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父母收留了一个走家串户的货郎，多年后，他竟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叫陈喜梅，只有初中文化水平。

我的老家在甘肃的一个小山村里，我们村很大，但人口很分散，一个山头上也就居住着三四户人家，总共也就500来口人。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一辈子都在田间地头拼命的劳作，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母几乎没出过远门，也不喜欢出远门，他们扎根于农村，对乡土有些深厚的感情，对土地的眷恋和农耕文化的坚守，让他们总有着割舍不掉的“农人”情结。

父亲母亲的一生，是含辛茹苦的一生。为了让我们兄弟姊妹四个有饭吃、有衣穿，为了让一家老小填饱肚子，穷尽了自己一辈子的辛苦和艰难。

我记得那些年，每天天蒙蒙亮，父亲母亲就得拖着疲惫的身体到生产队参加劳动。

那时候有句话说：“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社员都靠工分吃饭，大家都把工分看得很重，不但大人们春夏秋冬风里雨里的在生产队忙碌，就连我们这些孩子在星期天、节假日的时候，也争先恐后的去挣工分。

父亲母亲为了多挣点工分，专挑那些重活累活干，我们那里有很多陡峭的山地，每年犁地的时候，生产队的队长就领着父亲这样的壮劳力去犁地、耙耱、担粪、撒粪。

在陡峭的山地干这些活，相当吃力，但父亲从不抱怨，有时跟其他的社员哼上几首山歌，苦中作乐，倒也消解了许多疲劳。

我记得那个时候，父亲每天回到家，手掌都是一层厚厚的老茧，有时还会磨出几个大血泡，父亲就会把针拿到煤油灯跟前烤一烤，然后将血泡挑破，挤出里面的血水，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疼痛难忍，躲在被窝里就会发出“嘶，嘶，嘶”的声音。

母亲也非常的泼辣能干，锄地、割麦、摊场、掠扫、在生产队的饲养院里积攒的粪堆上翻粪起粪、收割秋草等等，这些活儿母亲都干过，样样都能干到很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生产队体制后，父亲母亲依然在田间地头拼命的劳作。

那时候日子很苦，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穿补丁衣服也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了。

但那个时候唯一让我们高兴的是村子里会来一些挑着担子担着货物的卖货郎，一手扶着扁担，一手摇着拨浪鼓，嘴里不停吆喝“换针换颜色来”。

货郎的出现为单调的农村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每次只要听到拨浪鼓的声音，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就高兴坏了，还没等货郎进院子，我们就飞也似的跑过去围在货郎跟前，好奇地看这儿看那儿。

货郎的行头很简单，一根扁担挑着两个带有几层抽屉的木箱或箩筐，可他卖的物件可不少。

有女人用的针头线脑、剪刀顶针、纽扣松紧、锥子、胭脂、发夹、红头绳、拉链，火柴、桂花油、雪花膏等等。

男人用的烟斗、烟丝，小孩的玩具，有陀螺、玻璃球、弹弓、 小风车；还有零食如糖果、糖豆、米花糖、豌豆糖；有日用品如草帽、筛子；有厨具如锅铲子、勺子等等。

我们那个时候只要看到货郎箱子里的玩具和吃的，脚都挪不动了，眼巴巴的瞅着，这时货郎不慌不忙的从肩上把担子放下来，把搭在脖子上的那条毛巾取下来擦了擦头上的汗水，然后笑咪咪的说：“快回去找你妈要钱来买。”

我记得那个时候，白天父亲母亲都去了生产队干活，而且当时家里贫穷，哪里能要得到钱啊。

货郎说可以用鸡蛋，女人的头发和猪鬃来换想买的东西，我一冲子跑回家从门缝后面掏出来一大堆头发，给我们兄弟姊妹四个一人换了几粒豌豆糖，我们坐在门槛上细细的品味着。

晚上父亲母亲回来，我们都不敢张嘴说话，生怕父亲母亲闻到我们嘴里的味儿，第二天早上，母亲起来梳头发，把梳下来的头发搓成了一团，照往常一样塞门缝后面，可母亲一推门，发现她攒的那一大堆头发都不见了。

母亲问我们干什么了？我们的头摇得就跟拨浪鼓一样，母亲是最了解我们的，只要撒谎母亲一眼就看出来了，母亲顺手拿起扫帚，朝我们屁股上就是一顿揍，母亲边打边骂：“以后还敢不敢了？”我们都异口同声的回答：“妈，不敢了，我们再也不敢了。”

那时候我们可没少挨母亲的打，我记得有一次货郎的箱子里有米花糖，可把我们馋坏了，弟弟为了吃米花糖，直接跑回家从鸡窝里摸出来了三个鸡蛋来换。

三个鸡蛋换了三块米花糖，我们四个狼吞虎咽的就分着吃进肚了。

母亲发现后，狠狠的揍了我们一顿，我们屁股上都是母亲的红手印，疼的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晚上我们睡下之后，母亲又心疼的坐在炕边自责。

后来母亲又攒了一些平时掉的长发，货郎来了，母亲给我们换了头绳、雪花膏、还有糖果，我们高兴的活蹦乱跳的，别提有多高兴了，至今想起来依然很怀念那段时光，怀念货郎带给我们的快乐，也怀念母亲对我们的爱。

我们那里每年大年初一，供销社就关门了，这可给了货郎一个不错的机会。

初一那天，村里的小孩都挣了压岁钱，货郎只要一进村，都不用吆喝，孩子们都争先恐后的围在了货郎的木箱子跟前嚷嚷着：我要玻璃球、我要米花糖、我要弹弓、我要.....。

那年初一傍晚，雪下得特别大，寒风刺骨，鹅毛般的大雪往下飘，没多长时间，就下了三四寸厚，我们都在厨房帮着母亲做年夜饭。

突然听到大门口外面有人喊：“有人吗？能借宿一晚吗？”

父亲跑出去一看，是一个走家串户的货郎，看着比较年轻，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冻得瑟瑟发抖，挑着担子站在大门口外面不停地跺着脚。

货郎看到父亲出来了，立马笑眯眯的说：“大叔，你好，我是个卖货郎，雪太大了，我实在走不动了，您能让我在你家借宿一晚吗？”

这时母亲也跑了出去，站在父亲身后，扯了扯父亲衣服，然后又倾斜着身子，趴在父亲的耳边说：“还是让他走吧，咱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晚上住在家里安不安全啊？”

父亲憨厚老实，心肠软，犹豫的挠了挠头。

还没等父亲开口，货郎就说：“叔叔阿姨，我把这担货压给你们，这下你们总放心了吧，我家离这里实在有点远，今晚我肯定是走不回去了，你们就好心借宿我一晚吧。”

父亲母亲见货郎这么说，才放下了心，对着货郎点了点头说：“那你进来吧。”

那天晚上他跟我们一起吃了年夜饭，他这人特别的幽默风趣，我们兄弟姊妹四个跟他也差不多一般大，在饭桌上他跟我们说了很多话，逗得我们捧腹大笑。

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感谢，他还从木箱子里取出来了一些糖果，还有红头绳和雪花膏送给我们。

父亲母亲说什么都不要，也表示人都会遇到困难，能帮一把是一把，可他笑着说：“你们必须得收下，要不然我下次路过这里，如果再遇到这样的天气，都不好再进来了。”

父亲母亲这才勉强收下。

初二早上，外面的雪特别厚，凉嗖嗖的，他起床就要走，说他家离这里有十几公里呢，父亲母亲怕他在路上饿肚子，还给装了几个馒头，我看他的手都冻肿了，还有冻疮，就跑进房子把我的手套送给了他，他还笑着说：“谢谢你，妹妹，下次再来这里，我给你送一盒胭脂。”

从那儿以后，他来我们村的次数多了很多，每次经过都会来我们家，还会给我们带一些吃的过来，也会给我送红头绳、雪花膏、桂花油。

后来我才知道他还没有结婚，就这样一来二去，我们互生情愫，我见他人好心善，父亲母亲也看他是个过日子的人，三年后，我就嫁给了他，当时他给了父亲母亲300块钱彩礼钱。

结婚后，他对我确实很好，我们生了一儿一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脑子灵活，是个做生意的料儿，后来我们又去了城里做生意，那些年我们也挣了不少钱，在城里买了房买了车。

我的三个孩子都顺利考上了大学，如今他们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和老伴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我们在家养些花花草草，没事了出去旅旅游，日子倒也过得轻松自在。

感谢父亲母亲当年收留老伴，才给了我这样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善良之人常施援手，最终也会收获善意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