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官场史上,冯道是一个绕不开的争议人物。他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卒于后周显德元年,七十三载的人生横跨晚唐与五代乱世。他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先后侍奉过后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后晋高祖、出帝,后汉高祖、隐帝,后周太祖、世宗共十位皇帝,期间还向辽太宗耶律德光称过臣,二十余年始终位居宰相、三公、三师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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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份履历,放在任何朝代都堪称奇观。后人因此送他"官场不倒翁"的绰号,他自己则在晚年写下《长乐老自叙》,自号"长乐老",颇有几分自得之意。然而正是这份自得,让他在身后陷入长达千年的口水官司。
冯道出身瀛州景城一个亦农亦儒之家,年轻时品行淳厚,孝亲好学,即便大雪压茅檐、灰尘满席也安之若素。他最初在幽州军阀刘守光麾下任参军,因犯颜直谏险些丧命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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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做官的特点,是逢迎当时新主,却又不慕权位、廉俭自守。随军前线,他只搭一间茅屋,连床席都没有,睡觉铺一捆牧草;俸禄拿出来与随从共享,不计较名分尊卑。
父亲去世后他回乡守孝,正遇饥荒,便把积蓄全部赈济乡邻,自己反住进茅棚。这些事迹,连最痛骂他的欧阳修也无法否认。在朝堂之上,他善于在权臣之间斡旋,又敢于举荐寒门子弟、抑制浮华之徒,史称"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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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一生最具争议的,是后晋亡国之后那段历史。开运三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大军南下,攻陷汴京,灭后晋。
冯道入朝拜见,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可救?"他答道:"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这句话表面是奉承,骨子里是劝诫——胡骑南下,每每伴随屠城;冯道把救人之责加在新主身上,让杀心顿起的契丹君主下不了刀。
后来中原士民免遭夷灭,史家公认是冯道与赵延寿暗中庇护的结果。被掳掠的妇女流落北地,他凡遇到便倾囊赎买,再设法送其与家人团聚。即便是斥他不知廉耻的欧阳修,也不得不写下"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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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护民,冯道留给后世的另一份重要遗产,是雕版印刷《九经》。后唐长兴三年,他奏请明宗以唐代开成石经为底本,由国子监主持刻印儒家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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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毕竟违背了儒家忠君的根本原则。北宋之后,士大夫以重整纲常为务,对他的批评愈加苛刻。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痛斥其"无廉耻者",认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五代道德沦丧的标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更进一步,骂他是"奸臣之尤",认为他做再多好事也不过苟且偷生。
但同样在宋代,王安石却把他比作孔子所许的管仲,苏轼赞其有"菩萨行",富弼引孟子之言为他辩护。后世王世贞、李贽也曾仗义执言。这种针锋相对的评价,本身就说明冯道的复杂远非"奸臣"二字所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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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乱世之一,五十余年间中原换了五个朝代、八姓十四帝,皇位多由刀兵夺取,君主合法性本就脆弱。在这样的时代,要求每一位臣子都为速朽的"一姓一家"殉葬,未必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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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既算不上慷慨赴死的烈士,也并非卖国求荣的汉奸。他是乱世里务实的政治家,是把"忠于一姓"换成"忠于苍生"的特殊样本。
读其一生,与其简单贴上千古骂名或乱世救星的标签,不如把他放回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深处,去理解一个普通士人如何在洪流之中艰难地守护他认为值得守护的东西。这或许才是冯道留给今人最值得思索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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