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嘉兴日报）
转自：嘉兴日报
■何志荣
明朝万历二十三年（1595），嘉兴迎来了一位新的父母官，陈儒。
陈儒（1565—1632），江西高要县大城镇张家山人。祖父陈碧川，曾任河北冀州训导；父亲陈良才，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山东兖州知府，后擢升福建按察使。陈儒天资聪颖，16岁便成为府学廪生，万历二十二年（1594）中举，次年乙未科殿试登金榜三甲第40名，赐同进士出身，随即授任嘉兴知县。受良好家风熏陶，他为官正直，体恤民情，注重实事，深得百姓爱戴。后几经升迁，累官至云南右参政（从三品）。
陈儒前后为官27年，最令他欣慰的还是在嘉兴任知县期间。正如他自己所言：“如常平仓之重建，不见境内之饥馑，颇遂吾心愿也。”他刚到嘉兴时，便隐隐听说，这里以前曾因饥荒饿死过人，有位粮长还因私开官仓被抓了起来。他心想：大明自洪武以来，太祖朱元璋倡导“广积粮”，一向注重粮食储备。除皇仓之外，各县还建有预备仓。这里素称鱼米之乡，怎会发生这等事？为弄清原委，陈儒与县丞、主簿分头下乡实地调查。
他来到事发地新丰镇高家埭，一查才知道：那位粮长叫高铭。那年发大水，许多农家颗粒无收，面对饥民，高铭先打开自家粮仓，设厂施粥。但凭一家之力毕竟有限，便向县里报告，申请开放预备仓。可县里迟迟不给答复，村上已有人饿死，他便冒险擅开了自己所管的粮仓，结果被判刑坐牢。有乡民闹到府里，事情后来不了了之。陈儒经过调查，终于理清了真相：早在宣德年间，预备仓制度就十分混乱，到嘉靖时逐渐废弛。现今预备仓制度已名存实亡。
正如江西提学佥事朱廷益在嘉兴新丰镇撰写的《常平仓记》中所写：“我朝稽古定制，各郡邑创立预备仓，宛然常平遗法。奈木久而蠹，法久而奸，非吏胥之干没，即典守之侵渔。甚至豪有力者，乘机捏名以贱价得之官，而仍以重价售之民，穷民不沾颗粒之惠，当事者仰屋叹之矣！”常平仓的设置，虽在太祖时就让各府县建起预备仓，沿袭汉以来的常平遗法，制度已相当成熟，按理不该出大问题。但正如木头久了会腐朽，制度再好也会被人钻空子。有些管仓的官吏或办事人员监守自盗，混乱账目，贪污现象严重。更有一些为富不仁的豪门奸商，趁机在粮价低时大量购进，囤积居奇，等灾情爆发，便堂而皇之地高价兜售，致使穷苦百姓无法生计，当官的也无可奈何。
陈儒决心改变现状，便向守道张朝瑞、巡道杨公请示，建议向各县下发文件，重建常平仓。文件一出，嘉兴知府曹一夔马上响应，史载曹知府“同心勤恤，率作弥殷”。得到上司支持，陈儒兴奋地说：“救疲恤匮，制变御灾，此一时也。”于是他带领属下到各乡镇实地筹划，决定在王店、新丰、钟埭、新篁四地重建常平仓。他认为“这四镇者，号水陆之孔道，辐辏之通衢”，必须“鼎建仓廥”，才能“远迩可持无恐”。接着他分头到四镇选址，先将一些可用的庙宇和仓房加以修缮，再向农户平价征用闲置空地，通过整修和新建，解决了各镇常平仓的用房问题。一番努力后，终于“鸠饰大具，规制聿新”。
据地方志记载，新丰镇的常平仓建在今汉塘街376至382号门牌处，“常平仓，厅屋一间，左右翼房各两间，东西仓廒各六间，前门三间。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知县陈儒建。基地六亩四分零五毫”。全县四处常平仓，丰年可储粮65万石。朱廷益在《常平仓记》最后写道：陈知县依据古法，在四镇建常平仓，用以平抑粮价，抵御灾荒。他还精心挑选了一批清廉官吏加强管理，避免那种“据以为资”“经制无术”“查核不精”等弊端，从而达到“以严防守”“以时散敛”“以革假冒”之目的，让常平仓为国分忧，为民纾难，真正起到“常平”的作用。
常平仓重建后，遇上灾年，百姓便有了依靠。嘉兴人冯汝弼曾任太仓知州，致仕回乡后，作诗赞曰：“昨夜府帖下，新设常平仓。谁无久远计，饥寒实未遑。人言太平世，耕凿两相忘。但愿长无忧，恩膏非所望。”
陈儒重建常平仓之举，载于《嘉兴府志》，也铭刻在百姓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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