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朱元璋第五子朱橚，尽管在明朝时期不被重视，却作为朱棣同母弟对世界产生了巨大贡献
永乐四年，也就是1406年盛夏的傍晚，开封府周王府的书案上落下最后一笔，朱橚放下狼毫，自言自语：“若荒年再来，这些草木能救多少人？”刘醇在旁低声接话：“殿下，此书若行于世，饥馑可减半。”简单的对话，道出一部《救荒本草》的来由——那是一个手握三卫兵马的藩王在风雨飘摇里为百姓留下的依靠。
明初的藩王与宋元不同，他们不只享受封地，也被赋予“屏藩京畿”的使命。开封地处中原咽喉，朱元璋将第五子朱橚移封于此，赐兵三万，意在锁住黄河渡口，牵制北元余部。军饷、仓廒与江淮漕粮源源不断，王府仓库常年挤满藜麦、皮靴与甲胄。对同龄藩王而言，这些是立威的资本；对朱橚，却暗暗孕育出另一条路——他命人在府后辟地三百亩，种的不是花木，而是寻常人眼里的“荒草”。
转折出现在洪武二十二年。那年冬天，他未经批准，携家眷悄悄南下中都凤阳探望病重的岳父冯胜。事发后朱元璋大怒，诏令削夺俸禄，流徙云南。云南瘴烟潮湿，瘟疫与疟疾纠缠不休，军户、土官皆以草药护命。朱橚住在沐英旧府，常随当地土医上山识草，“此叶入汤，热退；彼根入粥，可充荒年”成了他每日的笔记。流放两年，他回到开封时，随行挑来的草籽装满数十篓。
本可就此归于安稳，然而1399年爆发的削藩风暴让他再度陷身险境。建文帝采纳齐泰之议，先易后难，首削周王。更要命的是，二子朱有爋为争储，被传“密驳父王交通商贾”，一纸密疏直飞南京。李景隆奉诏率兵抵开封。朱橚被押往滇中，再度与瘴疠为伍。“父王，何苦自讨苦吃？”囚车中，朱有炖忍不住低声抱怨。朱橚却眯眼盯着山路两旁的藤蔓：“记住这株花，能治痢。”身陷囹圄，目光仍落在草叶纹脉上。
1402年，朱棣北伐成功，建文失踪。新帝念旧情，复周王爵，添岁禄五千石。回到开封的朱橚谢恩后却不议兵事，只提“旧园已荒，乞赐木工五百、役卒千人修治”。永乐二年，南京设宴，朱棣举杯：“五弟可愿迁洛阳，更近京师。”朱橚摇头：“此间草木才发芽，若动土移根，岂不又误农时？”兄长莞尔，赐金并默许其留守原封，但三卫兵马旋即交回兵部。失了兵权，却赢得了相对的自在。
从此，王府成了实验田。刘醇、滕硕、瞿佑等十余位医者被延揽，分赴山川采集；抄手、护卫也改行提篮锄头。开封百姓先是侧目，后来若子女染疠，多会悄悄叩门求方。朱橚并非空谈玄理，他强调“可食、可得、可种”，凡入书者，皆以实地试种、试煮、试药为准。有人讥为“藩邸变菜园”，可饥岁来临时，这座菜园却能分发数十种救命野菜种子，河洛两岸少了流民啸聚，官府也乐得睁只眼闭只眼。
永乐四年，《救荒本草》脱稿，记录草木四百余种，附图、附用法，兼采中原、巴蜀、滇南诸地土名。它与稍早完成的《普济方》一经献上，即获敕命内府校刻。几年后，李时珍在编纂《本草纲目》时，多处引用其辨别方法，称“周藩遗编，良可宝之”。清初修《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时，又全文收载。与此同时，经朝鲜使节辗转，抄本漂洋过海，江户医家以之为灾荒备读，一些条目至今仍见于日本乡药志。
有人惋惜，这位手握劲旅的宗藩一生未上战场，却在后园里与蚊蝇日晒相伴；也有人嘲笑，他因种种“违制”事端累及家门，终究算不得贤王。然而细看账面，三万兵众、万顷膏壤在他的决断下化作了面向饥民的方寸纸墨。藩王的权柄随时代风向沉浮，草木却在沟畔旷野年年再生，带着他当年记下的图注，悄然滋养后世无数饥馑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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