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林远山开着一辆快散架的旧面包车回青木村,谁都以为他是在外头混不下去了,只有陈德厚看着他,第一句话不是问钱,不是问事,只说了一句,远山,你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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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想,人这一辈子,很多事其实就藏在第一句话里。有人见你回来,先看你穿什么,开啥车,带没带东西;有人见你回来,先算你是来借钱的,还是来求人办事的;还有一种人,他不看这些,他先看你脸色好不好,衣裳薄不薄,吃没吃饭。你说这三种人有啥不一样?表面看,都叫亲戚,都算熟人,可真到事上,差别比山沟和城里还大。
我回青木村那天,天有点阴,没下雨,风却凉。九月尾巴上的风最磨人,不像冬天那么直白,冷就冷个彻底,它是往你骨头缝里钻,一点点地侵。我的那辆旧面包车是从二手市场淘的,四个车门没一个关得利索,右边后视镜还得拿胶带缠着,要不一颠就晃。发动机声音很大,像破铁桶里滚石子,开在盘山路上,听得人脑仁都嗡嗡响。
我故意把自己收拾得寒酸些。腕上的表摘了,手机也换成最普通的旧款,身上那件衣裳是我爸留下的中山装,藏蓝色的,旧得发毛,前襟有一个地方还缝过,针脚歪歪扭扭,一看就是家里女人拿线胡乱补的。我穿上以后,对着镜子照了一眼,像不像成功的人不好说,倒真像个在外头吃了苦、灰溜溜返乡的中年男人。
我是想试一试,试试这个村子,试试这些人,试试我自己心里那点一直没散的念头。人一旦走得远了,总想回头看看。不是看风景,是看人心。尤其是像我这种从山沟里爬出去的人,外头再热闹,心里也总有块地方空着,空着的那地方,就叫青木村。
十九岁那年,我背着蛇皮袋子从村里出去的时候,脚上的鞋底都快磨穿了。我妈偷偷给我塞了二百块钱,又塞了十个白煮蛋,还怕我在路上舍不得吃,一个劲儿叮嘱我,凉了也得吃,坏了肚子都比饿着强。我那时候瘦得厉害,胳膊细得跟柴火棍似的,脸黄,人也蔫。村里几个老人坐在老槐树底下纳凉,看见我走,都摇头,说这娃命苦,能不能在外头活下来都两说。
结果我活下来了。
不但活下来了,还活得不错。说不错都算客气,这些年我从工地搬砖干起,摆摊、送货、跑业务、开厂、合伙、拆伙,再重新起盘,磕磕绊绊走到今天,名下公司几家,厂子两座,手底下几百号人吃饭。城里不少人见了我,张口闭口都是林总。可我心里明白,这两个字说白了就是利益,一旦你没用了,叫得再亲热也会变味。
所以我才回来了。
下了高速以后,四十多公里山路比记忆里还难走。路窄,弯急,一边是山壁,一边是沟,偶尔会车,还得小心翼翼往边上贴。面包车水温高了两次,我停在路边,拧开前盖,白气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我蹲在路牙旁边抽烟,看山里的雾一层层往上漫,忽然有点恍惚。十几年过去了,山没变,树没变,路也还是那样弯弯绕绕,变的大概真是人。
车开到村口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村口那家小卖部还在,门口还是摆着几个塑料桶和饮料箱,只不过招牌更旧了,边角都卷起来了。看店的是老刘,头发白了一半,眼睛比以前更浑了。他本来坐在门口小板凳上剥花生,听见车响抬头看了一眼,起初没认出我。
我走过去,买了包烟。
老刘把烟递给我,顺嘴问:“找谁啊?”
我说:“刘叔,不认得了?我是林远山。”
他先是一愣,接着站起来,眯着眼睛凑近看,像怕看错了似的。看了几秒,他猛一拍腿:“哎哟,远山?真是你啊!”
我笑了笑,没接别的话。
他打量我一身,视线从衣裳扫到鞋,又扫到我那辆破车,脸上的热乎劲儿就慢慢淡了几分:“你这……咋回来啦?”
我说得轻描淡写:“外头买卖不好做,厂子赔了,回来住几天,缓缓。”
话一落,老刘的手明显顿了一下。他刚掏出来准备递我的打火机又收了回去,过了会儿才像是良心上过不去,硬把那包烟往我手里塞:“拿着,拿着,不收你钱。”
我说不用。
他还是塞,嘴上说着“乡里乡亲的,客气啥”,可那眼神我看得真切,不是心疼,也不是感慨,倒像松了口气。那股劲儿我太熟了,做生意这么多年,见过太多。就是那种“幸好你不是回来借钱的,但又怕你下一句真是借钱”的复杂。
我拿着烟,往村里走。
村子还是那个村子。石板路裂了缝,路边的野草长到膝盖高,几户人家门口晾着辣椒和玉米,颜色倒是鲜亮。只是人少了。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剩下的,不是老人就是带孩子的女人。鸡鸭还是满地跑,狗也还是见生人就叫。
二婶在门口择豆角,看见我,先是一脸惊喜,嘴都咧开了:“哎呀,远山回来了!”
我蹲下跟她说了两句,她听我说厂子赔了,钱也折腾得差不多了,脸上的笑就跟被谁拿布擦掉了一样,一下子没了。她本来还把一盘洗好的李子往我跟前推,听完以后手又缩了回去,只问了一句:“吃过没?”
我说吃过了。
她点点头,低头继续择豆角,动作倒是快了不少,像怕我再开口。
三叔在院里劈柴,见我来了,放下斧头过来,拍了拍我肩膀,嘴里说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可这话听着暖,里面却空。他嘴唇蠕动半天,估计是想问我赔了多少,欠没欠债,最后到底没问,只转身回去继续劈柴。斧头砍在木墩上的声音砰砰响,一下重过一下,像替他把没出口的话全砸了进去。
我一路走过去,越走越想笑,又有点说不清的发酸。你说他们有多坏吗?真说不上。大家都是普通人,家里也都不宽裕,谁见了一个看起来倒霉的人,第一反应都不是往前迎,而是往后缩。这就是人情冷暖最实在的样子,不难看,也不体面。
我哥家在村子正中间,比我记忆里新了一点,起了三间砖瓦房,院里还打了水泥地。门口拴着条黄狗,我一走近就冲我叫。我喊了一声哥,屋里先是静了下,接着我哥掀门帘出来了。
他见了我,眉头立马皱起来。
“你咋回来了?”
这话问得平,没喜没怒,倒像我不该回来一样。
我说:“回来住几天。”
他站门口没让,眼睛在我衣裳上停了停,又瞥了眼外头那辆旧车,声音低了些:“外头不顺?”
我嗯了一声:“赔了点。”
这时候我嫂子从灶房探出头来,手上沾着面,先叫了我一声“远山”,接着也不吭声了。她看我的眼神特别像在盘账,今天家里锅里有多少米,晚上床怎么睡,孩子书钱够不够,突然多出一个小叔子,麻烦是大是小。
我说:“哥,家里要是方便,我住两天。”
我哥没立刻应声,喉结动了动,隔了好一会儿才说:“房间紧。”
就这三个字。
我明白,也不想让他难做,便笑着说:“那算了,我去小舅那儿。”
他说:“嗯。”
嫂子站在灶房门口,像是想说一句“吃了饭再走”,可话到嘴边还是咽了回去。锅铲敲铁锅的声音一下比一下响,叮当叮当,听着就知道她心里并不轻松。
我转身往村尾走的时候,黄狗还在后头冲我叫。我没回头。
陈德厚住在村子最里面,靠山脚,一片老房子连着老房子,墙皮掉得厉害,很多院墙都塌了半边。年轻人不乐意住这块儿,嫌偏,也嫌穷。偏偏小舅就守在那里,守了一辈子。
我还没走到门口,就看见他家那面土墙了。墙上爬着丝瓜藤,叶子都老了,有几根丝瓜吊在半空,风一吹来回晃。院门还是木头板拼的,角上钉着铁皮,铁锈都起花了。
我推门进去,喊了声:“舅。”
屋里先传出一阵椅子挪动的声音,接着陈德厚就出来了。他比我记忆里矮了些,不是真矮,是人老了,背往下塌,腰没那么直了。身上穿件灰棉袄,脚底一双旧解放鞋,鞋边上全是泥。
他看见我,整个人愣了愣,随后眼睛一下就亮了。
“远山?”
我点头:“舅,是我。”
他三步并两步走过来,一把抓住我胳膊,先从上到下看了一遍,又伸手捏了捏我肩膀,最后皱起眉,满脸心疼地说:“远山,你瘦了。”
就这一句。
那一刻,我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一路上碰见那么多人,问的都是你咋成这样了,你是不是不行了,你回来干啥。只有他,先看我瘦没瘦。
我还没说话,小舅妈也从灶房里出来了,手里还拿着擀面杖,看见我,笑得眼角全是褶:“哎呀,真是远山!快进屋快进屋,外头凉。吃饭没?没吃我这就弄。”
我说刚路上随便吃了点。
她压根不信:“那顶啥用,男人在路上吃那两口跟没吃一样。你舅,快,把桌子擦擦。”
一进院子,那股熟悉的烟火味就扑过来了。柴火味、腌菜味、鸡窝味,混在一块儿,本来该是土气的,可闻在鼻子里,我心里反而稳了。堂屋里摆设还是老样子,一张八仙桌,两把长条凳,墙上贴着褪了色的年画,角落里放个红色暖水瓶,瓶身都磨白了。
我坐下以后,陈德厚给我倒了碗热水,水是井水烧的,带点甜。他也没急着问我在外头咋样,就先坐我对面看我,隔一会儿来一句:“脸色不太好。”又过一会儿,说:“是不是觉没睡够?”说得我鼻子一阵阵发酸。
等饭菜上桌,天都快黑透了。小舅妈手脚麻利,硬是多炒了几个菜。腊肉炒蒜苗、鸡蛋焖豆腐、炒南瓜藤、清炒青菜,外加一碗萝卜排骨汤。腊肉是挂在灶头梁上的,熏得发黑,切开以后油一热,香得人直咽口水。陈德厚还特意从柜子底下摸出一瓶酒,不是什么好酒,散装白酒灌进旧玻璃瓶里,瓶口都没商标了。
他给我满满倒了一杯:“喝点,暖身子。”
我端起来抿了一口,辣得喉咙冒火。可这一口下去,人也像活过来了。
我说:“舅,我厂子倒了,赔了不少,想回来住几天。”
小舅连愣都没愣,夹了一大筷子腊肉放我碗里:“住啊,住多久都行。你那屋我给你收拾,床板硬是硬点,但干净。实在不行,我跟你舅妈挪挪,你睡里头。”
我故意逗他:“你不怕我回来拖累你?”
陈德厚把酒杯往桌上一搁,抬眼看我,那眼神特别直,直得一点弯都没有:“拖累啥?你是外人啊?你妈在的时候,我住你家、吃你家,你妈省一口都给我留一口。现在你回来了,我给你口饭吃,不是应该的?”
他说得太自然了,自然得像在说今天该扫院子,明天该喂猪。没半点做样子,也不讲什么大道理。
过了一会儿,他又叹了口气:“再说了,人哪有一辈子都顺的。风水轮流转,今天你难,明天别人难。你有地方落脚,心就不慌。只要心不慌,慢慢总能再起来。”
我低着头喝酒,怕自己一抬头就露了相。
那天晚上我真喝多了。不是酒多好,是屋里这股热气、这桌菜、他们两口子忙前忙后的样子,把我心里压着的东西一下子全冲散了。外头风在吹,窗纸哗啦哗啦响,屋里灯泡昏黄,照着桌上的碗和酒杯,显得一切都旧,可也都暖。
我住在小舅家西屋。床板很硬,铺的是旧棉絮,盖的是太阳晒过的被子,有股干燥的味道。夜里我醒过两回,一回听见灶房里老鼠跑,一回听见陈德厚咳嗽。咳了几声,小舅妈小声劝他喝口水。那点细细碎碎的动静,在城里听起来算吵,在这儿却让人安心。
第二天一早,我跟着小舅下地。其实也不是真下大地,就是屋后那一小片菜园,长了点白菜萝卜,还有些空地荒着。我拿锄头给他翻土,他在旁边扶着腰看,嘴上还嫌我:“你这看着不像干活的手了。”
我笑:“咋不像,我当年也是种过地的。”
他咧嘴:“那都是多少年前了。”
小舅妈中午烙饼,锅一揭,白气腾腾的,麦香味满屋跑。她怕我吃不饱,饼上头还刷了一层猪油。吃饭的时候,她一边给我夹菜一边问:“外头要是真不顺,就别硬撑了。回来也能活,山里饿不死人。”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像看轻;从她嘴里说出来,反倒像安慰。
消息传得很快。山村就是这样,谁家鸡下了几个蛋都能半天传一圈,更别说我这么个在外头“混垮了”的人回来了。到了下午,已经有人陆陆续续来串门了。
有的是来看热闹的,有的是来试探的。
老王头坐在门槛上,先夸我小时候有出息,后头又叹气说现在生意难做。我听着听着就明白了,他是想套话,看我到底赔多大。隔壁的春婶来了,坐那儿嗑瓜子,嘴里说着“人回来就好”,眼神却一刻不停地往屋里瞄,估计在看我带没带行李,像不像真落魄。还有人站院门口不进来,只探头看一眼,回去好跟别人学。
没一个人开口说,晚上去我家吃口饭。
也没一个人说,远山,缺什么跟我说。
到了第三天,我哥来了。
他站在院里,看见我劈好的柴码得整整齐齐,又看见我翻好的地,表情有点不自在。他咳了一声,说:“住得还行吧?”
我说挺好。
他又说:“缺啥不?”
我看着他,笑了笑:“不缺。”
他点头,像放了心,又像不知道该接啥。过了会儿才说:“你嫂子让我问问你。”
我没拆穿他,只嗯了一声。
他转身要走,我喊住他:“哥。”
他回头。
我本来想问一句,前天我要是在你家门口多站会儿,你会不会留我吃顿饭。可话到嘴边,我又觉得没劲,就换成了别的:“有空来舅这儿坐坐。”
他答应得含糊:“行。”
结果他刚走没多久,村里就来了辆黑色奥迪。
那车一进村,动静比谁家办喜事都大。青木村这地方,摩托车都算灵便家伙,平时谁见过这么气派的车。车身亮得能照见人影,停在路边跟块黑石头似的,又沉又贵。车门一开,下来一男一女,穿得板板正正。男的四十来岁,西装皮鞋,手里拿着公文包;女的年轻些,头发挽着,抱着文件夹。
村里人一下子就聚拢了。
他们顺着村路一路问过来,问的是:“请问林远山林总住哪儿?”
这话一出来,跟扔了个炮仗没两样。
有人说找错人了吧?有人说青木村哪来的林总?还有人已经隐约猜到了什么,眼神都变了。等那两个人走到陈德厚家门口,整个院外都围了人,里三层外三层,连窗户边都趴着脑袋。
那会儿我正坐屋檐下晒太阳,手里捧着个搪瓷缸,喝茉莉花茶。陈德厚在喂鸡,听见人进门,一转身就愣住了。
西装男快步朝我走来,脸上堆着小心翼翼的笑:“林总,可算找到您了。您手机关机,公司都乱套了。华东那个项目卡住了,对方点名要见您,副总去了几趟都不行。”
我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我不是说了,休假期间别找我。”
他说:“真不是我们非来,这项目实在太大了。五十个亿的盘子,您不出面,对方压根不签。”
外头一下子静了。
静得连鸡刨地的声音都能听清。
五十个亿,这四个字对村里人来说不是钱,是天文数字,是这辈子做梦都梦不完整的东西。院门口那些人,一个个眼睛睁得老大。春婶手里的瓜子都忘了嗑,老王头张着嘴,半天没合上。我哥也在人堆里,站得比别人靠后,脸色一阵白一阵红,像被谁当众抽了两巴掌。
我没急着走,反而转过头看了看陈德厚。
他还站在鸡群中间,手里抓着半把玉米,愣愣地看我。那神情不是意外,也不是震惊,更多的是一种终于明白过来的恍然。他大概这时才反应过来,我说的厂子赔了,可能压根不是那么回事。
可即便这样,他看我的眼神也没变。还是那样,疼惜里带着骄傲,骄傲里又带着一点舍不得。
我走过去,对他说:“舅,公司有点急事,我得回去一趟。”
他回过神,赶紧点头:“那你去忙,正事要紧。”
我说:“等忙完我再回来。”
他搓了搓手,像不知道该说啥,半晌才挤出一句:“回来就回来,别买东西,路上慢点。”
就这么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却让我心口发热。
王总在边上站得恭恭敬敬,连大气都不敢多出。我拿过他手里的文件,一边翻一边往外走。外头的人自动往两边让,跟潮水退开似的。刚才那些探究、轻慢、敷衍的目光,这会儿全变成了惊疑和后悔。
我经过我哥身边的时候,他张了张嘴:“远山……”
我停了一下。
他喉咙滚了滚,后半句却始终没出来。大概想解释,又不知道从哪儿解释起。其实也用不着解释,成年人之间,很多事一眼就够了。你当时没留我住,那就是没留;你当时没张口,那就是没张口。事后再怎么补,都补不回当时那口热饭。
我拍了拍他的肩,什么也没说,径直上了车。
车门关上后,我透过车窗看见陈德厚还站在院门口,背有点驼,手扶着门框,一直望着这边。小舅妈站他旁边,围裙都没解。她大概也没想到,自家这个看起来落了难的外甥,转眼就让一群城里人追到山沟里来请。
车缓缓开出村子,村里人一路目送。有人还跟着走了几步,像想看得更真切些。那场面说实话,有点讽刺。三天前我开破面包车进来,灰头土脸,没谁高看我一眼;三天后我坐奥迪出去,他们一个个都恨不得把眼珠子挂我身上。
王总坐前头,回身跟我说项目情况。我听着,问了几个关键数字,脑子里却没怎么装进去。因为我心思压根不在项目上。我想的是这三天,想的是那张硬板床,想的是小舅妈给我烙的饼,想的是陈德厚坐在我边上抽旱烟,烟雾慢悠悠往上飘,他时不时问我一句冷不冷。
人有时候真奇怪。平时住惯了大房子,出门坐好车,吃饭去的是包厢,身边围着的都是精明人,按理说该觉得那才叫体面。可真正让你心里踏实的,往往不是那些。反而是一个破旧的小院子,是一锅咕嘟咕嘟冒泡的鸡汤,是有人怕你吃不饱,往你碗里多夹一筷子肉。
回城以后,项目我照样接了,合同也签了,公司里的人都松了口气。大家只当我出去散了几天心,没人知道我其实是回乡下试人心去了。说出来也没必要,太像故事了,别人未必信,就算信了,也只会当茶余饭后的谈资。
可这事在我心里,一直没过去。
我让秘书去查青木村这些年的情况。查完我才知道,村里的扶贫款年年有,真正落下去的却少得可怜。报表上修过的路,实际还是泥巴路;材料里写着翻新的危房,很多仍是老土墙。说到底,穷地方最怕的不是穷,是穷还被人拿来当肥肉。
我没声张,直接让人走正规程序,以公司公益基金的名义拨了一笔钱,专门用于青木村修路和危房改造。钱不算天文数字,但把村里那几段烂路铺平,把陈德厚家那几面漏风的墙收拾好,绰绰有余。
我特意交代,不用提我的名字。
不是我多高尚,是没必要。我要真敲锣打鼓说这是我给的,那帮以前冷眼瞧我的人立马又会换副嘴脸,今天夸我有情义,明天就可能有人拎着鸡蛋腊肉来找我办事。我懒得应付。何况对陈德厚来说,他也不是图我回报才收留我。既然这样,我还非得把名字挂出去,就俗了。
一个多月后,小舅给我打电话。
他平时不怎么主动打,怕花电话费。那天电话一接通,他声音都带着抖:“远山啊,村里修路了!我家房顶也给换了,墙重新砌了,窗户都安新的了。你说这好事咋一下全来了?”
我靠在办公室椅子上,听着他那股藏不住的高兴,也笑:“那不是好事嘛,碰上了就享福。”
他在那头笑得像个孩子:“我活这么大,还没住过这么亮堂的屋。你舅妈昨晚高兴得都睡不着。”
我说:“住得舒服就行。”
他又说:“现在路修平了,你下回回来就不用开那破车遭罪了。”
这话一出来,我心里忽然一紧。
他这是已经知道了,又像是没点破。陈德厚不是糊涂人,村里什么时候修路不好,偏偏我回去一趟以后就修了;谁家危房不先修,偏偏先修他家。他嘴上不问,不代表心里不明白。只是他这人厚道,明白也装不明白,怕我难为情。
我顺着他的话笑:“那行,下回我还回去住。”
他说:“来,想住多久住多久。”
这句话我听了很多遍,每回听,心里都不一样。小时候听,是觉得舅舅亲;后来长大听,是觉得有人给自己留了后路;现在再听,更多的是珍惜。不是谁都会对一个成年人说这种话的。人到了中年,谁都有一家老小,有自己的日子,能轻轻松松说出“你想住多久住多久”的,已经不多了。
后来我又回过一次青木村。
那次我没再故意装穷,也没摆什么谱,开的是一辆普通SUV,穿的也是平常衣服。村里人见了我,热情得很,谁都笑,谁都招呼。老刘远远就喊我,说来他店里坐坐,喝茶不要钱;二婶抓着我手,说上次没顾上留我吃饭,这回一定得去家里;三叔还专门从屋里搬凳子,生怕我站着累。
这些我都接着,也都懂。
他们不是一夜之间变好了,只是知道了我值钱。人情里掺了价值,味道就会变。我不生气,也谈不上怨。毕竟这世道大多数人都这样,趋利避害,本能而已。只是看明白以后,心里就会自动把人分层。哪一层能走近,哪一层只能点头,自己得有数。
我哥后来跟我缓和了不少。有回晚上喝酒,他红着脸跟我说:“远山,那天你回来,我其实不是不想留你。我就是……怕你真住下了,我家里照顾不过来。”
我听完点了点头:“我知道。”
他眼圈有点红:“你怪哥不?”
我沉默了一会儿,还是给他倒了杯酒:“过去了。”
这话不是假大方,是真过去了。人都得往前走,老揪着一口气不放,最后憋坏的还是自己。只是过去归过去,分量不一样了,也回不到从前了。这世上很多关系都这样,不闹翻,不断掉,可裂纹一旦出来,就永远都在那儿。
倒是陈德厚,前前后后一点没变。
我去他家,还是那副样子,先问我饿不饿,再问我累不累。我给他带好烟好酒,他嘴上怪我乱花钱,转头又小心收进柜子里,等我下次来再拿出来一起喝。他新房子修好了,墙白了,瓦也新了,可院里还是照旧养鸡种菜。小舅妈还是围着围裙忙,见了我照样一句:“先洗手,马上开饭。”
有一回饭吃到一半,陈德厚忽然说:“远山,钱再多,也得记住哪儿能让你坐下来吃顿踏实饭。”
我夹着菜,手顿了下。
他大概也不是专门说教,就是顺口感慨。可这话一下子扎进我心里去了。因为他说得太对了。一个人真到最后,比来比去,比的不是车,不是房,不是账户上有几个零,比的是你落难的时候,谁愿意不问缘由给你开门;你风光过去以后,谁还能把你当原来那个人看。
我衣柜里一直挂着那件旧中山装。我后来再没穿过,也舍不得扔。它本来只是我爸留下的一件旧衣裳,可自从穿着它回过那一趟青木村,它就像沾上了别的东西。沾上了山里潮湿的风,沾上了灶房的烟火气,也沾上了陈德厚那句“你瘦了”。
有时候我晚上回家晚,屋里静悄悄的,路过衣帽间,会顺手把防尘袋拉开,看一眼那件衣服。旧布料摸上去有点糙,袖口磨白了,领子也黄了,不好看,甚至有些寒酸。可我每次摸到它,心里都会静一点。像有人在提醒我,别忘了自己从哪儿出来,也别忘了谁在你最像个穷光蛋的时候,还把你往屋里让。
这些年我见了太多人,也听了太多漂亮话。什么合作共赢,什么深度绑定,什么长远价值,话都说得天花乱坠。真要比起来,还不如一句土得掉渣的“你瘦了”来得真。
因为前者是冲着你的身份说的,后者是冲着你这个人说的。
我后来终于明白,我那次回青木村,想看的根本不是别人认不认得我,我想看的,是当我把光环全摘了以后,还有谁认我。结果倒也不复杂。多数人认的是林总,不是林远山;只有陈德厚认的,始终是那个背着蛇皮袋从山里走出去、很多年没好好吃过一顿饱饭的外甥。
这就够了。
人这一辈子,能有这么一个人,其实就不算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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