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九天了。距离我在医院候诊区看见他，已经过去整整九天。
那个我花了四个月说服自己已经放下的男人。一次偶然的撞见，就足以让我明白——那些引以为傲的愈合，比想象中脆弱得多。没人告诉你这些。没人告诉你悲伤不会清空，它只是安静了下来。而某个周二，一个错的人从你身边走过，就能让一切卷土重来。
第一次遇见，勉强还算可控。我坐在医院候诊区，望着窗外发呆。那种空茫的、失焦的凝视，你其实什么都没在看，只是存在于思绪与现实之间的某个地带。医院低沉的嗡鸣，人来人往，漫长工作日积攒的疲惫沉在骨头里。
然后他突然就出现了，在我对面坐下。就那么突然。像看见一个幽灵。他很尴尬——开始说起他终于买了iPhone，而我是他第一个想告诉的人，只是没能告诉。我应该觉得自己很幸运、很重要吧，毕竟他把人生中这么重大的成就第一个想到通知我。也可能是谎话。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他隐约试图让我内疚，因为两个月前我没回他消息。一通未接来电。一条问我他该不该在我生日那天打电话的短信——顺便说，这条短信是在我生日三周后才发的，但不知怎的，反倒是我欠他一个解释。我无视了这些，只说他看起来气色不错。他说他刚开始做姑息医学轮转，一直往肿瘤病房张望，希望能看见我。我说我最近几乎不在病房了。我们闲聊。有尴尬的沉默。偶尔笑一笑。
我刻意没问他我知道他即将要参加的考试。我想诚实地说说为什么。不是不在乎。是自我保护。因为问起考试，就意味着向他、也向我自己承认——我一直在留意。在我告诉自己已经放下他的那四个月里，我其实仍在悄悄归档他生活里的细枝末节。那些对他重要的事。那些我不该再关心的时间线。问起就会暴露底牌。所以我没有问。后来我的班车来了，我走了。奇怪的是，那天晚上我没事。不是演出来的没事。是真的没事。我给朋友简短发了条消息说起这事，然后继续全神贯注地重看《我们这一天》。我早该知道，这太容易了。
八天后，他又出现了。我和朋友B坐在一起，抱怨工作，聊他即将出生的孩子，这时余光瞥见一个身影。站着，和一个女人在一起，正在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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