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18年持续抗争，这个人撕开清北封闭校门的隐秘乱象！

5月13日，武汉大学宣布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公众凭身份证即可入校。这意味着学校自2023年7月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结束。

这一“推倒围墙”的举动在社交媒体引发了热烈讨论。支持者认为，大学理应是自由且开放的公共空间；反对者则坚持校园需要秩序，参观者的拥入会破坏科研和教学的静谧。

过去这段时间，我们正持续关注并调查清华、北大两所顶尖学府校门外的“入校生意”。通过对黄牛、中介、校内教工，以及北京大学工学院副教授李植的走访，试图复盘这道围墙是如何一步步建立的，它究竟肥了谁，又磨损了谁。

在北大，不预约而进校门的方法有两种：

要么像副教授李植那样，在众目睽睽下越过闸机；要么花120元，找人带入。

从2021年开始，中国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参加高考，而清华与北大，几十年来始终处于这项残酷竞争的顶端。对名校近乎宗教式的崇拜，让这两所学府成了无数家庭必须到访的“圣地”。2018年，两校先后实行了预约限额入校制度，参观者必须通过线上系统实名申请，名额按时段分配。由于需求远远超过供给，预约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大量申请者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进入校园。

于是原本免费的入场券，在校门外方圆几公里的黑市里，被精准地标好了价码：进清华80元，进北大120元。

过去这段时间，通过对黄牛、中介、校内教工与学生织成的灰色网络的潜入调查，我们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搞钱”的故事——游走在规则缝隙里的“黄牛”只是末梢，真正使得这桩生意得以存续并疯狂增长的，是那道日益加厚的校园围墙。

在拆解这些交易路径的过程中，我们也试图追溯：大学校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封闭”的？北京大学工学院副教授李植是其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样本。18年来，他始终坚持大学应当完全开放，他不主动出示工作证，不配合刷脸，甚至直接跨越闸机。

他的个人抗争史，恰好与那些想尽办法进入校园的游客形成了奇妙对照——一边是身为“主人”却拒绝规则的人，一边是身为“访客”却拼命想砸钱进去的人。这道校门，早已不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围栏，规则与欲望、特权与生意，抗争与妥协，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这里碰撞。

一部校园“封闭史”

在李植的记忆里，这所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曾经是完全开放的——至少在执行层面是这样。

他从小在北京长大，有亲戚住在北大周围，也时常进北大玩耍。在他的印象中，进出校门从来不需要任何手续，没有人查证件，也没有人登记，“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后来他成了北大的教员，住在西门外的畅春园，每天上下班都要穿过校园。

学校门口也有门卫，但更像是象征性的存在。门卫对进出的人“不闻不问”，别说查身份证，连学生证、工作证也从来没人看过。“进北大还要被拦下来问东问西”，在他从小到大的认知里，这是不可想象的。

变化发生在2008年夏天。

由于奥运会的乒乓球场馆设在北大的邱德拔体育馆，为了安保需要，从六七月份开始，学校突然收紧了管理。门口贴出了通告，理论上要求出示学生证或工作证才能进，“校外的人就不让进来了”。

李植清楚记得那年夏天他和保安的一次对峙。他从西门进校，保安拦住他，要求查证件。他的第一反应是抵触——凭什么查我的证？我在这儿生活了几十年，你突然说查就查？他没有硬闯，但也没有妥协。保安不让进，他就在门口站着。“反正我不怕耽误时间，你要耗，我就陪你耗。”

后来保安报了警。警察到现场了解情况后，发现他是北大教员，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从那时起，北大的查证制度正式确立下来。奥运会开完了，制度却延续至今。李植记得，最初执行并不严格。北大家属多，很多老人办了家属证，或者跟保安混个脸熟，也就不管了。即便查证，很多旁听生和校外人士能混进来——毕竟那么多校门，挨个试，总有管得松的。

真正让校门“越关越严”的，是随后兴起的“校园景点化”浪潮。

随着网红经济与社交媒体普及，武大的樱花、厦大的芙蓉隧道、清华的二校门以及北大的未名湖，逐渐成为网红打卡地。每逢花期或节假日，人潮汹涌而入。

2025年3月24日，游人在武汉大学校园内观赏樱花。

几年后，清华与北大也加大了对校外人员的管控手段。

2018年7月7日，北京大学正式推出个人参观校园网上预约系统。该系统实行提前7天预约制，并对入校时段、核验身份做出了明确规定。此举标志着“随到随进”的时代彻底结束。

但在李植看来，这种以“秩序”为名的封闭，并不能掩盖逻辑上的荒谬。他最基本的信念是：大学天生就应该是开放的。

“从我小时候，进出校园从来都是随意的。你突然改成查证件才能进，对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无论你提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李植说，“国外的大学，除了军事院校或者保密单位，哪个不是随便进？人家的食堂都是随便吃。大学是社会公共生活的一部分，绝不仅仅是学生和老师所独享。”

有人曾质疑，游客太多会影响师生正常的学习生活。在李植看来，这是学校管理不善的问题，不能当成学校“封门”的理由，“游客来北大，多半是为了看未名湖，看那些有历史的老建筑，一般不会去教学楼和宿舍区。学校完全可以把教学区和景区适当分开，对游客进入教学区做一些合理限制，但你不能把整个校园都封起来。更何况，未名湖那一带本身就是公园，应该对外开放。”

也因此，从2008年起，李植就开始了与保安的博弈。

他始终坚持一个态度：保安没有权利查他的证件，“你可以报警，我可以陪你去派出所，但你没有权利拦住我”。为此他去过燕园派出所很多次。最大的一次冲突中，保安在拉扯中不小心摔到地上，还煞有介事地去医院验伤，但也并没有查出什么事。李植则被叫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并基于人道主义赔偿给保安一小笔钱。

多次摩擦后，保安们逐渐知道有他这么一号人，大部分时候会放行。李植判断，北大保卫部甚至可能有一个“名单”，示意保安不要管这个名单上的人。于是那段时间，他和保安形成了某种默契：走得多的门，保安认识他，就直接放行；从其他门进，还是会有人拦。他也主动找过保卫部和校长办公室，说这种管理方式不合理。校方自然有一套说辞——游客太多、秩序混乱，等等。

这种博弈在2019年秋天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彼时，北大开始安装闸机和人脸识别系统。李植记得是东门先装的，学校当时似乎将其视为一种技术升级的政绩。自那以后，进校不再是“看一眼证件”，而是需要出让生物信息。李植从来没有主动录入过自己的人脸信息，“按照法律规定，我没有授权学校使用我的生物信息。”因为担心刷脸的时候会被读取人脸信息，他进校门会用书包遮挡刷脸屏幕。

李植每天出门都会携带这两本书。

再之后，这种方式也不用了，他决定直接“跨栏”。

“闸机的门不高，我抬腿就能跨过去。有些闸机栏杆之间空隙够大，也可以直接挤过去。”

保安当然会问，甚至会追。有一次李植从东门跨进去，保安在后面追，他索性跑了起来。李植说自己短跑水平很差，高中时就徘徊于及格与不及格之间，但长跑还不错。跑了一段后，保安跟不上了，骑着单车追了上来，还用对讲机报告，“发现目标”。

李植半开玩笑地说：“你们的体力不行啊，连我都追不上？”保安回答：“是啊，你跑得挺快，但我这身大衣实在太沉了。”李植给保安看了工作证，告诉对方只要向领导报上自己的姓名就没事了。果然如此。

这种猫鼠游戏式的互动，成了李植近几年生活的常态。

一次出门时，保安也让他刷脸。

“出门还要这么麻烦？”李植不能理解。对方回答，“你怎么进的就怎么出”。

李植一听来了精神——“我要的就是这句话。”他一抬腿跨出去了，同时告诉保安，“我就是这么进来的”。还有一次，他跨出门后，保安拽着他的背包不让他离开，两人像拔河一样拽了两分钟。背包质量不错，没拽坏。后来李植干脆回校园，去保卫部投诉门卫管理制度，还顺便打听了一些制度背后的故事——比如学校担心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在校外出事，所以连出门也要管。

李植觉得这个理由站不住脚，“这部分人哪儿都有，不能为了保护他们把我们所有人都牺牲掉”。

他的抗争倒也催生了一个微小的改变：在“跨栏追赶事件”之后，出门很快就不用刷脸了。同事们跟他开玩笑：感谢你跨栏，我们能直接出去了。但李植笑不出来，“现在新冠疫情过去已经四年了，大学应该重新思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门卫制度。发达的大学教育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体现，大学必须是开放的。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怎样开放’，而不是‘应不应该开放’。”

明码标价的名额

就在李植因为拒绝查证而与保安周旋的这些岁月里，校门外上演着另一番景象。

尤其是2023年7月，清华和北大结束了新冠疫情期间的封闭重新开放后，在“限额预约制”下，原本免费的入校权，迅速在校门外方圆几公里的黑市里，发酵成了明码标价、分工明确的暴利生意。

“清华，80元；北大，120元”

这是目前进入这两座象牙塔的“地下行情”。如果想进阶，配一名在校学生“陪同讲解”，每小时300元；若是包装成所谓的“名师研学营”，价格会瞬间涨至数千元甚至上万。

每到寒暑假，这桩生意会变得更加疯狂。一边是官方预约系统里“秒光”的名额，另一边是汹涌而至、只求带孩子进门“沾沾仙气”的家长。

对许多普通家庭来说，几百块钱的“带路费”虽然不便宜，但比起孩子的前途，似乎微不足道。而对于黄牛和“带路人”来说，这几乎是零成本的生意——只需要一张学生证、一张熟悉校门口保安的脸，或者一个可以操作预约系统的内部账号。

2023年7月8日，清华大学向社会公众开放暑期校园参观首日。

而这种地下交易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闭环。

上午8点30分，清华东路西口地铁站，“带路人”董凡如约出现。

他示意交易者扫开一辆共享单车，并递上一张学生卡——它属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一名女生，叮嘱其跟紧自己的电动车。这个参观名额是在某购物平台上花80元买的。在那些平台上，这类名为“清华北大参观”的商品，价格从几十到数百元不等，随行就市。

这次的目的地是清华大学东门。在距离校门最近的红绿灯前，董凡会示意对方停下观察，等一波车流涌向校门时再跟上去。此时，他也会拿出一张牌子挂在自己脖子上，那是他的证件。他说自己是清华大学某学院负责技术的后勤职工。也许是那张学生卡起了作用，也许是人多眼杂，保安没拦，直接放行。

就这样，一名校外人员顺利进入了清华大学。

这种方式在业内叫“带进”。董凡说，他做“带进”已经三年，也就是说，这场交易随着校园的开放也一并开始。他说自己在工作中有很多接触学生的机会，比如“带学生出去做交流”等。他还自称认识北大的学生，因此也接参观北大的“客源”，120元一位。

如果在网络平台上继续寻找，会发现相比这种“带进”，一些围绕清北入校的生意则显得更加职业化。

在提供此类服务的网店中，分工极为明确：有人负责客服对接，有人负责渠道运营，老板则是掌握“资源”的那个。他认识两三名清华北大的研究生与博士生，可以提供代预约服务——清北学生每天有两个入校名额，可以代家人与亲友预约。客服介绍，他们还可以提供清北学生导游服务，每小时300元，仅预约入校则是160元/人。客服也提到，近年来，由于校园管理愈发严格，愿意冒险合作的学生也越来越少。

2025年1月13日，北京大学寒假校园参观火热启动。

相比这种“小打小闹”，研学机构则更青睐于所谓的“安全渠道”。

一家研学机构的中介透露，他们提供的清北研学项目可以“确保入校”，并非仅在校门口打卡拍照：20人左右的跟团研学，每人收费200元；如果加上校内在读学生进行独立讲解，每人600元；若只入校、不讲解，价格同样是200元。

“我们是正规旅行社，不是通过学生私下带进去。”中介解释，他们对接的主要是校内的教职工或长期居住在校内的“原住民”，这些人拥有各自的报备渠道，操作上“比学生更方便”，即便被学校查到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系统”里的暗门

真正成规模的“创收”，隐藏在学校的行政系统里。

一位北京大学校内知情人士称，北大有很多二级单位，几乎每个单位都有预约人入校的权利。而在每个二级单位中，预约权限就在几名行政人员手中。

这里存在一个被长期利用的漏洞——“撤销再申请”。

“比如说我作为学工，今天除去老师和学生的预约都差不多了，我手上还有50个名额。那我就可以等这50人入校之后，立刻在后台撤销他们的入校预约。这样，名额瞬间回流，我又可以重新报备50个人。”

通过这种“滚雪球”的方式，预约名额可以源源不断。

在他看来，违规预约入校的“大头”其实在这里。据他了解，近两年，由于这种方式“搞得太夸张”，已经有北大某下属研究所被通报批评。据称该研究所总共几十人，通过这种方式一天之内帮助3000人进入北大。按行情价200元一人算，一天“创收”可达60万元。

北京大学2023年7月发布通报称，一支名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课”的校外研学团队，由部分校友通过预约同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139名学员入校，每人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

除了这种“组织性”的买卖，也有靠学生“群众路线”铺开的生意。按照规则，每名学生每月拥有8个预约名额。一些院系的学生会干部会利用人脉，发动普通同学贡献出自己的名额。

对于校内人员而言，这场交易绝非无本万利。清华大学2025年9月的一次警示通报中，一次性披露了四起校内人员勾结校外“黑导”“黄牛”违规报备入校并非法牟利案件，对涉案教职工采取行政拘留措施，一名学生被直接取消了保研资格。但很显然，只要门内外需求的鸿沟依然存在，那道缝隙里的灰色交易，就永远不会彻底消失。

2024年7月13日一早，进入清华大学的游客络绎不绝。

对于深谙此道的研学机构来说，他们还有另一套“合法”的外衣：借公章。

赵磊曾在此类机构工作过。他透露，每到寒暑假，很多中小学拥有“公对公”访问清北的官方渠道。研学机构便会与这些学校达成交易，利用对方的公章和申请函，将社会招募的付费游客包装成该校的“访问学生”。

“学校盖好章，把名单一递，大学审核部门很难一一核实这些孩子到底是不是那个学校的学生。”赵磊说，通过这种“合法”的掩护，研学机构得以成规模地将游客带进校园。“一个公章，几百个名额，审核部门根本没办法一个个查。”

而整个研学行程中，真正留在清北校内的时间可能只有半天，其他时间都是在北京各个景点转悠，或是在校外听所谓的“老师”分享。

这种恣肆的方式并非绝对安全。他回忆，自己之前在的一个研学团，曾经遭遇北大的突击检查，当场核对名单上的入校人员。结果被发现暗箱操作，导致在校内帮忙预约的人员受到了处罚。

封闭的代价

无论是李植坚持“跨栏”，还是校门口黄牛生意折射出的狂热需求，最终都指向同一个命题：当大学选择把自己“封锁”在围墙之内，它究竟失去了什么？

在李植看来，最直接的损失体现在学术交流上。

“以前外校的老师路过北大，想进来坐坐、听个报告，抬脚就进来了。现在临时起意要来，还得走申请手续。以至于很多人嫌麻烦就不来了。学术交流、校际往来就这样被一点点磨损。”参加一些交流会的时候，他听同行们说起过这种心态。如果说以前很多学术灵感产生于“不期而遇”，而现在，没有明确目的、未提前预约的临时交流，几乎在这座校园里绝迹了。

如今，除非有正式的校际活动或者校内的人帮忙预约，否则学生之间很难在校内见面。“海淀高校多，距离也近，以前随时想去就去。现在要约，就只能都约在校外。”李植说。在他看来，校园封闭也进一步导致了学校和周边社区、和城市生活的割裂，大学校园本身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大的未名湖、清华的大礼堂和图书馆，过去也是周边居民散步、休闲的去处。封闭管理之后，这些空间完全变成了内部资源。

“而且这么一来，公众对高校的负面情绪在积累。”李植说，“人家大老远来了，校门都进不去，心里能没气吗？他们只会觉得北大架子大、不近人情。这是学校声誉的损失，毫无疑问。”

至于“封闭校门是为了维持校园秩序”的说法，在“明码标价”的灰色网络下更显得荒谬。

至少从我们在这段时间的调查来看，它并没有消除问题，只是把问题转移到了地下——黄牛、违规预约、“借公章”、冒用他人证件……这些操作因为正规渠道的稀缺而变得更加猖獗。通过黄牛进入的人完全游离在校园监管之外，围墙非但没有消除隐患，反而让入校行为变得更加不可控。

面对围墙，李植的立场一贯鲜明：大学必须是开放的。

他提到国外的操作——校园开放，但核心教学区域有限制；或者学校可以在工作日重点保障教学科研，周末和寒暑假更大程度地面向公众开放，“无序的开放确实有压力，但完全可以通过更精细化的管理来解决”。

清华大学“二校门”前的参观者在合影。

在一个每年有超过1000万人参加高考的国家，清华和北大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校园本身。

它们是关于阶层跨越、知识崇拜以及向上攀爬的社会缩影。而这种渴望是无法被闸机挡住的——要么在阳光下找到出路，要么在暗处找到缝隙。

李植在18年里，用跨越闸机、与保安周旋的方式，试图守护他心目中大学应有的公共性。而在校门外排队、花钱、托关系的家长和孩子，则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诉求：他们想进来。

这道校门，或许终有一天会彻底打开。问题只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时候。

（董凡、赵磊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