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他被任命为115师重要职位，因特殊原因无法前往，曾在敌后战斗一年，坚持请求返回延安！
1937年4月的祁连山仍被残雪覆盖，西路军残部在乱石坡间穿行，欧阳毅裹着半条旧棉被，扶着驴鞍一步一停。他在队伍里名义是红5军团保卫局局长，此刻却更像一名普通流浪者——缺水、缺粮、还要随时提防马匪和骑兵的冷枪。那次艰难的东返给他留下了两样东西：一身病痛，和对保卫工作的执念。
突围成功已属不易，更难的是穿过河西走廊后的无人区。为换口热粥，他在张掖的土地庙前铺纸卖字，写“自强不息”四个行草大字换回半升豆子。队友回忆，夜里风如刀割，他蜷在庙檐下，手却一直压着那只装满豆子的布袋，生怕再失去什么。也就是那时起，他的胃病与失眠便如影随形。
年底抵庆阳，他才得知中央已批准他的养病申请。可刚躺进延安东山脚下的窑洞没多久，中央军委一纸调令，要求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充电。那时的延安讲究“不当懒人”，他也不好多言，只得捂着胃口、扣紧皮带，背着被服进了课堂。
两年后，抗大总校改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罗瑞卿挂帅，师生带枪直插华北敌后。1939年7月出发以前，会议室里一片嘈杂。罗瑞卿问：“老欧，能行吗？”他咳了一声，拄着折叠拐杖回答：“走得慢，但跟得上。”一句话让全场安静。就这样，他被任命为副参谋长，管行军路线和安全保卫。
敌后道路难料。原定直取晋西南，可数次日伪合击把纵队逼得北拐，经忻口、灵寿，一路摸进陈庄。120师彭绍辉团为护送主力，白天踏着乱石河床行军，夜里才摘下草帽煮野菜。进入蟠龙时，每个人都像从土里刨出来，尘土裹住眉毛，谁也看不出谁是教员谁是学员。就在这里，欧阳毅的胃痛变成了胃出血，夜里血呕到褥子上一大片。
1940年6月，总校准备再迁黎城。院务会上，张际春递给他一封调令，开口半带商量：“你干脆留下，当政治部副主任吧？”他摇头：“药都配不上，身体拖后腿。我得回延安。”旁边参谋低声劝：“真走？路不近啊。”他叹口气：“再难的路，也得先把命保住。”对话短短几句，定下归途。
返程和来时一样艰苦。黄河以东的顽军设卡截粮，他只得带两名学员绕山穿沟，夜宿破庙，昼伏夜行。行至榆次，北风呼啸，衣服冻成冰甲。几经辗转，直到当年11月才踏进延安城。总政治部将他安置在杨家岭招待所，小窑洞里生着火盆，雪夜炉火映红墙壁，他却整宿睡不着，咳声在洞顶回荡。
翌年春天，中央准备加强山东根据地建设。电报飞来：调欧阳毅出任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协助罗荣桓稳住胶东。消息刚到，延安保卫部门却急了——锄奸部正在整顿情报体系，正缺能镇得住场子的老人。机关讨论多次无果，最后在窑洞里，干部处负责人拍板：“身体是本钱，让他留后方。”电话那头，罗荣桓沉默片刻，“那就保重身体，前线缺人也不能硬来。”
于是，欧阳毅留任总政锄奸部副部长，继续处理突击搜捕、情报筛查和干部审查的繁杂事务。1943年前后，他偶尔主持夜谈，语速慢却切中要害，“保卫工作不是抓几个特务就完事，情报链要堵死，信任链更得疏通。”年轻学员听得入神，暗中记下要点。
1947年3月，胡宗南大军扑向延安，机关西迁清凉山。欧阳毅坐老式骡车，沿洛川小路南撤。枪炮声隔着黄土峡谷闷闷传来，他仍坚持在车上编写《保卫工作须知》，边写边咳，旁人劝他歇一歇，他摆手：“趁脑子还清楚，多写一页是一页。”
解放战争结束后，他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但常年虚弱，时好时坏，1953年起多次住院，职务一直悬在那里，并未再上台阶。60年代初，总政为他在北京专门安排一处小四合院，档案里备注“随时体检，量力用之”。他偶尔到机关开短会，更多时候在院里写回忆录，重温那段从祁连山到延安的岁月。直到晚年，他仍保留着那只写着“自强不息”的旧布袋，字迹早被汗水模糊，却始终没有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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