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英国网红博主艾米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视频,记录了自己在北京的就医经历。胃痛两年的她,在英国公立医院候诊遥遥无期,飞到中国后当天挂号、当天就诊,13天就完成从检查到手术的全部流程,费用不到300英镑。视频迅速走红,“Cured in China”(到中国看病)成了海外社交媒体上的高频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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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话题热度同步上升的,是不断攀高的真实数据。据国家卫健委2025年度涉外医疗服务报告,国内重点涉外医院全年接诊国际患者已达128万人次,较三年前大幅增长73.6%。其中,欧美患者数量同比实现翻番,仅东南亚地区年赴华就医患者就突破15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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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变化的背后,是全球医疗资源格局的深度调整。曾经,中国患者漂洋过海赴欧美求医;如今,海外患者开始“打飞的”来华就诊。这一逆转是怎么发生的?对于14亿人共用的医疗系统,国际患者的涌入究竟是增量红利,还是潜在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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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吸引国际患者的现象,首先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开放前沿城市有了具体的数据支撑。上海作为全国免签入境的第一站,2025年全市公立医院服务外籍患者达7.32万人次,同比增长8%。
在这座亚洲医学中心,来自南非的一名2月龄婴儿被诊断出遗传性脑白质营养不良病,家长在咨询国外医生后慕名前往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最终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获得救治。
在“世界小商品之都”浙江义乌,跨国就医的规模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浙大四院扎根义乌这座县级城市,2025年服务外籍患者超过2.65万人次,是全国接诊外籍患者最多的医院之一。
近三年来,该院外籍患者就医人次连续保持高速增长——2025年增长33%、2024年增长32%、2023年增长45%。在义乌,非常住外籍人士在当地就医的比例从2023年的30%增长到2025年的约50%。
从个案看,跨境就诊的“中国效率”构成了一种不可替代的核心吸引力。孟加拉国患者萨利赫因血栓脱落导致肢体动脉栓塞,辗转多国后,在浙大一附院实现了“第1天看门诊,第3天入院,第4天手术”。加拿大滑雪教练马克身上多处脂肪瘤,在加拿大需等待3个月且分次手术,而落地海南瑞金海南医院后,48小时内就完成了5处脂肪瘤的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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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案例同样令人印象深刻:马来西亚患者李女士初诊白内障后,通过绿色转诊通道当天下午即完成手术。在这类个体经历的汇聚之下,中国跨境医疗“速度与温度”兼备的口碑逐步在海外积累。支撑这些案例的,是中外医疗体系的结构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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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发达经济体中,公立医疗系统普遍面临等待周期长、费用偏高的双重困境——英国公立医疗体系近40%科室治疗等待时间超18周;在高度市场化的美国,2024年人均医疗支出高达15474美元,44%成年人难以承受。相比之下,中国多数三甲医院能实现当日挂号、当日就诊,影像检查也相对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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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在美国可能花费数十万美元的复杂手术,在中国总费用可能仅为其十分之一甚至更低。这种悬殊对比,让中国医疗的高效和性价比优势直观呈现在全球网友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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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诊疗能力方面,庞大的人口基数使中国医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在罕见病、复杂手术等维度的处理能力已不输国际顶尖水准。云南明顿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春艳将当前来华就医的外籍患者大致归纳为四类群体:一是在华居留的外籍人士,伴随免签政策持续扩容,这一群体逐渐成为主要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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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持续升温的跨境医疗需求,国内各地正在加快布局。据《中国国际医疗服务行业发展报告》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至少有57个城市的850余家医疗机构开展了国际医疗服务。在政策层面,北京提出健全国际医疗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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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明确将积极发展国际化医疗服务;海南把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作为前沿阵地,仅2025年乐城先行区就接待医疗旅游人数86.53万人次,同比增长109.18%,全年引进国际创新药械和特殊食品首次突破100种。今年3月,广东则公布了首批25家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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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层面,中国医疗标准的国际化同样迈出了实质性步伐。2022年,国内首个经国际医疗质量协会认证的医院评审标准——《国际医院评审认证标准(中国)》正式发布,与美国JCI、澳大利亚ACHS等标准展开同台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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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在第七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专门推介了这一标准,同年香港已有两家医院通过CIHA评审认证。标准走出去的同时,意味着打通国际商保结算、检验结果互认等一系列壁垒,为跨境医疗流动创造了更加制度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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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部分公众对国际医疗发展的担忧也随之而来:外籍患者的涌入会不会挤占本就紧张的本土医疗资源?
对此,制度层面已有相应的规范安排。此前我国就有规定,公立医院提供特需服务比例不得超过全部医疗服务的10%,国际医疗服务一般被归入特需服务项下,这条红线在各地被严格执行。例如,珠江医院国际医疗中心设有独立楼层、独立区域与专属设备,实行严格的预约制。
该中心主任孙嘉介绍,“国际医疗中心的教授会先保证普通门诊”,医院通过动态资源调度机制,既满足外籍患者需求,又不占用基本医疗服务。重庆等地也已出台地方性规范,明确开展国际医疗服务的机构应当设置独立区域,并在物理空间上建立明确分层,隔绝两类服务相互干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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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副院长徐美东对此的表述更为直接:“这类国际医疗部、特需部通常依托新增床位、新增空间和专门的服务团队建设,而不是从普通病房简单平移资源。”也有业内专家补充认为,国际患者带来的收入及科研合作机会,完全可以反哺公共医疗体系,支持高水平医生激励与学科建设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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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内部对尚存的短板也有清醒判断。张春艳坦言,目前来华就诊的患者仍集中在部分地区,部分医院要支撑国际部运营成本,还依赖转诊服务机构从海外寻找合适患者。此外,跨境转诊机制尚未完全打通,国内与南亚、东南亚国家之间转诊路径仍不够清晰、协作效率也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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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国际患者对国内医疗机构存在信任壁垒,中国医疗机构在国际认证领域的品牌认知度和全球曝光度,仍需持续积累。
从数年前中国患者远赴海外求医,到今天128万国际患者涌入中国——这一流向之变,是中国医疗体系在效率、成本、技术三个维度多年积累的综合体现。而在政策和制度持续完善的背景下,“到中国看病”正从一个社交媒体热搜话题,逐渐沉淀为全球患者的一个理性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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