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
我躺在县医院六楼的病床上,窗外的雪下得那叫一个紧,鹅毛似的,一片压一片。隔壁床的老太太已经被儿女接回家过年了,整个病房就剩我一个人,输液瓶里的药水"嘀嗒、嘀嗒"地往下淌,像是替我数着时辰。
我叫秀兰,今年七十有二,老伴走了八年了。我有一儿一女,儿子建国在省城当大领导,听着体面;闺女小芳就嫁在邻村,是个普通的小学老师。
三天前我半夜起来上厕所,一脚踩空,从炕沿上栽下去,把右胯骨给摔断了。是隔壁王婶第二天早上送豆腐才发现的,喊了村里的拖拉机把我拉到镇卫生院,又转到了县医院。
医生说要做手术,得押三万块钱。
我躺在病床上,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建国。电话那头,儿媳妇接的,声音脆生生的:"妈,建国出差了,在深圳开会,这两天怕是回不来。钱我先打过去,您放心治。"
挂了电话,我心里头堵得慌。我儿子是市里头数得着的人物,开的是带牌子的小轿车,住的是一百八十平的大房子。可我这把老骨头摔在炕底下,整整一夜没人知道。
我又给闺女打电话,刚"喂"了一声,那边就哭出来了:"妈!您咋不早说!我马上来!"
二
小芳是当天下午冒着大雪赶来的,棉袄上、头发上全是雪粒子,进门时脸冻得跟红萝卜似的。她一进病房就扑到我床边,握着我那只没扎针的手,手心烫得像揣着个小火炉。
"妈,疼不疼?您咋这么不小心啊……"
她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砸在我手背上,烫得我心里头一抽一抽的。
手术那天,是小芳在手术室外头守了五个钟头。麻药劲儿过去,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的是她那张熬红了眼的脸。她一勺一勺地给我喂小米粥,粥熬得稀烂,撒了点白糖,是我打小爱吃的那个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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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头,我起夜不方便,她就睡在我床边的折叠椅上,盖着件薄毯子。我半夜醒了好几回,每回一动弹,她立马就睁眼:"妈,要尿尿不?我扶您。"
那把便盆,是她一次一次端着去厕所倒的。屎尿屎尿的,她从来没皱过一下眉头。
我心里酸啊。想起小芳出嫁那年,我还偏心,给建国攒了八万块钱娶媳妇,给她的嫁妆只有两床被子、一台缝纫机。她从来没埋怨过一句。
第五天头上,建国终于来了。穿着黑呢子大衣,皮鞋擦得锃亮,进门带着一股子冷风和香水味儿。他在病床边坐了不到二十分钟,手机响了三回,最后一个电话接完,他站起身:"妈,单位有个饭局推不掉,我先回省城了,钱不够您言语,我让秘书再打过来。"
他从皮夹子里抽出两千块钱,压在我枕头底下,转身就走了。
小芳送他到楼下回来,眼圈又红了。我拍拍她的手:"闺女,妈不怪你哥,他忙,他是干大事的人。"
嘴上这么说,心里头却跟打翻了五味瓶似的。
三
出院那天,建国派了个司机来接,说是把我送回老家。小芳不干,跟司机说:"不用了,我妈跟我回我家住,我伺候。"
就这样,我在闺女家住下了。
小芳家住的是楼梯房,五楼,不算宽敞。她把主卧腾出来给我,自己跟女婿挤到了小屋。女婿是个老实人,姓陈,在镇上开了个修车铺,话不多,可每天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进屋问:"妈,今儿想吃啥?我去买。"
我那胯骨打了钢钉,三个月不能下地。这三个月里,是小芳一把屎一把尿地伺候我。给我擦身子,洗头发,剪脚趾甲。我后背长了褥疮,她每天用温毛巾给我擦三遍,再抹上药膏。
有一回我夜里疼得睡不着,她就坐在床边给我讲她小时候的事儿。讲我背着她去赶集,给她买过一根两毛钱的冰棍儿;讲我下雨天去学校接她,把唯一的伞全给了她,自己淋成了落汤鸡。
我听着听着就哭了。这些事儿我自个儿都忘了,她竟然记了一辈子。
开春的时候,建国从省城打来电话,说要把我接到他家去享福。儿媳妇也在旁边凑热闹:"妈,您来吧,我们家请了保姆,啥都不用您操心。"
我握着电话,半天没说话。
我知道,建国是真孝顺,他寄钱从来不含糊,逢年过节大包小包地往家送。可钱买不来一碗热粥,买不来半夜里那一声"妈,要尿尿不"。
我跟建国说:"儿啊,妈不去了。妈在你妹妹这儿挺好。"
挂了电话,我望着窗外那棵刚抽芽的老槐树,忽然就明白了一个理儿——
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养了一辈子的儿,到头来防不住病,防不住老,防不住半夜里那一摔。倒是从小被我亏待的闺女,成了我这把老骨头最后的依靠。
人哪,活到七十才看明白:儿子是面子,闺女才是里子。儿子再有出息,飞得再高,他终究是别人家的人;只有闺女,把你的疼,当成她自己的疼。
这话搁早三十年,我是不信的。如今信了,可惜,迟了点儿。
好在,还不算太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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