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仲夏，金华城南的永兴木坊内火药味冲天。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精干的木匠摔掉刨子，指着伙计吼道：“你算什么？当年我在中统办案，手下几条命都在我一句话！”这句口不择言的粗吼，让隔壁喝茶的老乡悄悄记在了心里。两天后，一封匿名信送到了当地公安分局，一桩尘封多年的血案，也由此被重新掀开。
顺藤摸瓜，金华公安很快锁定了木匠的真实姓名——单银昌。档案显示，此人1912年生于山东平原，18岁投靠国民党特务系统，先学测绘，后转中统训练班。因心狠手辣，曾被同僚称作“活阎王”。1940年前后，他主抓江浙一带的地下党“肃清”工作，牵涉命案无数，其中最骇人听闻的，就是采取“软硬兼施”仍不成后亲手枪杀浙江省委书记刘英。
要说刘英，还得把时针拨回到1931年。那年冬天，红十军团在闽浙边界浴血突围，政工部主任刘英被密林掩护，得以脱险。几经辗转，他奉命留在南方坚持游击，后于1937年二度受命，化名“罗文干”，出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日军铁蹄滚滚而来，省城杭州不过短短一个月便告失陷。就在日军与国民党纠缠的夹缝里，刘英率领的浙江党组织却迅速发展，海盐、诸暨、金华一带的秘密交通线悄悄织就，情报、粮草、兵员源源不断汇向新四军。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对家乡向来关注。一份1919年的《浙江省政要年谱》常被他案头翻阅，自命“浙江领袖”的他对红色势力由畏转恨。百团大战后，重庆陪都的灯火仍亮，他却坐立不安，连夜飞电“江浙赣联防区”，要中统、地方保安团务必“速拔红根”。于是，曾在赣北立下“首级累累”之功的单银昌，被空投杭州，专门对付刘英。
1942年2月，刘英正从义乌山区转移至兰溪。未料，身边的一名警卫被重金收买。凌晨，单银昌带队突袭，刘英中弹负伤被俘。狱中，单银昌先以高官厚禄诱降，再以皮鞭、老虎凳、灌辣椒水轮番上阵。夜深人静时，走廊尽头常响起皮靴与镣铐碰撞的混响，刘英却始终不发一言。一个看守后来回忆：“他咬牙不吭声，满身是血，仍直挺挺地坐着。”两个月后，蒋介石批准了秘密处决令。初夏夜雨，刘英就义于杭州西郊，年仅33岁。
抗战胜利，内战爆发。单银昌因“剿共有功”官运亨通，升至浙江区情报处副处长。可惜，解放战争风云变幻，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江南形势瞬息逆转。国民党高层纷纷西逃，唯独中统多数骨干被命令“就地潜伏”。此时的单银昌早无意再为蒋氏卖命，他干脆自剪电台、焚毁密码本，随后潜回金华山区，换名“单老三”，拜师木匠，靠手艺糊口。
木工活儿虽累，却能混口饭吃。单银昌动手不慢，几个月便能独立拉活儿。乡下人图个结实省料，都爱找他做桌椅橱柜。偶有左邻右舍问起来历，他搪塞说是山东逃荒来此。1950—1954年，土改、镇反席卷全国，村里外来户无不战战兢兢，单银昌却安然度日。理由很简单——他谨慎，从不多话，甚至把过去的一张照片都焚了。只是，人一旦心里有鬼，往往最怕酒。
1955年那晚，他接了个急活，赶工到深夜。年轻徒弟锯木失手，把新做的柜门角磨秃，单银昌心疼木料，拳脚并用。徒弟不服，两人推搡。街坊拉架时，那句“老子当年中统大官”脱口而出。众人心头一凛，立刻联想到年初村口墙上贴的“缉拿特务通告”，便有人暗暗留下心眼。
接报后，金华公安费尽心思。单银昌藏得并不深，却也替换了户口档案。侦查员调阅多地资料，又走访曾被他抓捕过的老工人，发现那些年中统卷宗里“江浙肃红组”负责人的笔迹，与木工铺里那本进货账本的字迹如出一辙。证据链逐渐闭合。1956年春，公安在清晨行动，木牌匾刚被卸下一半，单银昌已被铐在木屑与斧凿之间。他沉默片刻，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会有今天。”
审讯桌前，无需更多刑具。列举出的28起暗杀、46起举报、3次抓捕行动，单银昌一条条点头承认。谈及刘英，他抬起手腕，指着早已褪色的旧伤疤：“他挤断我一根指节，还说总有一天会有人来算账，没想到真应了。”1956年1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终结了这名杀人无数的特务生涯。
至此，刘英烈士的在天英魂得以告慰，浙江地下斗争的那段血痕，也随着正义的落槌画上句号。而那声“老子可是中统大官”的狂妄叫嚷，成了单银昌逃亡岁月里的最后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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