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53岁，前前后后同居过10位男性，年纪大多集中在35岁以上

创造声明：本文内容源自网络，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

我今年53岁，前前后后同居过10位男性，年纪大多集中在35岁以上

前言

看到这个标题点进来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阅人无数”的女人，或者觉得我的人生很精彩，也可能觉得我很可怜。

随便你怎么想。

我就是想把这些年的故事写下来。53岁了，说老不算老，说年轻也不再年轻。那些来过我生命里的男人，像公交车站台上等车的人，有的上了车又下去，有的还没看清长相就擦肩而过。

十个。

这个数字说出来，我自己都愣了一下。不是炫耀，是实话实说，有点唏嘘。

我叫林秀兰，湖南人，现在在东莞一家电子厂做质检。高中毕业，长相普通，身材也早就走了样。我不是什么风情万种的女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妇女。

可偏偏，我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男人。

（全文共15000字，请耐心读完，后面有彩蛋。）

第一章 第一个男人：那个让我从女孩变成女人的老男人

十八岁那年，我嫁了人。

说“嫁”是好听的，其实就是被我妈半卖半送地推了出去。对象是隔壁村的一个男人，姓周，大我十五岁。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那时候在我们那地方，三十三岁的男人娶个十八岁的姑娘，没人觉得奇怪。

周家出了六千六百块钱彩礼，我妈笑得合不拢嘴。我爹死得早，家里还有两个弟弟要养活，我这个当大姐的，从十四岁开始就在村里砖窑厂搬砖，手上的茧子比男人的还厚。

结婚那天我穿着借来的红裙子，脚上的皮鞋大了两码，走一步掉一下。周大贵——就是那个男人——站在堂屋里抽烟，看我的眼神不像看新娘子，倒像在集市上挑了一头壮实的母牛。

新婚夜的事我不想多讲。反正疼，流血，他完事儿翻身就睡，鼾声如雷。我缩在床角，盯着黑漆漆的天花板，心想：这就是过日子吗？

婚后的日子没什么好说的。他种地，我在家喂猪做饭。他脾气不好，喝了酒就打人，打完倒头就睡，第二天跟没事人一样。有一次他拿扁担抽我后背，青紫的印子半个月没消。我去诊所拿药，赤脚医生看了直摇头，说：“秀兰啊，你这日子咋过的？”

我能咋过？忍着呗。

生了女儿之后，他更嫌弃我了。重男轻女嘛，觉得我没给他生儿子，窝囊。月子都是我自己伺候自己，他连一碗红糖水都没给我倒过。

女儿三岁那年，我实在受不了了。那天他又喝多了，揪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我女儿在旁边哭得嗓子都哑了。我突然就不怕了，一把推开他，抱着女儿就往外跑。他追出来，骂着难听的话，但我已经跑进了村委会。

后来村里干部调解，他不肯离婚，说丢人。我咬死了要走，最后协议离了，女儿归他，我净身出户。

那年我二十二岁，兜里揣着打工攒下的三百块钱，坐上了去东莞的大巴。

——（第三人称视角）——

从林秀兰离开湖南老家那天起，她的人生轨迹就彻底变了。

大巴车晃晃悠悠走了十几个小时，她怀里抱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两件换洗衣服和全部家当。车窗外的风景从稻田变成工厂，从山丘变成高楼，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外面，像一只终于挣脱笼子的鸟，又兴奋又害怕。

到东莞的时候是凌晨四点，长途车站外面拉客的摩的司机围上来，她谁也不信，背着包走到一个路灯下蹲着，等到天亮。

她后来跟我讲这段的时候，说得云淡风轻：“哪有什么怕不怕的，命都快没了，还怕什么？”

可我知道，那个二十二岁的姑娘蹲在异乡的路灯下，心里一定比谁都慌。

第二章 老陈：第一个同居的男人

在东莞的头几年，我进过玩具厂、鞋厂、电子厂，流水线上的活我干得飞快，一个月能挣八百多块钱。我把大部分寄回老家给女儿做抚养费，剩下的刚够自己吃饭租房。

那时候我住在厚街一个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单间，六十块钱一个月，隔壁就是发廊和麻将馆。整栋楼住的都是打工的，天南海北的都有，热闹得很。

老陈就是那时候认识的。

他是厂里的机修工，湖南老乡，四十出头，离异，有个儿子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他比我大两岁，长得不咋地，但人勤快，说话也温和，不像周大贵那样动不动就吼。

我们怎么好上的？说来也简单。有天晚上我租的房子水管爆了，水漫金山，我急得团团转。隔壁大姐说四楼的老陈会修水管，我就厚着脸皮去敲了门。

老陈二话没说，拎着工具箱就下来了，三下五除二修好了，浑身湿透，还笑着说“小事小事”。我过意不去，第二天买了两瓶啤酒、一碟花生米请他吃饭。

就在我那间小破屋里，我俩坐在床沿上喝酒聊天，聊老家的事，聊打工的苦，聊各自离了婚的委屈。他喝多了，红着眼睛说：“秀兰，你一个女人家在外面不容易，有啥事你喊我。”

那晚他没走。

说实话，跟老陈在一起，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正常”的男人。不是周大贵那种粗暴的、把你当工具的男人，而是会问你“舒不舒服”、会顾及你感受的男人。

我们同居了。

没有摆酒，没有领证，就是把东西搬到一个屋，算是搭伙过日子。他对我确实好，发了工资会主动给我一半，说“你也攒点钱”；我不舒服他会去药店买药，笨手笨脚地煮姜汤；过年他非要带我回他老家，见了他爸妈，说“这是我对象”。

那两年是我人生里少有的安稳日子。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两个人一起打工，攒点钱，以后回老家开个小卖部，安安生生过完后半辈子。

可老陈有个毛病——爱赌。

刚开始是小赌，打打牌，输个几十块钱。后来越赌越大，开始玩“三公”“牌九”，一晚上能输掉半个月工资。我劝过，吵过，摔过东西，他每次都说“最后一次”，可过不了几天又去了。

有一次他输光了当月工资，连交房租的钱都没了。我气得发抖，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垫上，跟他说：“你再赌，我就走。”

他跪下来求我，说真的改了。

可男人的话要是能信，母猪都能上树。

他又去了，这次更狠，借了高利贷。债主找上门来那天，我正在厂里上夜班，回来发现门被撬了，值钱的东西全搬空了，老陈也不见了。

电话打不通，人找不着，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又气又怕，怕债主找我要钱。连夜收拾东西搬了家，换了厂，换了手机号，像逃难一样从厚街跑到了长安。

那年我二十七岁，又一次净身出户。

——（第三人称视角）——

站在长安镇的新出租屋里，林秀兰看着四面白墙，突然笑了。

笑什么呢？她自己也说不清。可能是觉得自己命苦，也可能是觉得自己可笑。每一次以为找到了依靠，最后都得靠自己跑路。

她把唯一的行李袋打开，里面只有几件衣服和一本存折。存折上剩下不到两千块钱，是她偷偷攒的私房钱，幸好没放在屋里。

她蹲在地上，把存折攥得紧紧的，对自己说：“秀兰，你这辈子别指望男人了。”

可人这辈子，哪有那么容易说到做到。

第三章 阿军：小十岁的年轻人

在长安安顿下来后，我进了一家电子厂，做质检员。这活儿比流水线上轻松些，不用一直站着，工资还高点。

阿军是车间里的物料员，负责给各个生产线送材料。他人长得精神，一米七八的个子，浓眉大眼，笑起来还有酒窝，厂里好多小姑娘都喜欢他。

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有天中午在食堂打饭。我端着餐盘找位子，不小心碰了他一下，菜汤溅到他衣服上。我连忙道歉，他低头看了看，笑着说：“没事姐，回去洗洗就行。”

那声“姐”叫得我心里一暖。

后来他就总来找我说话。中午吃饭坐我对面，休息时间跑到质检室来“借工具”，其实也没啥正经事，就是闲聊。

我知道他比我小十岁，湖南老乡，刚二十出头，还没结婚。我觉得他就是个小弟弟，没往别处想。

可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跑到我出租屋楼下，喝了酒，脸红红的，喊我名字：“秀兰姐，你下来。”

我吓了一跳，穿着拖鞋就跑下去了。他站在路灯底下，看着我，突然说：“姐，我喜欢你。”

我以为他喝多了说胡话，劝他赶紧回去睡觉。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力气大得我挣不开：“我没醉，我想了好久了，姐，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当时的心情，怎么说呢，又惊又慌，还隐隐有点得意。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说喜欢你，哪个女人心里不美一下？

但我还是拒绝了。我说：“阿军你清醒点，我比你大十岁，我结过婚生过孩子，你不要犯糊涂。”

他不听。第二天酒醒了，照样来找我，比以前还殷勤。帮我打饭，替我值班，下雨天给我送伞，感冒了给我买药。

你们别笑，女人到了这个岁数，最扛不住的就是这个。不是缺那点好，是缺那种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

在一起的那天晚上，是他生日。他在出租屋里做了一桌子菜，还买了蛋糕和红酒。我喝了两杯，脸烧得厉害，他看我的眼神跟平时不一样。

他说：“秀兰，我这辈子就认准你了。”

我说：“你别后悔。”

那一晚他没走。

跟阿军在一起的日子，怎么说呢，像坐过山车。他年轻，热情，爱得轰轰烈烈，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好了。他会突然抱住我在大街上亲一口，会半夜把我从床上拉起来去看海，会在发工资那天偷偷塞钱到我包里。

可他也年轻，不懂事，脾气上来不管不顾。

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吵架，我气得说要分手。他直接冲到厨房拿起菜刀，往自己胳膊上划了一道，血哗哗地流，嘴里喊着：“你要走我就死给你看。”

我吓傻了，手忙脚乱地给他止血，送到诊所缝了五针。

从那以后，我发现他性子太烈了。高兴的时候把你捧上天，不高兴的时候摔东西砸墙，情绪大起大落。我在他身边，像踩在棉花上，不知道哪一脚会踩空。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开始查我手机，怀疑我跟厂里其他男人有暧昧。只要我跟哪个男同事多说两句话，他就黑着脸，回去就是一顿吵。

有一次他翻我的包，看到我以前跟老陈的合照，气得把照片撕得粉碎，还要我交代“到底跟过几个男人”。

我那时候真的心累了。年轻男人的爱就像一团火，烤着你暖着你，但也随时可能把你烧伤。

分手是他提的。那天我们又吵了一架，他摔门而出，第二天就辞了工，走了。

没留下一句话，没打一个电话。

后来我听车间的人说，他回了老家，家里给他介绍了对象，是个小姑娘，刚满二十。

挺好。我真心这么觉得。他值得一个干干净净的姑娘，而不是我这样离过婚、跟过好几个男人的女人。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坐了很久，打开一瓶啤酒，自己喝自己哭。

不是为他哭，是为自己哭。

——（第三人称视角）——

林秀兰没跟任何人说过阿军的事。在厂里，别人问起来，她就说“不合适，分了”。

可那个晚上，她蹲在厕所里哭得像个孩子。

她想起了女儿。那个她三年没见的女儿，现在应该上小学了，不知道长多高了，还记不记得她这个妈。

她想给女儿打个电话，可电话号码早就换了。前夫那边把她当仇人，根本不让女儿跟她联系。

三十岁的女人，没家没业没孩子，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她擦干眼泪，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角的细纹，粗糙的皮肤，发黄的牙齿。年轻的时候就没好看到哪去，现在更不行了。

“算了，”她对着镜子说，“一个人过吧，不害人了。”

第四章 老李：老实人的老实账

一个人过了两年。

那两年我存了一点钱，在厂里也从一个普通质检做到了组长，手底下管着二十来个人。日子算不上好，但也算安稳。

老李是厂里新招的保安队长，四十五岁，退伍军人，河南人。他不爱说话，但做事靠谱，每天早上最早到岗，晚上最后走。厂里的人都叫他“老李”，我也是。

我们怎么走到一起的？说起来你们都不信，是因为一条流浪狗。

有天厂门口来了一条瘸腿的流浪狗，脏兮兮的，员工们进进出出都没人管。老李拿了个纸箱，把狗放进去，又去食堂找了点剩饭喂它。我正好下班路过，蹲下来看那条狗，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这狗怪可怜的。”

我说：“是啊。”

就这么一句，算是认识了。

后来他总在厂门口等我下班，也不说啥，就点个头。有时候下雨，他会递给我一把伞；天热了，他会放一瓶水在我办公桌上。

这种不声不响的好，最让人没防备。

有一天他约我吃饭，就在厂门口的大排档，点了三个菜一个汤。他喝了两杯啤酒，憋了半天，说：“秀兰，咱俩搭伙过日子吧。”

我说：“我比你大三岁。”

他说：“我不在乎。”

我说：“我跟过好几个男人。”

他低下头，沉默了很久，然后抬头说：“我知道。我不在乎。”

老李是真的不在乎吗？我当时信了，后来才知道，男人嘴上说的不在乎，跟心里想的在乎，是两码事。

同居的那一年，是我最平静的一段日子。老李不爱说话，我也不爱吵，两个人像两条平行线，井水不犯河水。他做他的保安，我做我的质检，回家一起吃个饭，看看电视，各睡各的。

可他太“老实”了，老实在床上都像个木头。

不是我不知好歹，是那种日子真的像一潭死水。他不会跟你调情，不会逗你笑，不会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说句暖心的话。你哭的时候他就站在旁边看着，手足无措，最后憋出一句“别哭了”。

更让我受不了的是，他开始计较钱了。

老李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算账算得太清。这个月电费他交了，下个月该我交；买菜他出十块，我得出十块；过年给他老家寄钱，他的父母他自己寄，我的父母——其实我妈早就不怎么联系了——我自己看着办。

有一次我买了一件衣服，一百二十块钱，他看到了，皱着眉头说：“你一个月挣多少，买这么贵的衣服。”

我当时就火了：“我花自己的钱，关你什么事？”

他说：“咱俩过日子，你的钱就是咱家的钱。”

我说：“那你的钱呢？”

他沉默了半天，说：“我得攒着给我儿子娶媳妇。”

他有儿子，我知道。他前妻生的，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他每个月工资一大半都寄回去了，留给自己花的也就够吃饭。

我突然就明白了。在老李眼里，我就是一个搭伙的，一个省钱的方案——两个人住在一起，房租水电平摊，饭钱对半分，床上有个人暖被窝，仅此而已。

没有爱，没有情分，就是一本账。

分手的那天，是我提的。老李没挽留，收拾了他那几件衣服，把家里的东西清点了一遍，连他买的酱油都拿走了。

走之前他说：“秀兰，你也别怨我，咱都这个岁数了，别谈情啊爱的，务实点。”

我没说话。

他走了以后，我把屋子打扫了一遍，打开窗户，让风灌进来。

这个老实人说得对，也不全对。过日子是得务实，可要是只剩下务实，那跟合租有什么区别？

——（第三人称视角）——

林秀兰坐在空荡荡的出租屋里，突然想起外婆说过的一句话：“找个男人过日子，就像买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

老李这双鞋，不硌脚，可也不跟脚，走不快也走不远。

她发现自己越来越能看清楚男人了。老陈那种是嘴里抹蜜心里没数，阿军那种是火来得快烧得更快，老李这种是账算得清情算不清。

可看清楚又怎样？看得越清楚，越不知道该找什么样的。

第五章 老周：比我大十五岁的退休工人

过了三十五岁以后，我发现自己找男人的标准变了。年轻的时候图人家对你好，后来图人家靠谱踏实，再后来——图啥呢？我自己都说不清了。

老周是在公园认识的。

那时候我换了个厂，在虎门。厂旁边有个小公园，我每天早上会去跑跑步。老周天天在公园里打太极，穿一身白色练功服，头发花白，但精神头很好。

他比我大十五岁，那年已经五十了，在镇上一家机械厂做了一辈子，刚退休。老伴五年前得癌症走了，儿子在广州安了家，就他一个人在虎门。

我们怎么认识的？说来好笑，有天早上跑步，我鞋带松了没注意，踩到鞋带绊了一跤，摔了个狗啃泥。老周看见了，赶紧跑过来扶我，还从兜里掏出一包纸巾给我擦手上的灰。

他说：“姑娘——不不不，大姐，你没事吧？”

我膝盖磕破了皮，龇牙咧嘴地说没事。他非拉着我去旁边的诊所上了药，还给我买了一杯豆浆。

从那天起，我们就在公园里认识了。他打他的太极，我跑我的步，完了一起点个早茶，聊聊天。

老周是个讲究人。说话慢条斯理的，走路腰板挺得直直的，吃饭吧唧嘴都要说对不起。他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阳台上养了七八盆花，厨房里调料瓶摆得整整齐齐。

我第一次去他家，看到冰箱上贴着“周一倒垃圾”“周三买菜”“周五拖地”的便利贴，简直惊了。

他说：“一个人过日子，不规矩点不行。”

我们在一起，是他先开的口。那天喝完早茶，他突然说：“秀兰，咱俩处处看？”

我说：“你比我大十五岁。”

他说：“我知道。”

我说：“我就是个打工的。”

他说：“我又不嫌你。”

在一起之后，我搬到了他家。老周对我确实好，他退休金一个月三千多，加上我以前攒的一点积蓄，日子过得不算富裕但也够花。

他每天早起给我做早饭，有时候是稀饭馒头，有时候是面条，吃完了送我出门上班。晚上我回来，他已经做好了饭，三菜一汤，从来不重样。

周末我们就去逛菜市场，或者去虎门公园走走，有时候他骑电动车带我去海边吹风。

这样的日子，让我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

可问题也来了。

老周想要领证，想要一个“名分”。他儿子在广州知道我们的事，不同意，说他爸找个“来路不明”的女人，怕我图他的房子和退休金。

老周气得跟儿子吵了一架，说不领证也行，但要跟我过日子。

我说：“周哥，咱就这样过，不领证，你儿子放心，我也没压力。”

他听了，沉默了半天，点了点头。

可同居久了，我发现老周有个让我很难受的地方——他把我当“老伴”，但也把我当“保姆”使唤。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觉得你住在他家，就应该做家务、照顾他。虽然他做饭洗碗都干，但拖地擦窗洗衣服这些事，他慢慢都推给我了。最过分的是，他感冒了躺在床上，让我给他端水端饭、洗脚擦身，理所当然的样子。

有一天我加班回来累得要死，他躺在沙发上让我给他倒水。我倒了一杯，他嫌烫，让我加点凉的。我加了凉的，他又说太凉了。

我当时就火了：“你自个儿不会倒吗？”

他也火了：“你住我家，倒杯水怎么了？”

“你家？”我愣住了，“你不是说这是咱家吗？”

他没接话。

那句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原来在他心里，那是“他家”，不是“咱家”。我是住在“他家”的女人，不是一个家的女主人。

后来我跟厂里的姐妹说起这事，她叹了口气说：“秀兰姐，你还不明白吗？这个岁数的男人找老伴，不是因为爱你，是因为怕孤独。他需要一个人陪他说话、陪他吃饭、生病了有人倒水。他要的不是老婆，是免费的护工。”

这话难听，但仔细想想，好像真是这么回事。

我跟老周处了两年多，最后还是分了。

导火索是我弟弟打电话来，说我妈病了，需要五千块钱。我想从我的积蓄里拿，但我的积蓄大部分都花在日常开销上了，手头只剩两千多。我跟老周商量，能不能先借我三千，我下个月发了工资还他。

他犹豫了很久，说：“你妈那边，你弟弟不是在家吗？让他想办法呗。”

我说：“我弟弟也没钱。”

他说：“那你也不能把咱家的钱往外拿啊。”

“咱家的钱”？他嘴里终于说出“咱家”了，可这话听着更刺耳。他的钱是咱家的，我的钱也是咱家的，可我娘家的困难不是咱家的。

我没再说什么，第二天自己去借了三千块钱寄回去。

那件事之后，我心里就凉了半截。我开始想一个问题：我跟老周，到底算什么？

我图他什么呢？他的退休金没多少，他的房子是单位分的旧房子，他的身体也不算好，高血压、糖尿病，每年都要住一两次院。我不图他钱不图他房，就图他对我不错，有个知冷知热的人。

可他对我不错，是因为我对他有用。哪天我老了、病了、没用了，他还会留我吗？

这个念头一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

分手那天，老周哭了。五十多岁的老男人，坐在沙发上抹眼泪，说：“秀兰，你别走，我改，我不跟你分那么清了。”

我蹲下来，拉着他的手说：“周哥，你没做错什么，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就是觉得，咱俩不是一路人。”

我没告诉他真正的原因。有些话说了伤人，留着不说吧。

——（第三人称视角）——

从老周家搬出来那天，林秀兰拖着一个行李箱走在虎门的街上，秋天的风有点凉，吹得她直打哆嗦。

她发现一个规律：跟老陈的时候，她还年轻，觉得有情饮水饱；跟老李的时候，她想要安稳，却发现安稳的代价是变成一本账；跟老周的时候，她以为找到了港湾，到头来还是自己的一条船。

不是他们不好，是他们好的地方，刚好不是她想要的。

她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她自己都不知道。

第六章 往后的男人们：走马灯一样的过客

跟老周分手之后，我像是打开了什么开关，身边的男人一个接一个地来，又一个接一个地走。

不是说我想找，是到了这个岁数，找男人好像变得特别容易。厂里、社区里、公园里，甚至菜市场里，到处都是单身的中年男人。离异的、丧偶的、一直没结过婚的，一抓一大把。

第六个，老吴，四十二岁，在工地上开塔吊。我们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他喝多了非要送我回家，送到楼下就不走了。我推了他两下，没推开，就随他去了。

老吴这个人，怎么说呢，是那种“一把火”型的男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把你当全世界，恨不得把你供起来。可他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相处了不到四个月，他就开始觉得我不够好，嫌我“土”，嫌我“没文化”，嫌我“跟他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我就纳闷了，你一个开塔吊的，跟我一个流水线上的，有什么层次不层次的？

分手是他提的，理由是“性格不合”。行吧，那就性格不合吧。

第七个，老马，四十八岁，开出租车的。这个人更奇葩，我们在一起半年，他从来没带我见过他的任何一个朋友，也没带我回过他家。每次见面都是他来我这儿，完事儿就走，有时候连饭都不吃。

有一次我问他：“老马，你是不是觉得我丢人？”

他笑了笑说：“你想多了。”

后来我才从别人嘴里知道，他有老婆。没离婚，就是分居。他在外面找女人，就是玩玩而已。

我知道真相的那天，气得浑身发抖，冲到他车上，把他的方向盘捶得砰砰响。他笑嘻嘻地说：“别激动嘛，咱俩在一起开心就行，你管那么多干嘛？”

我给了他一耳光，下车走人。

第八个，老赵，五十一岁，我们厂的车间主任。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有房有车，女儿上大学了，人长得也体面。

我们好了将近一年，是那几年里最久的一段。我以为这次总算找对人了，可最后发现，他跟老周一样，图的是我照顾他、伺候他。

老赵比他前两个更过分。他让我辞了工作，说他在车间当主任，养得起我。我信了，辞了工，搬到他家，开始当“全职太太”。

结果呢？我成了他家的保姆。买菜做饭洗衣拖地，一样不落。他女儿周末回来，连袜子都要我洗，吃完了碗都不端一下。

有一次他女儿当着我的面跟他说：“爸，你找的这个阿姨还挺勤快的。”

这句话说得轻飘飘的，可我听着像刀子。阿姨？我他妈是跟你爸过日子的女人，不是你家请的阿姨。

我跟老赵提了意见，他说：“你想太多了，她就随口一说。”

我说：“那你呢？你把我当什么？”

他不耐烦了：“你有完没完？住我的吃我的，哪那么多毛病？”

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不管这个男人条件多好，只要他觉得“你靠我养着”，你就矮了一截。他给你花一分钱，都觉得是你欠他的。

我当天就收拾东西走了。走之前老赵还说：“你走了别后悔。”

我笑了笑说：“我最后悔的就是辞了工作。”

第九个，老孙，五十五岁，退休教师。这个人是我所有同居对象里最有文化的，师范毕业，教了一辈子书，说话引经据典的。

我们是在图书馆认识的——你们别笑，我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去图书馆是借几本言情小说看。他看到我在言情小说那排架子前转悠，笑着说：“现在的言情小说写得不行，你要看，我给你推荐几本好的。”

一来二去就熟了。老孙说话文绉绉的，但人不讨厌，还有点幽默感。他的前妻也是老师，跟别人好了，离婚的时候把房子都卷走了，他就剩一套小单间。

我们在一起的八个月里，他教我看书，给我讲历史故事，带我去听讲座。我虽然很多听不懂，但跟他在一起，觉得自己也变“高级”了一点。

可老孙有个问题——他太清高了，看不起“俗”的东西。他觉得我去逛超市买打折商品很“掉价”，觉得我跟厂里姐妹打麻将很“无聊”，觉得我说话带脏字很“没教养”。

有一次他带我去见他的老同事，饭桌上他们聊的都是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什么古典音乐，我一句话都插不上。回来以后他说：“秀兰，你要是能多读点书就好了。”

我说：“我初中都没毕业，你说的那些我哪懂？”

他叹了口气：“咱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没反驳。他说得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算他在床上很温柔，就算他会给我写情诗，就算他会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一束花——可这些“浪漫”填不满那个窟窿。那个窟窿叫“差距”。

分手那天，老孙说：“秀兰，你是个好女人，但不是我要的女人。”

我说：“我知道。”

第十个，也就是最后一个，老彭，五十二岁，广东本地人，在虎门开了一家五金店。

这个人是我现在想起来还会笑一下的那种。老彭胖胖的，圆脸，笑起来像个弥勒佛。他老婆死了快十年，一直没找，儿子在深圳上班，他就一个人守着小店过日子。

我们怎么认识的？他在我厂附近送货，骑个三轮车，车上堆满了五金配件。有天下雨，他在路边躲雨，我正好下班路过，也去同一个屋檐下躲雨。

他说：“大姐，你也在躲雨啊？”

我说：“是啊。”

然后就没话了。雨一直下，气氛有点尴尬，他从兜里掏出一把瓜子，递给我说：“嗑瓜子不？我兜里常备，没事嗑两颗。”

我当时就笑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兜里揣着瓜子，想想就可爱。

那次之后，他每次送货到我厂附近，就会在门口等我下班，递给我一袋水果或者一包零食。我说你别送了，他说：“反正顺路。”

后来才知道，他那边的送货路线根本不经过我们厂，他是绕路来的。

跟老彭在一起的日子，怎么说呢，是我这辈子最“正常”的一段恋爱。他不太会说甜言蜜语，但会在我加班到很晚的时候，骑个电动车给我送夜宵；我感冒了他会关一天店门陪我去医院；我有次说起想吃老家的腊肉，他偷偷在网上学了怎么做，做了一大锅，虽然味道不太对，但我吃得眼泪汪汪。

他从来不问我的过去，不问我跟过几个男人。有一次我主动想跟他坦白，他摆摆手说：“过去的事我不想知道，你在我跟前就行了。”

这话听着简单，可我当时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我们同居了两年多，是我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段关系。那两年里，我第一次觉得，原来两个人过日子可以不那么累，不用算计钱，不用计较谁付出得多，不用看对方的脸色。

老彭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跟女人计较”。他的钱放在抽屉里，我想花就花，从来不问。他发了工资会主动给我一半，说“你管着，我花钱大手大脚的”。

我问：“你就不怕我拿了钱跑了？”

他笑呵呵地说：“你能跑哪去？你跑了我也能找到你。”

这话是开玩笑，但我听了心里踏实。

我以为这次就是终点了。

可老天爷好像见不得我好。

——（第三人称视角）——

老彭查出肝癌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那天林秀兰陪他去医院拿检查报告，医生把她单独叫到办公室，说：“你是他什么人？”

她愣了一下，说：“我是他……女朋友。”

医生说：“他有家属吗？这个情况最好通知直系亲属。”

她心里咯噔一下。直系亲属——老彭的儿子在深圳，她已经打了电话。可她呢？她连“直系亲属”都算不上，她只是“女朋友”。

从医院出来，老彭坐在电动车上，看着她问：“医生怎么说？”

她努力挤出一个笑：“没啥大事，让你好好休息。”

老彭看着她，没说话。他那个笑呵呵的圆脸第一次没了笑容。

他其实什么都知道。他早就知道自己身体不对劲，一直拖着没去医院。他怕花钱，更怕查出什么不好的东西。

那天晚上，老彭躺在床上，拉着林秀兰的手，突然说：“秀兰，我对不起你。”

她问：“你对不起我什么？”

他说：“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咋办？”

她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拼命忍住没哭出声，说：“你别瞎说，你会好的。”

老彭的病情恶化得很快。三个月的时间，人瘦得脱了相，那个胖乎乎的弥勒佛不见了，变成一个皮包骨头的病人。

他儿子从深圳回来，把他接走了，说要带去广州的大医院治。走的那天，老彭坐在车上，透过车窗看着林秀兰，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没说出来。

车开走了。

她站在原地，手里攥着老彭之前给她的一个存折，上面有六万多块钱。他走之前塞给她的，说：“拿着，别亏待自己。”

她想还给他，让他治病用。他不肯要，说：“治病有我儿子，这个给你。”

老彭走了以后，林秀兰试着打过几次电话，都是他儿子接的，态度不冷不热：“阿姨，我爸在休息，不方便接电话。”

后来她就不打了。

三个月后，她收到一条短信，是老彭的号码发的。她以为是老彭，打开一看，是他儿子写的：“阿姨，我爸昨天晚上走了，谢谢你以前照顾他。”

她在出租屋里坐了一整天，没吃没喝，盯着那条短信看了一遍又一遍。

老彭走了。

这个世界上，对她最好的那个男人，走了。

——（第一人称继续）——

老彭走了以后，我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

厂里我不想去了，请假在家躺了一个星期，每天就是睡觉、发呆、哭。有时候半夜醒来，觉得老彭还在身边，伸手一摸，空的。

我想去见他最后一面，可我以什么身份去呢？我不是他老婆，不是他家人，我连他葬礼在哪办的都不知道。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跟了这么多男人，到底图什么？

年轻的时候图有人疼，后来图安稳，再后来图有个伴。可到头来，我什么也没图到。

老陈跑了，阿军走了，老李跟我算账，老周让我心寒，老吴嫌我没文化，老马骗我，老赵把我当保姆，老孙嫌我层次低，老彭——老彭对我最好，可他走了。

我今年五十三了，一个人住在这间出租屋里，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有时候想想，也挺可笑的。我一个结过婚、跟过十个男人的女人，到头来还是一个人。

可我后悔吗？

说实话，不后悔。

不是因为我脸皮厚，是因为我知道，每一次跟一个男人在一起，我都是真心实意的。我没图过谁的钱，没骗过谁的房，我就是想找个人好好过日子。

这有什么错呢？

女人到了这个岁数，找男人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浪漫，就是为了“陪伴”两个字。你陪我说话，陪我吃饭，陪我看电视，陪我逛菜市场，就这么简单。

可就是这“陪伴”两个字，最难。

因为陪伴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两个人的事。你愿意陪他，他不一定愿意陪你；你觉得是陪伴，他觉得是负担。

我后来想明白了，不是他们不好，也不是我不好，是我们想要的“陪伴”不是一个东西。

他们想要的陪伴，是有人照顾他们、伺候他们、给他们暖被窝。我想要的陪伴，是两个人互相扶持、互相体谅、不管发生什么都不离不弃。

这两个东西，看着差不多，其实差远了。

——（第三人称视角总结）——

林秀兰的故事讲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

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她并没有因为老彭的去世就彻底放弃了对生活的希望。

今年年初，她报名参加了一个社区的中老年舞蹈班，不是因为她会跳舞，是因为她想“走出去，多认识几个人”。

她在舞蹈班里认识了好几个跟她情况差不多的姐妹，有的离异，有的丧偶，有的跟过好几个男人——大家坐在一起，聊起来才发现，谁的故事都不比谁简单。

她们偶尔会约着一起吃饭、逛街、打牌，日子过得倒也热闹。

至于男人？林秀兰说她暂时不想了。

“不是怕了，是不急了。到了我这个岁数，能处得来的就处处，处不来拉倒。我不指望谁养我，我自己能养活自己。找个男人不是为了活命，是为了活得好一点。要是处着累，还不如一个人自在。”

这话说得通透，可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还是藏着一丝落寞。

毕竟，谁不想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呢？

（全文完）

后记：写完这篇故事，我抽了三根烟。林秀兰是我认识的一位大姐，她在东莞打工二十年，跟过的男人不止十个，她原话是“记不太清了”。我问她后不后悔，她说：“后悔啥？都是自己选的。”她又补了一句：“就是有时候半夜醒了，身边没个人，心里空落落的。”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我只想说，秀兰姐，你比很多女人都有勇气。

至少你每一次都敢爱，敢选，敢走，敢从头再来。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