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修复效果难评估？Nature警示：全球自然保护陷入证据危机

本文来源于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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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潮天下·导读
过去十几年，“保护自然”几乎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各国不断扩大保护区、推进生态修复、投入巨额资金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但一个越来越少被回避的问题正在浮现：这些看上去声势浩大的保护行动，究竟有多少真正被科学验证过？最近，Nature官网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把国际保护生物学界内部长期积累的焦虑，集中摆到了台前。

本文约3600字，阅读约8分钟

文 | 王芊佳

出品 | 海潮天下

过去几十年里，保护生物学几乎一直处在扩张状态。

全球自然保护区面积持续增加，大规模生态修复工程不断推进，“30×30”目标被写入《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昆蒙框架），关于濒危物种、森林恢复、海洋保护和生态治理的论文数量也在快速增长。从表面上看，人类社会似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投入自然保护。

但今年早些时候《自然》期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在国际保护科学界引发了不小震动。这个文章提出了一个多少有些尖锐的问题：在投入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人类其实并不真正清楚，哪些保护措施有效，哪些只是“看起来有效”。

亟待解决的证据危机

这篇题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正面临证据危机——亟待解决》（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has an evidence problem — it’s time to fix it）的文章，不讨论某种新技术、也不聚焦某个明星物种，他们把矛头指向了保护科学本身。它所反映的是国际保护生物学界近几年越来越明显的一种反思——保护行动很多，但真正可靠、可验证、能够经受长期检验的证据，其实并不充足。

当然了，这并不是说自然保护没有价值。恰恰相反，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建立自然保护区、恢复湿地、限制栖息地破坏、控制外来入侵物种，通常都能改善生态状况。问题在于，很多项目缺少严格的效果评估。

过去相当长时间里，自然保护领域更关注“做了什么”，而不是“到底有没有用”。

一个地区种了多少树，建立了多少保护区，投入了多少资金，往往比生态系统是否真正恢复更容易统计，也更容易进入政策报告。但从科学角度看，这些数字本身并不能直接说明保护成功。

这个文章提到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的一项案例。当地长期实施植树工程，但后续研究发现，森林冠层覆盖度并没有显著提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项目本身并未真正解决森林退化背后的驱动因素。换句话说，植树并不自动等于森林恢复。

类似问题在全球并不罕见。

某种鸟类数量增加，究竟是因为保护措施发挥作用，还是因为气候条件暂时改善呢？某片森林覆盖率回升，到底来自生态修复，还是因为当地农业衰退了、人口外流了？许多研究实际上只能证明“同时发生”，却很难证明“因果关系”。

这正是当前保护科学最核心的问题之一。

生态系统不像实验室，它很难进行标准化控制。一个热带雨林保护项目，往往同时受到气候变化、土地政策、市场价格、非法采伐、人口迁移等多重因素影响。研究人员很难去像医学试验那样建立严格的对照组。因此，保护生物学长期存在“相关性很多，但因果证据不足”的结构性困境。

(视频与本文无关) 白鱀豚属于典型的大型河流顶级捕食者，对生态环境极为敏感。它依赖浑浊河水中的回声定位系统生存，需要稳定鱼类资源，也需要相对连续的水文环境。但20世纪后期的长江，恰恰经历了全球范围内少见的高强度开发：大型航运、沿岸工业化、水利工程、过度捕捞几乎同步发生。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传统保护手段实际上已经很难发挥作用。白鱀豚数量下降得太快，而对其繁殖生态、生理需求和社会行为的认知又十分有限。保护行动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稳定种群。2006年的长江大规模科考未发现白鱀豚个体，随后该物种被宣布为“功能性灭绝”。上面的视频，是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共同创始人王敏幹教授在1998年记录的淇淇的水下影像。

循证保护，让自然保护的有效性有据可查

也正因为如此，国际学界近几年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提到“循证保护”（evidence-based conservation）。

这个概念借鉴了医学中的“循证医学”。核心思想并不复杂：保护措施不能只凭经验、理念或者直觉推动，而应该尽可能建立在可验证的证据基础上。研究人员需要回答的不只是“应该保护”，还包括“什么方法有效”“在什么条件下有效”“效果能够持续多久”。

为了提高证据质量，越来越多保护研究开始引入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推断方法。

其中一个重要方向，是“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它试图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没有实施这项保护措施，生态系统原本会变成什么样？

只有比较“实际发生的结果”和“本可能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差异，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判断保护措施的效果。这种方法近年来在保护区评估、森林恢复和社区保护项目中迅速增加。

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逐渐浮现：即便是科学界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真正从事自然保护实践的人，亦难快速找到可靠结论。

生态学文献数量极其庞大，而且高度碎片化。不同地区、不同物种、不同尺度之间的方法差异很大。对于许多地方政府和保护组织来说，真正困难的并不是“有没有论文”，而是“到底该相信哪篇论文”。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态学家Shahid Naeem在文章中直言，科学文献中的信息“数量巨大，但基本无法被实际使用者有效获取”。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国际团队开始建立专门的保护证据数据库。其中影响较大的项目之一，是剑桥大学主导的“Conservation Evidence”，这个项目已经持续了二十年，数百名研究人员对18种语言中的120多万篇论文进行了筛选，专门寻找那些真正测试过保护干预效果的研究。他们这个平台正在系统整理全球保护研究，希望跟医学数据库那般，能对不同保护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归类、评级。

（图文无关）▲上图：CEE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国际性组织，它效仿了医学界的考科蓝协作网（Cochrane Collaboration），致力于在环境领域推广“证据合成”（Evidence Synthesis）的方法论。其官方网站实际上是全球环境科学循证决策的一个核心枢纽。该机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制定并发布环境证据合成的标准指南。CEE借助系统评价（Systematic Reviews）和系统地图（Systematic Maps）这两种严谨的方法，来帮研究人员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过滤掉低质量的研究、归纳出关于某一特定环境干预措施是否有效的定论。例如，某个特定的保护策略是否真的增加了生物多样性，或者某种污染物对生态系统的长期影响究竟如何。图片来源：environmentalevidence.org

这篇《自然》评论文章提到，研究团队甚至已经开始尝试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来帮保护从业者快速查询某项措施是否具备可靠证据支持。项目负责人William Sutherland团队正在开发一种专门的“保护聊天机器人”。未来，用户可以直接提出实践问题，例如“恢复河岸植被是否能提高两栖动物数量”，系统则会自动生成基于现有研究的总结、并附上证据来源。数据库还会持续更新，以纳入新研究和撤稿信息，并由研究人员进行人工监督。

这些变化背后，其实意味着保护科学正在发生一种重要转向。

过去，保护生物学很大程度上属于“理念驱动型”学科。保护自然本身具有明确的公共价值，所以很多项目天然被认为是合理的。但随着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持续加剧，资源约束越来越明显，国际社会开始更加关注保护的实际效率。

尤其是在“30×30”目标快速推进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担心，一些国家可能更重视“面积达标”（所谓“纸上公园”是也），而不是生态系统是否真正得到改善。

自然保护区面积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生物多样性恢复。某些保护区虽然在地图上存在，但缺少有效管理；还有一些区域虽然被纳入统计，但生态破碎化仍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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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无关）▲意大利国家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地体系)。摄影：Shawn He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到底什么才是“成功案例”？

这种讨论，也正在改变人们对“成功案例”的理解。

过去，一个大型生态工程往往会迅速被塑造成典型经验；如今，学界开始更谨慎地追问：这些结果是否经过长期监测？在其他地区也能复制吗？是否只是短期改善？如果外部资金停止，生态恢复是否还能持续呢？……

▲非洲撒哈拉沙漠南缘的萨赫勒地区，曾发起过一个雄心勃勃的“绿色长城”计划，最初设想是横跨非洲大陆种下一条宽15公里的森林带。早期，这一工程被视为应对荒漠化的终极方案，被各国竞相模仿。十多年后的监测显示，由于缺乏长期管护和水源支持，大量人工栽植的幼苗在资金撤出后迅速枯死，成活率极低。学界开始反思：这种依赖外部资金注入、试图用单一工程手段对抗复杂气候环境的做法是否可行？……目前，物理意义上的“长城”（wall）基本宣告失败。这个项目最初计划到2030年恢复1亿公顷土地。但根据2020年后的多项独立评估（包括卫星遥感监测），实际完成度仅在4%~18%之间，进度严重滞后。而且资金链条断裂，虽然国际社会口头上承诺了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如2021年承诺的近200亿美元），但真正落实到非洲基层机构的资金比例极低。不过，虽然树没种活多少，但由于工程带来的资金流入，在部分地区产生了积极的次生效应，包括为当地社区提供了大量季节性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它被认为是一个以生态为名义的扶贫开发项目。上图是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于2002年2月11日拍摄的卫星拼接图像，提供了北非撒哈拉沙漠及其周边地质形态的宏观视图。

“循证保护”的争议

不过，关于“循证保护”的讨论，本身也存在另一层争议。

一些生态学家担心，如果过度强调“必须等证据充分再行动”，可能反而会拖慢保护决策。因为在人类已经明确知道栖息地破坏、过度开发和气候变化正在导致物种下降的情况下，很多问题其实并不缺少方向，而是缺少执行。

这也是当前保护生物学最复杂的现实之一。科学界既希望提高证据质量，但又不得不面对生态危机本身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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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灭绝动物墓地。©郭耕 摄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作者还指出，全球生态学研究长期由高收入国家主导，很多低收入地区和原住民社区的知识体系，并未真正进入主流数据库。项目团队目前正在讨论如何纳入原住民知识，以弥补这种偏差。

Sandra Díaz在文章中还特别强调，当前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主要驱动力其实已经非常明确，包括有害补贴、错误激励机制以及法律执行不足。她认为，现阶段很多问题并不缺少证据，而是缺少真正依据证据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文章真正重要的地方，并不只是指出“证据不足”，而是说明保护科学正在进入一个更强调验证、评估和长期监测的新阶段。

（图文无关）▲在海洋哺乳动物的谱系中，儒艮（Dugong dugon）无疑是最具悲剧色彩的物种之一。作为海牛目中唯一完全栖息于海洋的物种，它们在漫长的演化中选择了极度特化的生存方式：一生只吃海草，且只生活在浅海近岸。这种对生境的专一性，直接导致了它们在现代工业社会面前的脆弱。当一个大型物种的生存策略过于依赖某种单一的资源或稳定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又恰恰处于人类开发的风口浪尖时，该物种的衰落几乎是难以逆转的。上图是阿布扎比海洋世界（SeaWorld）的一头圈养儒艮，在吃生菜。©Linda Wong 摄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过去几十年，人类社会已经越来越愿意为保护自然投入资源。现在，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在有限时间和有限资金下，哪些保护措施真正有效，哪些只是看上去令人安心。对于这个问题，保护生物学或许才刚刚开始认真回答。

本文参考资料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has an evidence problem — it’s time to fix it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6-00309-1
https://environmentalevidence.org/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5-0206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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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源 | Nature

文 | 王芊佳

排版 | 卢晓雨

时间 | 2026年5月11日

联系小编 | editor@oceanbiodivers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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