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我家杀猪,大伯一家端走两盆肉,娘气得没睡,初二有人抬来1头羊

注：本文内容源自网络，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

83年我家杀猪，大伯一家端走两盆肉，娘气得没睡，初二有人抬来1头羊

楔子

一九八三年，腊月二十一，天还没亮透，我爹就在院子里忙活了。那口大铁锅架在临时垒的灶台上，柴火噼里啪啦地烧着，火苗舔着锅底，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翻滚，热气蒸腾，把整个院子罩在一片白茫茫的雾里。

“淑兰，水开了没有？”我爹蹲在猪圈门口抽着旱烟，烟头的火星在晨雾里一明一暗的，像萤火虫。他的声音沙哑，带着起床时的那种黏糊，像是嗓子眼里塞了棉花。我娘从灶房探出头来，手里攥着锅铲，围裙上沾着面粉。“开了开了，你赶紧去叫人。”我爹把烟掐灭，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出了院门。

我叫丁守成，那年七岁。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八三年，腊月二十一，我家杀猪。

那时候我们家在村里算中等户，不穷不富，刚够吃饱。我爹丁德厚是个老实人，种地是一把好手，可除了种地什么都不会。我娘周桂兰是隔壁周家洼嫁过来的，中等个头，圆脸，说话快人快语，走路带风，是那种闲不住的人。家里养了三头猪，一头留着过年杀，两头卖钱。那一年年景好，猪喂得肥，我爹说这猪少说也有二百多斤，杀了能出百来斤肉。

杀猪是村里的大事。杀猪匠是邻村的孟师傅，四十多岁，膀大腰圆，剃着光头，冬天也光着膀子穿一件单褂。他带着两个徒弟进了院子，锅里的水已经滚了好几回了。我爹端着一盆热水放在猪圈门口，孟师傅蹲下来磨刀，磨刀石上浇了水，嚯嚯的声音在清晨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脆，像蚕吃桑叶。街门大敞着，邻居们进进出出的，有的帮忙烧水，有的帮忙搬桌子，有的蹲在墙根下抽烟聊天，等着分一截猪血、一块猪肝。

我站在灶房门口，手里攥着一块烤红薯，红薯烫得很，我在两只手之间颠来颠去，嘴里呼呼地吹着气。我娘在灶房里忙活，锅里的油热了，她抓了一把葱花扔进去，滋啦一声，香气扑鼻。大伯丁德宽是第一个进来的。他穿着一件黑棉袄，戴着翻毛皮帽子，双手抄在袖筒里，进门就喊：“德厚，猪杀了没有？”我爹从猪圈那边探出头来，“快了快了，大哥你先坐。”

大伯母赵桂兰跟在大伯身后，穿着那件灰扑扑的棉袄，头发用橡皮筋扎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她从大伯身后探出头来，朝灶房看了一眼，目光落在那口冒着热气的大锅上，锅里的红烧肉已经炖上了，红亮亮的，油光光的，冒着泡。她看那一眼的时候，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是盘算。她不知道我在看她，可她那个眼神我记了四十多年。那是一个穷怕了的人看到好东西时的本能反应——不是贪，是怕错过。

杀猪的过程我不细说了。猪嚎了几声，然后安静了。血接了一大盆，我娘端进灶房做血肠。肉一块一块地卸下来，摆在案板上，白的肥的，红的瘦的，冒着热气。孟师傅用斧头把骨头劈开，咔嚓咔嚓的，骨头茬子白生生的。我爹招呼帮忙的人抽烟喝水，院子里烟雾缭绕的，人声鼎沸。

中午吃饭的时候，摆了四桌。亲戚邻居坐了满满一院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热闹得像办喜事。大伯那桌坐满了人，他坐在上位，喝了几杯酒，脸红了，话也多了。大伯母坐在他旁边，闷头吃饭，吃得很快，筷子在碗里拨得哗哗响，像是在赶时间。她在赶什么时间，我不知道。

吃完饭，客人们陆续走了。我娘在灶房里刷碗，我爹在院子里收拾桌子。大伯和大伯母没有走，他们站在院子里，大伯母的目光一直落在灶台上那两口大盆上。盆里装着煮好的肉，一盆肥的，一盆瘦的，是我娘留着过年吃的。过年的肉，要吃到正月十五。那是我们家一年的油水。

大伯开口了。“德厚，你嫂子说想拿点肉回去，给孩子们解解馋。”

我爹正在搬桌子，手顿了一下。“拿吧，多少拿点。”

大伯母没有客气。她走进灶房，端起了那盆肥肉。又端起了那盆瘦肉。两盆肉，她一个人端不了，大伯过来帮忙了。两口子一人端一盆，从我家的灶房走出来，穿过院子，走出街门。那两盆肉还冒着热气，香味在我家院子里飘了一整天，被他们带走了。

我娘从灶房追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洗碗的丝瓜络。她站在灶房门口，看着大伯和大伯母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嘴张了张，没出声。丝瓜络从她手里滑下去，掉在地上，滚了两滚，停在水缸旁边。她没有捡，转身进了灶房。

那天晚上，我娘没有吃饭。她坐在灶台后面的小板凳上，灶膛里的火已经灭了，余烬还亮着，暗红色的，像快要燃尽的炭。她的脸被那点暗红色的光照得忽明忽暗的，看不出表情。灶台上的锅刷干净了，碗摞整齐了，地扫过了，连抹布都搓了三遍，拧干，搭在绳子上。没有活干了，可她不肯离开灶房。灶房是她待了一辈子的地方，她在这里生火做饭，在这里喂大了三个孩子，在这里度过了无数个清晨和黄昏。那个灶台、那口铁锅、那把锅铲，比她手上的老茧还熟悉。可那天，它们帮不了她。

我爹在堂屋里坐了很久，抽了好几根烟。他站起来，走到灶房门口，站了一会儿，想进去，又没进去。他转身出了院子，在巷口站了很久。腊月的夜风很冷，吹得他棉袄下摆飘起来，他没有缩脖子，就那么站着，像一根被钉在村口的木桩。

我趴在堂屋的方桌上写作业，铅笔尖断了，我在石板上磨了磨，继续写。作业是语文老师布置的，抄写生字，每个字写一行。“冬”，冬天的冬。我写了一行“冬”，又写了一行“雪”。窗外没有雪，只有风。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呜咽着，像有人在哭。我不知道那是风声还是别的什么声音。

那年我七岁。我不懂两盆肉意味着什么，不懂为什么娘气得一夜没睡，不懂为什么爹在巷口站到半夜才回来。我只知道，那天晚上，灶房的灯亮了一整夜。我娘坐在灶台后面的小板凳上，一直坐到天亮。

楔子之后：第一章

那两盆肉被端走以后，我家的年过得很素净。

除夕那天，我娘从地窖里翻出两颗白菜，切了半颗，用那点剩下的猪油炒了，又炖了一锅粉条。没有肉的年夜饭，在村里是抬不起头的。可我娘没有抱怨，她端着那碗白菜炖粉条，吃得比平时还香。她把最后一块粉条夹到我碗里，说“守成多吃点”，自己喝了半碗汤。我爹坐在对面，闷着头扒饭，筷子在碗里拨来拨去的，一粒米都没剩下。他放下碗，说了一句“我出去走走”，就出了门。

他去了哪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有酒味。不是那种喝了很多酒的熏人味，是一股淡淡的酒香，像是从谁家门口经过时沾上的。我娘没有问他去了哪里，也没有问他喝了没有。她端了一盆热水放在他脚边，说“洗洗睡吧”。我爹脱了鞋，把脚泡进热水里，泡了很久。水凉了，他也没动。

大年初一，按规矩要去拜年。我娘换上了那件藏蓝色的褂子，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在脑后扎了一个髻，别上那根银簪子。那根簪子是她出嫁的时候她妈给的，不是什么值钱东西，银皮包着铜，戴久了银皮磨掉了，露出里面黄铜的颜色。可她一直戴着，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别在头上，明晃晃的。我爹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的，扣到最上面那颗，勒得脖子不舒服。他不会打领带，也没领带可打。他把领子翻好，对着镜子照了照，镜子是方的，镶在木框里，框上的红漆掉了一大块，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头。

大伯家住在村东头，三间瓦房，院子比我家的宽敞。我们到的时候，大伯母正在灶房里包饺子，大伯坐在堂屋里喝茶。桌上摆着瓜子、花生、糖果，还有一盘苹果。苹果很红，红得不太自然，像是打了蜡。那些东西，在我们家是没有的。

我爹进门喊了一声“大哥”，大伯应了一声，没站起来。他的目光从茶杯上移过来，落在我爹身上，又从身上移到我娘身上，停了一下，收回去了。我娘站在我爹身后，低着头，手里提着一个布兜，兜里装着自家做的枣糕和麻花。大伯母从灶房探出头来，冲我们笑了笑，那笑容很短，像一道闪电，亮了一下就没了。“来了？坐吧。”声音从灶房里传出来，隔着一道门，听着闷闷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那天的拜年很短。我们坐了不到半个时辰就走了。大伯母端了一盘饺子出来，让我爹吃，我爹说不饿。大伯说“吃几个吧，你嫂子的手艺”，我爹夹了一个，咬了一口，嚼了几下，咽下去了。他说“好吃”，然后放下筷子。那个饺子他吃了很久，久到饺子的热气都散尽了，饺子皮都硬了，他才咽下去。

我娘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

从大伯家出来，我爹走在前面，我娘走在中间，我走在最后。巷子里的风很大，吹得墙头上的枯草沙沙地响。我爹的棉袄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旗。他的背微微驼着，不知道是风吹的，还是别的什么。

“德厚。”我娘在后面叫了一声。

我爹停下来，没有回头。

“明年咱家不杀猪了。”

我爹站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风把他的话吹散了，可我还是听到了。“杀。杀猪不是为了给谁吃的，是为了咱自己。”

我不知道我爹说这话的时候是什么表情。他背对着我，我看不到他的脸。可我后来经常想起这句话，想了很多年。

楔子之后：第二章

大年初二，是回娘家的日子。

那天早上我娘起得很早。她换上了那件藏蓝色褂子，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别上那根银簪子。她对着镜子照了照，镜子里的人瘦了，颧骨凸出来了，眼窝也凹进去了，不像过年，倒像大病初愈。可她的眼睛是亮的，没有泪痕，也没有红肿。她这个人，眼泪都咽到肚子里去了。

早饭是红薯稀饭，咸菜，还有一个玉米饼子。我爹吃了两块饼子，喝了两碗粥。他把碗放下，抹了抹嘴，说了一句“我出去看看”，就出了门。我娘没有问他要出去看什么，也没有问什么时候回来。她低着头喝粥，粥很烫，她吹了又吹，吹了很久才喝了一口。

快晌午的时候，院门外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有人在说话，声音很大，像是在争论什么。紧接着，街门被推开了。不是推开，是撞开的。门板撞在墙上，发出一声巨响，震得窗棂上的灰簌簌地往下掉。

我爹第一个走进来，后面跟着几个人，都穿着灰扑扑的棉袄，戴着翻毛皮帽子，脸被风吹得通红。他们的中间，赶着一头羊。那羊不小，少说也有七八十斤，羊毛卷卷的，白白的，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像是走了一路还没缓过劲来。它的眼睛很大，黑亮亮的，看着这个陌生的院子，有些慌张，咩咩地叫了两声，声音不大，可很脆，像在喊谁。

我娘从灶房出来，手里端着那盆没洗完的红薯，看到院子里那头羊，愣住了。盆从手里滑下去，摔在地上，红薯滚了一地。她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的树，枝干开裂，树皮剥落，可根还扎在土里。

“德厚，这是谁的羊？”

我爹没说话，走到我娘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她。纸是皱巴巴的，被汗水浸湿了边角，字迹有些模糊，可还是能看清。那是镇上食品站的发票，上面写着“山羊一头，毛重七十八斤，金额四十七元三角”。发票的抬头写着丁德厚的名字，日期是今天，大年初二。

“德厚，你哪来的钱？”我娘的声音在发抖。她盯着那张发票，眼睛瞪得大大的，眼眶红了，可她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爹把发票塞回口袋，弯下腰，开始捡地上散落的红薯。他捡得很慢，一个一个地捡，捡起来放在盆里。盆裂了一道缝，他没注意到，或者注意到了也不在乎。红薯上的泥巴蹭在他棉袄上，脏兮兮的，他也没擦。

“德厚，你说话啊。”我娘蹲下来，拉住他的胳膊。她的手指嵌进他的棉袄里，指节发白。

我爹抬起头，看了她一眼。“淑兰，这羊是咱家的。过年有肉吃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四十七块钱是我爹把棺材本卖了。我爷爷生前给自己准备了一副棺材，上好的柏木，请了镇上最好的木匠打的，漆了又漆，油光水滑的。那副棺材在我家堂屋后面搁了好几年，我爷爷没等到用就走了，棺材就一直搁着。我娘说那是老人的念想，不能动。我爹把它卖了，卖给了邻村一个办丧事的人家。四十七块钱，一分不少，买了一头羊。那副柏木棺材，我爷爷在世的时候摸过无数次，摸着说“这木头好，睡着踏实”。他没睡上。我爹把它卖了，换了一头羊。

我娘知道以后，没有哭，没有闹，没有摔东西。她坐在灶台后面的小板凳上，灶膛里的火烧得正旺，映着她的脸。她的脸上没有表情，可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刚从井水里捞出来的黑石子。

“德厚，”她说，“你爹的棺材，你卖了。”

我爹蹲在灶房门口，低着头，不说话。

“那是你爹留给你唯一的东西。”

“淑兰，咱过年得有肉吃。”

我娘没有再说话。她站起来，走进灶房，从那堆红薯里挑了几个大的，洗干净，切块，下锅。锅里的水开了，红薯在沸水里翻滚着，咕嘟咕嘟的。她站在灶台前，背对着我爹。

“德厚，明年别卖了。”

“嗯。”

“什么都别卖。”

“嗯。”

锅里的蒸汽弥漫开来，白茫茫的，模糊了她的脸。她的背在蒸汽里显得很单薄，很瘦小，像一棵被霜打过的庄稼，叶子蔫了，可秆还在。

楔子之后：第三章

那头羊在院子里拴了三天。

我娘每天给它喂草、喂水，把菜园子里的白菜帮子剁碎了拌在草料里。羊吃得不多，总是剩。我娘蹲在羊跟前，看着它吃，看着看着就发呆。羊抬起头，黑亮亮的眼睛看着她，咩了一声，低头继续吃。

我爹在院子里劈柴，斧头举起来，落下去，咔嚓一声，木柴裂成两半。他把劈好的柴码在墙根下，码得整整齐齐的，像一座小山。这座山烧完了，还会有新的山。日子就是这样，一座山一座山地烧，烧完了冬天就过去了。

到了初六那天，屠户来了。不是杀猪的孟师傅，是镇上回民街的查师傅，专门宰羊的。他戴着白帽子，穿着白围裙，手里提着一把尖刀。羊被从树上解下来，拴在木桩上。查师傅蹲下来，摸了摸羊的头，羊不叫了，安静地看着他，眼睛还是那样黑亮亮的。

我躲在灶房门口，捂着眼睛，从指缝里往外看。我没有看到血，只看到查师傅站起来，围裙上沾了红。我娘端着一盆热水走过去，蹲下来，帮查师傅打下手。她的手在微微发抖，可她做得很仔细，把羊皮剥得干干净净的，羊皮上不留一丝肉。她把羊皮摊在院子里，用盐搓了一遍，卷起来，收进灶房。羊皮能卖钱，也能做皮袄。可我娘没有卖，也没有做皮袄，她把那张羊皮压在箱底，压了很多年。

羊肉分成几份。最好的腿肉，我娘用盐腌了，挂在灶房梁上。排骨炖了一大锅，满院子都是香味。羊杂洗干净，留着做羊杂汤。羊头羊蹄用火烧了，刮干净，也下锅了。

那是我家那几年过得最丰盛的一个年。排骨炖得烂烂的，骨肉分离，用筷子一戳就掉。羊杂汤放了辣椒和香菜，红红绿绿的，喝一口从嗓子眼暖到肚子里。我爹喝了好几碗，喝得满头大汗，脸红扑扑的，像喝了酒。我娘也喝了一碗，喝得很慢，小口小口的，像是在品尝什么很珍贵的东西。

“德厚，给大哥送一碗去。”我娘放下碗，说了这么一句。

我爹正在啃骨头，手里的骨头顿了一下。

“淑兰——”

“大过年的，他是你哥。”我娘站起来，去灶房拿了一个大碗，盛了满满一碗排骨，又盛了一碗羊杂汤，用另一个碗扣着。她用布兜装好，递给我爹。“送去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爹接过布兜，站在院子里，站了好一会儿。风吹着他的棉袄下摆，呼哒呼哒的，像一面旧旗子。他转过身，出了院门。巷子里的风很大，吹得他的背影有些歪斜，可他走得很稳，不急不慢的，一步一步地走。

我娘站在灶房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她没有追上去，也没有叫他回来。她站在那里，像一棵树，根扎在土里，枝伸向天空。风吹着，她不动。

楔子之后：第四章

大伯收到那碗羊肉和羊杂汤以后，家里安静了几天。

没有道歉，没有解释，没有多余的话。大伯母来还碗的时候，碗洗干净了，碗底还搁着几个鸡蛋。她把碗放在灶台上，说了一句“你哥说肉炖得烂”，就走了。几个字，说得很快，像怕多说一个字就会露出什么破绽似的。我娘接过碗，把鸡蛋拿出来，放在灶台角上，没数几个，也没说谢。碗还了，鸡蛋留下了。鸡蛋是自家的鸡下的，壳是粉红色的，圆滚滚的，摆在灶台角上，像几颗小太阳。

正月十五，元宵节。按村里的规矩，十五晚上要送灯。家家户户在门口点上灯笼，在坟头点上蜡烛，送祖先回去。我爹早早就把灯笼糊好了，红纸糊的，上面贴着一朵黄纸剪的云纹。我娘在灶房里煮元宵，糯米面是自己磨的，馅是红糖拌的花生碎，搓得圆圆的，像一个个小雪球。

大伯来了。他一个人来的，没带大伯母，没带孩子们。他穿着一件黑棉袄，戴着那顶翻毛皮帽子，站在院门口，没进来。我爹正在院子里挂灯笼，看到大伯，手里的灯笼晃了一下，差点掉地上。

“德厚，我跟你说个事。”大伯站在门口，双手抄在袖筒里，脸被风吹得通红。

我爹走过去，站在门槛里面，大伯站在门槛外面。兄弟俩隔着一道门槛，谁都没跨过去。

“德厚，那两盆肉的事，你嫂子做得不对。你别往心里去。”大伯的声音不大，被风吹得断断续续的，可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的。

我爹没有接话。他站在那里，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德厚，你嫂子那个人你知道，嘴硬心软。她不是贪你那两盆肉，她是怕。怕穷，怕孩子挨饿，怕过年没东西给亲戚看。她怕了一辈子，怕到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我爹抬起头，看着大伯。他的眼睛红红的，可他没有哭。他这个人一辈子都不会在人前哭。

“哥，那两盆肉，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淑兰喂了一年的猪，才长出来的。你嫂子端走了，淑兰一夜没睡。”

大伯沉默了很久。他把手从袖筒里抽出来，放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蜷着，像在攥什么东西。他攥了一辈子，攥锄头，攥镰刀，攥那些养家糊口的家伙。可那天，他的手是空的。

“德厚，我替她给你赔不是。”大伯说着，膝盖弯了一下。

我爹一把拉住了他。

“哥，你这是干啥？”

“德厚，我没办法。你嫂子那个人，我说不听她。”

我爹扶着大伯的胳膊，扶了很久，没有松开。他的手在微微发抖，大伯的胳膊也在抖。两个人站在院门口，风吹着他们，把他们花白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

我娘从灶房里出来，手里端着那碗煮好的元宵。元宵还在冒热气，白白胖胖的，在碗里挤成一团。她走到院门口，把那碗元宵递给大伯。

“大哥，进屋吃碗元宵。”

大伯看着那碗元宵，看了好几秒。他伸手接过去，端在手里，碗很烫，他用衣襟垫着，手还是抖。“弟妹，那两盆肉——”

“大哥，大过年的，不提那些。”我娘的声音不大，可很稳。“羊是德厚买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一家一半，应该的。”

大伯端着那碗元宵，站在那里，老泪纵横。他哭的时候没有声音，肩膀一耸一耸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碗里，掉在那些白白胖胖的元宵上。他没有擦，就那么让眼泪流着。我爹站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把手伸进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递给大伯。大伯摇摇头，没接。

我娘把那碗元宵从大伯手里接过来，换了一碗热的，又递给他。“大哥，趁热吃。”大伯接过去，夹了一个，咬了一口。红糖馅流出来了，烫了嘴，他吸了口气，没吐出来。他嚼了几下，咽下去了。

“好吃。”他说。

那天晚上，大伯在我们家坐了很久。他跟我爹喝了半斤白酒，喝得脸红扑扑的，话也多了。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出去打工，在工地上搬砖，一天挣几块钱，舍不得花，攒着寄回家。他说大伯母一个人在家带孩子，种地，喂猪，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他说他们这一辈子不容易，不是不想大方，是不敢大方。怕大方了，日子就没法过了。

我娘在旁边听着，不说话。她端了一盘花生米放在桌上，又切了一盘猪头肉。猪头肉是过年剩下的，她一直没舍得吃，放在坛子里用盐腌着，现在拿出来，切成薄片，摆得整整齐齐的。

大伯走的时候，月亮已经偏西了。我爹送他到院门口，两个人在门槛那里站了一会儿。

“德厚，那头羊的事，哥知道了。”

我爹没说话。

“德厚，你爹那副棺材，哥知道是你一辈子的念想。你把棺材卖了，哥心里难受。”

“哥，别说了。”

“德厚，哥对不起你。”

兄弟俩站在院门口，谁都没跨过那道门槛。月光照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两棵树，并排长在一起，根在各自的土里，枝叶却在空中交缠着。

我娘站在灶房门口，看着那两个人的背影。她手里攥着围裙，攥得很紧，指节发白。围裙上沾着面粉和水渍，干了以后硬邦邦的，像一块壳。她攥着那块壳，攥了很久，慢慢松开。

楔子之后：第五章

那头羊的肉，吃了整整一个正月。

排骨炖了，腿肉腌了，羊杂做了汤，羊头羊蹄卤了。我娘把每一块肉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没有浪费一丝一毫。骨头熬了汤，汤熬得白白的，放一把粉丝、几片香菜，热气腾腾的，喝一碗从嗓子眼暖到脚底板。

大伯母后来来过几次。每次来都带东西，有时候是一篮子鸡蛋，有时候是一兜子红薯，有时候是一把自家种的小葱。她把东西放在灶台上，站一会儿，说几句话，就走了。我娘留她吃饭，她说不吃，家里还有事。她走的时候总是匆匆忙忙的，像怕多待一分钟就会有什么东西让她迈不开腿。

那年春天，我爹在大伯家的地里帮了几天忙。大伯家的麦子该施肥了，大伯腰不好，弯不下去。我爹去了，背着施肥耧，一趟一趟地在地里走。麦苗刚返青，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头。风吹过来，麦浪翻滚着，像一片绿色的海。我爹走在麦垄间，背影在麦浪里时隐时现。

大伯站在地头，手里夹着烟，看着我爹的背影。

“德厚，歇会儿。”

“不累。”

“德厚，那两盆肉的事——”

“哥，别说了。”我爹停下来，把施肥耧放下，转过身看着大伯。“那两盆肉的事，过去了。别提了。”

大伯把烟掐灭，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爹。是几张票，粮票和布票，叠得方方正正的，用橡皮筋扎着。

“德厚，你拿着。你嫂子说她用不着。”

我爹看着那几张票，没有接。

“哥，我不要。”

“德厚，你拿着。不是赔你的肉钱，是给孩子的。守成该上学了，买本子买笔要花钱。”

我爹看着大伯，看了很久。他伸出手，接过那沓票，攥在手里，攥得很紧。

“哥，谢谢你。”

大伯摇了摇头。

“德厚，不是谢我。是我谢你。”

楔子之后：第六章

我上小学那年，家里还是穷。可那时候的穷，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穷是揭不开锅的穷，现在的穷是只能吃七分饱的穷。七分饱也是饱，饿不死。

我娘还是在灶房里忙活，锅铲碰着锅沿，叮叮当当的。那口铁锅用了不知道多少年了，锅底磨薄了，补过好几次，补丁摞补丁的，像一件打满了补丁的衣裳。可我娘舍不得扔，她说这锅好用，炒菜不粘，炖肉不糊。我爹在院子里劈柴，斧头举起来，落下去，咔嚓一声。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劈柴的声音，炒菜的声音，我写作业时铅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组成了我的童年。不响亮，可很踏实。

大伯母后来变了很多。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尖刻了，说话也软了，走路也慢了。她老了，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很深很密。她的腰也弯了，走路的时候身子往左边歪，右腿拖在后面，像拖着一条麻袋。她来我家的时候，会蹲下来跟我说话，问我在学校学了什么，考试考了多少分，有没有听老师的话。她的手粗糙，指节粗大，掌心里全是老茧，摸在我头上的时候却很轻很柔，像秋天的风。

我娘跟她的关系也变了。不是什么亲热，是客气。两个女人，客气了大半辈子，客气到谁都不好意思先放下那层壳。可壳下面的东西是软的，不烫人，也不冰人，是温的。

有一年冬天，大伯母病了，住在县医院。我娘去看了她两次，每次都带东西，一次带了鸡汤，一次带了排骨。大伯母躺在病床上，瘦得不成样子，脸白得像纸。她看到我娘来了，眼眶红了，想坐起来，没力气。

“弟妹，你来了。”

“嗯。”我娘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打开盖子，倒了一碗鸡汤，端到大伯母面前。汤还冒着热气，香味弥漫开来，把病房里那股消毒水的味道冲淡了一些。大伯母喝了一口，汤很烫，她烫了嘴，皱了皱眉。

“慢点喝，烫。”我娘说。

大伯母端着碗，喝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的，像在品尝什么很珍贵的东西。

“弟妹，那年那两盆肉的事，我对不住你。”

我娘站在床边，手里攥着围裙，攥了很久，慢慢松开。她的眼眶红了，可她没让眼泪掉下来。

“大嫂，别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

“没过。你心里一直有，我知道。”

我娘没有接话。她把保温桶盖好，放在床头柜上。

“大嫂，你好好养病，等你好了，我给你炖排骨。”

大伯母的眼泪掉了下来，一滴一滴地砸进碗里，汤溅起来，溅在她手上。她没有擦，低头把剩下的汤喝完了。

楔子之后：第七章

大伯母出院以后，身体大不如前。走路要拄拐杖，做饭也吃力了。大伯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我爹隔三差五过去帮忙。劈柴，挑水，扫院子，修屋顶，什么活都干。大伯过意不去，留我爹吃饭，我爹不吃，说不饿。大伯说德厚你咋跟我还客气，我爹说不客气，是真不饿。

大伯母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着太阳。阳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亮晶晶的，像撒了一层盐。她眯着眼睛，看着我爹在院子里忙活，嘴角微微弯着。

“德厚，你歇会儿。”

“不累。”

“德厚，你跟你哥小时候也这样，他干活你跟着，他走哪你跟哪。”

我爹手里的扫帚顿了一下。“大嫂，你还记得？”

“记得。你哥跟我说过，说他兄弟小时候跟屁虫似的，甩都甩不掉。”大伯母笑了，笑得很轻，像风吹过麦田。

我爹没有接话，继续扫院子。扫帚划过地面，沙沙的，像蚕吃桑叶。他把落叶扫成一堆，用簸箕端出去，倒在后院的粪堆上。落叶沤了肥，春天撒在地里，庄稼长得壮。这是庄稼人的循环，吃土，还土，死了也埋在土里。一辈子跟土打交道，土不亏人。

我大伯母走的那年，是一九九八年，我刚上初中。她走得很突然，脑溢血，早上起来觉得头晕，坐在床边想歇一会儿，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大伯发现的时候，她已经没有呼吸了，手还攥着被角，攥得很紧，指节发白。大伯没有哭，他坐在床边，握着大伯母的手，一直握着，直到我爹和我娘赶到。我爹站在门口，看到大伯坐在床边，像一尊泥塑，一动不动。

“哥——”我爹叫了一声。大伯没有应。

我爹走过去，蹲在大伯面前，握住他的手。两只粗糙的、长满老茧的手握在一起。我爹的手在抖，大伯的手也在抖。两个人的手都抖，可谁都没有松开。

大伯母的丧事办得很简单。亲戚们来吊唁，哭了一场，吃了一顿饭，散了。我娘在灶房里忙活了一整天，给来吊唁的人做饭。她做了红烧肉、炖鸡、炒鸡蛋、白菜粉条，摆了满满几桌。吃饭的时候，大伯坐在上位，面前摆着一碗饭，一碗菜，他一口都没吃。我娘端了一碗汤放在他面前，说“大哥，喝口汤”。大伯端起碗，喝了一口，汤很烫，他烫了嘴，没有皱眉，咽下去了。

“弟妹，你嫂子走的时候，没说别的，就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你跟弟妹说，那两盆肉的事，她这辈子欠你们家的。”

我娘站在桌边，手里端着那碗没送出去的汤。汤凉了，她端了很久，端到手都酸了。

“大哥，她什么都不欠。那两盆肉的事，早就过去了。”

大伯的眼眶红了，可他没让眼泪掉下来。他这个人一辈子都不会在人前哭。

楔子之后：第八章

大伯母走后，大伯一个人过了好几年。

我爹经常去看他，陪他说话，陪他吃饭。兄弟俩坐在堂屋里，喝着茶，抽着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说的都是些陈年旧事，谁家的闺女嫁到哪了，谁家的儿子考上了大学，哪块地种麦子收成好，哪块地种玉米得的多。大伯的话比以前多了，不像以前那样闷着了。他老了，头发全白了，脸上全是皱纹，笑起来像个干核桃。

那年腊月，我爹又杀了一头猪。这次不是一头，是两头。一头卖钱，一头自家吃。猪杀好以后，我娘照例把肉分成两份，一份自家留着，一份让大伯来拿。大伯来了以后，看着那两盆肉，站在那里，不说话，像看什么稀罕物件。

“哥，拿回去，给孩子们吃。”我爹把盆端起来，递到大伯面前。大伯没有伸手，他看着我爹，嘴张了张，想说什么，没说出来。

“德厚，你嫂子走了以后，没人跟我说这种话了。”

“说什么话？”

“说‘哥，拿回去，给孩子们吃’。”大伯的眼泪掉了下来。

他蹲在灶房门口，蹲在那些热气腾腾的肉盆前面，哭得浑身发抖。他哭的时候没有声音，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我爹站在他面前，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自己点上，又抽出一根，递给大伯。大伯没有接，我爹就把烟夹在他耳朵上。

灶膛里的火映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投在灶房的墙上，两个影子挨在一起，像两棵挨着长的树，根在各自的土里，枝叶却在空中交缠着。

那一年是一九九九年，距离一九八三年，过去了十六年。

十六年，足够一个婴儿长成少年，足够一个少年长成大人，足够一棵树从幼苗长成参天大树，足够一盆肉从热气腾腾变成冰冷僵硬，再从冰冷僵硬变回热气腾腾。日子像一条河，流啊流啊，把那些尖锐的石头磨圆了，把那些锋利的棱角磨平了。石头还在，不扎人了。

尾声

很多年以后，我长大了，在城里安了家。我爹老了，我娘也老了。他们住在老家的那间老房子里，守着那个灶台，那口铁锅，那把锅铲，守着那些他们过了一辈子的日子。

每年过年，我都回老家。杀猪的活我爹不干了，腰不行，弯不下去。他请了杀猪匠来，自己站在旁边看，指挥着，嗓门还挺大。肉还是分成两份，一份自家留着，一份让大伯来拿。大伯也老了，走不动了，让堂兄来拿。堂兄开着那辆旧面包车，后备箱里塞得满满当当的，肉、排骨、猪蹄、猪肝、猪血肠，一样不少。堂兄把东西搬上车，说“叔，婶，过年好”，然后开车走了。车尾灯在村口拐了个弯，不见了。

我娘站在灶房门口，看着那辆面包车消失在巷口，站了很久。

“娘，您看啥呢？”

“看你大伯有没有来。”

“大伯走不动了，让大哥来的。”

“我知道。”她搓了搓手，转身进了灶房。

灶台上的锅开了，蒸汽顶着锅盖噗噗地响，白茫茫的水汽弥漫开来，模糊了她的脸。她的手还是那样粗糙，指节粗大，掌心里全是老茧，可握着锅铲的时候，还是那么稳。灶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她的脸在火光里一明一暗的，皱纹很深很密，像干裂的黄土地。可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刚从井水里捞出来的黑石子。八十三年的那盆肉，那头羊，那副柏木棺材，那些眼泪，那些不眠之夜，都刻在她脸上，一道一道的，很深很密，可她没有抱怨过，永远不会。

“娘，我帮您烧火。”

“不用，你陪你爹说话去。他一个人坐那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走到堂屋，我爹坐在太师椅上，眯着眼睛，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发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亮晶晶的。他的头发全白了，白得像冬天的雪。他的脸上全是皱纹，一道一道的，很深很密，像干裂的黄土地。他的嘴唇微微动着，不知道在说什么。

“爹。”

他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嘴角弯了一下。“守成回来了。”

“嗯。”

“吃饭了吗？”

“还没。”

“你娘炖了排骨，你去吃。”

“我等您一起吃。”

他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像冬天里的阳光，不暖，可它在。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嘴角还弯着。

窗外的石榴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双双干枯的手，在抓着什么。树下落了几片枯叶，被风吹得打旋，转了几圈，又落下来。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呜咽着，像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唱歌。

我站在堂屋门口，看着我爹在阳光里打盹，看着我娘在灶房里忙活，看着灶台上的蒸汽把整个厨房变得白茫茫的。那些白茫茫的蒸汽飘出来，飘过灶房的门，飘过堂屋的门，飘过院子里的石榴树，飘到灰蒙蒙的天空里，散了。散了就散了，日子就是这样，散了又来，来了又散。

那一年是二零二四年，距离一九八三年，过去了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足够一个婴儿长成中年人，足够一个中年人变成老人，足够一棵树从幼苗长成参天大树再老得枝干开裂。那棵石榴树还在，灶房还在，铁锅还在，锅铲还在。灶台后面的小板凳还在，我娘还坐在那里烧火，我爹还坐在堂屋里打盹。

大伯比他们老得更快。他走不动了，整天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着太阳，看着那棵石榴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他的耳朵也不好了，跟他说话要凑近了大声喊。他听不清了，可他认识我，每次我去看他，他都拉着我的手说“守成来了，守成来了”，说了好几遍，不厌其烦。

堂兄说，大伯现在糊涂了，有时候连他都不认识，可有一件事他记得清清楚楚。每年腊月，他都会问堂兄一句：“你叔家杀猪了吗？杀了你帮我去拿肉，别忘了。”

那两盆肉的债，他还了一辈子。

丁守成说，他这辈子最佩服的人不是战场上的英雄，不是书里的圣人，是他那个连县城都没去过几次的娘。一个农村妇女，大字不识几个，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可她懂得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不记仇。大伯母端走了她喂了一年的两盆肉，她气得一夜没睡，可她没记仇。大伯母端走肉的时候她没追上去，不是不敢，是不想让两盆肉断了兄弟的情分。

他爹更狠，把老人的棺材板卖了，换来一头羊。四十七块钱买了一头羊，换回了兄弟俩的肩膀头。一副柏木棺材值多少钱？在那个年代，它值四十七块钱。可在丁德厚心里，它值兄弟的一声道歉、一个低头、一辈子的记挂。那副棺材没睡上他的老父亲，可它换来了一头羊。羊炖了，吃了，化解了一场恩怨。棺材板烧了，烟散了，可它变成了一锅热腾腾的羊肉汤，暖了一大家子人的心。

那头羊是大年初二抬进院子的，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可那扇门被推开了，风吹进去了，羊肉的香味飘出来了，飘满了整个院子，飘过了四十多年的岁月，飘到了今天。

如今我娘八十多了，还住在老房子里，守着那个灶台。每年腊月，她还是会炖一锅肉，让大伯来拿。大伯走不动了，她就让堂兄带回去。肉放在保温桶里，桶外面包着旧棉袄，怕凉了。堂兄开着面包车走的时候，她站在灶房门口，看着那辆车的背影消失。风吹起她花白的头发，她没有伸手拢，就那么让风吹着，像那年大伯母端走两盆肉的时候一样。可她嘴角是弯着的，不是笑，是平和。是那种被岁月磨平了棱角、被生活揉碎了锋芒之后留下的东西，不耀眼，不大声，可它在。在这个家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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