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的大学教授

（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退休后的金克木 金木樱提供

金克木故乡——寿县古城全貌 王炳君/摄

　　金克木（1912-2000年）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他自称“杂家”，被尊称“通人”，一生笔耕不辍，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留下学术专著30余种。2011年5月，上海三联书店收录了所能搜集到的金克木诗文、学术专著、随笔杂感、译文等作品，出版了400余万字的《金克木集》8卷。这位著作等身的旷世奇才在北京大学任教简历上填写的最高学历却是“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毕业”，小学毕业的大学教授留给当今中国的不仅是等身著作，更是可敬可叹的励志传奇。

时时皆书

　　金克木祖籍安徽寿县，出生在江西一个小县城的官僚家庭，当时父亲已经59岁，母亲只有19岁。金克木出生不久，父亲辞世，全家辗转回到家乡寿县。虽然家道中落，但家中藏书却成为金克木的丰厚“财产”，他也从书中享受到童年的乐趣。他3岁就开始了“探索人生道路的有意识的学习”。4岁开始认字，年长他近40岁的大嫂成为他的启蒙老师。6岁时已认识汉字上千，年长他20多岁的三哥成为他第二位老师。通过“ABCD”的认知，8岁的金克木已经接触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还会一点琴棋书画。少年金克木成为兼具中西文化的“读书人”。

　　在金克木自传体小说《旧巢痕》中，作者回忆少年时的自己“趁记性好，把《四书》念完就念《五经》”；“到十岁再念诗词歌赋、古文”，《诗》《书》《易》《礼》《春秋左传》“这些书烂熟在肚子里”；“十岁以后念点古文、唐诗、《纲鉴》。十岁前后，旧学要接着学，还要从头学新学”。

　　1920年，9岁的金克木进入寿县第一小学就读。10岁到14岁，他“续检家中藏书，并读各种书”。且看书的速度惊人。“反正是一眼看过去，心里也念不出字。大意了然，可是里面讲的事情和道理却不大了了，甚至完全不懂。”

　　小学毕业，又读了一年中学，便因家道彻底败落而辍学，此后一度在家乡小学任教。1930年，19周岁的金克木到北平求学。因为囊中羞涩，金克木经常走街串巷“淘宝”，还自嘲是“马路巡阅使”。有一天，他偶然发现宣武门内一条胡同中有市立公共图书馆，犹如发现新大陆般兴奋。后来他在《风义兼师友》里回忆说：“阅览室中玻璃柜里有《万有文库》和少数英文的《家庭大学丛书》，可以指定借阅，真是方便。冬天生一座大火炉，室内如春。我几乎是天天去，上午、下午坐在里面看书，大开眼界，补上了许多常识，结识了许多在家乡小学中闻名而不能见面的大学者大文人的名著。如果没有这所图书馆，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度过那飞雪漫天的冬季和风沙卷地的春天，怎么能打开那真正是无尽宝藏的知识宝库的大门。”

　　书籍成为金克木的终身朋友，退休后仍以读书为好，“自由自在，自得其乐。要看书可以随便乱翻。金庸、梁羽生、克里斯蒂、松本清张，从前哪能拜读？现在可以了。随看随忘，便扔在一边。”“小学生”就是通过这样的读书积累，渐渐成为了大学者。

处处皆学

　　1932年冬，金克木因经济上难以为继离开北平，前往山东德县师范教国文。次年又回到北平。1935年，金克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职员职位，这足以让他在北大生存，最为关键的，他可以在北大半工半读，听课学习，博览群书，广交朋友。金克木在散文《一点经历·一点希望》中回忆说，他在图书馆负责借书还书，“那不到一年时间却是我学得最多的一段。”他留意每一张经手的索书条，只要还书来得及，总要抽空翻阅一下没见过的书。“这样，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我便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读读借回去的书。”

　　北大招生名额有限，因为学费昂贵，贫寒子弟只能望洋兴叹。蔡元培担任校长时，默许北大可以“偷听”，逐渐形成“课堂公开”的好传统。现代中国的不少政治家和学术家都有过在北大旁听的经历，金克木是其中之一。后来他回忆“偷听”情形说，“班上只有一个学生，老师很欢迎外来‘加塞儿’的。从此与外国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北大著名教授陈汉章也回忆说，“有一次自己开了一门新课，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可一到考试那天，台下只剩一人，一查，哈！原来那些全是偷听生。”

　　这时候的金克木涉猎广泛，不仅听国学大师的课，也听外文老师的课；不仅听人文领域的课，也听其它领域的课；不仅在北大“偷听”，还经常跑到别的学校巡阅，仅在北京师范大学“偷听”过的外文课程就有英文、德文、日文、法文。章太炎、鲁迅、胡适的演讲，他都听过。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钱玄同、教育家黎锦熙、剧作家熊佛西等知名教授的课程，他也听过。由此，他又将原来自封的“马路巡阅使”改为“大学巡阅使”。

　　通过这样的旁听积聚，“小学生”开始了创作与翻译，他的文学笔名中有一个“八公山人”，表现出对故乡淮南的深情厚意。

　人人皆友

　 金克木一生善友。

　　他的女儿金木樱回忆说：“有人说，和我父亲谈天，往往你的专业是什么，他就和你谈什么，如果正好是他熟悉的，自然谈得热闹；如果并非他的专长，那他就更高兴，会说：‘又长知识了。’”还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的时候，金克木在一家“私人教授英文”那学过几次，就被老师推荐的《阿狄生文报捃华》吸引，越是不懂，越是要钻，于是和那位因病在家教书的老师成了朋友，一个月时间竟将老师在大学4年所学掏空。学生学得好，居然振奋了老师，说“（以前）学的都是死的，不是活的，以后要从头学起”。过了不久，金克木又看见一则“私人教授世界语”的小广告，由此认识了一批世界语界的新朋友，打开了另一番天地，朋友们书架上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哈姆莱特》等一大批世界语书籍被他排队读了个遍。

　　金克木的朋友很多，有时候虽然是一面之缘，但他能抓住精神核心。他只拜见过傅斯年一面，谈了几个小时，傅斯年送他一本拉丁文的《高卢战记》。一次谈话就引起他钻研一门学问的兴趣，金克木回去以后，很快就学会了拉丁文，决心对西方文化进行追根溯源。不久他又认识了戴望舒、施蛰存，由此开始写新诗，走上文人道路。

　　1941年，金克木经缅甸到印度，任加尔各答中文版《印度日报》编辑，同时学习印地语与梵语。后来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师从法喜老居士（憍赏弥）钻研佛学。金克木曾对人说，他在印度求学，也没有在大学正式注册读书，而是探访名家。最初他只是法喜老居士的旁听生，了解不断深入后，老居士开始对他另眼相看。金克木在散文《父与子》中回忆，他与老居士“两人在大炕上盘腿坐着对话。他很少戴上老花眼镜查书。先是我念、我讲、我问，他接下去，随口背诵、讲解、引证、提出疑难，最后互相讨论。这真像是表演印度古书的注疏”。

　　1946年，金克木先生回到国内，先是在武汉大学任教。两年后又到北京大学任教。至此，小学毕业生完成了向大学教授的华丽变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