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电钻声里的时光流转（外一篇）（附李苗苗与黄灯的访谈）| 天涯·新刊

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6年第3期

点击封面，马上下单本期《天涯》

电钻声里的时光流转（外一篇）

黄灯

这几年来，我被一种巨大的、说不清的不安所笼罩，但落实到具体的日常，我的生活和以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依然紧凑而忙碌，甚至说得上丰富。与日常忙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不能否认，那种无以排遣的不安情绪，总是会频率越来越高地在某个瞬间将人攫住。那么，我的不安又到底来自哪里呢？

此刻，敲门声响起。预约好的橱柜师傅拉着重重的拖车，经过复杂的折腾后，终于来到了我家。师傅戴着口罩，看起来应该是三十五岁左右，他没有多说一句话，将石材摆放好后，就开始工作。

锐利的电钻声升起，熟悉而久违。这让我突然回到了二十一年前的暑假，是的，我如此靠近一个声音，确实是在二十一年前，嘈杂中内心立即归于宁静，我仿佛回到了2003年的夏季，回到了还在求学阶段，独自一人在中山大学广寒宫318室写作《细节》的场景。我记得那年暑假，因为宿舍楼大部分住的都是毕业生，学校决定装修房子，我刚开始进入写作状态，一支装修队就来到了三楼，开始了持续将近一个月的翻新工作，我也由此近距离地与一群装修工人相处了一个月。我还记得为此写了《当下》一文，文中的第一句话如下：“多年以后，我还能够记起今天吗？记起此时此刻——公元2003年8月1日（星期五）15:54，这个在人的一生中平淡无奇但不可或缺的时刻吗？”我从来没有想到2024年11月28日，像是一场漫长的回应，我真的记起了“今天”。

仔细回忆，对于相处了将近一个月的装修队，印象深刻的有两点：

第一点印象是装修队里的成员都特别年轻，除了领头的队长稍稍年长，但也不会超过三十岁，其他工人的年龄应该在十六岁到二十岁之间。很明显，这群来自乡村不同角落的面孔，有可能刚刚离开校园没多久，有可能刚刚办理好身份证，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找活干。他们的眼神充满了对大学校园的好奇，对于仅仅一街之隔的新港新路的繁忙和喧嚣，这也许是他们对广州的最初印象。我叔叔的两个儿子，我姑姑的两个儿子，还有我满舅家的独子，在离开家乡南下广州时，都曾拥有这样朝气和神情。我突然想起，遥远家乡那群年轻人在离开校园走向社会时，南下几乎是他们毫不犹豫的选择，就如身边这群装修工人。当然，与年轻相关的还有他们的朝气，身边那群我叫不出一个名字的年轻人，脸上始终有灿烂的笑容，他们的生活肯定说不上有多好，但脸上的笑容却让我印象深刻。我突然想起，在堂弟最落魄、最让全家人操心的日子里，我们内心始终没有过绝望，唯一的心愿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能够真正立足社会，在适合的年龄成家立业。

第二点印象是他们特别喜欢音乐。念博士期间，我去天河城买了一台组装电脑，除了方便写论文，主要用来看电影和听歌。开学期间，我不敢在宿舍大声播放歌曲，但暑假期间偌大的宿舍三楼只有我一人，为了掩盖当时此起彼伏的电钻声，我几乎用到了最大的音量。2003年刀郎横空出世，他戴着棒球帽的模样透着那代人独有的精气神，我反反复复地播放着他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艾里甫与赛乃姆》《冲动的惩罚》《情人》《新阿瓦尔古丽》《雨中飘荡的回忆》《祝酒歌》《新疆好》。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对电影和音乐的享用，校园网络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显然，我身边的装修工人比我更喜欢刀郎的歌，他们在走廊晃来晃去，不时跟着吼几句歌词。那个时候，刀郎是真正的流行音乐的符号，他年轻，我也年轻，我身边的装修工人更年轻，朝气蓬勃的气息在任何群体身上都掩饰不住，每个人的生活可能都不圆满，但日常中最不缺的就是活力和音乐。

2003年暑假，我来到广州不满一年。第一次去深圳，目睹广深高速的车流，我第一次理解了“滚滚向前”的含义。每天晚上，我对面硕士生的宿舍，姑娘们穿着吊带裙，在宿舍和水房之间穿来穿去，大声讨论着用Google搜索得到的最新信息，拿到手软的offer，让她们焦虑得不知如何做出选择。当年的腾讯还停留在电脑右下角两个跳动的企鹅阶段，社交的模式还停留在用QQ添加好友的阶段。我还记得一个师妹在我宿舍讨论木子李的事情，讨论她剃个光头从中大南门走到北门。

今天，2024年11月的今天，刀郎归来，青葱的面庞早已沧桑，爱情的吟唱变成了《罗刹海市》《花妖》的旋律，再也没有什么比刀郎的变化更能折射时代的转身。二十一年来，世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突然想起自己在《细节》中的矫情：“我渴望活在一个可以尽情挥洒生命的时代。我渴望出生入死、渴望马背上的赫赫战功，渴望苍山斜阳中灿烂生命划出的耀眼轨迹，渴望目前阴柔而又缺乏诗意的时代能多一点阳刚和浪漫。我渴望的狂热与现实的平淡构成了极大的反差，我不得不在最平庸的学生时代度过我最美好的花样年华。”人到中年，这些让人羞愧和脸红的句子，让我知道年轻时的矫情有多宝贵，让我知道那个“阴柔而又缺乏诗意的时代”，其实并不会地久天长，很多年轻时候认为“理想当然”的事情，其实并不理想当然，拉长时光才能真正理解“人生如梦”那直白字眼背后的苍茫。

赶在饭点，电钻声终于停止。橱柜没有安装好，我们无法做饭，只得点外卖，顺便也给师傅点了一份。他坚持将一扇门装好后，我们便开始了午餐。聚餐果然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一个上午的忙碌中，我们没有机会说一句话，吃饭时才发现师傅是一个健谈的人。他来自广西百色，初一时辍学，在家和父母干了两年活以后，来到了广东。“做过好多事，在工厂待过，在夜宵摊待过，在采石场待过，在工厂待不长，总是干几个月就走。”十几年前，师傅开始跟人学习安装橱柜，从此稳定下来，从他独自帮我家安装橱柜可以看出，他的技术已经非常熟练。师傅出生于1987年，和我的小堂弟差不多，有意思的是，他的人生轨迹几乎和我的小堂弟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小堂弟在广州待了将近十五年以后，早已回到家乡，在亲人的帮助下，跟随舅舅学习安装橱柜，总算安定下来。而师傅依然留在广州，年迈的父母是他最大的牵挂，高铁的便捷倒是解除了他不少后顾之忧。

师傅忍不住谈起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停感慨：“学会装橱柜后，以前特别忙，尤其是下半年，在广州根本忙不过来。”而今年下半年，他直言：“干一天活，歇几天，比以前差了很多，甚至比疫情期间都差。”他还讲起海珠区一个高档小区的业主，橱柜漏水后，他只是修了一截橱柜，“要是放在以前，肯定是拆了重做”。师傅提到自己有一个远房兄长在广州跑出租，“生意也不好做”，有时为了抢单，就在车上睡觉，吃饭的时候，如果有单来，扒两口就赶快去接单，“有时一天跑十六个小时，算起来一个月也不过四五千元，平台扣得也多”。很明显，失速的经济波及了师傅从事的装修行业，尤其是广州房地产行业面临的巨大挑战，更是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存。失速的经济同样波及了他的远房兄长，满街的出租车越来越挤，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但收入越来越低早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我突然想到，根据年龄推算，二十一年前在我身边装修的年轻人，和今天叼着烟给我装橱柜的师傅，恰好是真正的同龄人，我不过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和他们遇见。

2005年，我博士毕业以后，进一所二本院校任教。无数的年轻人如流水般从我身边经过，他们的命运轨迹，给了我观察时代变迁的切口。我突然发现，多年来，年轻人的出路，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社会给他们提供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始终是萦绕我心头最为重要的问题。和对我身边的亲人的注视一样，我的学生，归根结底都将汇入社会的洪流，变成茫茫人海中的一分子，终究都要在社会的洗刷中，确立自己劳动者的位置，变成这个社会虽然不起眼但却不能忽视的一部分。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是我确立对世界安全感边界的来源。尽管在这种观照中，更多时候，我锚定的坐标可能是我自己。

和师傅对现实的感知一样，我身边的那群年轻人，无论从现实的接触还是社交媒体的倾诉中，我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焦虑和沉默。二十多年前，我身边那群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装修工人呢，他们满脸朝气地南下广东，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二十多年后，我身边那群拥有大学文凭的年轻人，脸上却没有了青春的气息，我想，这是我心头笼罩不安的原因。

世间所有的人都彼此关联

在非虚构写作以前，我曾在论文营构的间隙，长期涂鸦随笔。这种隐秘的写作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我排解个人困惑、对冲学术名义掩饰下心灵郁结状态的重要方式，当然也成为我保全生活缝隙、保全情感充沛和保全生命活力的可靠屏障。以时光为尺度，这些断断续续的文字，其实一直在丈量两件事情：一件是我的命运变迁，另一件是身边人的命运变迁。

但我到底在以怎样的标尺丈量自己和他人的命运？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弄明白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当我重新翻捡和审视过去的文字，仿佛找到了一些提供答案的线索。我突然发现，如果只准用一个词来描述自己，这个词居然是“深情”。是的，我是一个“深情”的人，我知道说出这两个字多么让我羞赧和尴尬，但我无法否认，牵系自己最深的羁绊竟然是情感，作为几乎是领受传统养育方式的“最后一代”中的一员，在各类依然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中，我所获得的情感滋养正来自身边的人，来自具体的亲子、亲戚、师生和朋友关系，他们用一种自然而恒久的方式对待我。在没有任何宏大目标的牵引下，我所受到的教育首先是情感教育，它们来自现实和日常生活，来自一种自然而然的人际网络，来自身边人平静而理所当然地相待，不同于当下过度强调知识灌输的流水线状态，这是一种出自本心完全放养的教育路径，在一个置身剧烈转型之前的贫瘠年代，物质的匮乏和情感的充盈在我身上形成了奇妙的对照。

我想从“成长史”的角度，说说那些从我童年走过的人，我在不同的年龄段，曾用不同的方式和语调反反复复叙述他们，我惊讶地发现，我一直牵挂这群人，一直牵挂那个叫大屋场的地方。每次返乡探望父母，“走外婆家”依然是我不变的习惯，在外公外婆去世多年后，我和舅舅、舅妈、表兄妹的往来甚至比以前还要频繁。每次置身熟悉的村庄，我总有瞬间回到童年的感觉，总能清晰感知到当年的气息和味道。我发现，在同一个坐标，冬瓜佬的大儿子在荒废了三十年的旧居建起了新房，他的妈妈五玲,那个多年前曾引起很大关注的女人，已回到村庄安心养育孙子，她一如从前干净、清爽，老妇模样中不掩年轻时天生丽质的底色。春节时分，我曾带领孩子，在冬日紫云英遍布的田野中，穿过那条被硬化的乡村路，回到童年时候让人倍感温馨、神秘的水爹旧居，我惊讶地发现，公山并不遥远，当年让我害怕的地方并无阴森恐怖之处。村庄真正让我震惊的是另一件事，就在去年，那个我曾见证了初嫁时光的女人——娥妹子，她的丈夫和女儿因为家族纠纷被侄子杀害，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最大的刑事案件。这些细密的变化让我意识到了时光的流逝，让我感知到过去的一切终究会穿越幽暗的隧道，抵达今天的另一个时空。

当然，沿此追溯，我终究会触及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我的外婆，她是我人生坚定的锚点和起点，是我作为个体领受所有教化的开端，当然也是我丈量人世标尺温柔而慈悲的预设者。我到现在都记得环抱外婆腰身、坐在她怀中背靠温暖火塘的一幕，记得她每天早晨在灶台给我蒸蛋、炒饭的情景，记得她给我掖紧蓝色印花棉被的那份温暖和踏实。那些爱的瞬间，耐心、从容、饱满而充分，植根于记忆深处，枝繁叶茂、勃勃生机。除了给予所有孩子毫无保留的爱，外婆同时以一个乡村老人的质朴信念，教会后人感知、懂得悲悯。是的，悲悯并非天生，可以来自熏染和传承，而我不过是那个幸运的人，有机会在漫长童年获得外婆长久而温和的陪伴。在无数个夜晚，我很有安全感地躺在外婆身边，听一个老人翻来覆去地细数村里哪个老人几个月吃不上一顿肉、哪个媳妇没有爹妈撑腰、哪个女人不幸失去了襁褓中的孩子、哪个流浪汉在村里被野狗咬伤，她无人倾听的担忧和无法排遣的叹息，让文伯伯、冬瓜佬、水爹、冬爹、梦龙、乜平、四保这些被反复叨念的名字深深植根于我脑海，并让小小的我跟着外婆在无能为力中牵挂揪心、轻拿轻放，由此获得情感方向的充分滋养，外婆自然生发的对同类和周围物事的体恤，在我内心植入了原初的情感底色，并让我懂得了基本的与人相处之道。这个陪伴我长大的老人，秉承千百年来中国乡村传统的观念，在祖孙的代际传递中，让我有勇气面对脚下大地此后必将来临的剧烈转型，让我懂得在纷繁、复杂的冲撞中保持内心的笃定，并在真实的日常面临纠结时，总能凭直觉和信念做出坚定的选择。

现在想来，和外婆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一幅真实的生命成长图景，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追问，这种渗透进日常生活的生命教育从何时开始消失？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孩子的鲜活肉身，被理所当然地框定在各种规范和约束中，以至他们的成长和日常生活越来越远？对我而言，一个确定的结局是，在外婆离开后，当我用她传递的谦卑之尺去丈量芸芸众生时，那充盈的爱终于变为了无尽的思，我从一个深情的人蜕变为一个深思的人。

《今夜我回到工厂》一文的诞生纯属偶然，它铭记了我生命中不期而至的觉醒时刻，到今天，我依然记得2003年7月到8月，我躲在康乐村广寒宫318室写作的秘密时光。那些跨越漫长时空的文字，最初的源头就来自二十三年前的那次奔涌而出，而我在这种奔涌中，终于涤荡各类板结观念对我感官的堵塞，任由情感的冲撞在看到他人的路径中，奔向一种理解世界的直接方式，这种隐秘的思维活动，让我清晰看到“深情”和“深思”既互相纠缠又彼此召唤，意识到情感在教育的路径中，对个体思考能力的滋养和暗中护佑。今天，我依然对文中提到的同龄人汪立新、小玉的命运唏嘘不已，在文凭红利溢出的年代，如果拿显微镜来透视，聚焦到个体，可以发现，时代的洪流中，文凭并不具备保全拥有它的人免于陷入困顿的魔力。我在时代的裂变中和他们一样，1997年4月，当我遭遇到时代洪流的急浪——让我刻骨铭心的下岗经历时，我的人生第一次被一种不确定的结局悬置，在一种残酷、赤裸的生命状态中，工厂成为我理解世界的重要补充。作为一个出生在乡村、通过念书进入城市的求学者，工厂是我乡村生活经验以外打开城市世界的开端。这段宝贵的经历链接了城乡，链接了我对同代人理解的起点，让我学会看到他人、理解他人。

我还想说说我的叔叔，在《对五个日常词汇的解读》中，我第一次书写家族中一直作为失败者的叔叔，武断地认定他“压根就没想到还有告老还乡的那天，在依旧年轻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像黄沙滩人那样想到终有老去的一天”。2023年年底，叔叔去世，不到六十，对比我在二十多年前对他的理解，这个亲人口中一直被认定为不想担事的男人，却在最有尊严的“晚年”和病痛中，安静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现在想来，二十年前的我，对叔叔的理解充满了偏见，他在时代的搏击中沉浮、流浪，走过的路和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并无不同，乡村成为其最终的归宿，安葬的坟地就在祖宅的周围，我一回到家，就会去他和婶婶的坟边逛逛，宛如年幼时代和他们的日常相处，我纠结的地方在于，和爷爷奶奶相比，我的叔叔甚至远没有活到他们的岁数。

这些都是过去的人和事，我在一种相同的感知中，总能察觉到身边始终存在和他们一样的面孔。外婆给予我的情感滋养，让我那颗从未变硬的心，总能在对身边人的叙述中，更易触碰到暗处的挣扎和忧伤，并让我在一种似曾相识的氛围中，依然能感知到身边那个确切而真实的人群。事实上，在过往线性的期待中，这是一个我难以想象的群体：曾经体面的的士司机早已被平台和过量的网约车挤压，这些因生活困顿不得不转行开网约车的人群中，有大厂失业的中年人，有一直犹豫要不要离开的老司机，当然更有找不到工作但又不甘躺平的大学生。好几个司机和我聊起，为了一单原价仅仅三四十元最后落到手中屈指可数的微薄收入，他们会选择睡在车中，提前五六个小时去排队抢单。当然，更让人揪心而又沉默的群体，是那些因害怕房价疯涨在高位接盘的刚需人群，却随着房价暴跌及工作上的变动所导致的种种悲剧，伴随一种线性期待崩塌后的心碎，这种气息、情绪和昨天如此接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下岗大潮，也曾这样断崖式地将人拖入谷底，但在随即融入世界所带来的机遇中，又让很大一部分人逃出困境，今天，我们还有这种机会吗？今天，我还能像二十多年前坚信的那样，“只要有梦哪里就有幸福的源泉。只要有梦，在每一个无名的角落，我们都可以好好地走完自己的人生”吗？今天，我还会像二十多年前那样，一动笔就笃定地用上“永远”这样的矫情词语吗？

在捡拾旧日散落的文字时，我企图在混沌中看清是什么力量让自己变成今天的模样，我是我们这代人中的一员，我们历经共识的重构、共享躁动和狂热，在坠落中不甘，但也同样在坠落的夹缝中抓住某个支撑，凭借时势给予的力气悄然爬起。我们以为的奇迹带有偶然和历史的不确定性，我们在正向的反馈中坚信某些趋势一定会延续，但形势的变化让人措手不及，有些人群几乎以超出我想象的速度下坠，那些隐匿的人与事，那些讲台下年轻身影暗处的彷徨和无奈，仿佛在用另一种方式回应：时代何以变成今天的模样。而我对学生聚焦的观察和思考，不过从职业的便捷中，对日常生活的一种叙述和表达。因此，在以往关于这个群体的叙述中，有不少零散的表达不便出场，而我还想利用重新翻捡的机会，让那些无法亮相的文字，摆动胳膊，力图在缝隙中找到一个透气的姿势。

时光悄然流逝，今天的一切都和昨天有关，这是我人到中年，作为一个时代的在场者，最为平静的认知。随着年月的增长，我越发感受到，每个人的成长不但会带上岁月的印痕，也会带上他人生命的踪迹，归根结底，世间所有的人都彼此关联、心心相系。

那么，就让这些记录精神隐私的文字，在过去与今天的映照和链接中，悄悄赋形并勇敢呈现。

参证文本：

乡村是讨论中国文化不可回避的一个母题

——黄灯老师访谈

黄灯 李苗苗

李苗苗：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黄灯老师做关于“返乡书写”“文化研究”和“乡村”议题的访谈。“返乡书写”历经了以梁鸿为代表的“梁庄系列”发轫，到王磊光博士的博士返乡日记成为第一波高潮，《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打响了第二炮，紧接着持续发酵为“返乡体”，到后来的“新返乡书写”这样一个看似条理清晰又简单粗暴的过程。但“返乡书写”的文化时间其实是在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基础上来展开的。那么厘清“非虚构写作”的文类发展脉络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对讨论“返乡书写”就是一个很有必要的前提了。

黄灯：这个话题比较复杂，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发展，如果非要说一个确切的标志性事件，《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非虚构”栏目的开设，可以说是一个关键节点，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家文学刊物，明确开设“非虚构”这个栏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其他期刊的非虚构意识，比如《天涯》的“民间语文”栏目，从1996年改版以来就有，一直是该刊的一个鲜明特色，“民间语文”本质就是“非虚构写作”，是真正意义上的非虚构写作，但它并没有提出“非虚构”这个概念，所以，将《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的设置，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一个起点，是有道理的。因为文学杂志在中国语境下，始终是作品生产的极为重要的载体，加上《人民文学》的特殊地位，“非虚构”栏目的设置，完全可以看作“非虚构写作”作为一个文类在中国的出场。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起点，这为后来中国非虚构作家群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像梁鸿，她就是从这个栏目走出来的一个有代表性的非虚构作家，也有一些作家，由此也介入了“非虚构写作”。整体说来，“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所有文体分布中，专业写作的人不算太多，但它的群众基础好，在新媒体语境下，如果将网络平台也算进来，那作者也不少。换言之，文学期刊和网络平台，构成了非虚构写作两个极为重要的阵地，除了传统期刊，诸如“真实故事计划”“界面”“网易人间”“澎湃镜像”等等，给很多作者提供了阵地，激发了很多普通人说话的愿望，也给他们提供了表达的机会。但从作家、作品的成熟度和经典化程度而言，非虚构和小说、诗歌、散文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中国需要更多的梁鸿、袁凌、阎海军，需要更多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寂静的孩子》《青苔不会消失》《崖边报告》这样的代表性作品。

有意思的是，我观察到，近十几年来，非虚构写作几乎算得上最为热闹和最容易出圈的文体，不少作品都引起了很多社会关注。这和它的文体特点有关，因为很多非虚构写作和现实联系极为紧密，也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共鸣和讨论。不管是梁鸿、袁凌、阎海军，还是王磊光和范雨素，他们的作品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成为一个需要探讨的现象。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会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尽管到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但背后肯定有它的原因。

李苗苗：那在您看来，背后可能有哪些原因，催生了写作者作品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呢？

黄灯：我从两个方面说说。

其一，从媒体的变迁的角度来看，由于读者对真实社会的关注算得上是精神上的刚需，传统媒体经过各种各样的转型，“深度调查”记者群体减少，非虚构作家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这一部分缺失，这也导致中国当下的非虚构作品相比别的文体，更容易在公众领域引起讨论。更重要的是，当下的非虚构作家，有一部分本身就是从“深度调查”记者转型过来，比如袁凌、阎海军就是记者出身，就算一些学院派的写作者，诸如梁鸿，也特别注重田野调查，写作建立在亲历现场的基础上。这批非虚构作家对真相的重视，对田野调查的重视，保证了他们作品的质地，因为他们的每一篇作品，都经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建立在事实根据上，写作的过程就像记者亲历现场，因此作品所蕴含的真实力量，天然保证了它们更容易获得社会影响力。

其二，从作家的写作动力的角度来说，我观察到，一部分非虚构作家一开始并没有抱着当作家的愿望去从事非虚构写作。比如我熟悉的几个朋友，像梁鸿啊，一开始都不是冲着当作家去写东西的，她本身在高校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但在做学术的过程中，意识到了很多问题，感觉到有很多话要说，一不小心就走上了创作这条道路。我自己也是这样，尽管年少的时候，也有过作家梦，但进入高校后，也安于做做研究，上上课。但在生活中，我观察到了很多东西，有很多话要说，不吐不快，而论文的写作形式，并不能满足我的这种表达愿望，所以也借助非虚构的形式，说了一些自己非说不可的话。我的意思是，这种相对纯粹的写作初心，不是为了写而写，没有作家身份的包袱，反而更有可能写出原初的、富有力量感的东西。

李苗苗：“非虚构写作”“返乡书写”已不仅仅是文学层面的书写和记录，已经远远溢出了文学的边界，可能早已涉及文化层面。返乡书写对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层面有哪些推动？

黄灯：这种写作有利于大家把眼光聚集在一个问题上，因为文学的东西有着天然的传播力，它不像社会学、人类学等一些偏理论的学术著作，在大众传播层面，天然受限。如果说有贡献的话，我觉得无非就是在这个方面吧。比如说，《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出来之后，大家好像猛然回头，发现当下确实有这种情况，媒体的目光都关注985、211大学，清华大学的一件小事都能上热搜，而占据大学生群体大多数的二本学生，仿佛没有太多的关注度。当有一个作品旗帜鲜明地亮出了“二本学生”这个群体后，讨论问题就有一个聚焦点，有了一个谈论的载体。我2016年写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也是这样，很多读者和我说，他们的情况和我一样，但他们没有从“农村儿媳”的角度表达出来。

李苗苗：2019年“故乡纪事·爱故乡非虚构写作大赛”获奖作品精选集——《应知故乡事——返乡者眼中的中国乡村图景》，于2020年11月由上海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您作为编者之一也写了《书写就是力量》一文，在您看来，文化研究的“乡村”议题意味着什么？

黄灯：“乡村”议题是一个母题，它是中国文学、文化不可回避的一个母题。这是由中国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在没有现代化转型以前，中国社会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一个乡土社会，但近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将整个社会推进了现代化转型的轨道，中国从此多了城市化这个维度。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乡村议题，天然和城市这个维度相关，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我在《大地上的亲人》里面也写得很清楚，乡村问题和城市问题是一体两面的，只不过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后果，更多由乡村在承担，比如乡村的人才被抽空了，资源被抽走了，环境被破坏了，各种不利的后果，其实是乡村在承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多一个城市化视角，乡村的议题会看得更清晰。

李苗苗：根据您的说法，本身“乡村”就是自然而然的应该被书写、被记录的，但是吊诡的是，现在对“乡村”议题的讨论反而变成了一种有意为之的“被强调”。

黄灯：也没有吧，我觉得乡村议题一直是被关注的重点，很多作家也更多坚守这个议题，诸如莫言、韩少功等。

李苗苗：对于这些大家来说那当然是这样了，可是现在，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韩少功先生等作家的写作好像仅仅是一种文学史上的，甚至是有些久远的历史上的书写，而并非一种“自然而然”。产生一种“书写乡村”反而是一种不正常。望向都市、望向现代化才是正常的，乡村的议题变成一个似乎是“迟早会消失”的伪命题讨论。

黄灯：也许，站在年轻人的角度，的确是这样。我突然意识到，对你们90后这一代而言，从一出生开始，整个社会的转型已经差不多了，这确实容易带来代际的错位理解。年轻人最关心的话题，已经不是乡村了，这个角度特别好，由此看来，不同代际的人关注的话题确实会不一样。农村出来的孩子，甚至更可能关心城市，对城市的了解甚至比自己的故乡还要多。当然，乡村也不可能消失，如果真的消失了，中国会遇上很多麻烦。事实上，乡村并不代表落后，我们城市的现代文明病，需要在乡村中化解掉，不能把乡村看成落后、迟早要消灭的存在。我很喜欢温铁军老师的一些观点，我们现在的一些发展观强调盲目的、单向度的发展主义，以破坏为代价，盲目地强调竞争、效率，社会变得愈来愈单一，价值观变得越来越趋同。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感觉越来越压抑，越来越艰难，因为社会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维度越来越单一，越来越工具理性了，很多事情，完全变成了经济行为而不是创造行为，只有经济一个维度，年轻人越来越沮丧，看不到出路，但是如果价值观更多元一些，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发展目标，整个社会就会协调和丰富很多。我将年轻人更多望向都市、望向现代化视为正常的现状，看作目前单向度发展的后果。

李苗苗：那在这样的现实中，“返乡书写”这样文章的文化建构意义体现在哪里呢？文学书写对城乡和社会弱势者生存图景的展现意味着什么？

黄灯：如果说“返乡书写”有建构意义的话，也是非常有限度的建构。有意思的是，“返乡书写”的这批学者，大多也是文化研究学者，所以本身的关注点，有共同的地方。比如，你为什么这样提问？因为我们关注的东西，有共同的敏感点。你参加的乡建工作，和我在高校从事的教学工作，其实都差不多。但我要承认，我企图通过写作建构一些东西的愿望肯定是有的，但这种建构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个人的努力就能做到的。

“返乡书写”最直接的价值，至少让被遮蔽掉的家乡、时代重新显现出来，用一种突兀的方式进入年轻人的视野，进入更多人的视野，通过介入现实有限度地将真相告诉别人。看见是改变的开端，也是讨论的开端，文学能做的无非就这样。

李苗苗：《应知故乡事——返乡者眼中的中国乡村图景》里面有不同身份的不同写作者记录了自己的成长经验或者说都是自我的生命体验，在我们文化研究中，“情感结构”“活生生的生命体验”都构成了很重要的研究基础视野，在您看来，这样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文学、文化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黄灯：这个也不太好谈，因为我们的观念里，总是有“诗与远方”这样的概念，“日常生活”与“诗与远方”可以相互对照理解。很多人总觉得奋斗的目标在远方，但事实上，在我的理解里，任何一个人最普通的生活，其实对自身的成长都有意义。最重要的是，在中国近几十年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任何一个人的普通生活，都能和时代产生共振关系。一个人身上发生的很普通的事，都可以和时代获得关联性理解，所谓的“日常生活”，并不仅仅指涉个体的私人领域，在当下的语境中，具有明显的公共价值和意义。所以我的写作，不会直接去说一个很宏大的命题，而是会从身边的、日常的切口进入，我认为写出一个人的生活，就是写出了一群人的生活，写出了一群人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在讨论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有一个观点：“日常即田野。”前几年我在上海大学作过一个讲座，就是建议大家去观察身边的日常生活，把日常生活当作我们的“田野”，不要觉得田野在远方。我特别不喜欢“体验生活”这个说法，因为作家这个群体，总是被教导、被要求去“体验生活”，但如果生活只是停留在“体验”层面，那肯定是不走心的，是一种表演性的存在，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种生活都值得被书写，不存在体验不体验，城市的生活也有写作的价值，有钱人的生活也有写作的价值，农民的生活、公务员的生活、穷人的生活、富翁的生活，在题材上完全平等，就看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去审视这些对象。普通的芸芸众生，构成了完整的人类社会，也是人类历史的底座，他们身上的日常生活，蕴藏了社会真正的建构力量。

李苗苗：刚才我们也有提到文学史上悠长的乡土书写惯性，那么“返乡书写”与乡土书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书写者如何在“返乡书写”中呈现自身的主体性？如何看待“返乡书写”中“书写者”的特定社会文化身份？

黄灯：其实两者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吧。这属于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时代的不同理解，其实很难说二者有什么关系，但也不能说完全没关系。写作不是一个界限特别清晰的行为，我没法还原写作行为的具体过程，所以很难条分缕析地讲清楚其中的关系。

书写者对自身的主体性建构，在读者看来比较明显，但对书写者而言，并没有那么明显的主体性诉求。我写作的时候，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者，就是有话要说，只不过恰好我是一个博士，恰好我在大学里面教书，这些“恰好”可能无意识成了主体性建构的一部分。尽管写作并非有意为之，回过头看，字里行间的态度，事实上确实有某种主体性姿态。所以站在读者的角度，我特别理解他们的一些批评，总觉得返乡书写者高高在上啊，不接地气啊，这个也挺正常的，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生活经验不一样，敏感点就会不一样。

李苗苗：那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返乡书写”对于唤起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主体有哪些价值？

黄灯：乡村振兴有很多维度，既有政治的维度，又有经济的维度，更有文化的维度，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外在环境也有了很多变化。像我们以前做乡建的时候，在社会上不是很受待见，多少有点偷偷摸摸的感觉，但这两年大环境好了一些，国家也在提乡村振兴，应该说外部环境改变了很多。但也要看到这种有利条件背后的风险，介入的力量多了，也会带来弊端，容易在结果导向的作用下，忽略乡村建设内在的节奏和规律，变成一场闹哄哄的表演，乡建参与者也可能在资源的轰炸下，丧失本来的初心，变得浮躁和急功近利。

从这个角度来看，“返乡书写”的主要价值，体现在文化层面对乡村振兴的反思和记录。它更多体现在文化层面的介入，不可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它从情感上呼唤那些通过受教育离开乡村的人，重新审视自己的故土，重新审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离开故土的人与坚守乡村的人，都是乡村社会的主体，但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城乡关系的深度融合，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值得审视。换言之，返乡书写企图通过个体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反思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去重新理解并看见乡村人和进入城市的乡村人的个人生存。

李苗苗：最后跟黄老师讨论一下《我的二本学生》一书，书中的“二本学生”对个体的分类是否存在本质主义嫌疑？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模式中，一本/二本（部分原三本）学生之间的社会分层是否如此泾渭分明？

黄灯：我在书写的过程中，没有本质主义倾向。因为站在我的角度，我就是一个二本院校的老师，我说“我的二本学生”这不是很正常吗？但是，一旦变成社会关注点之后，大家就会觉得有点把它定型了。这本书确实引起了很多讨论，质疑的人，也大多是从这个层面进入，他们提问的方式，通常是“二本学生都这样，那我们专科生怎么办？社会上没有读过高中的人怎么办？打工的普通人怎么办？”我只能说，世界上所有的写作都有限度，我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经验，我没有办法涉及所有群体，我熟悉的就是二本学生，从非虚构写作伦理而言，我只能写我的二本学生。作品出版后，就不仅仅属于我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公共产品，读者怎么理解它都很正常。站在读者的角度，我不否认“二本学生”有本质主义的嫌疑，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清晰的、划界限的称呼。就我的观察，在中国现有的语境下，不同层次的学校，确实泾渭分明，这种界限不是“二本学生”这个称呼带来的，“二本学生”只不过是我将自己观察到的情况说出来的一个载体。

黄灯，学者、作家，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等。

李苗苗，青年教师，现居南昌。已发表作品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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