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回忆文史杂志社在北碚的旧事

一、小龙坎和柏溪

《文史杂志》为顾颉刚先生在抗战时期主编的刊物。自一九四一年创刊，直至全国解放之前，始行停刊，前后共有九年。九年之中社址屡经迁徙，最初是在重庆市小龙坎，后移至柏溪，又移至北碚，最后移往上海。其间人事迭有更易，经费来源也有所变化，可以说是历经沧桑。若非颉刚先生苦力支撑，则早已中途夭折，难得有少许成就。

一九四一年秋，我承颉刚先生的介绍，到“国立编译馆”工作。闻命之后，就只身由陕入川，经过成都，到了重庆。“国立编译馆”设在江津县白沙镇。前往白沙，须在重庆换船。因而曾往小龙坎拜访颉刚先生。它是我和文史杂志社发生关系的开端。当时文史杂志社的社址位于小龙坎至重庆的公路的北侧，由公路前往须下一道高坡，然在其附近还可瞭望到嘉陵江，景色亦殊可取。社址虽不甚宽广，由于人员不多，并不显得窄狭。只是近处有一纱厂，浓烟滚滚，机声轧轧，使得宁静的编辑工作受到不少影响。

我到白沙的第二年初，文史杂志社移到柏溪。听说是小龙坎的社址已为原房东卖给纱厂，厂方逼勒迁移，不能不另物色新社。柏溪亦在嘉陵江畔，位于小龙坎的上游，距沙坪坝不甚远。沙坪坝为现在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的所在地。那时颉刚先生在“中央大学”任课，往来亦颇方便。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国立编译馆”也迁移到北碚。北碚亦濒嘉陵江，更在柏溪的上游。由于水道交通的便利，我曾经数次到过柏溪。柏溪有“中央大学”的分校，文史杂志社就在这个分校的近傍。这个新社址房舍较小龙坎的为宽大，附近无工厂杂音，颇为宁静。既濒于嘉陵江，江上有定时往来于重庆北碚间汽轮，可以在此搭客，故交通尚称方便。文史杂志社成立至此已经一载，规模粗备，人员亦有所增加。我虽数至柏溪，对于文史杂志社内部情况却少探询，但从表面看来，感到这里充溢着一派严肃认真的气氛。收到的文稿经过审查修改，决定发刊，可是在送往印刷厂之前，还须按一定格式，从新誉录。这样既少差错，又便于排印。编辑人员自不免多受辛苦，所谓鲁鱼亥豕的谬误，几乎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当然是颉刚先生平生治学谨严的默化感染，学术刊物毕竟不同于其他印刷品，这样的工作是值得称道的。

可是文史杂志社在这样的宁静地方并没较长时期居住下去。到了一九四三年十月就又迁移到北碚。为什么再次迁移?也许当时曾经询问过，后来记不清楚了；也许当时就未曾探听过，所以一直到现在还说不出具体的底细。从我自己说，文史杂志社迁移到北碚是很好的。我和颉刚先生同住在一个城镇，从此更容易请益问难，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发动侵略战争，禹贡学会人员星散，我也和颉刚先生分离，到此时已经过了六个年头，重新聚会，难道不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当然，和文史杂志社同在一个城镇，对于每次新出版的杂志是会能够先睹为快的。

二、艰难局面的支撑

文史杂志社迁移到北碚，最初是设立在牌坊湾。到了一九四四年四月又自牌坊湾移至黑龙江路五十二号。颉刚先生自己仍住在牌坊湾。黑龙江路是一条长坡，五十二号将近于坡顶。颉刚先生稍后移居黑龙江路坡顶的一座院落内，仿佛是八号。这所院落四无邻居，虽非茅舍，却围着一圈竹篱，显得幽雅别致。

颉刚先生到了北碚，显然不能再过像在柏溪那样的宁静生涯。那时复旦大学也迁在北碚的嘉陵江彼岸。一江之隔，复旦大学是不会轻易让颉刚先生再过以前的宁静生涯的，颉刚先生只好前去任教。稍后，北碚管理局发起兴修《北碚志》,敦请颉刚先生任总纂，推辞不得，也只好应允了。再后，亚光舆地学社一些人要编绘历史地图，颉刚先生是禹贡学会的创始人，而禹贡学会就是从事研究历史地理的机构，因而也就找到颉刚先生。颉刚先生索性和他们合作，并成立了一个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除过复旦大学外，北碚修志馆和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各算一个机构，都由颉刚先生主持，工作当然是十分忙碌的。

颉刚先生此时虽然更为忙碌，可是文史杂志社却进入了较为艰辛的历程。这使颉刚先生更感到为难，因而也费去了更多的精力。其一是经费问题。从开始创办文史杂志社以来，所需的经费就是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拨发。文史杂志社规模虽不很大，然因此却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直辖的机构，这就事事必须仰承鼻息，因而处处也就受到掣肘。抗战期间，印刷本已困难，物价又时时在高涨之中，文史杂志社自然也难免受到影响。这在支付经费的一方看来，自是工作不力，就进而欲停发经费。然此尚非很大的症结。很大的症结则是未能为国民党尽宣传的力量。颉刚先生是名重一时的博学鸿儒，很不屑于做这样的宣传工作。《文史杂志》所选登的文稿，都是就其学术价值着眼，其他则非所论及。这一点自难满足国民党的要求。从文史杂志社成立以来，经常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发生龌龋，其起因盖由于此。一九四四年当文史杂志社迁移到北碚时，裂痕更见阔大，终于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底，经费即完全停发。无米之炊，难为巧妇，然而颉刚先生却还要支持下去，实际上排除了困难，到底竟然还是能够支持下去。其二，是印刷问题。抗战时期印刷是比较困难的。《文史杂志》最初是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和发行。可是并非在重庆就近印刷。颉刚先生曾经提出过要收回自印，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却不同意，只允改在该馆重庆分馆印刷。这其间物价不断高涨，王云五要文史杂志社多付印费，而文史杂志社却无力支付。为此往返折冲，迄无定议。最后还是双方毁约，改由中华书局承印。然而最使颉刚先生多费精力的则是人员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特为困难的问题，不妨说得详细些。

其实，编辑一份杂志，本不需要许多人员。由于文史杂志社一开始就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直属机关，就应该具备机关的规模。于是编辑人员之外，会计、出纳、庶务、文牍、缮写、图书皆须设有专人。人多事少，因而就不免无是生非，造成若干人事纠纷。这时颉刚先生不免暂置其书卷文稿于一旁，从事解决这些无边无底的琐事。文史杂志社经费虽不算是很多，却也不能说是没有几文。一些会计出纳就上下其手，鲸吞鼠窃，无所不用其极。这些事情在小龙坎和柏溪都曾经先后发生过。其实这在当时国民党机关中已是司空见惯，并非文史杂志社独特的现象。文史杂志社迁至北碚后，花样更为翻新。其中有一人竟然无中生有，要挟勒索，形同无赖，无所不为。当时我所在的“国立编译馆”,几至无人不知，皆为颉刚先生惋惜。此事拖累很久，才得解决，然而颉刚先生已筋疲力竭矣。

《文史杂志》经中华书局接受出版后，解决了长期难于应付的印刷问题。可是新问题接着就发生出来。国民党中央党部停发经费之前，即已传出风声。如何安排即将解散的所有人员，却也要多费心思。因为共事多年，颉刚先生不能置之不管。好在“国立编译馆”近在咫尺，当时的馆长陈可忠为颉刚先生旧友，乐于帮助解决这个困难的问题。本来文史杂志社的编辑人员都是经过颉刚先生选拔和培养的，论才力都可以从事独力研究，这也是“国立编译馆”乐于接受的一个原因。

经费停发了，人员遣散了，可是文史杂志社颉刚先生还要办下去。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这时王树民同志由成都到了北碚，就替颉刚先生继续编辑这个刊物。树民同志当颉刚先生在成都作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时，就已经到了成都。那时颉刚先生发起组织中国边疆学会，树民同志就从事中国边疆学会的工作。中国边疆学会并没有支持很久，可是树民同志就一直在成都待下去。这时由成都来到北碚，打算改换一下工作地方，这正好帮了颉刚先生的忙。原来有好几位编辑人员从事的工作，就落到树民同志一个人的身上。这样才勉强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局面。

三、自立更生的成就

颉刚先生的治学精神一向是锲而不舍，任何的艰难困苦都阻挡不住他的前进。对于文史杂志社的筹划主持也是一样的。就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他不稍显气馁。文史杂志社的经费刚一停发，他就到重庆和中华书局洽谈续印《文史杂志》事。好在那时《文史杂志》在社会上已经颇有名声，销路亦逐渐推广，不致赔累，中华书局也乐于承印。接着又与中国出版公司接洽，商议由该公司接办文史杂志社事。后来中国出版公司中途食言，取消前议。尽管中间多有变卦，《文史杂志》却还是继续编辑出版。

树民同志在北碚只作了短时期的停留，便匆匆北归，文史杂志的编辑工作自然受到影响。颉刚先生就让我襄助编辑工作。当时颉刚先生左右，再无别人可以为力，我自不能坐视不顾，因而就遵命办理。不料为时未久，我也因事返陕，而且一去竟达半年之久，在这期间，襄佑乏人，颉刚先生只能独力肩负这个重任。

次年夏初，我重返北碚。看到这样艰辛局面，难以维持，我就继续从事襄助编辑工作。白天到“国立编译馆”上班，编辑工作就只好在晚上进行。为了方便，我遵从颉刚先生的嘱咐，移居到文史杂志社中。按说这时文史杂志社里并不是完全无人，记得还有容援同志和其他两位先生。容援同志大致是为颉刚先生司撰写书信的工作，其他两位先生中，一位是某大学的教师，一位是撰写演义小说者，由于颉刚先生好客，先后来这里借住。总起来说，都和文史杂志社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不久也都陆续离开。

由于文史杂志社和“国立编译馆”都设在北碚，相距又不很远。颉刚先生的治学一向是受到同志们的景慕的，当时文史杂志社的艰辛情况也是能够博得同志们的同情的。那时，傅筑夫、王毓瑚、隋树森、王婆楞等同志经常到文史杂志社中来，共同商讨支持文史杂志社的办法，以期能够较长时期继续下去。这几位同志都是《文史杂志》的撰稿者，文史杂志社能够艰辛地支撑下去，逐渐稳定局面，和他们的帮助不能说没有关系。

这时的编辑工作虽然艰辛，却还有其有利的因素。由于颉刚先生在学术上的地位，也由于文史杂志社几年来的声誉，各方来稿很多，记得我初从事编辑时，对于存稿作过一次整理，总起来就有几百篇。这应该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这比仅有若干数目的经费是要好得多。而且在人员都已散去之后，工资不再开支，中华书局承担印刷发行，也不需要补贴，经费已成了无足轻重的问题。有这么多的存稿，就充分说明文史杂志社具有能够支撑下去，甚或还能够有所发展的条件。

有了这么多的存稿，我就向颉刚先生建议，多出专号。现在我手边早已没有文史杂志存书，可是我还记得一些专号的名称，如古代史专号，社会史专号等。由于这些专号的发刊，影响不小，很快在社会上得到好评。中华书局也不再等候文史杂志社送稿排印，而是一再催促早日按期编竣。

颉刚先生那时虽然十分忙碌，但于《文史杂志》的编辑还是悉心照料。每期编好之后，都要仔细从头翻阅。按照文史杂志社传统习惯，每期大都要撰写社论和编后记。这些社论和编后记，颉刚先生更是要悉心校改的。

经过了一段时期，颉刚先生有次谈起来，认为是没有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经费并不是坏事，从事编辑还可以更为自由方便；没有那么多的人员也不是坏事。少了许多人事纠纷，事情反而好办了。

就是这样的兢兢业业，继续编辑，直到抗战胜利后，复员东下，才结束了北碚这一段工作。后来文史杂志在上海继续出版，那里的同志较多，工作更易展开。我自离开北碚后，先后转至兰州、西安等处从事教育工作，再未与闻文史杂志社的事，因而就告了一个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