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浩要冲锋的，是百年品牌的护城河

作者 | 李佳

编辑 | 方堃

17岁的俞浩，已然站在命运的分叉口。清华大学的门向他敞开，可彼时的俞浩，内心燃烧着更灼热的火焰——辍学，创业。

这个异于常人的想法，溯源至他「极度内向」的童年。

生于江苏南通贫寒农村，俞浩的童年浸着煤油灯的微光与独处的沉静。家贫、内向、不善交际，他少有玩伴，终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拆解玩具、自制模型，12岁无师自通设计出更省线的双控电路，早早展露极客天赋。

书是俞浩最亲密的伙伴，福特、爱迪生、莱特兄弟的传记，成了他精神世界的坐标。那些推动时代的伟大名字，在他心里不是遥远的符号，而是可以对话、可以并肩的同伴。

「探索人类边界，为人类带来幸福」，这颗宏大的种子，在独处与阅读里悄然生根——他要的，从来不是一纸文凭，而是做出乔布斯、爱迪生那般，镌刻人类文明的成就。

俞浩身上的矛盾之处在于，在这种极致的狂热背后，并行的却是极致的理性。《央视新闻》资深主持人董倩评价俞浩说：狂妄像是一种外衣，内核是一种谨慎的价值观。

这种矛盾，让少年人一腔热血，却甘心在清华蛰伏十年，寻找破局之道，从电刷到无人机，从企业软件到高速马达，直至创办追觅，幸运赶上中国制造业崛起的时代浪潮。

01“常识与疯子”

一家冲击年销售1000亿的科技公司，一位制造业的年轻精英，似乎没必要用这样的方式消耗自己的公信力，比如每天让所有员工发短视频，比如喊口号：2026年冲击千亿、2027年冲刺3000亿、2028年破万亿。

这些一眼看起来有些夸张的言论，在很多人看来，是对常识不可理解的冒犯。

俞浩很清楚这一点。他在央视新闻的最新采访中说：“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在献祭自己，去扮演堂吉诃德，那个加引号的疯子的角色。我敢了，他们就敢了。”

这个“他们”是谁？是追觅5万名员工，更是所有想做全球化、但不敢定价的中国企业；是所有把苹果、戴森、博世当作天花板，而不敢去想自己才是天花板的中国创业者。

俞浩要冲锋的“风车”是什么？是百年西方品牌的护城河，是"中国品牌只能卖低价"的全球心智，是过去四十年中国企业出海时默认遵循的"N-1"法则——比别人少一点功能，卖便宜一点价格，从缝隙里挤进去。

他说："你太把这些品牌放在眼里，你自己做动作就会束手束脚。你老觉得自己的手机不如苹果，老觉得自己的汽车不如法拉利，那你怎么行？"

所以俞浩要扮演那个"不把这些百年品牌放在眼里"的人。这是一种策略性的傲慢——不是因为他真的轻视对手，而是因为敬畏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自我设限。

俞浩不想当挑战者。他想当规则的重写者。

堂吉诃德的可笑之处，恰恰是他的庄严之处。俞浩的勇气，在于他清醒地选择了被嘲笑。他知道短时间内人们会不理解，但他更知道，"如果每次吹的牛都实现了，他就会对你越来越信任"。

02“踩着追觅过河”

回到最朴素的命题：为什么中国新一代创业者需要一个马斯克式的“疯子”？

中国制造业的高端化，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10万转马达可以靠研发投入解决，1499欧元的定价可以靠市场调研验证——但"中国品牌可以比德国品牌更贵"这个心智，无法靠理性说服来建立。

它需要有人先去做，去做那件"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的事。它需要一个人用自己的商业生命做抵押，去证明那并不是不可能。

它需要一个活下来的堂吉诃德——不是作为悲剧英雄，而是作为先行者。

俞浩说："中国社会到了一个阶段，也需要这样来做事情了。告诉全世界你想做成什么，不用害怕失败，不用害怕被嘲讽。"

这个"阶段"是什么阶段？是中国制造业从"技术自强"走向"技术引领"的阶段，是中国品牌从"性价比出海"走向"价值出海"的阶段，是中国企业家从"跟随者心态"走向"规则制定者心态"的阶段。

2020年左右，俞浩认定中国的研发和工业能力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已经可以做得比他们更好了"。这个判断一旦做出，就没有温和的选项了。要么承认"我们更好，但依然卖得更便宜"，要么说"我们更好，所以卖得比他们更贵"。

前一条是安全的路，也是无数中国企业走过的路。后一条是危险的路，但也是唯一能改变全球心智的路。

俞浩分析了自己选择后者的三层底气。

第一层是技术底气。"我们的算法团队以中国人为主，中国做得更好，因此我们在算法上很快就超过他们了。"这不是口号，而是一个可验证的事实陈述。当底层技术从"机械精度"转向"算法+流体+智能"，中国工程师的密度和迭代速度就成为了真实的竞争优势。

第二层是商业底气。追觅海外市场的高速增长让他"可以把未来说出去"。吹牛需要资本，而资本来自于过去的信用记录。

第三层是文明底气。这是最有意思的一层。他说："也许我们长着一个东方的面孔，可是我们脑子里装着北欧的设计、希腊的哲科思维、法国的浪漫，再加上中国人想要奋进的动力。"

俞浩不认为中国品牌的高端化是"用东方打败西方"，而是"吸收全世界优秀文化，再往前走"。这种叙事比简单的民族自豪感更有说服力——它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包容性的。

他最终的判断极为朴素："你能去，我也能去。"这不是要证明中国人更聪明，而是要争取一个平等的位置。

2020年前后，追觅扫地机器人进入德国市场。那时候，德国本土品牌卖899欧元，追觅的定价是1499欧元——不是便宜三成，而是贵了近一倍。更离谱的是，这个中国品牌在当地的市占率很快接近了50%。

当堂吉诃德活下来，并且活得很好的时候，"他们"就敢了。而踩着追觅过河的"他们"，就是下一个时代的中国制造。

03 “N-1”到“N+1”的跃迁

俞浩与追觅的故事，不是孤例，而是一代中国企业从跟随到引领、从制造到创造、从低端到高端的集体跃迁。

改革开放至2000年，是中国制造业的代工时代，出口产品被贴上“便宜、低端、低质”的标签；2001年至2015年，中国加入WTO，制造业进入规模扩张与初步升级期；直到2015年，《中国制造2025》纲领性文件发布，标志中国制造业正式进入高端化拐点期，开启“创新驱动”的质变。

追觅成立于2017年，成长轨迹恰好踩在中国制造业从代工到引领的历史拐点上。

基于高速数字马达、智能算法、仿生机械臂等核心技术，追觅产品线从扫地机器人延伸到吹风机、洗地机、厨电、大家电，甚至汽车、航空相关领域，实现技术复利。这种模式，让追觅从小品类快速拓展至全生态，从单一硬件制造商升级为技术驱动的高端科技品牌。

全球工业文明的演进，从来不是单纯的产能扩张，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应着价值分配格局的重塑。制造业高端化，表面看是 “更贵”，本质上是附加值向上迁移、定价权向上争夺、话语权向上重构的历史进程。

纵观百年变迁，全球制造史清晰呈现一条规律：定价权永远向技术壁垒更高、不可替代性更强、话语权更大的环节集中。从廉价劳动力，到技术值钱，再到精度值钱，最终到算法、标准和定价权，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也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指明了方向。

俞浩提炼出了追觅的N+1出海哲学：“过去中国企业走“N-1”路线，靠低价抢占市场，最终陷入内卷，难以进入高端赛道；而追觅要做“N+1”，世界最先进产品做到N级，追觅做到N+1级，实现技术代差，同时定价比海外品牌更高。

俞浩与追觅的故事，是这个波澜壮阔时代的缩影。在这个转折点上，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谨慎，而是更多的堂吉诃德，不是更多的"N-1"，而是更多的"N+1"。

结语

失败是所有伟大创业者的必然宿命。爱因斯坦也没有完成统一场论，但这不影响他们在追求伟大目标的过程中推动文明进步。

“如果我一直成功，这说明我的目标还不够远大。”俞浩说。

俞浩的献祭逻辑在这里完成了闭环。他之所以敢扮演堂吉诃德，不是因为他相信自己一定会赢，而是因为他重新定义了输赢：最终成或败，管它呢。重要的是“在这个路途上留下的所有足迹，已经帮助了这个世界进步”，重要的是“客户、合作伙伴、员工都在这个过程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