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起底潮汕帮

1823年的一个清晨，潮州府澄海县的月浦乡，海风微咸。

18岁的少年佘有进，即将去国离乡。身后，是贫瘠的土地和日渐衰败的家道；眼前，是茫茫无际的南海，以及那艘即将启航、船头涂着朱砂的红头船。

他不知道，这一去，便是万里惊涛。他更不知道，自己这一叶孤舟，日后竟会搅动整个南洋的经济风云，成为后世无数潮汕人效仿的传奇。

向海而生，向死而生。

在那个年代，潮汕地狭人稠。为了活命，无数像佘有进这样的潮汕人，被迫告别故土。他们没有显赫的背景，没有万贯的家财，唯一的资本，就是骨子里那股“敢为天下先”的狠劲，以及面对惊涛骇浪时绝不低头的韧劲。

初抵新加坡的佘有进，和所有“过番”的潮汕人一样，举目无亲。但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去做苦力，而是凭借自幼苦读的文化底子，在一家商行谋得了一份司账的差事。

这是潮汕人的智慧。在蛮荒的南洋，知识是稀缺品，诚信是硬通货。

佘有进敏锐地嗅到了殖民经济下的商机。当旁人还在为温饱奔波时，他已大胆投身胡椒与甘密的种植。九英里的荒地，在他的耕耘下变成了黄金园。他不仅掌控了种植与加工，更打通了航运的命脉，硬生生从一个异乡客，熬成了掌控东南亚香料产业链的“甘密王”。

但佘有进的故事，远不止于财富。

在异国他乡，他深知“独木难支，众木成林”的道理。面对排挤与打压，他创办义安公司，凝聚潮人力量；他捐建学校与医院，守护乡音。他用行动表明，潮汕商帮的崛起，靠的不仅是精明的算计，更是那份刻在骨血里的团结与担当。

从红头船上的孤勇少年，到新加坡的商界巨擘，佘有进用一生诠释了潮汕商帮的底色：他们起于微末，发于惊涛。他们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却从未忘记回家的路。他们的历史，是一部用血汗书写的奋斗史，更是一部关于勇气、诚信与故园的宏大史诗。

摊开地图，潮汕地区是祖国东南沿海一个狭小的带子，自古称为“省尾国角”，边缘得不能再边缘。这么一个小角落，走出去的商人群体却声名极盛，财大气粗。

在潮商最鼎盛的时期，香港股市40%的市值为潮汕人所有。东南亚、欧美各地华人首富，几乎全是潮汕人。在泰国，祖籍潮汕的人口估计达七八百万，掌控该国的主要经济命脉……

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是潮汕人？

▲潮汕商帮一般指原潮州府所辖九县（海阳、揭阳、潮阳、饶平、惠来、大埔、澄海、普宁、丰顺）的商人群体。现为汕头、潮州、揭阳3市及划归梅州的丰顺、大埔等。图源：网络

澄海人林道乾是个传奇人物。他的生卒年不详，大抵活跃在明嘉靖后期，公元1550年以后。

明朝中叶厉行海禁，片板不准入海。对于赖海为生的潮商而言，就是绝了生路。

要活，就得跟朝廷对着干。

整个明朝，潮州府辖下各县出了许多亦盗亦商的人物。他们拥有私人武装，甚至佯装成倭寇，照样做着通番生意。

▲《倭寇图鉴》（局部）。图源：网络

林道乾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少时务农，曾任潮州府小吏，因不满禁海政策，索性辞了职，专营大米贸易，往返暹罗。相传他与暹罗王歃血为盟，情义深笃。后被朝廷掳获，诬良为盗。

林道乾一怒之下，干脆做了海盗，存心跟朝廷对着干。他以重金招募船员，一人给银一两，自己出任舶主，统率白艚船100余艘，船员数千人，组成庞大船队出洋贸易，横行海上三十年。

他以武力反抗官军的追捕，以武力保护自己的走私贸易，不接受官府的管束，甚至“攻城陷邑，杀戮官吏，朝廷为之旰食”。

后来，他又主动接受朝廷招安，帮助地方官军平定叛民。然后自恃有功，大建宫室苑囿，出入、穿着都跟王侯公卿看齐。

他的威名甚至惊动了张居正。张居正去信广东巡抚熊桴，要他注意约束林道乾，如其不受管束，就加个贼名除掉而后快。

▲张居正画像。图源：网络

林道乾知道官场中人始终容不下他，于是率众再次出走异国，移民暹罗南部之北大年港，受到北大年王的热情礼遇。北大年王把自己的部分封地划给林道乾。

林道乾感慨不已，仰天长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于是下令放下武器，所属人等，改盗为民，自号“客长”。

林道乾死后，泰国人民为了纪念他的功绩，把北大年港改名为“道乾港”。

他的独立自主精神得到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的赞扬。李贽在《焚书》中称赞林道乾“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气过人，胆气压于群类”。

当其时，潮州大商人多属于这类人——亦盗亦商。长期的海寇商人活动，使海寇商人的独立自主意识浸淫后世，成为潮商的一种重要精神特征。

后来的潮商，身上表现出来的开拓与冒险精神，以及不像晋商、徽商那么贴紧官府，都可以从林道乾身上找到原因。

大约在林道乾活跃的时代，潮州商帮已经形成。

土狭民稠，基本是中国各大商帮形成的地理因素。潮汕人向海外与内地经商的传统，与当地山多耕地少，且耕地较为贫瘠有关。整个潮汕地区面积仅1万平方公里左右，人口1千多万，土地有限而人口日增，又加以风灾、水灾频繁，迫使潮汕人向外谋发展。

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等级有别。但凡有点出路，种地也好，不会去经商。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但仍远远不如读书做官出路好。可以说，首富都是被逼出来的。

在清代的国内市场上，潮商已可媲美徽商和晋商。他们多年从事的季节性海运贸易，使潮州货享誉大江南北，其中三种土产最出名：潮白（蔗汁熬成的白糖），潮蓝（扬州染房使用的蓝色染料），以及潮烟（用泽兰子拌制而成专供吸水烟之用的皮丝烟）。近代以前，这些潮州货都是名优产品。

嘉庆《澄海县志》记载：“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赀往各乡买糖，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东北风起，贩棉花、色布回邑，下通雷、琼等府，一来一往，获息几倍，以此起家者甚多。”

一年之中，两次季风，北上南下，一来一往，就赚了大钱。这种不事生产、低买高卖的贸易风格，堪称潮商发家的看家本领。

旧上海的潮糖杂货业基本被潮人垄断，所以上海的潮糖杂货业同业公会既是同乡团体，又是同业团体。其中一部分潮商后来转为进出口业。

潮商另一个较集中的行业是典押业。1930年代，上海的典押业中“十之八九为潮州帮”。时任上海潮州会馆董事郭富生之子郭启东说，上海全市约有800家押质铺，翁姓潮州人开的就占300家，其中最多的一个姓翁的潮州人开了21家。

在潮州帮的极盛时代，上海银钱业中，潮州人已经不输宁（波）绍（兴）帮，几乎操有金融界一半势力。

潮州烟土商在晚清民初也一度垄断了上海的鸦片生意，诞生了一批潮州富商。杜月笙发迹前，想进入鸦片买卖行业，跟潮州烟土行老板很亲近。潮州大烟土商陈玉亭50岁生日，杜月笙还上门拜寿。

▲杜月笙。图源：网络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感慨“潮人善经商”，其他地方人尤不可及的是，潮人的商业冒险精神。一旦认定了有利可图，就倾家投入，赌赢了立马成富商巨贾。

潮商很长时间内信奉闷声发大财。明清以来，低调是潮商的共识。所以，以前人们说起商帮，总是言必称徽商、晋商，很少念叨潮商。

潮商的发家路径与徽商、晋商截然不同。从林道乾时代的海商集团开始，他们就与官府朝廷保持距离，甚至不惜以对抗的姿态游走在灰色地带，求取财富。

徽商、晋商则以红顶商人、御用商人闻名，全身心拥抱权力，利用权力为其商业经营谋取利益。可以说，这两个商帮的繁盛都是权力的结晶。他们发家的盐、茶专卖均由国家垄断，因而必须维持与官府朝廷的特殊关系，把生意做成了“官商经济”。

晋商创办的票号——中国最早的银行，一度使其有能力垄断全国金融业的大半壁江山。然而，票号的大客户无一不是清政府，为清军饷银的解运和垫款汇兑提供服务。

当清政府走到尽头，依附其上的徽晋二商帮亦随之没落。这就是过度依赖权力经商的风险。

▲红顶商人胡雪岩是徽商的典型代表。图源：网络

这些风险，潮商天然具有免疫力。

辛亥革命后，汕头和平光复。革命军首领张醁村被广东当局委任为第四军司令，统领潮汕地区。潮汕绅商并不接受这名客籍首领，认为他不能代表潮商的利益，也没能力整合地方军民。

于是，潮汕商人公然抗命，采取自保行动扶植代表自己利益的军队。汕头商人率先联合香港潮商呈请广东都督陈炯明撤换张醁村，由陈宏萼另组正式军队。

陈宏萼为澄海人，符合潮商自治的利益诉求。

陈炯明同意潮商诉求，抗命成功了。

▲陈炯明。图源：网络

1912年3月，惠军统领林激真悍然率部来汕，陈宏萼军队败逃。林军随后一番抢掠，商人损失惨重。当地绅商再次请援旅外潮商群体。各地潮商会馆、公所于是致电孙中山、袁世凯、黄兴等，向陈炯明施压，要其出兵平乱。

此时，陈炯明部虽正与民军王和顺部在广州打得如火如荼，但面对海内外潮商团体的共同呼吁，对潮汕危局不得不予以重视，调派吴祥达率部莅汕驱赶林激真。

潮商善于与官方博弈，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距离感，使得潮商无法像徽商、晋商一样尝遍权力的甜头，但也使得潮商避免了后二者随权力更替而起落的命运。

漂洋过海时，不计生死；赚了钱以后，不忘来处。五百年来，他们始终谨记：

海风，是咸的。

浪头，是急的。

参考文献：

黄挺、陈利江：《潮州商帮》，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

郭启东口述，宋钻友整理：《旧上海潮商琐谈》，《史林》，2004年增刊

朱英、朱庆：《民国时期潮汕商人的跨域互动及其影响》，《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