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庄子》中庄子借温伯之口，评价当时中原君子（主要指儒家学者）：”中国之君子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意指他们精通礼义规范却浅于体察人心，反映了道家对儒家过分注重外在礼教形式而忽视内在人性自然的批判 。

庄子主张清静无为的思想，认为人应该知道自己内心的想法，也应该知道其他人内心的想法，或者说人与人的交流应该放在无功利的层面上，而不能总是为了功利意义去交流。毕竟每个人都有人性，而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应该在后天发展过程中形成某种无功利化的互动。如果非得冠以善恶的评价，那么人性应该朝着善的方向发展。可是所谓的善，往往被儒家歪曲。或者说，孔子并没有歪曲人性的善与恶，而是后代的统治者改变了孔子的思想，甚至形成了封建礼教传统，当然也就改变了善与恶的思想。当儒家建立起了礼仪道德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就会改编，奉为圭臬，而且要严格执行。本来有法律，执行法律就行了，但统治阶级认为，秦朝完全执行法律，不讲人情关系，会很快亡国。在执行法律的同时，应该推行儒家的礼仪，让人们知书达理，起码让人们从小就学习某种道德规范。如此一来，道德规范可以成为社会矛盾的软化剂，有利于消解社会矛盾，有利于消除人们心中的不平之气，让人们变得温文尔雅，当然就可以减少很多社会矛盾，甚至在灾难的时候，不会导致农民造反。似乎古代每一个人从小就懂礼义，知道什么叫礼节，什么叫天地间的大义。他们见面要打招呼，对父母行叩拜之礼，对君主行三拜九叩之礼，而且从地方官到君主，都有出行的礼仪规定，也有很多随从，当然会大张旗鼓，而老百姓出行就没有这样的阵仗。

长期存在以后，礼义就成了正当的存在，甚至比人的性命都要重要。孔子只是提倡“仁”的学说，孟子提倡舍生取义。他们的长处在于教化，要教化人心，让每一个人向善。本身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经过历朝历代的改变，这样的思想就变得失去了原来的味道，转而成了愚民的工具。人们要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规矩，不敢有丝毫反抗。倘若谁想反抗这套规矩，那么谁就是大逆不道，很可能遭遇口诛笔伐。皇帝会把权力分给各级官员，各级官员会分管各自不同的事物，而地方有宗族管理，很容易形成层层压榨的制度。这样的制度长期存在，就被视为正当合理的。皇帝和官员带头践行礼仪，可是他们只是口头上那么说，而真正做事的时候却不会那么做，以至于形成了表面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的情形。似乎道学家们总是要宣扬礼仪道德，要践行礼义道德，实际上并没有践行，看看他们的家产，再看看他们的小老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像现在的贪腐官员开大会，反腐倡廉一样，看看他们实际的私人财产，再看看他们包养的情妇，就知道他们是什么货色了。礼仪适合宣讲，适合挂在口头上，适合鼓动普通人，却并不适合实践。或者说，统治阶级的官员只喜欢口头上标榜礼仪，把自己说成是君子，实际上是小人。

真正懂礼的官员是很多的，实际上只是忙于官场应酬，忙于各种各样的场合表演，却并不会对老百姓讲道理。他们会层层加税，层层压榨，不允许老百姓反抗，也不允许书生说出社会真相，更不允许书生暴露社会矛盾。只要维护社会稳定，就算是最大的功劳，哪怕捂盖子，打棒子，制造不公平不公正的事件，只要社会稳定，就算是功德一件，其实是维护了封建剥削和压榨制度，却没有让农民知道真相，也没有让他们翻身得解放。至于义的层面，古代的官员更是缺乏，看看那些亡国之君的手下，看看那些所谓的忠臣良将，在国家败亡的时候干了什么，就知道他们提倡的义是多么虚伪。能够像南宋末年背着小皇帝投海的陆秀夫那样的忠臣为数不多，同时殉国的十万君臣确实不少，但很多朝代都没有这样的人，只有南宋末年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以至于很多人慨叹，读书人的种子绝了。古代读书人知道礼是什么，也知道民族大义是什么，在关键时候能够舍生取义。而后代的人却乏善可陈，口头上讲理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稍加学习就可以，即便是孩童也能学会礼仪。倘若在关键时候舍生取义，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了。

庄子指出儒家的毛病，简直针砭时弊，因为儒家总是过分强调表面的礼仪，还有一套完整的表演体系，而人心却并不是那么容易揣测的，或者说并没有禅宗那样直指人心的智慧，也没有道家那种超然物外的情怀，似乎过于拘谨，对人性形成了某种束缚，也成了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发展成礼教传统之后，这种传统就成了愚民的工具，以至于“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有一些过激，但并没有反思。到了现在，有人又提倡礼仪传统，立刻遭到人们的反对，除非有资本助推，可以运作一些项目，不管是读诗书的辅导班，还是做汉服的产业，都可以用来赚钱，但对于人心的分析，对于人性的洞悉，还差得很远，甚至根本没有。后代人学习的所谓儒家的经典书籍，基本上都是经过后代权力系统改编的，和原原本本的儒家思想相差太远。庄子超然物外的思想被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视为消极，并不如儒家入世思想那样的积极，于是儒家思想就被统治阶级改写，而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却被统治阶级摒弃。到了现在，似乎人们不喜欢提老子和庄子，也不太喜欢听儒家的礼仪道德，而是追求权和钱，似乎受了资本的影响，更实在了，只不过精神难以超脱。

林语堂认为：“人若无仁，虽有才智，终将迷失；有仁者，方能安身立命。”在他的小说中，既有儒家的礼仪道德，又有道家的超脱思想，而且他认为“道家精神是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物各有主”“得失随缘”。人们倘若有了这样的思想，就会逐渐认识到人性的奥秘，看到人心的复杂，而不再专注于表面的仁义道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