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港口重新成为边界：从汉坦病毒事件看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卫生治理

当地时间2026年5月20日，荷兰鹿特丹，“洪迪厄斯”号邮轮因汉坦病毒疫情被隔离。视觉中国 图

近日，围绕一艘发生汉坦病毒感染事件的邮轮，多国政府、港口管理机构与国际卫生组织迅速协调展开控疫工作。部分地方政府对船只靠港表现出明显犹豫，世界卫生组织（WHO）与欧洲疾控机构则介入风险评估与信息协调，各国同步开展乘客追踪、人员转运与检疫安排。

这一幕很容易让人想起新冠疫情初期那些被困海上的邮轮。只是，与2020年初那种几近失序的全球封锁相比，这一次世界的反应似乎出现了某种更微妙、也更有序的变化：各国依然会加强检疫、实施边境管制，甚至拒绝高风险船只靠港；但与此同时，国际卫生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与风险协调机制也在持续运转。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卫生治理，似乎正在进入一种新的状态：国家重新强调边境、风险与安全，但国际合作并未消失，而是被重新组织到风险隔离与安全管理的框架之中。

公共卫生危机从来不只是医学问题。传染病天然跨越边境，因此几乎总会迅速进入国际政治与国际法语境。从十九世纪霍乱时代的港口检疫，到二十世纪全球卫生合作体系的形成，再到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秩序造成的巨大冲击，国际卫生治理始终在“开放”与“边界”之间摇摆。

而今天，围绕汉坦病毒邮轮事件出现的争议，恰恰折射出这种张力在后疫情时代的新形态。

国际卫生法：诞生于“开放”与“边界”之间

国际卫生合作并非新冠疫情后突然出现的议题，现代国际卫生法本身就有悠久的历史。

十九世纪，随着蒸汽船与全球航运的发展，霍乱、黄热病、鼠疫等疾病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跨越国界，给欧洲列强带来两难局面——放任不管，疾病会随贸易网络迅速扩散；但若全面封港、阻断航运，贸易与帝国经济又将遭受巨大打击。

在此背景下，列强开始组织国际卫生会议，而其核心目的，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协同防疫，而是在疾病控制与国际流动之间寻找平衡。因此，现代国际卫生法从诞生之初，就不是一套单纯的“封锁法”，而是一种试图在全球流动与公共健康之间维持平衡的规则体系。

二战后，WHO于1948年成立。作为联合国体系下的专门机构，WHO并非“世界卫生政府”，而更像个国际协调平台，负责信息共享、风险评估、技术指导与国际协调，但并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超国家执法权。

在WHO框架下构成现代全球卫生治理的核心国际立法，是WHO于2005年修订通过的《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下称IHR）。其中第二条体现了其最核心的立法精神——目标不仅是“防止、保护、防控和应对疾病的国际传播”，同时还应“避免对国际交通与贸易造成不必要干扰”。

换言之，现代国际卫生法默认全球流动是正常状态，而公共卫生风险应当通过国际协调与技术治理加以管理，而非一味依赖边境封锁。在这种逻辑下，港口与机场更多被视为全球流动网络中的节点，而不是随时可能关闭的国家边界。WHO的角色，也更多是协调与风险沟通，而非强制各国采取行动。

新冠之前的全球卫生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开放条件下的风险治理”。

新冠冲击：当风险失控时，国家开始恢复边界

然而，2020年初迅速扩散的新冠疫情，改变了这一切。

随着疫情从局部公共卫生事件迅速演变为全球危机，各国开始采取大规模边境与流动限制措施，高度流动的全球化世界突然被重新切割成一个个相互隔离的国家空间。

新冠初期那些漂泊海上的邮轮，成为这一时期最典型的历史画面之一。原本象征全球旅游与自由流动的巨型邮轮，在疫情暴发后迅速变成高风险空间。港口不愿接收、地方政府担心疫情输入、乘客无法下船、国家之间相互推诿。港口重新成为边界，而边界重新成为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从国际法角度来看，新冠疫情对IHR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

根据IHR第12条，WHO总干事有权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下称PHEIC）；而第43条则允许国家在WHO建议之外采取额外卫生措施，但这些措施原则上必须具备科学依据、符合比例原则，并避免对国际交通造成过度限制。

然而，新冠疫情暴发后，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迅速浮现：在高度不确定、政治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什么才算“必要措施”？

当病毒传播速度、死亡率与真实风险都尚不明确时，国家往往会倾向于扩大自身的紧急权力边界。于是，原本以“避免对国际交通造成不必要干扰”为目标的IHR体系，在现实中遭遇巨大压力。大量国家迅速采取全面旅行限制、关闭边境与停航措施，而并无强制执行力的WHO无法阻止这种趋势。

这也暴露出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WHO并不是“世界卫生政府”。它可以发布建议、协调信息、组织调查、宣布PHEIC，但既不能命令国家开放边境，也无法强制要求国家接受高风险船只靠港。

从这个意义上说，IHR本质上是一套“强协调、弱执行”的国际法体系。它高度依赖成员国的信息透明、合作意愿与政治协调。当风险仍然可控时，这套体系能够维持全球流动与国际合作；但当危机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生存性风险时，国际规则往往会迅速让位于国家安全。

新冠并未摧毁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但它暴露了一个长期被全球化叙事掩盖的现实：在重大危机面前，国家大抵会先竖起边境墙再言其他。

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开始学会掌握分寸

但新冠带来的变化，并不仅仅是“封锁”。如果说疫情初期的世界一度出现了全球化秩序的剧烈收缩，那么在后疫情时代，世界实际上开始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更有分寸的治理逻辑。

这种逻辑并非回到新冠之前那种默认开放、低摩擦流动的状态，也不是彻底放弃全球化，而是一种更加强调风险控制、安全筛选与技术治理的新模式。

首先，公共卫生问题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安全化”。在新冠之前，公共卫生更多被视为医学与社会政策问题；但疫情之后，它逐渐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之中。边境管理、生物安全、医疗供应链、疫苗生产、数据追踪与风险预警，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

与此同时，全球流动本身并未终结。国际航班重新恢复、旅游业逐渐重启、跨境贸易继续进行。只是，与新冠之前相比，这种流动越来越带有明显的“条件性”特征。

风险分级、疫苗证明、核酸检测、接触者追踪、入境筛查与离岸隔离等机制，逐渐成为后疫情时代全球流动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全球化并没有消失，只是开始变得“可追踪、可筛选、可隔离”。

在这一过程中，WHO的角色也出现了某种微妙变化。疫情之后，WHO并未获得超国家权力，相反，它似乎更加明确地接受了一个现实：国家不会放弃边界控制。因此，WHO越来越倾向于扮演风险协调者与技术平台的角色，而不是试图压制国家的边境与主权措施。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卫生治理，不再建立在疫情之前“边界消失”的想象之上，而是在承认边界存在的前提下维持更加务实的国际协作。

汉坦病毒事件：后疫情时代的“风险协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回头看这次汉坦病毒邮轮事件，其意义或许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公共卫生新闻。围绕涉事邮轮的反应，体现出一种典型的后疫情时代治理逻辑。

一方面，地方政府与港口管理者对风险表现出高度敏感。部分地方政府不愿接收船只，本质上既有公共卫生层面的担忧，也有新冠疫情留下的集体记忆与政治压力。对于许多国家与地方政府而言，新冠疫情已经深刻改变了其风险认知方式。在面对潜在输入性风险时，“先隔离、先控制、先阻断”几乎已经成为本能反应。

但另一方面，这次事件又并未演变为2020年初那种全面混乱状态。WHO、欧洲疾控机构以及各国卫生部门迅速展开协调。各国共享乘客名单与流调信息，风险评估、分级隔离与分批撤离机制同步启动。国际疾控协作机制在稳定而持续地运作。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卫生治理，并非简单走向“各扫门前雪”，而是在承认边界存在的前提下，重新组织务实有效的合作。

国家并未放弃主权，也没有完全退出国际协调。国际合作依然存在，但它不再建立在“开放优先”的逻辑之上，而更多建立在“风险隔离”与“安全管理”的前提之上，更像是一种建立在主权保留基础上的风险协作体系。这或许正是后疫情时代全球卫生治理最重要的变化。

这种新的全球卫生治理模式，既不是新冠之前那种默认开放的“低摩擦全球化”，也不是疫情初期那种全面封闭的紧急状态，而是一种建立在风险隔离基础上、更成熟也更务实的有限协作。

港口并未关闭，但它们重新成为了边界。

（作者系美国沃顿商学院应用经济学学士、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现任纽约某私募基金高级企业法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