被篡改了原意，或增加了很多私活？

最后，虽然不能根据上述就否定古希腊文明的存在，但据此可见西方叙事下的古希腊至少不够真实，需要中国学者重新审视，而不能西方怎么说就怎么信的深信不疑。

遗憾的是，疑点就在眼前，问题客观存在，但象牙塔里的中国学者不仅鲜有发声，甚至还不遗余力的维护西方叙事下的古希腊。当然，对中国历史的质疑否定，某些中国学者向来积极又擅长。

参考资料：《观察者网——卫报：一个翻译错误，如何制造了“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