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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个穿军装的人推开苍山县公安局玻璃门的时候，大厅里的值班民警愣了一下。
领头的是个大校，胸前挂了好几枚勋章，身后跟着四个随行人员，步伐整齐，面色严肃，一看就是有来头的。
大校没废话，直接把证件往桌上一拍，说找你们局长蔡纯良，让他马上来见我。
值班民警扫了一眼证件——临沂某军区副司令。
蔡纯良当时在外面开会，接到电话以后让副局长先过去接待。
副局长赶到接待室，对方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红头，盖着章，说这是中央密令，要求公安局立即移交一名在押重犯。
副局长伸手想接过来看一下，大校把手一缩，说绝密文件，不能离手。
副局长干了快二十年警察，头一回碰到这种场面。
他嘴上说着好，心里已经起了疑——中央来人提犯人，不走省厅，不走市局，直接空降到县局，这程序本身就透着不对劲。
他找了个借口走出接待室，给当地武装部副部长杨文元打了个电话，请他过来帮忙看看。
杨文元来得很快。
他进门之后先跟对方寒暄了几句，眼睛一直在观察。
大校倒也不慌，反过来要求查验杨文元的证件。
看完之后点了点头，把自己五个人的证件也掏了出来。
杨文元接过来翻开，第一眼看到了落款——中共中央办公厅。
再往下看，后面跟着的是中央警卫局。
中央办公厅的职能和警卫局的职能是分开的，这两个部门联合下发文件提犯人，杨文元当兵几十年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操作。
他把证件合上还给对方，脸上的表情没怎么变，但心里已经基本有数了。
他注意到一个大校的军装虽然整齐，但领口磨得有点旧，勋章别的位置也不太对，但说不上来具体哪里不对。
最让他生疑的是态度。
真正干过保密任务的人都知道，越是高级别越是低调，出门在外恨不得把自己藏进人群里，根本不会拿级别压人。
这几个人的做派恰好相反，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中央来的。
双方僵持的时候，杨文元暗中交代文员拍照留档，说这是例行程序。
大校脸色一下就变了，说任务需要保密，不能拍照。
杨文元说这是公安局的制度，请配合。
大校站起来，推开门走到走廊里，掏出手机拨了个号码，用一种刻意压低但刚好能被人听见的声音说——首长，蔡局长不在，其他同志不太配合。
杨文元给旁边一个小文员使了个眼色，文员跟着出了接待室。
大校发现有人跟出来，匆匆挂了电话，招呼其余四个人就要走。
杨文元赶紧上前拦，说蔡局长马上就到，各位先去食堂坐坐，吃点水果。
几个人对视了一下，被半推半就地带进了新装修好的食堂。
这时候一个刚出外勤回来的刑警路过停车场，无意间瞟了一眼那辆军车的车牌。
他愣了一下。
那个车牌号码他听战友提过，是早就停用的号段。
他走到车后面，发现后备箱没关严。
出于职业习惯，他掀开一看。
里面堆了一摞军装，各种级别的证件散落其间，有上将的，有军区司令的，有特区首长的，像是批发市场进货。
旁边还塞着几把管制刀具和两把手枪——后来鉴定发现是仿制品。
与此同时，蔡纯良接到了两个电话，分别来自中央和省里，明确告诉他上面没有派任何人下去执行秘密任务，也没有所谓的中央密令。
蔡纯良挂了电话，下了命令。
特警从两边包抄过来的时候，那个大校还在食堂里跟办公室主任吹嘘自己在边境执行特殊任务的经历。
审讯没费什么功夫。
领头的叫刘典爱，是个惯犯，以前就因为冒充军人招摇撞骗进去过一次。
他交代有人出了高价让他把一个叫徐永启的诈骗犯从公安局里捞出来，还给他的上线洗白身份。
他觉得这活风险太大，但对方给的太多了，实在拒绝不了。
他找了四个同伙，伪造了证件和军装，打算靠着这套行头硬闯公安局。
刘典爱交代出来的人叫周长胜，在梧州搞了个诈骗集团，手下好几个类似的小团队，专门冒充各种身份行骗。
刘典爱只是他手下其中之一。
周长胜这个人很谨慎，平时很少待在办公室，听到风声以后连夜卷款跑了。
警方后来从内部材料里顺藤摸瓜，把他从云南边境抓了回来。
法院最后判了周长胜十年，刘典爱八年。
几个人的罪名是冒充军人招摇撞骗、非法持有管制刀具、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企图干扰司法机关办案。
一伙人穿着假军装、拿着假证件，大摇大摆走进公安局，试图用一句“中央密令”就把重犯提走。
他们的脑子大概是坏掉了。
但这个计划的离谱程度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有些人真觉得用级别压人就能让所有人都闭嘴，而且他们差一点就成功了。
副局长但凡多犹豫几分钟，那辆车可能就开出苍山县了。
好在他没有。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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