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6日,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在总部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展览——四幅从海外追回的名画被陈列出来,包括毕加索和米罗的作品,它们都与一马公司丑闻有关。
反贪会主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些艺术品不仅有商业价值,更是这个国家最大腐败丑闻的历史见证。"这几幅画的市值加起来不到20万美元,放在整个案件45亿美元的窟窿面前,连零头都算不上。
但它们背后站着一个让全世界金融圈和娱乐圈都记住了名字的人——刘特佐。要理解刘特佐这个人,不能只看他后来干了什么惊天大事,得先看看他是从哪儿来的。
他1981年出生在马来西亚槟城乔治市,祖籍广东揭阳。祖父刘明达是泰国华侨,上世纪四十年代迁到槟城做房地产和出口贸易。
到了他父亲刘福平这一代,家族已经涉足房地产、工业制造等多个领域。用今天的话说,刘特佐是个标准的"富三代"。
但和很多纨绔子弟不同,他从小就表现出一种远超同龄人的"社交野心"。1998年,16岁的刘特佐被送到英国哈罗公学读书,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上流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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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公学什么地方?丘吉尔的母校,学生不是王室后裔就是大财团的继承人。刘家在槟城算有头有脸,但到了这个层级就不够看了。
更关键的是,他在哈罗结识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纳吉布的继子里扎·阿齐兹。纳吉布后来当上了马来西亚总理,而这层私人关系就成了刘特佐日后所有操作的"地基"。
从哈罗到沃顿商学院,刘特佐读书的那些年,与其说是在求学,不如说是在"攒人脉"。他在沃顿商学院期间照搬富二代同学的分析报告冒充自己的观点,加上出手大方,建立起了"投资天才"的人设。
他还结识了约旦和科威特名门望族的子弟,编织出一张横跨东南亚和中东的关系网。2009年,纳吉布就任马来西亚总理,同年成立了一个叫"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简称一马公司,1MDB)的国有投资基金。
这个基金的官方说法是要推动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吸引外资。听起来没毛病,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主权财富基金。问题出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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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特佐虽然从未在一马公司担任任何正式职务,但凭借在马来西亚和中东的高层政治人脉,他实际上获得了对基金的广泛介入权,参加高层会议,促成了大量交易。说白了,他是一个没有名分、但说了算的"影子操盘手"。
一马公司成立后做的第一笔大生意,就是和一家叫"沙特石油国际"的公司搞了个10亿美元的合资项目。后来调查发现,其中7亿美元本该投入合资公司,却转进了刘特佐控制的Good Star公司账户。
这家"石油公司"既没有真正的油田资产,也没有什么经营业绩,本质上就是一个洗钱的壳。这笔操作的手法其实并不复杂——钱从国家基金出发,经过一系列壳公司倒来倒去,最终落进私人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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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不是技术,而是得有人在权力层面"开绿灯"。接下来几年,刘特佐代表一马公司与高盛建立了合作关系,高盛先后操作了三次债券发行,总共募集了约65亿美元。
高盛从中赚取了约6亿美元的佣金。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细节:一家全球顶级投行,面对如此多的"危险信号"——包括刘特佐此前在高盛开个人账户时就因拒绝解释财富来源而被拒——最终还是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利润面前,合规部门的警告被有选择地忽视了。这不只是刘特佐一个人的问题,更暴露出全球金融体系在面对跨国洗钱时的结构性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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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来的钱,刘特佐花得可谓惊天动地。他在好莱坞和全球娱乐圈的"撒钱"行为,表面上看是一个暴发户的疯狂炫富,但其实有着精密的算计。
2010年前后,他在亚洲多家媒体上买版面向台湾地区歌手萧亚轩高调表白,一度成为华语娱乐圈热议话题。虽然萧亚轩否认了恋情,但这波操作让刘特佐迅速在华人社交圈里"出了名"。
紧接着他又把目光投向好莱坞,给演员林赛·罗韩送昂贵的香槟,给希尔顿酒店千金帕丽斯·希尔顿疯狂办派对。他给金·卡戴珊送法拉利跑车,向超模米兰达·可儿赠送了价值800万美元的珠宝首饰,两人差点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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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投资了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华尔街之狼》,甚至赠送了价值320万美元的毕加索名画。讽刺的是,这部讲述华尔街贪婪与欺诈的电影,本身就是用从马来西亚国库偷来的钱拍的。
刘特佐大概觉得这很有幽默感,但对马来西亚纳税人来说,这是一个残酷的黑色笑话。这些风流韵事不只是花边新闻。
对刘特佐来说,每一次登上娱乐头条,都是在巩固他"亚洲超级富豪"的公众形象。这个形象反过来又帮他吸引更多投资人"上钩",形成了一个骗局的正向循环——用偷来的钱造名气,用名气再去骗更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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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操作模式其实和当下很多金融诈骗的逻辑是相通的,只不过刘特佐玩得更大、更狠、更有"创意"。骗局在2015年开始出现裂缝。
2018年大选,纳吉布领导的执政联盟败选下台,新政府重启了对一马公司的调查。刘特佐嗅到了危险,迅速转移资产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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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布的结局则是步步走向深渊。2020年他因SRC国际案(一马公司子公司)被判12年监禁,后获特赦减至6年。
但更大的清算在2025年底到来:2025年12月26日,马来西亚高等法院就纳吉布涉一马公司案作出判决,裁定其4项滥用职权和21项洗钱罪名全部成立,判处15年监禁及约114亿林吉特罚款。
法官认定纳吉布利用职权从一马公司挪用了约22.8亿林吉特。该刑期须在他完成SRC案6年刑期后的翌日,即2028年8月23日起执行。
纳吉布已于2025年12月29日提出上诉。这意味着这位72岁的前总理,即便不算上诉过程,余生的大部分时间恐怕都要在铁窗后面度过。
而高盛这边的后续也还在持续。高盛在2020年同意支付29亿美元罚款,其马来西亚分支承认了刑事不当行为。
2024年5月,美国法官正式结束了对高盛的刑事案件。但民事诉讼的追索还在继续——就在2026年4月22日,高盛同意就一马公司丑闻相关的股东集体诉讼达成原则性和解,预计5月20日前提交和解方案。
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这起丑闻引发的法律余震至今没有平息。最让人费解的问题是:作为整起案件的核心策划者,刘特佐到底在哪儿?
截至2026年4月,他仍然没有出现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公开名单上。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荒诞——一个被多国通缉的金融逃犯,参与了被美国司法部认定为"史上最大窃国案"的人物,居然不在全球最重要的公开通缉系统里。
2021年马来西亚警方曾表示,可能是申请程序上出现了疏漏。但这个"疏漏"拖了这么多年都没补上,很难不让人怀疑背后有更复杂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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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两名长期追踪一马案件的美国记者爆料称,刘特佐可能使用一份伪造的澳大利亚护照,以假名"康斯坦丁诺斯"住在上海的一处高档住宅区。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随后表示,政府"尚未收到任何确认刘特佐在上海落脚的官方情报",但承诺会与内政部长一起调查。此前多年来,关于刘特佐藏身何处的说法众说纷纭,从澳门到香港再到中东,始终没有定论。
能让一个全球通缉犯安然无恙地生活这么多年,背后涉及的不仅是一个人的逃跑能力,更是跨国司法协作中那些难以触碰的灰色地带。站在2026年5月回看整个刘特佐事件,有几个层面值得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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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层面是"人脉经济"的危险性。刘特佐从十几岁开始就在有意识地"投资人脉",他把办派对、送厚礼、结交权贵这些事情做到了极致。
这套玩法在正常商业环境中也很常见,但一旦缺少制度约束,它就会演变成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的温床。一马公司的整个运作模式,本质上就是私人关系绑架了公共权力。
第二个层面是主权财富基金的治理问题。一马公司的悲剧并非个案,它暴露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管理国有资本时的深层困境:当最高权力者本身就是基金的设立者和实际控制者,当审计和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再好的制度设计也会被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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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在这起案件后确实加强了反腐力度,根据2026年2月发布的透明国际指数,马来西亚排名从此前连续两年的第57位上升至第54位,但该国仍面临其他腐败案件的困扰。制度建设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第三个层面也是最现实的——追赃有多难。截至此前的统计,马来西亚仅追回了约3.22亿美元被盗资金,只是45亿美元总额的一小部分。
从2020年高盛的39亿美元和解协议,到今年5月刚追回的几幅画,马来西亚为了把钱要回来,花了将近十年时间。跨国金融犯罪的追赃难度之大,远超普通人的想象——资金经过多国多层壳公司流转后,很多已经无法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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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刘特佐本人至今没有在任何法庭受审,他在2019年与美国达成和解时同意交出约7亿美元资产,但没有承认任何罪行。刘特佐的故事,说到底不是一个关于"聪明骗子"的传奇。
他利用的每一个漏洞——权贵子弟的社交圈、国有基金的监管盲区、跨国金融体系的协调缺陷、甚至国际刑警组织的程序疏漏——都是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制度缺口。
他不是什么天才,他只是比大多数人更敢利用这些缺口,而代价由马来西亚两千多万普通人来承担。
至于刘特佐本人的结局,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无论他此刻藏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一马公司案的法律追索还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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