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去世，他的研究主题是失业

在世的诺奖得主，又少一人。

美国当地时间2026年5月15日，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在纽约曼哈顿的家中去世，享年92岁。

埃德蒙·费尔普斯

费尔普斯于1981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78年获得古根海姆学者奖，2000年被授予美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士称号，2011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正式院士。200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费尔普斯，以表彰他对宏观经济政策中跨时间权衡的分析。

费尔普斯最重要的经济学成就，是他对“通胀与失业关系”的颠覆性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曾普遍认为，通胀与失业之间存在某种稳定的替代关系，通胀高时失业率就低，反之亦然。由此出发，当时的许多政策制定者认为，为了实现就业的增长，可以接受较高的通胀，甚至主动将通胀工具化。

费尔普斯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研究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信念。他在1967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上述替代关系只在短期内存在，而且依赖于一个关键条件：工人和企业对通胀的预期出现“错误”。具体而言，如果政府突然增加货币供给推动通胀上升，企业可能误以为这是对其产品的需求增加而扩大生产、增雇工人，从而暂时降低失业。但一旦工人和企业意识到实际通胀高于预期，他们就会调整工资和价格要求，失业率将回到原来的水平。

费尔普斯进一步指出，经济体中存在一个由结构性因素决定的“自然失业率”水平，通胀在长期内无法将其压低至该水平以下。这一洞见的政策含义极其深远：政府不能指望通过制造通胀来永久降低失业，长期来看这只会推高物价水平而不会改善就业。

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美国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胀”局面，正是对费尔普斯理论最有力的验证。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颁奖时指出，费尔普斯的工作“加深了我们对经济政策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之间关系的理解”，“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为了让更多读者深入理解费尔普斯理论的价值，下面，阿信分享其个人回忆录《埃德蒙·费尔普斯：我的经济学之旅》中的有关章节，从费尔普斯自己的视角，解读它的渊源与影响。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的经济学之旅》

[美] 埃德蒙·费尔普斯 著

何志毅 张占武 译

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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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摘编自《埃德蒙·费尔普斯：我的经济学之旅》

《通货膨胀政策与失业理论》

在入住山景房并购入一辆捷豹汽车后，我很快就在可以俯瞰斯坦福大学的 CASBS 安顿下来。当年，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中不乏显赫的人物。约翰·罗尔斯正在撰写《正义论》，理查德·派普斯和塞缪尔·亨廷顿也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我和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成了朋友，尤其是和罗尔斯成为一生挚友。我与哲学家阿梅莉·罗蒂和她的丈夫理查德·罗蒂（当时他正在研究哲学新思想，并著有《筑就我们的国家》一书）、唐纳德·戴维森、理查德·布兰特以及心理学家特雷西和霍华德·肯德勒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当然，每个人来这里都是为了推进自己的项目，但我们在旧金山半岛斯坦福山庄共同度过的那一年，是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田园生活时光。我们中有些人几乎每天都在烈日下打排球。（一位医生对我们其中一人说：“你们一定是疯了。”不过我从未有过那么好的身体。办公室里的一位年轻女士在我打球失误后对罗尔斯说：“奈德长得很帅，但他不会打排球。”）我们还共同应对了旧金山、斯坦福大学校园以及研究中心内部的种种困扰。

很难夸大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美国爆发的抗议活动，尤其是 1965 年洛杉矶的瓦茨骚乱，1967 年纽约爆发的一系列社会骚乱，1968 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抗议运动，以及 196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第三世界解放阵线。记得早春的某天下午，我在研究中心周围散步，俯瞰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只见烟雾从校园中央总部的恩西纳大厅升腾而起，一群疑似来自旧金山的抗议者放火烧了这座建筑。后来发生的一次袭击离我更近了。当时大约凌晨 4 点，副主任普雷斯顿·卡特勒打来电话，说纵火者袭击了两间研究中心的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就是其中之一。“你最好赶紧过来。”他说。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焦急地开车前往研究中心的情景。我脑海中想象着最糟糕的场景—也许那些我没有备份的手稿已经化为灰烬，也许罗尔斯的手稿也被毁了，也许研究中心将关闭数月。幸运的是，研究中心仍然可以运作，我们的手稿也得以保存。（在我的印象中，即使是受损最严重的那些手稿也还有利用价值。）

毫无疑问，这次社会动荡引起了我们研究中心和其他公益组织对那些遭受歧视的贫苦劳动者和劳动力市场受害者的关注。布鲁金斯学会已经对此产生了兴趣。1968 年初，我在那里会见了约瑟夫·A. 佩奇曼，他向我展示了他搜集的关于最底层 1/5 低收入人群的数据。不久之后，我获得了布鲁金斯学会为期一年的资助，并将其用于我在 1968—1969 年撰写的一本关于失业和低工资的书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开始研究失业问题，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失业问题以及在考虑对失业的影响的情况下最适宜的通货膨胀政策，因为人们过去对最低工资水平和工资对于工作的作用缺乏关注。我的主要成果是一本比较厚的书《通货膨胀政策与失业理论》，副书名是“货币计划的成本—收益方法”。（我对书名尤其是副书名不太确定，于是我询问了罗尔斯的意见。他说：“这会激怒你想激怒的人。”我很困惑，因为我不是要得罪人，我的兴趣纯粹是学术上的。）

这本书主要是从货币和非货币等多个角度研究失业问题。全书贯穿了对以私营企业为主的市场经济的探讨，比如当时的美国经济。书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是非货币因素的分析，但或许我们先从货币视角开始讨论更为合适。

这本书开篇概述了经济学家对失业存在的原因以及个人失业和总失业波动性的理解。（本章提出了我称之为“统计歧视”的概念，稍后会详细介绍。）在波动方面，书中提到了从丹尼斯·罗伯逊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到罗伯特·卢卡斯、伦纳德·拉平、唐纳德·戈登和艾伦·海因斯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以及由我自己和戴尔·莫滕森开创的“现代”劳动力市场理论。

不过，这本书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其他方面。《通货膨胀政策与失业理论》标志着我开始了一系列关于工作多层面或多维度重要性著作的撰写。在讨论就业问题的初期，该书强调“就业带来个人自尊感、社会尊重感、经济独立感……以及工作满意度”。之后，书中指出，“工作的社会背景，即人们会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并评论道，“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很可能会让那些抓住这些机会的工人获得尊严和提升自尊”。（在随后的几年中，“归属感”一词被广泛使用，尽管它并没有出现在《通货膨胀政策与失业理论》中。）在研究中心，我隔壁的同事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末尾的注释中写道，“也许最重要的‘首要善’是‘自尊’……一个人对自己价值的认知”，因此，正如我们所说，一个人觉得自己一生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通货膨胀政策与失业理论》中对“工作满意度”只是稍做提及，并没有深入讨论。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有益的工作》一书中，我对此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在随后出版的《大繁荣》（2013 年）和《活力》（2020 年）中将其作为我思考的核心。我认为，一个运作良好的经济社会中可能会有很多“好工作”，这些工作能够让人们有机会去发现、探索、尝试甚至创造。然而，在这个阶段，我尚未形成创造力这一概念。我们从这些观察结果和主题中可以得出一些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推论。其中之一是，任何要研究的关于最优宏观经济政策的跨时期模型，都不应仅包括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标准变量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仿佛不存在失业一样。此外，模型中的失业不能是工作人员为追求最佳生产结果而不断重新分配自身工作时所产生的失业。在模型中，失业完全是负面的。正如我所说，它“完全忽略了失业提供工资和职位空缺信息的功能”。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虽然其他针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最优宏观政策模型是可取的，但我尚不清楚应该如何着手研究。焦点是放在财政政策上，还是货币政策上？我在 1967 年发表的论文《菲利普斯曲线—对通货膨胀水平和最优就业率的预测》中，提出了一个不需要货币和货币政策的经济模型，以研究最优财政政策。我认为，如果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很高，那么出于对长期经济福利的考虑，就需要财政紧缩来抑制这种预期，尽管这会导致失业率超过“自然失业率”。奇怪的是，《通货膨胀政策与失业理论》一书中没有这篇论文的痕迹。

在该书的后面部分，我假设财政政策与涉及公共债务和国民储蓄的其他目标相关，因此管理失业的工具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最佳基础不是简单地将通胀率稳定在最优通胀率目标的周围。这样的政策会让失业率出现大幅波动，而得不到任何稳定通胀率的益处。然而，如果货币政策只是试图将失业率稳定在人们认为可维持的最佳水平，比如与“自然失业率”估计值相对应的水平，那么经济就很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率大幅波动的影响。

该书对货币政策的讨论始于一个“说明性模型”，该模型描述了在特殊条件下的“最优通胀路径”。该模型假设存在“自然失业率”，当失业率异常高时，货币政策会支持经济复苏。然后，该书在一个简化的总需求、通胀和失业模型中确定了最优货币政策。

在最简单的情况下，最优政策是将预期通胀率推向能够带来最大可持续收益的水平。当然，在接近这一水平时，失业率也会接近自然失业率。（在更一般的情况下，当前预期下的最优失业率是使预期通胀率以适当的速度下降或上升时的失业率。）换句话说，“最优政策可以被视为提高当前统计学意义上的通胀率，直到该通胀率的‘边际效用’等于最大可持续效用率超过当前效用率的部分”。这个公式与弗兰克·拉姆齐的最优国民储蓄理论中的公式十分相像。

然而，我在书中认识到，在现代世界中，任何关于最优货币政策的确定性模型都忽略了关于未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在某些方面也忽略了现在的不确定性。因此，政策制定者可能倾向于抛弃规则手册，跟随他们的直觉行事，而市场也同样如此。

在我看来，虽然该书不是一本可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手册，也不是一本更广泛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操作手册，但我确实比米尔顿·弗里德曼更接近最优货币政策的本质，因为弗里德曼主张采取被动的货币政策，依靠市场来做好货币政策。我也比罗伯特·卢卡斯更接近最佳政策，因为他设想让失业率由市场的所谓理性预期来决定。此外，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书中整理了当时关于工作重要性的最全面的论述，因此也深刻揭示了长期失业导致的非货币损失—无论货币损失是大还是小。

统计歧视

1970 年 8 月，我结束了在斯坦福大学 CASBS 一年的工作，回到东部继续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同时决定在纽约安家。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拒绝了斯坦福大学的一个非常珍贵的邀请。当然，我也觉得有必要住在纽约—去欣赏纽约爱乐乐团的伦纳德·伯恩斯坦、城市芭蕾舞团的乔治·巴兰钦和大都会歌剧院的詹姆斯·莱文的演出。表演艺术领域的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越来越少。

在纽约，我的精神生活开始变得丰富多彩。一天早上，当我离开公寓去搭电梯时，我遇到了住在同一层楼的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他知道我认识罗尔斯，并引用罗尔斯的话说我“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在火车上，我说我不太喜欢乘坐拥挤的地铁赶去宾夕法尼亚车站坐火车。内格尔告诉我，他喜欢地铁车厢里人群的拥挤和汗水（我怀疑他是在开玩笑）。在接下来的 30 多年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很高兴看到许多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熟悉彼此的工作，且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巴黎政治学院和其他大学的经济学家与哲学家之间也没有隔阂。毕竟，道德哲学提出的问题与规范福利经济学之间确实存在某些相似之处。

那一年，虽然我最想探讨的是罗尔斯正义的含义，但我首先想进一步探讨在《通货膨胀政策与失业理论》中用了几页篇幅介绍的“统计歧视”这一概念。正如我在该书中提到的，由于关于工人和工作的存在和特征的信息稀缺，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并不完善，因此这一理论自然而然地脱离了非瓦尔拉斯式的观点。（顺便说一句，我总认为“不完美”是恰当的词，“不对称”则不是。如果我不知道我面临的需求，你也不知道我面临的需求，那么为什么这被称为“不对称”？）

书中以下段落表达了“统计歧视”的基本概念。

某公司在两位求职者之间做出选择时，可能会表现出招聘歧视。公司可能会抓住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受教育年限、以往的工作经历等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判断。决策者可能认为在工作中的绩效表现往往与这些变量的观察结果相关，并且会按照一份清单进行逐项检查。公司在进行统计估算……

……就像旅行者可能会在不了解当地信息的情况下，习惯性地选择在旅馆外就餐而不是在旅馆内就餐，即使所选的餐厅有时可能不如旅馆内的餐厅，他也可能会被认为是“歧视性对待”。同样，一个追求成本最小化的企业可能会基于一小部分数据做出“歧视性”决策，而这些数据用于代替对个体的详细描述，因为企业认为获取详细数据既不经济也不可行……换句话说，肤色和性别可被当作未抽样的相关数据的替代品。

正如我接下来所说的，社会评论家正在质疑我们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的其他领域，是否还需要除了盲目正义和统计公平性之外的东西。

后来，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和卡尔·谢尔建议我写一篇文章对这个案例进行延伸，最终的期刊文章是《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统计理论》。我在文章中写道：“相比之下，加里·贝克尔提出的歧视理论是基于种族偏好因素的。纲纳·缪达尔的开创性工作似乎也是以种族对立为中心的。”我的论文除了对上述讨论进行总结外，还为这种在招聘中普遍存在的歧视现象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

到 1971 年，我关于货币政策的著作已经出版，其衍生作品《统计歧视》也已完成，我再次获得了开展一个或多个新项目的自由。然而，我离设定的新研究方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我想构思一些深刻且富有创造性的东西，但具体是什么还无法预见。与此同时，我可以探索罗尔斯式的正义，并随时准备探讨其他越来越受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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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6.5.22

编辑：闪闪 | 审核：孙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