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教皇预言了刷手机上瘾：技术恐惧的轮回

1957年，一位教皇坐在梵蒂冈的书房里，对着刚刚普及的电影、收音机和电视机写下了一段警告。他形容这些"几乎人人触手可及的新财产和新工具"拥有"极其强大的影响力"——既能"以光明淹没人心，提升其高贵，以美装饰之"，也能"以腐败玷污之，使其沦为失控激情的奴隶"。

将近70年后，另一位教皇在2026年5月发布的首封通谕中，将人工智能比作圣经中的巴别塔，呼吁世人"放弃建造又一座巴别塔"。两位教皇，两种技术，一份惊人相似的忧虑。

这不是宗教对技术的简单排斥。细读两份文献，你会发现一个被忽视的线索：天主教会或许是最早系统思考"技术如何改变人类心智"的机构之一。而1957年那封被遗忘的通谕，几乎预言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成瘾"和"注意力经济"。

1957年的"屏幕时间"警告

教皇庇护十二世在1957年的教廷文件中，用了一段冗长但精准的拉丁式长句，描述了当时的新媒体：

"正如我们时代在电影、广播和电视技术知识方面取得的奇妙进步可以带来极大益处，它们也可能带来极大危险。因为这些几乎人人触手可及的新财产和新工具，向人的心灵引入了极其强大的影响力——既能以光明淹没人心，提升其高贵，以美装饰之；也能以暗淡玷污其光辉，以腐败玷污其荣誉，使其沦为失控激情的奴隶——全看这些表演中呈现给感官的主题是值得赞扬还是应受谴责。"

这段话的结构值得玩味。庇护十二世没有否定技术本身，而是强调其"双刃剑"特性。他担心的不是设备，而是"呈现给感官的主题"对心灵的塑造作用。换句话说，他恐惧的是内容——或者说，是技术如何被用来操纵内容消费。

更惊人的是下一段。庇护十二世继续写道，如果图像、声音和观念的广泛传播"不以耶稣的教导为某种束缚"，就可能成为"无数罪恶的源泉"。他使用的词汇是"奴役"（enslaved）：不仅物质力量，连"心智"也会被"不幸地奴役"，而人类的发明因此"被剥夺了那些优势——按照上帝天意的安排，这些本应是它们的首要目的"。

这里的关键词是"无节制的激情"（uncontrolled passions）和"奴役"。庇护十二世描述的，本质上是一种未经调节的刺激-反应循环：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感官输入，如果缺乏道德框架的约束，人类会沦为这些输入的俘虏。

用今天的语言说，这就是算法推荐系统的工作原理。平台通过优化"参与度"来最大化广告收益，而人类大脑对新奇、愤怒和恐惧的本能反应，恰好是最容易被量化的参与指标。庇护十二世不可能知道多巴胺回路或A/B测试，但他直觉地把握了技术中介的体验如何绕过理性 deliberation，直接作用于更原始的心理机制。

从"数字卫生"到"解除武装"

庇护十二世的通谕中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段落。他警告说，如果这种对新媒体的"无节制接触"不被"某种更深的道德"所约束，就可能"滋生新的成瘾"。原文的拉丁文术语需要放在历史语境中理解，但现代译本的表述几乎可以直接套用在2020年代的"数字福祉"讨论上。

2026年，教皇利奥十四世选择了不同的隐喻，但指向了同一处焦虑。他将人工智能比作巴别塔——那个圣经中人类试图建造直通天堂的高塔，最终因语言混乱而失败的故事。巴别塔的寓意从来不是技术本身有罪，而是人类试图用技术"使自己成为上帝"的傲慢。

利奥十四世的用词经过仔细斟酌。"解除武装"（disarm）这个词在军事语境中常见，但他在通谕中重新定义了它："解除武装并不意味着拒绝技术，而是防止它支配人类。它意味着将技术从支配中解放出来，使其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这与庇护十二世的"束缚"（tether）形成有趣的呼应。两位教皇都拒绝简单的技术决定论——既不是乌托邦式的技术崇拜，也不是卢德式的技术恐惧。他们试图划定的是一条中间道路：技术可以被使用，但不能被允许重新定义"人是什么"。

利奥十四世的担忧更具体地指向了人工智能的特定风险。他写道，AI有"剥夺人类人性"的潜力——这一表述在原文中是"stripping humans of their humanity"。这不是指物理意义上的消灭，而是一种存在论层面的威胁：当决策被外包给算法，当关系被中介于界面，当创造力被生成式模型所模拟，人类可能逐渐丧失那些定义其独特性的能力。

通谕作为一种技术评论文体

要理解这两份文献的连续性，需要了解"通谕"（encyclical）这一文体的特殊性。教皇通谕是写给全球天主教会的主教、神父和平信徒的正式教导文件，通常针对当时的重大道德或社会问题。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教皇们越来越多地将通谕用于回应技术和社会变革。

1891年，利奥十三世的《新事》（Rerum Novarum）通谕首次系统讨论了工业资本主义和劳工权利。1931年，庇护十一世的《四十周年》（Quadragesimo Anno）反思了经济大萧条。1963年，若望二十三世的《和平于世》（Pacem in Terris）涉及核战争威胁。这些文件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知识传统：以神学语言介入公共政策辩论，同时保持相当的抽象性，使其能够跨越具体的技术细节而触及更持久的伦理问题。

庇护十二世1957年的通谕《 Miranda Prorsus 》（意为"奇妙的进步"）在这一谱系中占据特殊位置。它是第一份专门针对大众传媒的教皇文件，发布时正值电视在美国和欧洲家庭快速普及的节点。庇护十二世本人是技术的早期采用者——他是第一位在电视上露面的教皇，也是第一位使用无线电广播的教皇——这使他关于"新媒体"的评论具有某种内部人视角。

利奥十四世2026年的首封通谕《 Dilexit Nos 》（"他爱我们"）表面上以基督圣心为主题，但用了相当篇幅讨论人工智能。这种安排本身就有深意：将AI议题嵌入神学框架，而非将其作为独立的技术政策问题处理。利奥十四世写道，"这不仅是对未来的选择，也是对现在的选择，因为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种"已经在这里"的紧迫感，与庇护十二世对电视"几乎人人触手可及"的观察如出一辙。两位教皇都拒绝将技术风险推迟到某个科幻式的未来，而是坚持认为变革已经在发生，在日常的、平凡的使用模式中。

技术恐惧的历史循环

将这两份通谕并置，会引发一个不舒服的问题：为什么技术批评似乎永远在重复同样的主题？

1957年，电影、广播和电视被担忧会腐蚀道德、分散注意力、破坏家庭团聚。2026年，同样的担忧被转移到智能手机和AI上。这种重复可以被解读为保守主义的滞后——宗教机构总是对变革感到不安。但也可以被解读为某种结构性现象的反复出现：每当技术大幅扩展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就会触发关于"注意力经济"和"认知自主"的焦虑。

历史提供了一些参照。印刷术在15世纪的传播引发了关于"信息过载"的早期讨论——当时的人抱怨书籍太多，读者无法辨别质量。19世纪铁路和电报的普及，催生了关于"现代生活加速"和"神经耗竭"的医学话语。20世纪初的电影院，被同时赞颂为民主化的娱乐和谴责为道德堕落的温床。

庇护十二世1957年的通谕可以放在这一脉络中阅读。他担心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所 enable 的新型社会关系：被动的、原子化的、商业驱动的注意力消费。他使用的"奴役"一词，在基督教传统中有特定含义——不是外在的强迫，而是内在的依附，是意志被低于其真正目的的对象所捕获。

利奥十四世的巴别塔隐喻同样根植于这一传统。巴别塔故事的核心教训不是建筑技术的邪恶，而是人类试图用技术实现自我神化的企图。在AI语境中，这一隐喻指向的是特定风险：当机器被赋予决策权威，当人类逐渐依赖算法来定义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重要的，我们可能在无意识中接受一种贬低人类能动性的世界观。

"解除武装"的具体含义

利奥十四世的通谕中，最常被引用的段落是关于"解除武装"的呼吁。但这句话的完整语境很少被讨论。他写道："我请求所有人放弃建造又一座巴别塔，携手共建共同利益，使人类永不失去其美，世界再次认识到人心是上帝渴望居住的地方。"

这里的"共同利益"（common good）是一个关键术语。在天主教社会思想中，共同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加总，而是"使人们能够更容易地达到完善的社会生活条件"。技术，在利奥十四世的框架中，应该被评判的标准是它促进还是阻碍了这种共同利益。

他继续解释"解除武装"的含义："解除武装并不意味着拒绝技术，而是防止它支配人类。它意味着将技术从支配中解放出来，使其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里的"全面发展"（integral human development）是教皇方济各常用的概念，指的是经济、社会、精神维度的整体成长，而非单一指标的增长。

这种语言与当前AI治理的主流话语形成对比。政策讨论通常聚焦于具体风险：偏见、隐私、就业影响、安全对齐。利奥十四世的通谕将这些议题纳入一个更广泛的质疑：技术发展的整体方向是否服务于人的尊严？这个问题难以量化，但正是它的不可量化性，使其在技术乐观主义主导的时代具有某种纠正作用。

从预言到实践的距离

历史对庇护十二世的1957年通谕并不特别仁慈。他的警告没有阻止电视成为全球文化的主导力量，也没有阻止后来被称为"电视一代"的成长。如果他的预言有任何准确性，它也很快被日常生活的惯性所吸收——人们确实花费大量时间观看屏幕，但社会并没有因此崩溃。

这种"失败的预言"可以被不同地解读。一种读法是：技术恐惧总是被证明是过度的，人类适应新事物的能力被系统性低估。另一种读法是：预言的自我实现性质——正是因为有人发出警告，才促使社会建立某种调节机制（内容分级、公共广播服务、教育干预），从而避免了最坏的情景。

利奥十四世的2026年通谕面临类似的评估问题。它的影响将取决于谁阅读它、如何解读它、以及它能否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实践。天主教会本身在AI领域的行动——梵蒂冈近年来参与了多项关于AI伦理的国际倡议——表明这种转化正在尝试中。

但更深层的问题或许是：通谕作为一种文体，是否适合回应技术变革的速度？教皇文件以年为单位生产，而技术迭代以月为单位进行。庇护十二世在1957年写作时，电视还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媒介形式；利奥十四世在2026年发布通谕时，生成式AI的能力边界还在快速移动。

这种时间尺度的错位，可能是宗教技术批评的根本困境。它所能提供的，或许不是具体的政策建议，而是一种持久的提问方式：技术为谁服务？什么被衡量，什么被忽视？人类的哪些能力在被增强，哪些在被削弱？

未完成的对话

回到1957年和2026年的两份文献，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它们共享的一个沉默。两位教皇都详细描述了技术可能带来的危害，但对于"应该怎么做"，他们的建议都停留在相当抽象的层面。

庇护十二世呼吁将新媒体"束缚于耶稣的教导"，但没有说明这具体意味着什么——教会应该审查内容吗？信徒应该限制观看时间吗？媒体生产者应该遵循什么准则？利奥十四世呼吁"携手共建共同利益"，但同样没有指定制度形式。

这种抽象性可能是通谕文体的特征，也可能是面对快速变化时的审慎。但它也留下了一个开放的空间，让不同的行动者可以填入自己的理解。在1957年，这导致了各国天主教会不同的媒体教育项目；在2026年，它可能支持从AI伦理准则到数字禁食运动的各种倡议。

最终，这两份通谕的价值或许不在于它们提供了答案，而在于它们坚持提问的顽固性。在一个技术解决方案被过度承诺的时代，有人持续追问"这是好的生活吗"本身就有意义。庇护十二世和利奥十四世相隔近70年，但他们在同一盏灯下写作——那盏灯照亮的是技术与人性之间永恒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